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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主 / pujing
- 時間: 2025-2-14 15:33jyjh.cn/bbs/thread-66721-1-1.html
讓子彈再飛一會吧
前不久得閒，與幾位網友探討金庸生日的事情。對一直來存在著金庸生於一九二三年還是生於一九二四年的兩種說法（其實還有其它的說法），經此番熱烈地爭論，依然不能形成共識，雙方還是相持不下，各抒已見。
筆者憑看手持金庸親筆修改的金庸小傳手稿及金庸的秘書李以建先生與金庸中學時期的同學斯杭生老人的說法，堅持二四年說。然堅持二三年說的網友則以金庸的一部分親友曾說過金庸是屬豬的，還拿出了兩個頗有份量的證據，也是振振有詞的。其證據一，是金庸曾對池田大作說過，自己出生不久，祖父才去世的（祖父查文清於一九二三年九月廿二日故世）。其證據二，是金庸說自己的小名“宜官”（還有個小名叫“宜孫”）是祖父給取的。金庸他確實講過這些話，不假。但是話要說回來。金庸所說，並非金庸親臨親見，（即使金庸真的生在祖父去世之前，一個才幾個月的嬰兒，也是不可能有這種記憶的），金庸講的這些話都是聽家人們說的。那麼，既然定性為“聽說”，這中間已轉了個彎，那就不排除會存在多種可能了，包括說的人說錯了，聽的人聽錯了。
為此，筆者針對二三年說的網友們所提出的這兩個證據，談談自己的看法。第一點：金庸講自己出生在祖父去世之前，如何來確定，還缺少實證（即書證方面的）依據，金庸所說的都是金庸還在念小學時，或者在更小的時候，聽大人們給他講的，因為金庸讀中學及讀大學時，人已離家了（且離家十年裡也沒回過一次家）。而此時，年幼的金庸心智尚未成熟，且時間也久遠了，故不排除有聽錯或記錯的可能。第二點: 金庸說自己的小名（即昵稱）是祖父給取的。金庸的小名叫“宜官”，“宜官”的發音按海寧本地話發音，與“二官”是相同的。江浙一帶，特別在鄉村，叫二官三官的實在是太多太多了，不誇張地講，那是村村多有，十戶人家裡恐怕會有幾戶人家是這樣叫孩子的。有的村子裡，兩戶人家都生了老二，都給老二取了“二官”的小名，為示區別，於是晚一點出生的那家，就把小孩叫成“小二官”了。“官”放在小孩子身上，是對這個孩子的美稱，而排行老二的金庸，小時候叫“二官”，這是大概率的事。至於叫成“宜官”，那是過後一種文雅的變稱。以此說來，這種二官之類的小名，是不值得也沒必要由祖父來取的。按鄉間的風俗習慣，小名（昵稱）常常是在大名未取之前，由與這個小孩最親近的父母先給他取的，常常會在這個小孩還沒有大名時，先取個小名叫起來再說。取小名相對來說，也比較隨意，而這個取大名的事，就比較鄭重了，這往往會交給家族裡最有文化並能說得上話的長輩來辦。所以金庸若真由祖父取名的話（這也完全是有可能的），那一定是取大名才對。而且取（大）名的時間也不一定非要在這個孩子生下來後才能取（特別是對老大以後的老二、老三）。有些人家在生下一個孩子後，就為這個孩子包括接下來將生的孩子們都取好名字了。金庸蘇州的幾位堂哥堂弟就是這樣的，他們的父親查忠禮在大孩子良望出生後，就給接下來將生的孩子全取好名字了，他們分別叫：良平、良安、良中、良華、良全。關於這一點，筆者倒比較同意前天與劉國重老
師探討時，劉老師所說的：“有可能是祖父給他起了‘良鏞’的學名。但金庸小時候不記得，家人誤傳，說是‘宜官’的小名是祖父起的。”
總之，持二三年說的網友們所持的這兩個證據，筆者認為：第一個證據不太靠硬，信服度不夠；第二個證據基本不成立，不能作為證據。當然，金庸究竟何時生，各位堅持自己的觀點，一無礙於大局，二這也是各位對金庸的熱愛與尊重的體現。故筆者覺得，在更有說服力的證據沒有出現之前，讓子彈再飛一會也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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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父親是怎麼死的
一九五一年四月的一天，袁花鎮上在召開“斗地主”大會，鎮裡領導動員村民特別是新偉村的村民，檢舉揭發對抗“土改”的不法地主查樹勳（金庸的父親）的罪行。但是，在村民的心目中，這個查樹勳一向行善積德，年年資助窮苦百姓，所以，當場沒有一個人站出來檢舉揭發。最後在鎮上的和農會的幹部再三引導下，鄰村有一個人站了出來，他揭發查樹勳在家裡藏了一杆槍。當時話音剛落，會場就像炸開了鍋似的！鎮上的和農會的幹部立即帶領大家趕到新偉村查樹勳家進行查抄。果然，在他家的柴房裡發現了一杆已經生銹的槍。到了這個地步，事情有點不可收拾了。查樹勳當場就被政府拘捕，給關押了起來。
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查樹勳的內弟顧富生在抗戰時，從散兵游勇手中以兩只公雞的價錢買了一杆槍。但這槍內膛已壞，是打不響的，只不過用來嚇嚇人而已。臨解放了，顧富生怕出事，又舍不得丟掉這杆槍，於是動了壞腦筋，偷偷地把槍藏到了姐夫家的柴房裡。當時查樹勳不知槍已藏在自己家裡了，只知道內弟手上有杆槍，還在做他工作，要他把槍交給政府。
鎮裡在查樹勳家抄出槍之後，又根據他對抗“土改”的表現，由此推定他窩藏就是為了謀殺幹部，於是在他對抗“土改”的罪名之上，又給按了個“窩藏，企圖謀殺幹部”的罪名。至此查樹勳已是大禍臨頭，性命難保了！
查樹勳家裡抄出，只因其對抗“土改”而被檢舉揭發所引起的。那麼他又是如何對抗“土改”呢？這說來更是莫須有的了。“土改”剛開始，經農會查實，查樹勳名下有田3000多畝，由此，他是毫無懸念地被評為地主了。其實這3000多畝田，真正屬於查樹勳兄弟幾人的只有300畝，其余2000多畝都是查氏義莊的公田，只不過多年來一直掛在“赫山房”名下。而查樹勳就是“赫山房”的主人，所以這義田就由他頂著。為此，稅務部門還查過查樹勳家上年的帳，發現這2000多畝田的土地稅確實是由查樹勳交的，所以這一年的土地稅還得由他來交。當時稅務部門還告知，如果不交，就屬於“抗稅”。而說到這2000多畝的義田，一直來都是由別人耕種，查樹勳每年只是代為收租，然後再代為納捐交稅及支付義莊與祠堂的開支。可這一年，正開展“減租減息”，運動轟轟烈烈，矛頭直接針對有田地的富戶。當時查樹勳嚇得連面也不敢露，哪還有膽量去收租。但雖然租收不到，那個土地稅還得要交，否則會以“抗稅”論處！於是，查樹勳只得將自家在袁花鎮上的三十多間店鋪半送半賣地轉讓了出去，好不容易湊足了2000多畝義田的土地稅。若就吃這個啞巴虧，查樹勳是打算認的。誰知，此時鎮裡領導認定查樹勳這是在轉移資產，是屬於對抗“土改”的行為。於是，鎮上為進一步搜羅、查實查樹勳對抗“土改”的罪證，就召開了“斗地主”大會，動員村民檢舉揭發查樹勳的特別是對抗“土改”的罪行。而更讓人意想不到的，那天在批斗會上，在查樹勳身上又崩出了一個更大的罪行——窩藏、企圖謀殺幹部！這真是一波未伏，一波又起。
但在確定查樹勳種種罪名的過程中，特別是定其“企圖謀殺幹部”的罪名，這完全是由推論而得出的，當時除發現一杆破槍，別無其他證據。所以這幾個給查樹勳定罪名的幹部，其實心裡頭也不是十分踏實的。於是決定在最終拍板前，再走一次“群眾路線”，再次征求群眾的意見。
幾天後，鎮上又召集村民開會，對查樹勳如何定罪量刑，征求村民的意見。這次會上的氣氛更加沉寂了，當場沒有一個人吭聲。最後會議的主持人直接挑明了話題：“今天召開這個會議，就是想聽聽大家的意見，按照查樹勳“窩藏，企圖謀殺幹部”的罪行，那是要判死刑的，但我們還是想再了解一下有沒有不同意定查樹勳“謀殺幹部”罪的，我們將會考慮大家意見的。”此話一說，會場響起了一陣嗡嗡聲，但很快又回到死一般的沉寂當中。這個時候，主持人又喊：“不同意判查樹勳死刑的請舉手。”在場群眾，誰也吃不准主持人的真實態度，雖大家都不想查樹勳判處死刑，但又怕舉了手，會落得查樹勳一樣的下場。所以整個會場始終沒有人舉手。在繼續冷場了一陣後，主持人便宣布散會，收了場子。
這個會議結束後，鎮上便將相關情況上報了縣人民法庭，當時法庭根據鎮裡上報的材料，加上了解到在再次征求群眾意見時，又無異議（實際是嚇得不敢說），最終海寧縣人民法庭宣判：判處查樹勳死刑，立即執行。
四月二十六日那天，查樹勳從牢裡被帶了出來，驗明正身後，不換衣服，不賞酒飯，五花大綁，便押往袁花鎮上的龍頭閣小學操場，當場被槍決了。過後，家裡人接到通知。其妻顧秀英當時剛生下孩子未滿三月，強忍著悲痛，踉踉蹌蹌地趕來收屍。當她趕到小學操場，見丈夫已橫屍當場，便差人趕緊運走，連夜就在海塘邊給掩埋了，當時連墳頭也不敢留下。
時至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海寧縣人民法院撥亂反正，就查樹勳以不法地主罪被判處死刑一案，由審判委員會重新審理後宣判：“撤消海寧縣人民法庭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第134號刑事判決，宣告查樹勳無罪。”此時，距查樹勳被錯殺，時間已過去了三十四年零三個月短三天。當時在香港的金庸聞訊，即致函海寧縣委：“大時代中變亂激烈，情況復雜，多承各位善意，審查三十余年舊案，判決家父無罪，存歿俱感，謹此奉書，著重致謝！”
（根據查良楠及部分查氏族人口述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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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2025-2-14 15:33查玉強：《查良鏞離家十年紀實（1937-1946》（上） (2022-03-12 16:57:27)轉載▼
金庸離家十年紀實（修改稿）
（1937-1946）
一九三七年 十四歲（虛歲、下同）
一月，在家度過了升入中學後的第一個假期（去年秋從袁花龍山小學堂考入嘉興中學）。
二月，開學，去嘉興，就讀省立嘉興中學初中秋一甲班（第二學期課程）。
在學校，國文老師王芝移先生於課余之暇召查良鏞等幾位同學於其住所開小灶——灌輸課本之外的文史知識，講解政治時事問題。其時俞芳先生教代數，俞師“每事憑公理公式規律求證，條理分明，推理精密嚴謹”的教學方法與運籌方式則使查良鏞“一生治事為人處世撰文受益不盡（查良鏞語）”。
在初一兩學期的課余時間，讀完了學校圖書館三分之一的藏書。
初夏，一年級第二學期即將結束時，給同學高炳生贈詩以作留念，其曰：
“白雲孤飛，
青鳥去兮春寂寞，
落花倚垂暉，
願得故人繞筆香，
留作長相思！”
暑假剛開始，“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一月後，“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
九月，度過最後一個與家人在一起的假期後，接學校通知，告之因戰事不能按時開學。
十月初，開學，升入二年級，當時，除高中班與初三班仍留城內小西門天宮牌樓的學校裡，其余班級全部遷往郊區的新塍鎮。
十一月五日，日寇於金山衛登陸，嘉興危在旦夕，學校已無法繼續上課。校長張印通決定：凡家鄉尚未淪陷的同學，一律離校回家；凡家鄉已淪陷的同學，即隨校遷移。時查良鏞家鄉海寧尚未淪陷，本應離校回家，但查良鏞堅決要求隨校西遷，最終得到了學校的批准。
六天後，在校長張印通的帶領下，嘉中一百多名師生編隊編組搭乘五條烏蓬船，撤離了新塍鎮。
十一月八日，日機轟炸硤石；十七日，海寧縣政府部分人員開始撤離；十八日，全家人（查良鏞的兄長良鏗在上海正風文學院畢業後寄居在上海姑夫何叔常家中）在匆忙中由父親查樞卿帶領，渡過錢塘江，逃難到對岸余姚的庵東鎮落腳。未幾，查良鏞的祖母，時年六十五歲的查黃氏，因禁不住戰亂的驚嚇與遷移的勞頓，不幸故世。
十一月十九日，嘉興淪陷。
十一月二十六日，嘉中師生行走水路到臨安的青山鎮，然後以每天三十多裡的速度，步行抵達第一個目點地，地處天目山區的於潛。當時學校借縣立潛州中心小學開課，但在剛安頓好，上課還不到一個月時間，又傳來嘉興失守、杭州告急的噩耗。於是學校決定再度遷移，目點地則為浙南麗水縣的碧湖鎮。
十二月二十三日，查良鏞家鄉海寧縣全境淪陷。
年底，嘉中師生經過桐廬，到達建德，時與從上海撤下來的國軍張發奎部，行走在同一條公路上，張為師生們的行動所感動，拿出了壹仟銀元贈予嘉中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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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2025-2-14 15:34一九三八年 十五歲
元旦，仍在遷移途中。當天到達蘭溪，小住了三天。
丁丑歲尾，全體師生在校長張印通的帶領下，歷盡艱辛，終於到達目點地——麗水縣碧湖鎮。
其時，因省教育廳遷到了碧湖，所以大批學生也麋集於此。省政府遂決定將全體學生集中起來，成立了“戰時青年訓練團”。剛到達碧湖的嘉中學生被編在第三大隊。
四五月間，同學高炳生得家信，母病，欲返回平湖探望。其按查良鏞的安排，繞開日寇封鎖線，先抵達庵東鎮查良鏞家，然後在此等待渡船過江，回平湖家中。時查良鏞家，父親已潛回袁花，去照料陷於敵區的產業與家宅，當時由查良鏞母親接待了高炳生。其時恰逢日寇掃蕩，海面被封鎖，船只不能通行，高炳生待了十多天，看回鄉無望，只得重返碧湖。臨別時查母給了高一些路費。
八月一日，日寇進犯海寧袁花，中國軍隊浴血奮戰予以反擊，日寇傷亡數百人，為泄憤，日寇放火焚燒袁花鎮，大火持續數天，查良鏞家的住宅與錢莊全被焚毀，化為灰燼。
八月十日（農歷七月十五日）查良鏞母親徐祿得急性菌痢，因缺乏醫藥不及救治，病逝於庵東鎮。
八月，根據省教育廳安排，由杭州高中、杭州初中、杭州女中、杭州師范、杭州民眾實驗學校、嘉興中學、湖州中學等七所省立中學在碧湖合並成立省立聯合中學，內分高中、初中、師范三部。至翌年六月，又分成聯高、聯初、聯師三所學校。
九月，查良鏞與原班上的同學從青訓團升入聯中初三。其因家鄉淪陷，經評定，享受甲種救濟待遇。
聯中初三年級分為甲、乙兩班，查良鏞編在乙班。時流行為班級命名，查良鏞提議命名乙班為“亞力山大級”，此議獲級會一致通過。
初三年級時（第一或第二學期）,讀了丹尼爾·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後，突發奇想，約了好友沈德緒等幾位，跑到距學校九公裡外甌江中的孤島上，模仿魯濱遜的樣子野營了三天。
初三年級時（第一或第二字期），學生中流行五病（肺病、瘧疾、傷寒、寄生蟲、皮膚病），查良鏞也患上了瘧疾，同學沈德緒為此日夜照料，得其幫助，一周後病情始有好轉。
是時，四弟良棟在庵東鎮夭折。
冬，寄居於錢塘江北岸庵東鎮將近一年的查良鏞家人，在父親查樞卿帶領下返回南岸老家袁花。當時逃難出去好端端一家八口人（祖母、父、母、三弟、四弟、五弟、大妹、小妹），回家時只剩下五人，還帶回了兩具棺材（祖母、母親）。此情此景，淒慘不堪，令人淚目！
一九三九年 十六歲
於麗水碧湖，在讀初中三年級。
二月，因初三第一學期學習成績都在九十分以上，獲學校獎狀。
四月初，周恩來以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視察浙江，時至麗水，查良鏞等一眾同學聽取了周恩來所作的演講。
六月，臨畢業前，於碧湖拍攝了“亞歷山大級”師生合影照。
七月，以優異成績畢業於聯中初中部。時與欲報考寧波中學高中部的馬尚驥同學話別，查良鏞以“冷瑩”的筆名，贈詩一首，曰：
“一席言把心深許，
只有良朋笑問：‘考後還剩功課幾許？’
而今乍覺別離滋味，
一向眼前常見心不足，
怎禁得真個分離？
須知不見須相見，
一日甚三秋天氣。
使君才氣卷波瀾，
共把離情細訴，
他日相遇知何處？
直恐好風光盡隨你歸去！”
其時，同學余兆文將報考衢州中學高中部，臨分別因無錢購買紀念品，遂以作文薄一本贈送余兆文，以作留念。
九月，以中考第二的成績進入聯高，被編入高一乙班。
十二月，與同學張鳳來、馬胡鎣相商，欲為小升初的學生提供升學指導，合編《獻給投考初中者》一書。時由查良鏞負責寫國文與史地，馬胡鎣寫算術，另一同學俞楊根為之寫了十多篇作文范文，張鳳來則總管出版、訂購及雜務。
是年（或次年上半年），在校內的壁報上，刊《<虯髯客傳>的考證與欣賞》，文章得到了老師與同學們的好評。
是年（或次年上半年）在班會上提出：中國文學史應分為三代，即以屈原為代表的上古時代，以杜甫為代表的中古時代和以王國維為代表的近代。
一九四O年 十七歲
於麗水碧湖，在讀高中一年級。
五月，與張鳳來、馬胡鎣合編的《獻給投考初中者》一書由廣州南光書店出版，該書發行後，十分暢銷，一直行銷到福建、江西、安徽等地，為此，先後印行數回，查良鏞與兩位同學由此也賺到了不少錢。
上半年，在學校壁報上撰文《阿麗絲漫游記》，文中以眼鏡蛇影射為學生所討厭的訓育主任沈乃昌，在全校引起了轟動。為此沈乃昌通過省教廳逼迫張印通校長開除查良鏞，張校長迫於壓力，一直拖到學期終了，並勉力將開除改為退學。
暑期，已被聯高勸退從而陷入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機之一（查良鏞語）”的查良鏞去金華找了正在醫院治病的聯初同學余兆文。查良鏞提出轉學到衢州中學高中部的想法，兩人商量後，由余兆文出面去衢中，向校方提出查良鏞轉學到衢中的申請，最終轉學申請獲衢中校方的批准。
申請獲批半個月後，參加了轉學插班考試，順利地考取了衢中高二公費生。
隨後，回碧湖取行李並與聯高的同學們告別。離別時，同學馬胡鎣贈給查良鏞一本1939年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綜合英漢大辭典》。為此查良鏞，在辭典首頁上動情地記下了這份同學情誼：“辛巳年夏，道出碧湖，與胡鎣深夜促膝聚談甚歡，及至英文，益自相得，即出此以贈，蓋紅粉佳人寶劍烈士之意也。”
九月，在衢州的靜岩就讀衢中高二班。不久，結識了班上的江文煥、王浩然，三人很快成為友誼的三駕馬車。
下半年，喪妻兩年後的父親查樞卿，再娶鄰近雙豐村顧家的女子，曾為查家丫鬟的顧秀英（1913-1989）。 -
- 時間: 2025-2-14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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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2025-2-14 15:40一九四三年 二十歲
在瀘溪浦市。
上半年，就在湖光農場，協助農場主王侃搞經營管理。當時農場主要工作就是培育油桐樹苗，隨後在山坡上墾荒種植油桐樹。農場期間，查良鏞在完成王侃交待各項工作任務的同時，利用空閒時間，復習功課，並試著將《詩經》譯成英文，但最終沒有完稿。
夏，離開農場，擬赴重慶參加當年的高考。
抵達重慶後，即與江文煥、程正迦、王浩然、朱卿雲等會合。此時黃文俊已去了上海讀大學，吳汝榕則進了貴州的交通大學，程正返重新回到了衢州老家。而余兆文也在就讀了浙大龍泉分校一個學期後，輾轉來到重慶，與查良鏞等會上了面，准備報考中央大學。
七月十九日（或二十日），報名擬考西南聯大。
七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再報名擬考國立政治學校。
七月二十一日（或至二十八日），又報名擬考中央大學。
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參加國立政治學校的入學口試。
七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參加國立政治學校入學筆試。
七月二十八日上午參加西南大學的入學考試，午後在沙坪壩茶館與人下圍棋誤了時間，進考場時晚了十五分鍾，差點誤了下午的化學考試。
七月三十日（或至八月三日），報名擬考四川大學。
八月一日至三日，參加中央大學的入學考試。
八月六日至八日，參加四川大學的入學考試。
應試後，以上四所學校均被錄取。其中在九月六日國立中央大學公布的錄取名單中，查良鏞錄取在可以免收學費的師范學院。隨後在西南聯大公布的錄取名單中，被錄取在文學院。
八月三十日（農歷七月二十三日），弟良楠生。
九月十一日至十四日，《中央日報》連續四天公布國立政治學校大學部錄取通知，錄取名單上共有539人，查良鏞在“重慶區”，依第一志願被錄取在外交系。
此時，查民鏞內心雖向往西南聯大，但因缺乏路費，遂選擇了在重慶的可以免費的國立政治學校就讀。此時就讀於國立政治學校的還有王浩然，而余兆文如願進了中央大學，江文煥克服困難，堅持去了西南聯大，程正迦則考進了國立重慶女子師范學院。
是年（或翌年上半年），在校期間撰寫了短篇小說《白象之戀》，在重慶市政府征文比賽中獲二等獎。
是年（或翌年上半年），因不滿時任《中央日報》主筆陶希聖散布投降論調的演講，在其第二次到校演講前，書“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一聯於黑板上，陶來校見後就不再提這個話題了。
一九四四年 二十一歲
在重慶國立政治學校。
寒假結束，就讀第二學期課程。當時有一位叫錢穆的老師以無錫方言講課，同學們大都聽不懂，查良鏞便在台下給同學們作“同步翻譯”。
三月，填寫登記表，（集體）加入國民黨。
其時，正在重慶任職的初中時語文老師王芝移獲悉嘉中的幾個學生包括查良鏞、高炳生（時就讀於中央大學）都在重慶，遂約了這幾位學生到家裡會面，重聚師生情誼。
夏，暑假前夕，教育長程天放在“總理紀念周”大會上，宣布了查良鏞大一成績名列第一，予以嘉獎。
暑期回不了家，仍住學校，在一個假期裡讀完了《資治通鑒》與威爾斯的《世界史綱》二本書。
九月，升入大二。
十月，蔣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擬在大中學生中招募青年軍，發起了史無前例的青年從軍運動。
秋末冬初，國立政治學校作出規定，所有在校學生都要有“投筆從戎”的壯志和“為國捐軀”的決心，本人先報名，校方再審批。時查良鏞一心想當外交官，不想參軍，所以拒絕報名，結果被學校勒令退學（勒令退學後，黨藉當然也保不住了）。
十一月離校，隨後找到了時任中央圖書館館長的表兄蔣復驄，在圖書館裡找了一份管理員的工作，負責登記借書和還書，工作時間每天下午兩點到晚上十點。
在圖書館工作的這段時間，雖薪水不高，僅以糊口，但給查良鏞一個大量讀書的機會，查良鏞後來曾經說起：“我在圖書館裡一邊管理圖書，一邊就讀了許多書。一年時間裡，我集中讀了大量西方文學作品，有一部分讀的還是英文原版。”
冬，就讀中央警官學校的曾與查良鏞合編《獻給投考初中者》的同學張鳳來找到了查良鏞，提議合辦一本綜合性刊物，並請查良鏞擔任雜志主編。正好有很多空閒時間的查良鏞接受提議,遂開始著手籌備。
是年,妹良敏生。
一九四五年 二十二歲
在重慶中央圖書館。
二月，在重慶彈子石大有巷四號設太平洋出版社，二十日首發《太平洋雜志》（月刊）。時查良鏞負責編輯並撰稿，張鳳來負責發行。在雜志中，查良鏞以查理的筆名，寫了一篇《發刊詞》與一篇《如花年華》小說的第一章。當時中學時期的幾位同學包括高炳生、俞楊根也都給雜志投了稿。
《太平洋雜志》第一期印行三千冊隨即售罄，查良鏞准備接著再出第二期，但印刷廠因紙價飛漲怕虧本不同意再象第一期那樣給予賒賬，最終第二期因資金原因無法出版發行，辦雜志之事即以告終。
五月初，瀘溪浦市湖光農場的場主，因業務需要出差到重慶。當他了解到查良鏞已離校正在圖書館打工的情況後，便找到查良鏞，十分真誠地邀請查良鏞再去農場協助他工作。此時王侃還痛快地提出：只要等農場開墾出來的山坡地上全種上了油桐樹，就送查良鏞出國留學。此時正彷徨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查良鏞，見王侃有如此真誠的態度以及所作極具誘惑力的承諾(出國留學)，再加上還有二年前在農場工作過的經驗積累，於是幾乎不提什麼報酬、待遇方面的條件，只要求允許帶個可享有同等待遇的伙伴作陪，提出了帶上正在中央大學哲學系讀書的同學余兆文同行。當時與王侃兩人一拍即合，很快談成了此事。
接著，查良鏞辦妥了圖書館的離職手續，余兆文也辦理了休學手續，兩人輕裝簡束，啟程去了湘西瀘溪。
在再次來到浦市湖光農場後的這段時間裡，查良鏞利用空余時間曾試著翻譯《牛津袖珍字典》（未完成）；還與余兆文深入農場附近的村寨，與當地老百姓友好交往，並交上了幾位農民朋友。當時，曾親眼目睹了一位覃姓的農民朋友，由於染上天花，家人死亡，戀人分離，因病致貧，從一個充滿生命活力的好把式轉瞬間變成一個垂死之人的過程而深受震動。而在浦市的工作生活期間，對當地的風土人情則在後來的回憶中曾說起：“抗戰時我曾在湘西住過兩年，那地方就是沈從文《邊城》這部小說中翠翠的故鄉，當地漢人苗人沒一個不會唱歌，幾乎沒一個不是出口成歌的歌手。對於他們，唱歌就是言語的一部分。冬天的晚上，我和他們一齊圍著地下挖起來的大樹根烤火，一面從火堆裡撿起烤熱了的紅薯吃，一面聽他們你歌我和地唱著，我就用鉛筆一首首地記錄下來，一共記了厚厚的三大冊，總數有一千余首。”
八月八日，始終不忘求學深造的查良鏞因身居湘西，便有了借讀湖南大學的想法，遂致函湖大校長胡庶畢：“......懇請先生准予在貴校借讀以成生負笈後方之志......如蒙允許，生願受嚴格之編級試驗，或請准予暫在四年級第一學期試讀，如成績不及格可即予開除，但求能賜予一求學機會.....自知所請於貴校規定或有未合，惟請先生體念陷區學生環境之特殊、情況之艱苦，准予通融借讀或試讀....”為求得這位校長的同情，信中，查良鏞還吐露了自己為求學輾轉突破日軍三道防線的艱難經歷。然而，當年因為戰亂，且湖南大學嚴格的規章制度，校方還是沒有給予查良鏞特許。十二日，胡庶華校長按有關規定批復：“關於借讀需向教部請求分處，本校不能直接收容....”回絕了查良鏞的請求。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不久，那些在抗戰初期從蘇浙等沿海地區逃到湘西的難民，包括在農場的那些打工者，都成群結隊陸續地離開了湘西。
此時，已旌心搖動的查良鏞、余兆文仍舊留在農場。
抗戰勝利後，父親查樞卿在袁花老家將被日寇燒毀的住宅重新進行了翻建。
是年底，大妹良琇嫁於時任海寧縣袁花區區長的吳志遠。
一九四六年 二十三歲
在瀘溪浦市。
開年後，查良鏞即向農場主王侃提出辭去農場的工作，王侃再三挽留。至初夏，王侃見查良鏞去意已決，便送上一筆錢，算是給查良鏞的酬謝。
六月，查良鏞帶著好友余兆文離開了農場，查良鏞徑直回家，余兆文則去了南京,到中央大學辦理了復學手續，重新進了大學。
時隔十年後，回到闊別已久的家鄉，父子相見，父親對兒子在外多年的闖蕩所得最終的結果，不甚滿意。對其往後的日子，更是憂心忡忡。
不久去上海，在書店裡買到了湯因比所著的英文巨著《歷史研究》(節本)。得此書後，查良鏞廢寢忘食地誦讀，心中產生一個強烈的念頭“我如能受湯因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學生，此後一生即使貧困潦倒、顛沛困苦，甚至最後在街頭倒斃，無人收屍，那也是幸福滿足的一生。”從此，湯因比的文明史觀伴隨了查良鏞的一生，使之生命中始終有著一種難以割舍的歷史情結。
暑期，在杭州阮毅成（族太叔祖公查猛濟的摯友）家任家庭老師。
十月，《獻給投考初中者》“勝利後增訂一版”。
下半年，發信給早已回到杭州的陳向平，請求其介紹進《東南日報》社工作。
十一月二十日，經陳向平推薦，被杭州《東南日報》招為外勤記者。進報社後一開始的工作就是收聽英文廣播，隨手編譯成國際新聞稿。由此，查良鏞正式進入了新聞出版界。
十一月二十七日，開始在《東南日報》副刊《東南風》署名查理，主持“信不信由你”欄目。
十二月五日，署名查良鏞，在《東南日報》上發表第一篇譯作《英國最近的外交政策》（斯蒂特原作）。
十二月六日，在《東南日報》青年版發表做外勤記者後的第一篇訪問記——《訪問東方的劍橋大學——浙江大學》。
進報社不久，打算利用業余時間去浙江大學讀研，但浙大的校規不容許半工半讀，而查良鏞此時因經濟條件所限，又無法辭去工作，故只得放棄。其讀研最終雖沒如願，但當時校長竺可楨的一番話則讓查良鏞一直銘記在心：“一個人求學問不一定要有學+位，到哪裡都可以做學問。做學問也是為了服務社會，你現在當記者也是一樣的。” -
- 時間: 2025-2-14 15:41穆旦齋主:
金庸初到香港，得到了查良景不少幫助。此事鮮為人知。良景已故世，其子傳誼仍在香港，但找不到聯系渠道。
查良景
查良景（1915-2008）香港著名劇作家，是浙江海寧人，1915年6月29日出生於一個書香門弟的望族家庭。因父親早逝，其後遷居嘉定外婆家，嘉定遂成了他的第二故鄉，所以他也常說自己是嘉定人。
中文名
查良景
出生日期
1915年
逝世日期
2008年
職 業
香港著名劇作家
他十六歲時就投身社會活動，1931年與瞿白音、葛一虹組成「嘉定青年文化促進會」，辦劇團、編刊物，團結青年，喚起民眾，以報效國家，在現代戲劇史上，被人稱為「嘉定三傑」。從此與左翼作家和文人經常戰斗在一起，並以田魯為筆名編寫劇本、組織劇團演出，他的筆名「田魯」就是因為崇拜田漢和魯迅而起的。
1933年他考入無線電專科學校，學習期間參加了左翼戲劇家聯盟，開始在《民報》和《新演劇》上發表劇評。
1935年至1938年，除了自己編印《電影演劇》外，他還編譯了《蘇聯藝術》一書，這是我國第一部介紹「十月革命」後蘇聯戲劇和電影面貌的書，同時還創作了一批中篇小說。
1939年在昆明任鑄民中學校長，在那裡和著名的國民黨雲南將領金漢鼎的女兒金芝相愛結婚。他借著金家的庇護，在昆明把抗日戲劇文化活動進一步發揚光大。
1946年，他應陳鯉庭邀請，赴上海加入上海電影創作所，開始了他的電影劇本創作生涯。
1953年受香港長城制片公司聘請擔任編導室主任。他是一位勤奮而多產的劇作家，二十多年來以周然為筆名創作了《女子公寓》、《紅燈籠》、《眼兒媚》、《十七歲》、《雪地情仇》、《黃金萬襾》、《梁上君子》、《五虎將》、《春雷》、《過路財神》、《生死搏斗》等三十多部劇本，對長城制片公司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據文匯報2008年3月28日報道 電影導演查傳誼的父親、著名劇作家查良景先生於二零零八三月十五日逝世。
查良景先生的葬禮於四月五日早上在世界殯儀館舉行。 [1]
參考資料
1. 文匯報-劇作家查良景逝世
查傳誼（Cha Chuen Yee），1956年出生於香港，中國香港導演、編劇、制作人。
1985年，執導個人第一部動作古裝片《水兒武士》 [1-2] 。1988年，執導喜劇片《發達先生》。1993年，憑借執導的恐怖片《溶屍奇案》獲得第1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提名 [3] 。1995年，執導驚悚片《街坊差人》和愛情片《精裝情不自禁》 [4] 。1997年，執導動作片《豪情蓋天》。
2001年，執導愛情片《喜歡你》 [5-6] 。2006年，執導喜劇片《超班寶寶》 [3] 。2008年，執導犯罪劇《狹路相逢》 [7] 。2012年，執導喜劇片《小魚吃大魚》 [5] [8-9] 。2013年，與蔣家駿聯合執導近代革命片《愛在風起雲湧時》 [10] 。2018年，執導電視劇《飛虎之潛行極戰》 [11] 。2019年，執導電視劇《飛虎之雷霆極戰》 [12] 和喜劇《小女花不棄》 [13] 。2020年，執導電視劇《傳聞中的陳芊芊》播出。 [14]
中文名
查傳誼
外文名
Cha Chuen Yee
別 名
查傅誼 [24]
國 籍
中國
出生地
香港
出生日期
1956年1月13日
星 座
摩羯座
職 業
導演、編劇、制作人
代表作品
溶屍奇案、狹路相逢、小魚吃大魚、奇女子
主要成就
第1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提名 [15]
風清揚塵:
金庸對祖父很尊敬，他又特別常用“宜”，這個名字，所以，感覺祖父起名的可能性很大。愛屋及烏。愛祖父，就愛宜官這個名字
從情感角度上分析，此理是講得通的。
還有可能性，其實是祖父給他起了“良鏞”的學名。但金庸小時候當然不記得，家人誤傳，說是‘宜官’小名是祖父起的
此說更合情理！妙！
穆旦齋主:
這個蔣連根，胡編亂造，把我母親說成是丹陽人，是那位被我曾祖放跑的罪犯的女兒。虧他想得出？我母親是地地道道的海寧人。蔣的話不能信！
這是良鏗（金庸的哥哥）的兒子傳統給我講的原話。
早年經歷
編輯 播報
查傳誼最初在無線電視當攝影助手，後投身佳藝電視擔任攝影師，其後晉升為編導。佳視倒閉後轉投麗的電視，拍攝《新大丈夫》及《奇女子》等劇集。1984年離開亞洲電視，先後替邵氏及台灣電視台工作 [16] 。
演藝經歷
編輯 播報
1985年，執導個人第一部動作古裝片《水兒武士》，該片講述了二太子與大太子之間關於護送水兒回宮展開的故事 [1-2] 。
1988年，查傳誼回港加入德寶電影公司，執導喜劇片《發達先生》，該片由陳友、邱淑貞、黃韻詩聯合主演。同年，執導由陳雅倫、張學友合作主演的劇情片《馬路英雄》。
1993年，執導由梁思敏、黃志輝聯合主演的劇情片《現代靚妹仔》。同年，執導由吳鎮宇、黃秋生合作主演改編自真實案件的恐怖片《溶屍奇案》，獲得第1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提名 [3] 。
1994年，執導**片《屯門色魔》。同年，拍攝由李婉華、黃秋生、任達華聯合主演的恐怖片《鬼迷心竅》。
1995年，執導由黃秋生、於莉、吳啟華聯合主演的驚悚片《街坊差人》。同年，執導由李莉莉、成奎安、苑瓊丹聯袂主演的愛情片《精裝情不自禁》 [4] 。
1996年，執導由吳鎮宇、李麗珍、丁子峻聯袂主演的劇情片《旺角楂Fit人》，該片講述了一個本性純良的青年加入了黑社會的故事 [17-19] 。同年，執導由吳鎮宇、張耀揚合作主演的動作片《去吧！楂fit人兵團》，該片講述了古惑仔恐龍、刀仔以及反黑組探員發瘟卷入幫派之爭的故事 [20] 。
1997年，執導由吳鎮宇、張智霖合作主演的動作片《豪情蓋天》。2001年，執導愛情片《喜歡你》 [5-6] 。2006年，執導由趙貞恩、原島大地合作主演的喜劇片《超班寶寶》 [3] 。
2007年，執導由任泉、何晴、姚魯聯合主演的家庭生活劇《孩子你在哪裡》。2008年，執導由戴嬌倩、陳思成主演的犯罪劇《狹路相逢》，該劇講述了緝毒警察深入虎穴、將販毒分子一網打盡的故事 [7] 。
2012年，執導由齊溪、郭京飛、孔維聯合主演以時裝公司的設計和財務職位為背景的喜劇片《小魚吃大魚》 [5] [8-9] 。2013年，與蔣家駿聯合執導近代革命片《愛在風起雲湧時》，該片由李立群、成毅、尹正聯袂主演 [10] 。
導演作品(4張)
2018年，執導電視劇《飛虎之潛行極戰》，由苗僑偉、黃宗澤、吳卓羲、張兆輝、王敏德、吳岱融領銜主演，該片作為TVB警匪經典《飛虎》系列的升級，以香港飛虎隊為主題，陸港合拍時裝警匪劇。 [11]
2019年，執導電視劇《飛虎之雷霆極戰》，由苗僑偉、黃宗澤、吳卓羲、LeePace、馬國明、吳啟華、汪明荃主演，該劇講述了面對生死血拼、連場激戰，飛虎隊這班無畏英雄永遠都戰斗在生死的最前線，不畏艱險，逐一擊破大型軍火交易、地下網絡交易、虛擬貨幣等案件，拼命保障市民安全的熱血故事。 [12]
2019年，執導愛情古裝電視劇《小女花不棄》，主演:林依晨、張彬彬、林柏宏、孫祖君、黃心娣。 [14]
2020年，執導喜劇愛情古裝電視劇《傳聞中的陳芊芊》，主演:趙露思、丁禹兮、盛英豪、周紫馨、權沛倫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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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清揚塵:
親屬稱金庸今年92歲非90歲 與兒子合影曝光(圖)
2014年03月29日 10:19
來源：北京青年報 作者：羅皓菱
風清揚塵:
63人參與 39評論
金庸92歲生日當天與兒子查傳倜合影
昨天，“金庸武俠與中國夢——百度貼吧金迷群英會”在北京舉行。金庸先生親屬查台傳、查傳競出席了活動。據他們透露金庸先生應該是92歲生日，而不是外界所說的90歲生日。他們還提供了一張金庸先生在92歲生日當天與兒子查傳倜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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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早年的詩歌隨筆《“願……”》
楊新宇
——復旦中文系的許道明老師當年在講授《現代文學流派》課程時，向我們介紹過一位我們連名字都讀不出來的海派作家東方蝃蝀，稱他是男版張愛玲。不過後來我讀了東方蝃蝀的小說，感覺說他與張愛玲相媲美，可能還是有些過獎了。但是他也寫過很多影評文章，我因為後來從事中國電影史的研究，對於海派作家與電影的關系很感興趣，所以就查閱上海《東南日報》上面他的影評，結果卻有了一個非常意外的發現：1947年5月19日至21日，上海《東南日報》的“長春”副刊上，分三天連載了一篇2800多字的隨筆《“願……”》，作者是查良鏞。開頭是這樣的：
——曾經夢想友誼的溫情可以慰撫一下近來所感受的痛苦，也曾想象自己會有勇氣去看一些想看的人，所以作了一次旅行。這次旅行使我懂得為什麼我永不會喜愛那些寫實的作品，因為我發覺自己腦子中充滿了太多的幻想。在火車中只帶著這次經過上海時購的兩本書，一本是溫莎的Forever Amber，一本是Strauss的Famous Waltz曲譜。在寂寞的旅途中把前者讀了一大半，看到那位琥珀小姐同貴族卡爾當到市場上去玩時，心中聯想起了許許多多事情。琥珀小姐同他到教堂裡去，她跑到一只井邊，把手伸在水裡，跑下來默默的念：
——“我願他愛上我”
——這樣直截了當的願望！有這種願望的人是幸福的。
1947年5月19日至21日，金庸以本名查良鏞在上海《東南日報》“長春”副刊上，分三天連載的隨筆《“願……”》。
——至少在中國內地出版的各種金庸散文選集中，沒有出現過這篇隨筆。據傅國湧先生所著的《金庸傳（修訂版）》（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記述：“1946年11月20日，查良鏞正式進入杭州眾安橋的東南日報社，說是外勤記者，實際上是負責收聽英語的國際新聞廣播，翻譯、編寫國際新聞稿。”書中還特別提到：
——查良鏞在《卅三劍客圖》中回憶，初入新聞界時曾寫過一篇六七千字的長文《願》，以真名發表在副刊“筆壘”上，就是將中外文學作品中的願做意中人親近物品的情詩收集在一起，其中提到英國詩人雪萊、濟慈、羅塞蒂等人的詩句。“少年時的文字早已散失，但此時憶及，心中仍有西子湖畔春風駘蕩、醉人如酒之樂。”
——可見金庸先生對自己青年時期的文字，還是有著深厚的感情的，而傅國湧在書中還作了個注，其中說：“我查閱了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的《東南日報》杭州版，可惜沒有找到此文。”看來，金庸的記憶有誤，《東南日報》的總部雖然在杭州，但1946年6月也有上海版，既然傅國湧查閱過《東南日報》杭州版，並沒有《願》這篇文章，那麼這篇《“願……”》應該是只在《東南日報》上海版的副刊“長春”上刊載過。
——這篇文章還是非常讓人驚喜的。金庸雖然既不寫新詩，也不作舊詩，但金庸迷都知道，金庸有很好的古典詩詞的修養，他的武俠小說中大量化用古詩詞，往往與情節水乳交融，達到很好的藝術效果。但我們不知道的是，他對西方詩歌竟然也如此熟稔，金庸寫此文時似乎正體驗著戀愛的痛苦，於是他將“中外文學作品中的願做意中人親近物品的情詩”羅列起來，介紹給讀者，頗有些炫耀自己學問淵博的意思，雖沒有他記憶中的雪萊、羅塞蒂，但丁尼孫、濟慈、雨果是有的。
——他還說：“因為中國的詩讀得不多，一時想不起中國詩人是否盡有這一類願望的表白，如‘願作樂中箏’‘願作苑中花’‘願為雙飛燕’‘願為比翼鳥’這一類的願望與前面所談的性質有些不同，至於傅玄的車遙遙‘願為影兮隨君身，君在陰兮影不見，君依光兮妾所願’我覺得倒很新穎，這是一種在民歌中常常提及的願望，在湖南時聽到的民間情歌中就有類似的辭法，所以並不是願望的新穎，而是這種說法，因為它表達了較復雜的希望，除了長伴所愛者之外，還有所愛者享受幸福的願望在。”
——文章結尾金庸還調侃了一下錢鍾書：“這一類願望中最奇怪的恐怕是錢鍾書先生的意見了，他在長篇小說《圍城》中描寫一個女人牙齒之美，他說‘中西的大詩人都希望做美人的衣帶或衣領之類，然而看到了這樣美麗的牙齒，我奇怪他們為什麼不想做她底牙刷。’”這段話是唐曉芙出場時用來描摹她的美貌的，不過那也是金庸憑記憶所寫，原文是這樣的：“古典學者看她說笑時露出的好牙齒，會詫異為什麼古今中外詩人，都甘心變成女人頭插的釵，腰束的帶，身體睡的席，甚至腳下踐踏的鞋襪，可是從沒想到化作她的牙刷。”
——這篇文章在報紙上連載三天，已經不短了，但離金庸回憶中的六七千字，還有不少距離，不過文章結尾署了個“寶寵錄之二”，這“寶寵錄”又是什麼？它的“之一”在哪裡？會不會金庸早年還有其他散文尚未浮出水面？ -
- 時間: 2025-2-14 15:43金庸在衢州中學的日子裡
作者：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學| 發表時間：2014-10-9 05:34:46
金庸原名查良鏞，將“鋪”一分為二就是“金庸”，這是他1955年寫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時用的筆名，不料從此之後家喻戶曉，他的本名反而被淹沒了。60年前，正值抗戰期間，金庸在衢州中學度過了他難忘的高中時代。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時，13歲的金庸正在嘉興中學讀書。11月，嘉興淪陷前夕，他隨學校徒步跋涉數日裡，流亡到了麗水碧湖。1941年，他在碧湖的浙江省立臨時聯合高中讀一年級時，在壁報發表《阿麗絲漫游記》一文，諷刺國民黨派到學校的訓育主任，因言罹禍，面臨開除、失學的危險，他自述這是生死系於一線的人事。在老校長張印通和同學余兆文的幫助下，好不容易轉入了衢州中學。
金庸含淚離開碧湖，來到衢州石梁。衢州中學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學校，創辦於1902年，民國時被命名為浙江省立第八中學。抗戰爆發不久，衢州遭到日寇飛機轟炸，幾乎天天“警報響、關店門”。位於城內府山下的衢州中學未能幸免，先是臨時搬到了東鄉，1938年1月，搬到西鄉石梁鎮落下腳來。石梁在衢州城西北約十裡，著名的白雲山懷抱著石梁鎮的人家煙樹，當時衢州中學分為初中、高中、師范及附小，最多時有四十多個班級，分散在石梁鎮和上、下靜岩村。金庸就讀的高中部就設在“翠崗縈抱、阡陌縱橫”的下靜岩村。
石梁是個不足幹人的山區小鎮，山青水秀，樹木蒼翠，阡陌縱橫，水聲潺潺，小溪緩緩流過，繞石梁而去。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上千學子就在這樣的環境下繼續他們求學的夢。戰時的一切都是因陋就簡，曾在這裡任教過的作家王西彥回憶：“正在上課的教室裡會突然闖進一只從容不迫的大公豬，住屋的窗口出會冷不防地飛入一只驚慌不止的小母雞。”
石梁鄉間的求學生活雖艱苦，但師生們的精神是飽滿的，當時曾流行著這樣一首校歌： “二衢要沖，九峰巍妒，萬壑爭流水滔滔，聚幹百英豪修學勵行習體操，適應抗戰中需要。獅子般力量，駱駝般精神，勇猛、沉著，鋼鐵般意志，陶冶、訓練、不屈不撓，哪怕世界狂濤，哪怕頑敵凶暴，同學們，增進智能，負起責任，期把我國家重新建造。”
據說金庸當年與何英鶚、江文煥、王浩然等同學要好，課余還喜歡下圍棋。“在江浙一帶，圍棋之風那就盛得多，每一家比較大的茶館裡總有人在下棋，中學、大學的學生宿舍中經常有一堆堆的人圍著看棋，就像這樣的人看象棋—般。”他在《三劍樓隨筆》中回憶，圍棋名家“汪振雄抗戰時在桂林主持圍棋研究社，那時我還在念中學，曾千裡迢迢地跟他通過幾次信。江先生筆力遒勁，每次來信很少談圍棋，總是勉勵我用功讀書，我從未和這位前輩先生見過面，可是十多年來常常想起他。”
整個抗戰時期衢州中學有一個陣容強大的國文教師群，先後在這裡任教的有王西彥、袁微子、陳康白、陳友琴、曹百川、張厚植、方光燾、屠伯和、何植三等，如方光燾是語言學家，王西彥是作家，何植三是五四新文學時期有名的詩人，曹百川、張厚植的舊學根基很深，袁微子、陳康白、陳友琴等都有真才實學，富有教學經驗，皆一時之選。
金庸進衢中時，王西彥、袁微子都已離開，陳康白、陳友琴等還在。1941年9月，學生自治會創辦了個小刊物《駝鈴》，可惜只出了四期。金庸在這樣的環境裡無疑如魚得水，他到石梁不久，就在金華的《東南日報》發表了兩篇文章，用的是老師給他取的筆名“查理”。
1941年9月4日，《東南日報》“筆壘”副刊（第874期）頭條發表了他的《一事能狂便少年》。當時衢中文風很盛，老師、同學在“筆壘”發表文章是常事，但金庸的文筆犀利，見解獨到，字裡行問將訓育主任“教訓”了一頓，在衢州中學還是引起了小小的轟動。小小年紀，論述也頗見功力，難怪“筆壘”主編陳向平要將它發在頭條，並且乘出差衢州之便到石梁來看看這個“查理”。令他意外的是查理只是一個高二學生，“身高背寬，呈正方形的臉上架一副近視眼鏡”，雖然營養不良，瘦骨嶙峋，卻“頗有學者風度”（何因《金庸與衢中》，《衢州與歷代名人》，《衢州文史資料》第12輯，1996年10月，199頁），年齡的差距沒有妨礙他們，這次見面兩人一見如故，談得很是投機。
這年12月7日，又一篇署名“查理”的文章《人比黃花瘦——讀李清照聞偶感》刊登在“壁壘”副刊的版首，金庸對南宋著名詞人李清照的名句人膽地提出了獨到的看法。
《一事能狂便少年》、《人比黃花瘦》是余庸在石梁讀高二時發表的，也是他一生最早公開面世的作品，隨著時光的流逝，幾乎已被遺忘。今年6月，我在浙江省檔案館查閱當年著名的《東南日報》（微縮膠卷），才得以透過塵封的歲月，讀到這個武俠小說家、《明報》創始人少年時期的文字。今年是衢州中學百年校慶，這兩篇文章也許值得載入校史。
何因回憶當時在石梁鎮初中部就讀，由於堂兄何英鶚的關系認識了金庸，好幾次金庸從下靜岩來石梁，還專門到教室找何因，“衢中的教師和高年級同學，也經常說起他的國文和英文根底深厚。我們也親眼看見：在全校性的各項活動中，他多次嶄露文才。”（同上，199頁）
“我更欽佩他的英語基本功。1941年全校舉行雙十節文藝會演，他自己編導並主演的英語話劇《月亮升起》 (Rising of the Moon)在石梁廣場演出，觀眾雖聽不懂，卻感到別致新穎。全校英語教師則一致稱贊演員們發音正確流利。每學期一次的全校性獨唱比賽，唯有他唱的是英文歌，聲調高亢而淒厲。”
“他也是一名體育運動愛好者，連續幾屆校運動會，最後有項徑賽‘高中男生武裝負重賽跑’，總是他首先沖刺到終點。”（同上，200頁）
當時，日機頻頻轟炸衢州，處於群山之問的石梁也時有敵機轟炸。尤其是1940年10月 4日開始，日寇發動了慘無人道的轟炸和滅絕人性的細菌戰，金庸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半個多世紀後他說：
“戰時印象最深的有兩件事，一是日本空軍投擲的炸彈在我身旁不遠處爆炸。我立刻伏倒，聽得機槍子彈在地下啪啪作響。聽得飛機遠去而站起身來後，見到身旁有兩具死屍，面色蠟黃，口鼻流血，雙眼卻沒有閉上。附近一個女同學嚇得大哭，我只好過去拍拍她肩頭安慰……
“另一次是日軍進行細菌戰。當時我是高中二年級，同班有一個同學體育健將毛良楷君染上鼠疫，全校學生校工等立刻逃得幹幹淨淨。毛君躺在床上只是哭泣，班土任姜子璜老師拿錢出來，重金雇了兩名農民抬毛君進城，送上江中的一艘小船。我是班長，心中雖然害怕，但義不容辭，黑夜中只得跟在擔架後面步行，直至江邊和毛君垂淚永別。回到學校，和姜老師全身互潑熱水，以防身上留有傳染鼠疫的跳虱。戰爭期間，唯一自覺有點勇敢的事就只這麼一件。”（《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金庸／池田大作對話錄）》，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衢江悠悠，歲月流逝，日本細菌部隊（731部隊）的罪行並不會因此而消失，可怕的鼠疫活生生地奪去了同學的生命，這是金庸第一次真實地感受到死亡的切近和恐懼。他親眼目睹了同學被抬上死亡之船。小船，孤零零地停在江上，上船就是被隔絕，就是等死。衢江邊的生離，就是死別！船離金庸而去，生死成一線，衢江邊和同學垂淚永別的那一幕，那個夜晚永存在他的記憶深處，無情的戰爭奪去了他母親、弟弟還有同學的生命，他後來對和平的信仰、對暴力的厭棄，就來自青少年時代深入骨髓的生命體驗。
1941年11月，衢州中學發生一起反對訓育主任楊筠青的學潮，在浙江教育界引起軒然大波，金庸因積極參與學潮，曾被列入“過激學生”的黑名單。
校長陳博文原是省教育廳督學室主任，和負有特殊使命的楊筠青不一樣，他還是愛護學生的，盡量能減輕對學生的處罰，使恢復學校上課，金庸等因此免於被開除、失學的命運。
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加緊了對金華、衢州等地的攻勢。
1942年4月，二十萬日軍沿浙贛線西進，衢州城的房屋幾乎全被炸毀，人心惶惶。城裡人一早就提著裝了食品的警報袋出城避難。石梁距城咫尺，也不得安寧。
5月24日，日軍攻陷金華、蘭溪等地，衢州危在旦夕，迫於形勢學校決定停課疏散，學生紛紛離校。為了減輕負擔，校方決定讓高中二年級學生提前畢業，時年17歲的金庸高中生涯也就此結束。不久衢州就淪陷了。
金庸雖然在衢州中學不到兩年，但他始終記得少年時代求學、生活過的石梁。14年後，他在香港創作第二部武俠小說《碧血劍》時，還虛構了個“石梁派”，寫到了衢江，這一切都來自他這段經歷。
金庸這樣描寫：“石梁離衢州二十多裡，他腳步迅速，不消半個時辰就到了。石梁是個小鎮，附近便是爛柯山。相傳晉時樵夫王質入山采樵，觀看兩位仙人對弈，等到一局既終，回過頭來，自己的斧頭柄已經爛了，回到家裡，人事全非，原來入山一去已經數十年。爛柯山上兩峰之間有一條巨大的石梁相連，鬼斧神工，非人力所能搬上，當地故老相傳是神仙以法力移來，石梁之名，由此而起。”
第五回的回目“山幽花寂寂，水秀草青青”，固然是金庸形容塑造的這個出生於石梁的女孩溫青青，也是石梁留給他的印象——
“兩人緩步向後山上行去。那山也不甚高，四周樹木蔥翠，四下裡輕煙薄霧，出沒於枝葉之間。良夜寂寂，兩人足踏軟草，竟連腳步也是悄無聲息。將到山頂，轉了兩個彎，一陣清風，四周全是花香。月色如霜，放眼望去，滿坡盡是紅色、白色、黃色的玫瑰。”
當年金庸所見的也許不是什麼玫瑰，只是五顏六色的山花，但那種“山幽花寂寂，水秀草青青”的境界將永遠留在他的記憶中。
2004年10月27日，著名校友金庸先生回訪母校衢州一中，給學弟學妹作報告。
金庸在衢求學時的學籍卡
金庸先生為母校題寫校名
校友金庸先生為母校題詞
【【【【【【【【【【【【】】】】】】
高中同學回憶少年金庸，年少已初現俠士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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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的離世，很多人都還沉浸在悲痛之中。6年前，杭報曾記錄過金庸高中同學王浩然對“少年金庸”的回憶，今日我們再次緬懷......
“
你還記得我， 我也記得你。
”
作者 王浩然
“山石嶙峋，峭壁巨梁，突兀而出。一條小溪自山間蜿蜒經過，清澈的山泉匯聚成河，水勢漸行漸急，奔向遠方。河邊一條古道，一色的青石板鋪成，沿著起伏的山岡迤邐而行，消失在白雲飄蕩的峰巒之中。左邊是虎背熊腰的仗劍客，右邊是粉黛俏麗的武俠女……”
各位看官，這像不像金庸武俠小說的開頭？但實際上，除了末兩句人物是我編的，其余都是實景，具體地點就在浙江衢州的石梁和靜岩一帶。
1938年，衢州中學為避開日本飛機的轟炸，搬遷到了這個偏僻的山區，我在這裡讀書，初中接著高中。
到了1940年的秋天，高中二年級開學不久，來了個插班生，住到我們宿舍。
看這少年，中等身材，天庭飽滿，方臉闊嘴，戴一副銀邊眼鏡，左肩掛大行囊，右腋夾一書包，雙手捧的卻是黑白分明的兩盒圍棋。
大家要知道，我們搬遷到鄉下學習，哪還有心思伺候琴棋書畫，但這個少年，不怕旅途勞頓，就那麼捧了兩盒圍棋款款而來，真是很不尋常。
見了人，無論是老師、學生還是校工，他總是先點頭，然後謙和地笑，自我介紹，說是從碧湖的杭州聯合高中轉學而來，姓查名良鏞。
良鏞是浙江海寧人，家住海寧峽石袁花，當時已被日寇占領，燒殺搶掠，老百姓不得安寧。良鏞家中有父母及眾多的兄弟姐妹，其中一個妹妹叫查良琇，由他帶著逃難出來讀書，這次跟著他一起到衢州中學插班，進入師范部學習。
沒錯，日後婦孺皆知的武俠小說大家金庸就是他。
1992年12月7日
金庸與王浩然夫婦在浙大邵逸夫科學館
良鏞看了同學的文章，沉吟半晌說：“書劍恩仇，這是用武俠小說筆法做的作業……”
當時教我們這個班的體育老師是東北淪陷區來的李寶書先生，門板似的身材，性格豪爽，操一口東北口音，愛國心特強。他總說，要抗日，先要把身體練得棒棒的。
學校利用山邊平地，開掘出一個臨時操場，李先生把體育課上得虎虎有生氣。後來還替學校養了兩匹軍馬，早晚好生伺候，白天就拉出來讓學生跨騎，說大家練成了馬術，就馳騁戰場，砍小日本腦瓜去……
從杭州高級中學逃難出來的李文政老師，在那樣的戰亂年代，仍然孜孜於教學和研究，課後進行野外考察，在當地發現了古代恐龍化石，帶我們尋找和參觀，考古成果轟動一時。
校工陳師傅，也來自杭高，專管作息時間。那時候不敲鍾，是司號，他不光將時刻拿捏得分毫不差，屆時還校門口一站，精神抖擻，吹起號來蕩氣回腸，我們親切地叫他“洋號兵”。這個校工，對我日後的做人也大有影響。一個人，能夠把瑣屑小事做得一絲不苟，也是一種境界啊。
同學裡面也是人才濟濟。我很要好的同學江文煥，眼裡容不得沙子，訓育主任被懷疑有貪污問題——訓育主任是專門教人品行的，自己還貪污，這還了得！由此引發學潮，江文煥帶頭參加，結果被開除，日後他走上革命道路，還成了烈士（見《傾聽·人生》2011年6月21日B9版《流亡路上》）。
低年級有個同學叫黃運昌，貌不驚人，作文寫得特別棒，有情節，有風骨，卓爾不群。我們都讀不懂他文章的路數，後來還是良鏞，看了他的幾篇練習作業，很是喜歡，沉吟半晌說：“書劍恩仇，這是用武俠小說筆法做的作業……”
江文煥、查良鏞和我，在衢州中學成為友誼的三駕馬車。良鏞從小就有記日記的習慣，我尊重朋友隱私，從不翻看，但有人在征得同意後看過，說裡面凡寫到我和江文煥的，都稱作“煥哥”、“浩弟”。
良鏞讓我把寫給女同學的情書背給他聽。我這個老實人，一字不漏地背出情書全文。
1940年10月間，一個星期六下午，我邀請文煥和良鏞到我家做客。我家是典型的江南橘鄉，兩位同學看到一片片橘林，還有廣橘樹和高大的柚子樹，密林成蔭綠枝繞屋的景象，興致盎然。
到了我家，父母對兩位好學的少年學子早已聞名，盛情接待。我母親張羅晚餐時，我帶他倆出去散步，向村子西南走，是衢常（衢州到常山）公路，忽見一位像從前線退下來的傷兵模樣的人，傷勢嚴重，艱難地由東向西爬行，好像要爬回福建老家似的。講的是一口無法聽懂的閩語。
看樣子他在發燒，口渴難熬。於是我們三人倉促決定，由我跑回家取藥，他倆扶他到前面一個涼亭休息。我以最快速度取來平熱散（當時的北京名藥）和溫開水，我們幫這位可憐的傷兵服下藥，喝足開水，目送他繼續爬行前進，直到從視線裡消失……
這件事使我們的心靈受到極大震撼，回去的路上，都默默不語，嚴肅地思考著問題。
良鏞再次到我家是41年的寒假，我約他到我家小住。那時我情竇初開，剛寫了封信給同班女生，那晚良鏞得知，就讓我把情書背給他聽。我這個老實人一字不漏地背出情書全文，良鏞聽完大加贊賞，連說：“寫得好，寫得好，十有八九會有回信。”
後來果然收到回信，掀開初戀帷幕，以後終成眷屬。婚後她說，當初就是因為我的信寫得好才回信的。
良鏞內心一向高傲，品位也高，很少當面誇贊人的，這算是第一次誇我。
另一次是1947年他在上海擔任《時與潮》編輯時，我寄給他幾篇譯稿，他回信說：“幾乎沒有錯誤。”當時他說過我這人感情豐富，適宜往文學方面發展，可惜我後來沒有按照他指點的方向走。
英國名校一看門人過目不忘。良鏞神情淡然，仿佛在說，沒什麼稀奇，我也能做到。
中學時代，良鏞除了上課、吃飯、睡覺，給人的印象總是一卷在握，安心閱讀，什麼事都不能讓他分心。亂世飄零，情緒很容易急躁，沒有幾分定力的人，真做不到這一點。
那時候條件艱苦，總要每隔兩個星期，我們才可以去石梁校本部圖書館借一次書，每次呢，我們三人還結伴而行，一路上天南地北地聊天，興致勃勃。
我們借的書大多是西方文學名著漢譯本及部分英文原著，還有一些世界歷史。良鏞博覽群書，記性又好，差不多能過目不忘。記得有一次，他說英國有一所名校的看門人，凡是在該校進出的陌生人，只要報過尊姓大名讓他照面過一次，隔再多時日他也能夠一一認出、叫出名字。他這樣說時，表情淡然，仿佛在說，這沒什麼稀奇的，我也能做到。
書看得多，記性又好，他學業上的表現就越來越出色。我們的英文課，上的是《高中英文選》，難度蠻大，那老師呢，還特愛提問題，良鏞有問必答。有時候，老師還做范本似的，挑出他來給我們講解一段，他就不慌不忙站起來，朗讀則字正腔圓，講解則正確透徹，常常得到老師的表揚和大家的敬佩。
語文課每隔兩周做一次作文——規定題目，兩小時內當場完成。差不多是每次，良鏞總是第一個交卷，內容精彩，見解深刻，得分最高，老師給的評語總是贊譽有加。所以每次發作文本子，大家搶良鏞的作文看。良鏞日後在文學上有那麼大的成就，其實少年時期就頭角崢嶸，初見端倪了。
越兵荒馬亂，越要打乒乓——正可說明我們是文明人，怎樣的野蠻都奈何不了我們。
良鏞的為人處世也很可稱道，內斂、穩重、正派、儒雅。不久班長改選，良鏞成了一班之長。
為求得安靜一點的讀書環境，良鏞、文煥和我合租了一間村民的舊閣樓。桌子、椅子、床鋪都又舊又破，但我們的書架，買的、借的、平時收集的，卻整整齊齊，蔚為壯觀，參觀的同學，包括良鏞的妹妹都嘖嘖稱奇，羨慕不已，這裡面大半的功勞，當然都是良鏞的啦。
落課之後，回到我們的“陋室”，或抒鴻雁之志，縱論天下興亡；或談莎士比亞、狄更斯著作之妙，常常忘記時辰。當初良鏞是雙手捧著兩盒圍棋來插班的，這點愛好總如影隨形跟著他。在陋室，他也是逮誰是誰，隨時都可手談一番。
這之前我不懂圍棋，但良鏞說沒事，很簡單的，他可教我。很快我就知道了如何做活、如何叫吃等等，也懂得了圍棋“金角、銀邊、草肚皮”的道理。
漸漸深入，才知道圍棋哪裡是簡單的事情。兩人對局，我從來都是輸多贏少，難得占先一局，互不服氣，出現追追打打的場面，也是為了好玩。
良鏞也喜歡體育，籃球、排球、跑步、游泳等都很投入，也是真喜歡，但這方面他就不如我——我總算也有比他強的地方。1941年冬，衢州要舉行乒乓球賽，體育老師特推薦我作為衢州中學代表前往。
乒乓我撂荒多年，肯定技不如人，缺乏信心。另外我想戰火燎原，偌大的祖國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哪有什麼心情打乒乓？所以堅拒。
但良鏞鼓勵我去，說越是兵荒馬亂，越是要打乒乓——這正可說明我們是文明人，怎樣的野蠻都奈何不了我們。如果願意，他可向老師請假翹課，陪同我前往衢州參賽。在他的鼓勵下，後來我還是硬著頭皮前往衢州城，他也沒有食言，前前後後地陪著我，我說耽誤你時間和功課了，他說哪裡啦，兄弟一場，應該的。
患鼠疫同學的遺體得送往衢州城作進一步的處理，班長查良鏞站出來，說那就我去。
大大小小的善事，良鏞做過很多次——另有一次還要感人，也十分駭人。
1940年起，日本空軍開始在寧波、紹興等地投擲細菌彈，傷寒、鼠疫、出血熱等疾病漫山遍野地傳染開來。
我們班有江山籍兩同學春假回鄉，在渡船上受到感染，一位同學不幸到家就死了，另一位是我們班的籃球名將，還得過全省運動冠軍，身體特棒，他也不知道自己得了鼠疫，結果還撐到回校，不日發作身亡。
鼠疫是重度傳染病，他的遺體雖然做了初步消毒，被安置在一個單獨的房間裡，但還是人人談之色變，避之唯恐不及。接下來的問題是，學校消毒條件有限，遺體還得送往衢州城作進一步的處理，然後送回江山老家，入土為安。但問題是，風餐露宿，整日和“病原體”近距離接觸，誰肯一路相伴相送？
校醫和老師是沒有空，同學呢，是沒有膽。最後還是班長查良鏞站出來，說那就我去。結果學校雇了幾個民工，還有就是良鏞，代表我們全校師生，把遇難同學的遺體送達衢州城。
事後有人俠肝義膽、義薄雲天的贊譽有加，良鏞仍然謙和地說，哪裡啦，兄弟一場，應該的。
潛移默化中養成，不經意間顯露，關鍵時刻起決定作用，這就是所謂的人格魅力吧。據我所知，這事成名之後的良鏞似乎也從未對人提起。
1942年前後，有一個筆名“查理”的作者開始活躍報端，日漸引起讀者的注意。
抗戰時期的江浙一帶，《東南日報》是新聞界、文化界的一面旗幟。其中的副刊《筆壘》，選稿更以嚴格著稱。1942年前後，有一個筆名“查理”的作者開始活躍報端，日漸引起讀者的注意。
查理的文字典雅、犀利又充滿活力，例如《一事能狂便少年》，文章中的風發意氣噴薄欲出，一掃往日報紙舊文的陳腐之氣。又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將李清照的作品置於民族危機的背景中分析批評，指出作者纏綿於個人感情，進而聯系到，光是哀怨，對抗日戰爭於事無補。
別人不知道“查理”是誰，但我們知道，“查理”就是本班班長查良鏞。這個查良鏞，後來還寫了一首七言長詩，引經據典、低吟淺唱，歌頌戰火中的青春和友誼。因為文章中有衢州中學和我們這一群風華少年的影子，所以大家特別的興奮，良鏞投《東南日報》之後，好像那就是我們寫的，幾天裡百猴撓心般，期待作品面世。
遺憾的是，後來時局驟變，《東南日報》遷至福建，長詩雖曾發表，編輯陳向平先生還特地加了編者按，說這是百裡挑一的佳作，但於我們，因為是千裡之外，到底也沒有見著，真是緣吝一面啊。
1941年春季，高中全體學生奉命到金華接受軍訓檢閱。其間，陳向平先生就到學生駐地來尋訪“查理”。為一個初出茅廬的少年作者，一家大報的編輯能夠屈尊遠道下訪，也是不尋常的事情。
見面他問良鏞，你們今後怎麼辦？良鏞說，我們高中畢業後，准備到內地報考大學。陳先生就暗示，說考大學最好考西南聯大。我們的理解是，西南聯大由名校組成，師資強；我們不知道的是，陳向平還是個共產黨人，他是希望日後有機會，把良鏞這樣的青年才俊籠絡到共產黨隊伍裡來。
這之後陳向平對良鏞一直有所關照，無論是文字上的點撥，還是人生道路選擇上的指示，直到良鏞奔赴香港、離開大陸。
凡有成就者，一生裡都有幾個貴人相助，在我看來，陳向平就是良鏞的一個貴人。後來萍蹤四海，還遇到過貴人。1943年，我們輾轉到了大西南，報考西南聯大，輪到下午考化學，中午吃完飯，看看還有空余，良鏞就和人在茶館下圍棋，我們觀戰，一不留神，時間過了頭。我們那個急啊，飛奔著趕到考場，已過了時辰。怎麼辦呢，求情唄，好在湊巧，監考女老師是浙江人，聽出我們的江浙口音，心就軟了，知道失學失業的苦，就讓我們進了考場。
1942年，我們離開衢州靜岩，同學一行八人，我和良鏞一起，踏上西行流亡路。
1942年4月，日軍進攻浙東，金華、衢州告急。衢州中學提前考試，提前畢業，結果我們就在倉促間告別了老師同學，離開了難以忘懷的衢州靜岩這一方山水。
奔赴大西南，我們一共有8個同學。良鏞、我和江文煥，還有另外聯絡的幾位男女生。我們先步行60裡，到達江山縣城，再走40裡到新塘邊，然後搭火車到玉山。
不料山洪暴發，火車受阻，前方又說南昌淪陷，忙亂之中我們又有人丟失盤纏包裹，大家吃買來的飯團子充饑。
後來下了火車，走出車站，途經江西龍虎山山道，見其頂峰巍峨，雲霧繚繞，山腰林木蔥蔥，在絢麗陽光照耀下，現出天國一般景色。一群少年身背行囊，長發飄飄，駐足驚歎，迎風長嘯：“好一派河山！”——這又成了小說裡的場景。
但畢竟道路險峻難行，每人肩上負擔沉重，個個汗流涔涔，氣喘吁吁。良鏞的負擔更重，他的背包裡還塞滿《綜合英漢大辭典》、《高級英文寫作和選讀》以及英文本《聖經》！
一度情勢緊急，我們跑到一個教堂，和牧師用英語對話，了解到日寇正由南昌向東南侵擾（牧師有電報，故了解形勢），我們就急急忙忙向安全方向前進，到了資溪城。我們還找到了一輛羊角車（獨輪車），搬上行李，離開資溪，向南豐前行。
幾個月後大家分批行動，先後安全到達了大西南。1943年良鏞和我考取了西南聯大和政治大學，因西南聯大路遠，而政治大學是公費待遇，我們就進了政治大學。
1944年良鏞挑戰專橫的學校訓導長，被開除，入中央圖書館積攢學問。
抗戰勝利後良鏞赴江西辦農場，發展油茶未果，次年回浙江進了《東南日報》。1947年離開報館赴上海做《時與潮》雜志社譯文編輯，不久良鏞再考全國聞名的《大公報》，獲新聞記者職。次年《大公報》設香港分社，良鏞派駐隨行，繼續他浪跡天涯的日子……
直到上世紀80年代，我才再次見到老同學金庸。他和夫人一起來過我家。之後我去下榻賓館看他，興致勃勃的金庸說：“今天晚上我們可以談話到天亮。”
2004年10月，金庸首次回訪母校浙江省立衢州第一中學，距1942年5月畢業離校60年有余。題詩留念，我亦感而和之。
本文刊登於《杭州日報》2011年9月6日B9版
作者介紹
王浩然是杭城一位高校老師，年近九旬，說起少年時代，說起要好的同學，立馬神采飛揚，語速變快，仿佛回到當年。
盡管他們的同學少年，恰逢社會最動蕩的年代，也是選擇最多、個人命運最難料的年代。一步之差，也許就得付出一生的代價，一經分手，見面已是白發蒼蒼。
但這並不妨礙青春歲月的鮮亮和浪漫，相反因為少年中國、天下興亡的責任感，使他們的友誼更加純真牢固，更呈現聖潔光芒。“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梁。”我們也唱過，但體會不了彼時他們的心情和激情。
多年以後，金庸已然成了“金大俠”，但同學相見沒有一點距離感。不像眼下一些變味的同學相會，一部分人在顯擺炫耀，一部分人羨慕嫉妒恨，哪裡還找得到“同桌的你”？
我看到金庸寫給王浩然的幾封長信，黑色鋼筆字，正體豎寫，憶及當年，細節歷歷，他還記得陪王浩然去縣裡參加乒乓球賽，信中提及一長串名字，浩然、文煥、正迦（程正迦，《流亡路上》講述者）……
你還記得我，我也記得你。 -
- 時間: 2025-2-14 15:51我和金庸的一段友情
斯杭生
作者簡介
斯杭生，諸暨斯宅人，1923年生，上海江南造船廠教授級高級工程師。曾兼任國務院上海經濟區（包括上海市和蘇、浙、皖、贛、閩五省船舶行業規劃組長、上海市海洋石油服務總公司董事、中國一勃朗駱特海洋工程公司董事、上海船舶工業空調冷藏工程公司董事、《船舶工業》雜志編委、《中國造船》雜志編委、《造船技術》編委會副主任委員。
我和查良鏞（金庸）是浙江省立聯合初級中學（簡稱聯初）和浙江省立衢州中學高中部（簡稱衢高）的同學。抗戰初期，浙北杭州、嘉興、湖州相繼淪陷，浙江省教育廳把杭州高中、杭州初中、杭州女中、杭州師范、杭州民眾實驗學校、嘉興中學、湖州中學等七個省立中學搬到浙南麗水碧湖成立了浙江省立聯合中學，內分高中、初中、師范三部，後來又分為聯高、聯初、聯師三個學校。
查良鏞原在嘉興中學讀書，我則在杭州初中讀書，故聯中成立後，我們都遷到碧湖去讀書。查良鏞比我高一學期，當時我們並不認識，我只聽到我的堂叔、曾是杭初和聯初的語文老師斯倫（志彝）對我們說起過，他說他在聯初三上教語文，班上嘉興中學來的學生查良鏞的語文基礎很好，文章寫得很有新意，是我們杭初的學生所不及。
後來查良鏞早我一學期畢業於聯初，並考入聯高讀書。當時浙江省教育廳規定聯高只接收家在淪陷區的學生，而當時諸暨尚未淪陷，故我在聯初畢業後就考入衢州中學高中部讀書。我有一個在杭初讀書時的同班好友余兆文，他和查良鏞是聯初的同班好友（我在杭初讀書時曾因病休學一學期，故在聯初讀書時比余兆文低一學期），余在聯初畢業後考入衢中高中部讀書，且也因病休學了一學期，故和我又成為衢高的同班好友。當時查良鏞在聯高讀書，因不滿學校訓育主任對學生實施的高壓措施，就在壁報上寫了一篇諷刺文章《阿麗絲漫游記》，引起了全校的轟動。訓育主任則大為光火，一定要開除查良鏞。這時余兆文知道查在聯高繼續讀書已有困難，就向衢中校方請求，讓查轉學到衢中來繼續讀書，並得到衢中校方同意，查良鏞就轉學到了衢高，我們又成為同校的同學，他仍比我高一學期。當時聯初畢業到衢高讀書的同學很少，除查良鏞、余兆文和我外，還有俞兆康（諸暨楓橋人）、蔣培初（諸暨磨石山人）、斯伯郎（諸暨斯宅人）等幾人，課余飯後我們常在一起玩樂。又由於余兆文的關系，我就和查良鏞熟識起來了。
當時衢高設在離衢州城北十五裡的靜岩村，這是一個只有三四十戶人家的小村莊，東面有一條小溪直通衢江，溪水潺潺，清澈見底，夏天可以游泳、洗澡。西邊是一脈高山崢嶸，有茂林修竹，長年郁郁蔥蔥。南北是一片廣闊的田野，阡陌交通，雞犬相聞。春天，田野裡一片金黃色的油菜花，山坡上點綴著一叢叢映山紅。夏日，一茬茬碧油的稻禾和深綠色的甘蔗林。秋季，連天翻滾的金黃色的谷浪間，夾雜著一束束橙黃色的柑桔。冬時，遍山的蒼松翠柏叢中映現出幾棵血紅的烏桕和丹楓，一年四季描繪出一幅幅美麗的圖畫。當時，在一片抗日戰爭的熊熊烈火中，這塊顯得清淨、幽雅、肅穆、秀麗的小天地裡，激蕩著琅琅的讀書聲。每當課余飯後落日黃昏之時，我們幾個來自聯初的老同學，常在小溪邊或山腳下散步閒談，以消除一天的疲勞。
查良鏞是海寧硤石人，家鄉早已淪陷，沒有經濟來源，全靠學校救濟。他在聯中讀書時，曾和同學一起編寫了一本指導學生升初中的參考書《獻給投考初中者》，是他出版的第一本書，賺了一些錢。
到衢高讀書後沒有救濟金，他常用“查理”的筆名，在當時的《東南日報》副刊上寫文章，得到一點稿費作為零用。在冬天時他沒有棉衣御寒，我曾送他一件棉大衣過冬。因此，後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的聯初同學堂妹斯式淵和堂妹夫張葆初等發起編印《聯初通訊》刊物，查良鏞在香港接到該刊後回信說：“……《聯初通訊》中的校友，大多都不認識，而斯杭生曾送我棉衣御冬，綈袍之贈，永世難忘。”
查良鏞出身名門世家，不但中文基礎不錯，英文基礎也非常好。他離開碧湖聯高時，同學好友馬胡鎣送他一本商務印書館1939年出版的《綜合英漢大辭典》，這本辭典在當時國內算是最好的英漢辭典。衢高的英語課本“高中英文選”的內容全是由英美文學名著的簡節本選輯而成，相當難讀，英語老師總是選讀書中的部分課文教我們，我們已覺相當吃力。查良鏞總是把全本書讀完，而且還經常到圖書館去借閱英文世界名著原本來閱讀。他還有計劃地通讀這本英漢大辭典，掌握了大量的英文詞彙，这哆\罄詞亂瞪系某刪陀瀉艽蟮陌鎦�
1940年秋冬之交，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進行了細菌戰，浙江衢州一帶發生了鼠疫，並很快蔓延開來，衢中也有好些同學染上鼠疫，學校只好暫時停課，絕大多數同學回家避災去了，我們回家路遠有困難，只好打了防疫針，暫時住在校裡。查良鏞班上有幾個同學染上鼠疫，他還常去看望染病的同學，後來有一個同學死了，他又去處理後事。後來我們只好分頭到同學家裡去避難，查良鏞也到他同班同學家去避難，直到學校復課，我們才回學校繼續讀書。
查良鏞在衢高讀書時，和同班同學王浩然、江文煥結為好友。l942年5月，浙贛戰役爆發，日寇從東西兩面向衢州進攻，衢中被迫解散。時查良鏞已畢業，便和王浩然、朱卿雲、江文煥、程正迦等一起轉輾逃亡內地，後於1944年在重慶考上國立政治大學外文系，我則和蔣培初、斯伯郎等同學一起流亡到內地四川，後來在四川永州國立十六中讀了一學期書後，就考上了同濟大學去讀書了。查良鏞在國立政治大學讀書的成績又是全級第一名，獲得了學校的獎勵，但因他不滿學校的教育方式 ，就離開了學校。抗戰勝利後，他回到上海，肄業於東吳大學法學院，並憑他雄厚的中英文基礎，考入了上海大公報社，任國際電訊翻譯兼編國際新聞。1948年，他被派到香港大公報社任記者。
查良鏞在香港除了在大公報社工作外，還編導電影，並創辦了《明報》和《明報月刊》，逐漸成為香港一張頗有社會影響的大報。他寫的一些政論文章，筆鋒銳利，見解獨特，深為中外社會所矚目。他著有“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及《越女劍》等15部武俠小說，文情並茂，故事新奇，英風俠義，博大精深，在海內外有很多讀者，並大多被拍成電影或電視集等，成為著名的武俠小說大家，有人把他和梁羽生並稱為新派武俠小說的一代宗師，名列“香江四大才子”之首。
l992年初，他去英國牛津大學聖安東學院講學前，曾接連寄給我兩封信，後來他的秘書又轉寄給我一封信，我們保持著同窗的情誼。其一是在1992年1月，行間鈐金庸篆字印章一枚：
金庸生平[資料輯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