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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 pujing
- 时间: 2025-2-14 15:33jyjh.cn/bbs/thread-66721-1-1.html
让子弹再飞一会吧
前不久得闲,与几位网友探讨金庸生日的事情。对一直来存在着金庸生于一九二三年还是生于一九二四年的两种说法(其实还有其它的说法),经此番热烈地争论,依然不能形成共识,双方还是相持不下,各抒已见。
笔者凭看手持金庸亲笔修改的金庸小传手稿及金庸的秘书李以建先生与金庸中学时期的同学斯杭生老人的说法,坚持二四年说。然坚持二三年说的网友则以金庸的一部分亲友曾说过金庸是属猪的,还拿出了两个颇有份量的证据,也是振振有词的。其证据一,是金庸曾对池田大作说过,自己出生不久,祖父才去世的(祖父查文清于一九二三年九月廿二日故世)。其证据二,是金庸说自己的小名“宜官”(还有个小名叫“宜孙”)是祖父给取的。金庸他确实讲过这些话,不假。但是话要说回来。金庸所说,并非金庸亲临亲见,(即使金庸真的生在祖父去世之前,一个才几个月的婴儿,也是不可能有这种记忆的),金庸讲的这些话都是听家人们说的。那么,既然定性为“听说”,这中间已转了个弯,那就不排除会存在多种可能了,包括说的人说错了,听的人听错了。
为此,笔者针对二三年说的网友们所提出的这两个证据,谈谈自己的看法。第一点:金庸讲自己出生在祖父去世之前,如何来确定,还缺少实证(即书证方面的)依据,金庸所说的都是金庸还在念小学时,或者在更小的时候,听大人们给他讲的,因为金庸读中学及读大学时,人已离家了(且离家十年里也没回过一次家)。而此时,年幼的金庸心智尚未成熟,且时间也久远了,故不排除有听错或记错的可能。第二点: 金庸说自己的小名(即昵称)是祖父给取的。金庸的小名叫“宜官”,“宜官”的发音按海宁本地话发音,与“二官”是相同的。江浙一带,特别在乡村,叫二官三官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不夸张地讲,那是村村多有,十户人家里恐怕会有几户人家是这样叫孩子的。有的村子里,两户人家都生了老二,都给老二取了“二官”的小名,为示区别,于是晚一点出生的那家,就把小孩叫成“小二官”了。“官”放在小孩子身上,是对这个孩子的美称,而排行老二的金庸,小时候叫“二官”,这是大概率的事。至于叫成“宜官”,那是过后一种文雅的变称。以此说来,这种二官之类的小名,是不值得也没必要由祖父来取的。按乡间的风俗习惯,小名(昵称)常常是在大名未取之前,由与这个小孩最亲近的父母先给他取的,常常会在这个小孩还没有大名时,先取个小名叫起来再说。取小名相对来说,也比较随意,而这个取大名的事,就比较郑重了,这往往会交给家族里最有文化并能说得上话的长辈来办。所以金庸若真由祖父取名的话(这也完全是有可能的),那一定是取大名才对。而且取(大)名的时间也不一定非要在这个孩子生下来后才能取(特别是对老大以后的老二、老三)。有些人家在生下一个孩子后,就为这个孩子包括接下来将生的孩子们都取好名字了。金庸苏州的几位堂哥堂弟就是这样的,他们的父亲查忠礼在大孩子良望出生后,就给接下来将生的孩子全取好名字了,他们分别叫:良平、良安、良中、良华、良全。关于这一点,笔者倒比较同意前天与刘国重老
师探讨时,刘老师所说的:“有可能是祖父给他起了‘良镛’的学名。但金庸小时候不记得,家人误传,说是‘宜官’的小名是祖父起的。”
总之,持二三年说的网友们所持的这两个证据,笔者认为:第一个证据不太靠硬,信服度不够;第二个证据基本不成立,不能作为证据。当然,金庸究竟何时生,各位坚持自己的观点,一无碍于大局,二这也是各位对金庸的热爱与尊重的体现。故笔者觉得,在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没有出现之前,让子弹再飞一会也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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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父亲是怎么死的
一九五一年四月的一天,袁花镇上在召开“斗地主”大会,镇里领导动员村民特别是新伟村的村民,检举揭发对抗“土改”的不法地主查树勋(金庸的父亲)的罪行。但是,在村民的心目中,这个查树勋一向行善积德,年年资助穷苦百姓,所以,当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检举揭发。最后在镇上的和农会的干部再三引导下,邻村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揭发查树勋在家里藏了一杆枪。当时话音刚落,会场就像炸开了锅似的!镇上的和农会的干部立即带领大家赶到新伟村查树勋家进行查抄。果然,在他家的柴房里发现了一杆已经生锈的枪。到了这个地步,事情有点不可收拾了。查树勋当场就被政府拘捕,给关押了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查树勋的内弟顾富生在抗战时,从散兵游勇手中以两只公鸡的价钱买了一杆枪。但这枪内膛已坏,是打不响的,只不过用来吓吓人而已。临解放了,顾富生怕出事,又舍不得丢掉这杆枪,于是动了坏脑筋,偷偷地把枪藏到了姐夫家的柴房里。当时查树勋不知枪已藏在自己家里了,只知道内弟手上有杆枪,还在做他工作,要他把枪交给政府。
镇里在查树勋家抄出枪之后,又根据他对抗“土改”的表现,由此推定他窝藏就是为了谋杀干部,于是在他对抗“土改”的罪名之上,又给按了个“窝藏,企图谋杀干部”的罪名。至此查树勋已是大祸临头,性命难保了!
查树勋家里抄出,只因其对抗“土改”而被检举揭发所引起的。那么他又是如何对抗“土改”呢?这说来更是莫须有的了。“土改”刚开始,经农会查实,查树勋名下有田3000多亩,由此,他是毫无悬念地被评为地主了。其实这3000多亩田,真正属于查树勋兄弟几人的只有300亩,其余2000多亩都是查氏义庄的公田,只不过多年来一直挂在“赫山房”名下。而查树勋就是“赫山房”的主人,所以这义田就由他顶着。为此,税务部门还查过查树勋家上年的帐,发现这2000多亩田的土地税确实是由查树勋交的,所以这一年的土地税还得由他来交。当时税务部门还告知,如果不交,就属于“抗税”。而说到这2000多亩的义田,一直来都是由别人耕种,查树勋每年只是代为收租,然后再代为纳捐交税及支付义庄与祠堂的开支。可这一年,正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轰轰烈烈,矛头直接针对有田地的富户。当时查树勋吓得连面也不敢露,哪还有胆量去收租。但虽然租收不到,那个土地税还得要交,否则会以“抗税”论处!于是,查树勋只得将自家在袁花镇上的三十多间店铺半送半卖地转让了出去,好不容易凑足了2000多亩义田的土地税。若就吃这个哑巴亏,查树勋是打算认的。谁知,此时镇里领导认定查树勋这是在转移资产,是属于对抗“土改”的行为。于是,镇上为进一步搜罗、查实查树勋对抗“土改”的罪证,就召开了“斗地主”大会,动员村民检举揭发查树勋的特别是对抗“土改”的罪行。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那天在批斗会上,在查树勋身上又崩出了一个更大的罪行——窝藏、企图谋杀干部!这真是一波未伏,一波又起。
但在确定查树勋种种罪名的过程中,特别是定其“企图谋杀干部”的罪名,这完全是由推论而得出的,当时除发现一杆破枪,别无其他证据。所以这几个给查树勋定罪名的干部,其实心里头也不是十分踏实的。于是决定在最终拍板前,再走一次“群众路线”,再次征求群众的意见。
几天后,镇上又召集村民开会,对查树勋如何定罪量刑,征求村民的意见。这次会上的气氛更加沉寂了,当场没有一个人吭声。最后会议的主持人直接挑明了话题:“今天召开这个会议,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按照查树勋“窝藏,企图谋杀干部”的罪行,那是要判死刑的,但我们还是想再了解一下有没有不同意定查树勋“谋杀干部”罪的,我们将会考虑大家意见的。”此话一说,会场响起了一阵嗡嗡声,但很快又回到死一般的沉寂当中。这个时候,主持人又喊:“不同意判查树勋死刑的请举手。”在场群众,谁也吃不准主持人的真实态度,虽大家都不想查树勋判处死刑,但又怕举了手,会落得查树勋一样的下场。所以整个会场始终没有人举手。在继续冷场了一阵后,主持人便宣布散会,收了场子。
这个会议结束后,镇上便将相关情况上报了县人民法庭,当时法庭根据镇里上报的材料,加上了解到在再次征求群众意见时,又无异议(实际是吓得不敢说),最终海宁县人民法庭宣判:判处查树勋死刑,立即执行。
四月二十六日那天,查树勋从牢里被带了出来,验明正身后,不换衣服,不赏酒饭,五花大绑,便押往袁花镇上的龙头阁小学操场,当场被枪决了。过后,家里人接到通知。其妻顾秀英当时刚生下孩子未满三月,强忍着悲痛,踉踉跄跄地赶来收尸。当她赶到小学操场,见丈夫已横尸当场,便差人赶紧运走,连夜就在海塘边给掩埋了,当时连坟头也不敢留下。
时至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海宁县人民法院拨乱反正,就查树勋以不法地主罪被判处死刑一案,由审判委员会重新审理后宣判:“撤消海宁县人民法庭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第134号刑事判决,宣告查树勋无罪。”此时,距查树勋被错杀,时间已过去了三十四年零三个月短三天。当时在香港的金庸闻讯,即致函海宁县委:“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三十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
(根据查良楠及部分查氏族人口述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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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楼 / pujing
- 时间: 2025-2-14 15:33查玉强:《查良镛离家十年纪实(1937-1946》(上) (2022-03-12 16:57:27)转载▼
金庸离家十年纪实(修改稿)
(1937-1946)
一九三七年 十四岁(虚岁、下同)
一月,在家度过了升入中学后的第一个假期(去年秋从袁花龙山小学堂考入嘉兴中学)。
二月,开学,去嘉兴,就读省立嘉兴中学初中秋一甲班(第二学期课程)。
在学校,国文老师王芝移先生于课余之暇召查良镛等几位同学于其住所开小灶——灌输课本之外的文史知识,讲解政治时事问题。其时俞芳先生教代数,俞师“每事凭公理公式规律求证,条理分明,推理精密严谨”的教学方法与运筹方式则使查良镛“一生治事为人处世撰文受益不尽(查良镛语)”。
在初一两学期的课余时间,读完了学校图书馆三分之一的藏书。
初夏,一年级第二学期即将结束时,给同学高炳生赠诗以作留念,其曰:
“白云孤飞,
青鸟去兮春寂寞,
落花倚垂晖,
愿得故人绕笔香,
留作长相思!”
暑假刚开始,“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一月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
九月,度过最后一个与家人在一起的假期后,接学校通知,告之因战事不能按时开学。
十月初,开学,升入二年级,当时,除高中班与初三班仍留城内小西门天宫牌楼的学校里,其余班级全部迁往郊区的新塍镇。
十一月五日,日寇于金山卫登陆,嘉兴危在旦夕,学校已无法继续上课。校长张印通决定:凡家乡尚未沦陷的同学,一律离校回家;凡家乡已沦陷的同学,即随校迁移。时查良镛家乡海宁尚未沦陷,本应离校回家,但查良镛坚决要求随校西迁,最终得到了学校的批准。
六天后,在校长张印通的带领下,嘉中一百多名师生编队编组搭乘五条乌蓬船,撤离了新塍镇。
十一月八日,日机轰炸硖石;十七日,海宁县政府部分人员开始撤离;十八日,全家人(查良镛的兄长良铿在上海正风文学院毕业后寄居在上海姑夫何叔常家中)在匆忙中由父亲查枢卿带领,渡过钱塘江,逃难到对岸余姚的庵东镇落脚。未几,查良镛的祖母,时年六十五岁的查黄氏,因禁不住战乱的惊吓与迁移的劳顿,不幸故世。
十一月十九日,嘉兴沦陷。
十一月二十六日,嘉中师生行走水路到临安的青山镇,然后以每天三十多里的速度,步行抵达第一个目点地,地处天目山区的于潜。当时学校借县立潜州中心小学开课,但在刚安顿好,上课还不到一个月时间,又传来嘉兴失守、杭州告急的噩耗。于是学校决定再度迁移,目点地则为浙南丽水县的碧湖镇。
十二月二十三日,查良镛家乡海宁县全境沦陷。
年底,嘉中师生经过桐庐,到达建德,时与从上海撤下来的国军张发奎部,行走在同一条公路上,张为师生们的行动所感动,拿出了壹仟银元赠予嘉中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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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楼 / pujing
- 时间: 2025-2-14 15:34一九三八年 十五岁
元旦,仍在迁移途中。当天到达兰溪,小住了三天。
丁丑岁尾,全体师生在校长张印通的带领下,历尽艰辛,终于到达目点地——丽水县碧湖镇。
其时,因省教育厅迁到了碧湖,所以大批学生也麋集于此。省政府遂决定将全体学生集中起来,成立了“战时青年训练团”。刚到达碧湖的嘉中学生被编在第三大队。
四五月间,同学高炳生得家信,母病,欲返回平湖探望。其按查良镛的安排,绕开日寇封锁线,先抵达庵东镇查良镛家,然后在此等待渡船过江,回平湖家中。时查良镛家,父亲已潜回袁花,去照料陷于敌区的产业与家宅,当时由查良镛母亲接待了高炳生。其时恰逢日寇扫荡,海面被封锁,船只不能通行,高炳生待了十多天,看回乡无望,只得重返碧湖。临别时查母给了高一些路费。
八月一日,日寇进犯海宁袁花,中国军队浴血奋战予以反击,日寇伤亡数百人,为泄愤,日寇放火焚烧袁花镇,大火持续数天,查良镛家的住宅与钱庄全被焚毁,化为灰烬。
八月十日(农历七月十五日)查良镛母亲徐禄得急性菌痢,因缺乏医药不及救治,病逝于庵东镇。
八月,根据省教育厅安排,由杭州高中、杭州初中、杭州女中、杭州师范、杭州民众实验学校、嘉兴中学、湖州中学等七所省立中学在碧湖合并成立省立联合中学,内分高中、初中、师范三部。至翌年六月,又分成联高、联初、联师三所学校。
九月,查良镛与原班上的同学从青训团升入联中初三。其因家乡沦陷,经评定,享受甲种救济待遇。
联中初三年级分为甲、乙两班,查良镛编在乙班。时流行为班级命名,查良镛提议命名乙班为“亚力山大级”,此议获级会一致通过。
初三年级时(第一或第二学期),读了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后,突发奇想,约了好友沈德绪等几位,跑到距学校九公里外瓯江中的孤岛上,模仿鲁滨逊的样子野营了三天。
初三年级时(第一或第二字期),学生中流行五病(肺病、疟疾、伤寒、寄生虫、皮肤病),查良镛也患上了疟疾,同学沈德绪为此日夜照料,得其帮助,一周后病情始有好转。
是时,四弟良栋在庵东镇夭折。
冬,寄居于钱塘江北岸庵东镇将近一年的查良镛家人,在父亲查枢卿带领下返回南岸老家袁花。当时逃难出去好端端一家八口人(祖母、父、母、三弟、四弟、五弟、大妹、小妹),回家时只剩下五人,还带回了两具棺材(祖母、母亲)。此情此景,凄惨不堪,令人泪目!
一九三九年 十六岁
于丽水碧湖,在读初中三年级。
二月,因初三第一学期学习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获学校奖状。
四月初,周恩来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视察浙江,时至丽水,查良镛等一众同学听取了周恩来所作的演讲。
六月,临毕业前,于碧湖拍摄了“亚历山大级”师生合影照。
七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联中初中部。时与欲报考宁波中学高中部的马尚骥同学话别,查良镛以“冷莹”的笔名,赠诗一首,曰:
“一席言把心深许,
只有良朋笑问:‘考后还剩功课几许?’
而今乍觉别离滋味,
一向眼前常见心不足,
怎禁得真个分离?
须知不见须相见,
一日甚三秋天气。
使君才气卷波澜,
共把离情细诉,
他日相遇知何处?
直恐好风光尽随你归去!”
其时,同学余兆文将报考衢州中学高中部,临分别因无钱购买纪念品,遂以作文薄一本赠送余兆文,以作留念。
九月,以中考第二的成绩进入联高,被编入高一乙班。
十二月,与同学张凤来、马胡蓥相商,欲为小升初的学生提供升学指导,合编《献给投考初中者》一书。时由查良镛负责写国文与史地,马胡蓥写算术,另一同学俞杨根为之写了十多篇作文范文,张凤来则总管出版、订购及杂务。
是年(或次年上半年),在校内的壁报上,刊《<虬髯客传>的考证与欣赏》,文章得到了老师与同学们的好评。
是年(或次年上半年)在班会上提出:中国文学史应分为三代,即以屈原为代表的上古时代,以杜甫为代表的中古时代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近代。
一九四O年 十七岁
于丽水碧湖,在读高中一年级。
五月,与张凤来、马胡蓥合编的《献给投考初中者》一书由广州南光书店出版,该书发行后,十分畅销,一直行销到福建、江西、安徽等地,为此,先后印行数回,查良镛与两位同学由此也赚到了不少钱。
上半年,在学校壁报上撰文《阿丽丝漫游记》,文中以眼镜蛇影射为学生所讨厌的训育主任沈乃昌,在全校引起了轰动。为此沈乃昌通过省教厅逼迫张印通校长开除查良镛,张校长迫于压力,一直拖到学期终了,并勉力将开除改为退学。
暑期,已被联高劝退从而陷入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之一(查良镛语)”的查良镛去金华找了正在医院治病的联初同学余兆文。查良镛提出转学到衢州中学高中部的想法,两人商量后,由余兆文出面去衢中,向校方提出查良镛转学到衢中的申请,最终转学申请获衢中校方的批准。
申请获批半个月后,参加了转学插班考试,顺利地考取了衢中高二公费生。
随后,回碧湖取行李并与联高的同学们告别。离别时,同学马胡蓥赠给查良镛一本1939年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综合英汉大辞典》。为此查良镛,在辞典首页上动情地记下了这份同学情谊:“辛巳年夏,道出碧湖,与胡蓥深夜促膝聚谈甚欢,及至英文,益自相得,即出此以赠,盖红粉佳人宝剑烈士之意也。”
九月,在衢州的静岩就读衢中高二班。不久,结识了班上的江文焕、王浩然,三人很快成为友谊的三驾马车。
下半年,丧妻两年后的父亲查枢卿,再娶邻近双丰村顾家的女子,曾为查家丫鬟的顾秀英(1913-1989)。 -
第 4 楼 / pujing
- 时间: 2025-2-14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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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楼 / pujing
- 时间: 2025-2-14 15:40一九四三年 二十岁
在泸溪浦市。
上半年,就在湖光农场,协助农场主王侃搞经营管理。当时农场主要工作就是培育油桐树苗,随后在山坡上垦荒种植油桐树。农场期间,查良镛在完成王侃交待各项工作任务的同时,利用空闲时间,复习功课,并试着将《诗经》译成英文,但最终没有完稿。
夏,离开农场,拟赴重庆参加当年的高考。
抵达重庆后,即与江文焕、程正迦、王浩然、朱卿云等会合。此时黄文俊已去了上海读大学,吴汝榕则进了贵州的交通大学,程正返重新回到了衢州老家。而余兆文也在就读了浙大龙泉分校一个学期后,辗转来到重庆,与查良镛等会上了面,准备报考中央大学。
七月十九日(或二十日),报名拟考西南联大。
七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再报名拟考国立政治学校。
七月二十一日(或至二十八日),又报名拟考中央大学。
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参加国立政治学校的入学口试。
七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参加国立政治学校入学笔试。
七月二十八日上午参加西南大学的入学考试,午后在沙坪坝茶馆与人下围棋误了时间,进考场时晚了十五分钟,差点误了下午的化学考试。
七月三十日(或至八月三日),报名拟考四川大学。
八月一日至三日,参加中央大学的入学考试。
八月六日至八日,参加四川大学的入学考试。
应试后,以上四所学校均被录取。其中在九月六日国立中央大学公布的录取名单中,查良镛录取在可以免收学费的师范学院。随后在西南联大公布的录取名单中,被录取在文学院。
八月三十日(农历七月二十三日),弟良楠生。
九月十一日至十四日,《中央日报》连续四天公布国立政治学校大学部录取通知,录取名单上共有539人,查良镛在“重庆区”,依第一志愿被录取在外交系。
此时,查民镛内心虽向往西南联大,但因缺乏路费,遂选择了在重庆的可以免费的国立政治学校就读。此时就读于国立政治学校的还有王浩然,而余兆文如愿进了中央大学,江文焕克服困难,坚持去了西南联大,程正迦则考进了国立重庆女子师范学院。
是年(或翌年上半年),在校期间撰写了短篇小说《白象之恋》,在重庆市政府征文比赛中获二等奖。
是年(或翌年上半年),因不满时任《中央日报》主笔陶希圣散布投降论调的演讲,在其第二次到校演讲前,书“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一联于黑板上,陶来校见后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
一九四四年 二十一岁
在重庆国立政治学校。
寒假结束,就读第二学期课程。当时有一位叫钱穆的老师以无锡方言讲课,同学们大都听不懂,查良镛便在台下给同学们作“同步翻译”。
三月,填写登记表,(集体)加入国民党。
其时,正在重庆任职的初中时语文老师王芝移获悉嘉中的几个学生包括查良镛、高炳生(时就读于中央大学)都在重庆,遂约了这几位学生到家里会面,重聚师生情谊。
夏,暑假前夕,教育长程天放在“总理纪念周”大会上,宣布了查良镛大一成绩名列第一,予以嘉奖。
暑期回不了家,仍住学校,在一个假期里读完了《资治通鉴》与威尔斯的《世界史纲》二本书。
九月,升入大二。
十月,蒋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拟在大中学生中招募青年军,发起了史无前例的青年从军运动。
秋末冬初,国立政治学校作出规定,所有在校学生都要有“投笔从戎”的壮志和“为国捐躯”的决心,本人先报名,校方再审批。时查良镛一心想当外交官,不想参军,所以拒绝报名,结果被学校勒令退学(勒令退学后,党藉当然也保不住了)。
十一月离校,随后找到了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表兄蒋复骢,在图书馆里找了一份管理员的工作,负责登记借书和还书,工作时间每天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
在图书馆工作的这段时间,虽薪水不高,仅以糊口,但给查良镛一个大量读书的机会,查良镛后来曾经说起:“我在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一边就读了许多书。一年时间里,我集中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有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
冬,就读中央警官学校的曾与查良镛合编《献给投考初中者》的同学张凤来找到了查良镛,提议合办一本综合性刊物,并请查良镛担任杂志主编。正好有很多空闲时间的查良镛接受提议,遂开始着手筹备。
是年,妹良敏生。
一九四五年 二十二岁
在重庆中央图书馆。
二月,在重庆弹子石大有巷四号设太平洋出版社,二十日首发《太平洋杂志》(月刊)。时查良镛负责编辑并撰稿,张凤来负责发行。在杂志中,查良镛以查理的笔名,写了一篇《发刊词》与一篇《如花年华》小说的第一章。当时中学时期的几位同学包括高炳生、俞杨根也都给杂志投了稿。
《太平洋杂志》第一期印行三千册随即售罄,查良镛准备接着再出第二期,但印刷厂因纸价飞涨怕亏本不同意再象第一期那样给予赊账,最终第二期因资金原因无法出版发行,办杂志之事即以告终。
五月初,泸溪浦市湖光农场的场主,因业务需要出差到重庆。当他了解到查良镛已离校正在图书馆打工的情况后,便找到查良镛,十分真诚地邀请查良镛再去农场协助他工作。此时王侃还痛快地提出:只要等农场开垦出来的山坡地上全种上了油桐树,就送查良镛出国留学。此时正彷徨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查良镛,见王侃有如此真诚的态度以及所作极具诱惑力的承诺(出国留学),再加上还有二年前在农场工作过的经验积累,于是几乎不提什么报酬、待遇方面的条件,只要求允许带个可享有同等待遇的伙伴作陪,提出了带上正在中央大学哲学系读书的同学余兆文同行。当时与王侃两人一拍即合,很快谈成了此事。
接着,查良镛办妥了图书馆的离职手续,余兆文也办理了休学手续,两人轻装简束,启程去了湘西泸溪。
在再次来到浦市湖光农场后的这段时间里,查良镛利用空余时间曾试着翻译《牛津袖珍字典》(未完成);还与余兆文深入农场附近的村寨,与当地老百姓友好交往,并交上了几位农民朋友。当时,曾亲眼目睹了一位覃姓的农民朋友,由于染上天花,家人死亡,恋人分离,因病致贫,从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好把式转瞬间变成一个垂死之人的过程而深受震动。而在浦市的工作生活期间,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则在后来的回忆中曾说起:“抗战时我曾在湘西住过两年,那地方就是沈从文《边城》这部小说中翠翠的故乡,当地汉人苗人没一个不会唱歌,几乎没一个不是出口成歌的歌手。对于他们,唱歌就是言语的一部分。冬天的晚上,我和他们一齐围着地下挖起来的大树根烤火,一面从火堆里捡起烤热了的红薯吃,一面听他们你歌我和地唱着,我就用铅笔一首首地记录下来,一共记了厚厚的三大册,总数有一千余首。”
八月八日,始终不忘求学深造的查良镛因身居湘西,便有了借读湖南大学的想法,遂致函湖大校长胡庶毕:“......恳请先生准予在贵校借读以成生负笈后方之志......如蒙允许,生愿受严格之编级试验,或请准予暂在四年级第一学期试读,如成绩不及格可即予开除,但求能赐予一求学机会.....自知所请于贵校规定或有未合,惟请先生体念陷区学生环境之特殊、情况之艰苦,准予通融借读或试读....”为求得这位校长的同情,信中,查良镛还吐露了自己为求学辗转突破日军三道防线的艰难经历。然而,当年因为战乱,且湖南大学严格的规章制度,校方还是没有给予查良镛特许。十二日,胡庶华校长按有关规定批复:“关于借读需向教部请求分处,本校不能直接收容....”回绝了查良镛的请求。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那些在抗战初期从苏浙等沿海地区逃到湘西的难民,包括在农场的那些打工者,都成群结队陆续地离开了湘西。
此时,已旌心摇动的查良镛、余兆文仍旧留在农场。
抗战胜利后,父亲查枢卿在袁花老家将被日寇烧毁的住宅重新进行了翻建。
是年底,大妹良琇嫁于时任海宁县袁花区区长的吴志远。
一九四六年 二十三岁
在泸溪浦市。
开年后,查良镛即向农场主王侃提出辞去农场的工作,王侃再三挽留。至初夏,王侃见查良镛去意已决,便送上一笔钱,算是给查良镛的酬谢。
六月,查良镛带着好友余兆文离开了农场,查良镛径直回家,余兆文则去了南京,到中央大学办理了复学手续,重新进了大学。
时隔十年后,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父子相见,父亲对儿子在外多年的闯荡所得最终的结果,不甚满意。对其往后的日子,更是忧心忡忡。
不久去上海,在书店里买到了汤因比所著的英文巨著《历史研究》(节本)。得此书后,查良镛废寝忘食地诵读,心中产生一个强烈的念头“我如能受汤因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学生,此后一生即使贫困潦倒、颠沛困苦,甚至最后在街头倒毙,无人收尸,那也是幸福满足的一生。”从此,汤因比的文明史观伴随了查良镛的一生,使之生命中始终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历史情结。
暑期,在杭州阮毅成(族太叔祖公查猛济的挚友)家任家庭老师。
十月,《献给投考初中者》“胜利后增订一版”。
下半年,发信给早已回到杭州的陈向平,请求其介绍进《东南日报》社工作。
十一月二十日,经陈向平推荐,被杭州《东南日报》招为外勤记者。进报社后一开始的工作就是收听英文广播,随手编译成国际新闻稿。由此,查良镛正式进入了新闻出版界。
十一月二十七日,开始在《东南日报》副刊《东南风》署名查理,主持“信不信由你”栏目。
十二月五日,署名查良镛,在《东南日报》上发表第一篇译作《英国最近的外交政策》(斯蒂特原作)。
十二月六日,在《东南日报》青年版发表做外勤记者后的第一篇访问记——《访问东方的剑桥大学——浙江大学》。
进报社不久,打算利用业余时间去浙江大学读研,但浙大的校规不容许半工半读,而查良镛此时因经济条件所限,又无法辞去工作,故只得放弃。其读研最终虽没如愿,但当时校长竺可桢的一番话则让查良镛一直铭记在心:“一个人求学问不一定要有学+位,到哪里都可以做学问。做学问也是为了服务社会,你现在当记者也是一样的。” -
第 6 楼 / pujing
- 时间: 2025-2-14 15:41穆旦斋主:
金庸初到香港,得到了查良景不少帮助。此事鲜为人知。良景已故世,其子传谊仍在香港,但找不到联系渠道。
查良景
查良景(1915-2008)香港著名剧作家,是浙江海宁人,1915年6月29日出生于一个书香门弟的望族家庭。因父亲早逝,其后迁居嘉定外婆家,嘉定遂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所以他也常说自己是嘉定人。
中文名
查良景
出生日期
1915年
逝世日期
2008年
职 业
香港著名剧作家
他十六岁时就投身社会活动,1931年与瞿白音、葛一虹组成「嘉定青年文化促进会」,办剧团、编刊物,团结青年,唤起民众,以报效国家,在现代戏剧史上,被人称为「嘉定三杰」。从此与左翼作家和文人经常战斗在一起,并以田鲁为笔名编写剧本、组织剧团演出,他的笔名「田鲁」就是因为崇拜田汉和鲁迅而起的。
1933年他考入无线电专科学校,学习期间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开始在《民报》和《新演剧》上发表剧评。
1935年至1938年,除了自己编印《电影演剧》外,他还编译了《苏联艺术》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戏剧和电影面貌的书,同时还创作了一批中篇小说。
1939年在昆明任铸民中学校长,在那里和著名的国民党云南将领金汉鼎的女儿金芝相爱结婚。他借着金家的庇护,在昆明把抗日戏剧文化活动进一步发扬光大。
1946年,他应陈鲤庭邀请,赴上海加入上海电影创作所,开始了他的电影剧本创作生涯。
1953年受香港长城制片公司聘请担任编导室主任。他是一位勤奋而多产的剧作家,二十多年来以周然为笔名创作了《女子公寓》、《红灯笼》、《眼儿媚》、《十七岁》、《雪地情仇》、《黄金万襾》、《梁上君子》、《五虎将》、《春雷》、《过路财神》、《生死搏斗》等三十多部剧本,对长城制片公司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据文汇报2008年3月28日报道 电影导演查传谊的父亲、著名剧作家查良景先生于二零零八三月十五日逝世。
查良景先生的葬礼于四月五日早上在世界殡仪馆举行。 [1]
参考资料
1. 文汇报-剧作家查良景逝世
查传谊(Cha Chuen Yee),1956年出生于香港,中国香港导演、编剧、制作人。
1985年,执导个人第一部动作古装片《水儿武士》 [1-2] 。1988年,执导喜剧片《发达先生》。1993年,凭借执导的恐怖片《溶尸奇案》获得第1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提名 [3] 。1995年,执导惊悚片《街坊差人》和爱情片《精装情不自禁》 [4] 。1997年,执导动作片《豪情盖天》。
2001年,执导爱情片《喜欢你》 [5-6] 。2006年,执导喜剧片《超班宝宝》 [3] 。2008年,执导犯罪剧《狭路相逢》 [7] 。2012年,执导喜剧片《小鱼吃大鱼》 [5] [8-9] 。2013年,与蒋家骏联合执导近代革命片《爱在风起云涌时》 [10] 。2018年,执导电视剧《飞虎之潜行极战》 [11] 。2019年,执导电视剧《飞虎之雷霆极战》 [12] 和喜剧《小女花不弃》 [13] 。2020年,执导电视剧《传闻中的陈芊芊》播出。 [14]
中文名
查传谊
外文名
Cha Chuen Yee
别 名
查傅谊 [24]
国 籍
中国
出生地
香港
出生日期
1956年1月13日
星 座
摩羯座
职 业
导演、编剧、制作人
代表作品
溶尸奇案、狭路相逢、小鱼吃大鱼、奇女子
主要成就
第1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提名 [15]
风清扬尘:
金庸对祖父很尊敬,他又特别常用“宜”,这个名字,所以,感觉祖父起名的可能性很大。爱屋及乌。爱祖父,就爱宜官这个名字
从情感角度上分析,此理是讲得通的。
还有可能性,其实是祖父给他起了“良镛”的学名。但金庸小时候当然不记得,家人误传,说是‘宜官’小名是祖父起的
此说更合情理!妙!
穆旦斋主:
这个蒋连根,胡编乱造,把我母亲说成是丹阳人,是那位被我曾祖放跑的罪犯的女儿。亏他想得出?我母亲是地地道道的海宁人。蒋的话不能信!
这是良铿(金庸的哥哥)的儿子传统给我讲的原话。
早年经历
编辑 播报
查传谊最初在无线电视当摄影助手,后投身佳艺电视担任摄影师,其后晋升为编导。佳视倒闭后转投丽的电视,拍摄《新大丈夫》及《奇女子》等剧集。1984年离开亚洲电视,先后替邵氏及台湾电视台工作 [16] 。
演艺经历
编辑 播报
1985年,执导个人第一部动作古装片《水儿武士》,该片讲述了二太子与大太子之间关于护送水儿回宫展开的故事 [1-2] 。
1988年,查传谊回港加入德宝电影公司,执导喜剧片《发达先生》,该片由陈友、邱淑贞、黄韵诗联合主演。同年,执导由陈雅伦、张学友合作主演的剧情片《马路英雄》。
1993年,执导由梁思敏、黄志辉联合主演的剧情片《现代靓妹仔》。同年,执导由吴镇宇、黄秋生合作主演改编自真实案件的恐怖片《溶尸奇案》,获得第1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提名 [3] 。
1994年,执导**片《屯门色魔》。同年,拍摄由李婉华、黄秋生、任达华联合主演的恐怖片《鬼迷心窍》。
1995年,执导由黄秋生、于莉、吴启华联合主演的惊悚片《街坊差人》。同年,执导由李莉莉、成奎安、苑琼丹联袂主演的爱情片《精装情不自禁》 [4] 。
1996年,执导由吴镇宇、李丽珍、丁子峻联袂主演的剧情片《旺角揸Fit人》,该片讲述了一个本性纯良的青年加入了黑社会的故事 [17-19] 。同年,执导由吴镇宇、张耀扬合作主演的动作片《去吧!揸fit人兵团》,该片讲述了古惑仔恐龙、刀仔以及反黑组探员发瘟卷入帮派之争的故事 [20] 。
1997年,执导由吴镇宇、张智霖合作主演的动作片《豪情盖天》。2001年,执导爱情片《喜欢你》 [5-6] 。2006年,执导由赵贞恩、原岛大地合作主演的喜剧片《超班宝宝》 [3] 。
2007年,执导由任泉、何晴、姚鲁联合主演的家庭生活剧《孩子你在哪里》。2008年,执导由戴娇倩、陈思成主演的犯罪剧《狭路相逢》,该剧讲述了缉毒警察深入虎穴、将贩毒分子一网打尽的故事 [7] 。
2012年,执导由齐溪、郭京飞、孔维联合主演以时装公司的设计和财务职位为背景的喜剧片《小鱼吃大鱼》 [5] [8-9] 。2013年,与蒋家骏联合执导近代革命片《爱在风起云涌时》,该片由李立群、成毅、尹正联袂主演 [10] 。
导演作品(4张)
2018年,执导电视剧《飞虎之潜行极战》,由苗侨伟、黄宗泽、吴卓羲、张兆辉、王敏德、吴岱融领衔主演,该片作为TVB警匪经典《飞虎》系列的升级,以香港飞虎队为主题,陆港合拍时装警匪剧。 [11]
2019年,执导电视剧《飞虎之雷霆极战》,由苗侨伟、黄宗泽、吴卓羲、LeePace、马国明、吴启华、汪明荃主演,该剧讲述了面对生死血拼、连场激战,飞虎队这班无畏英雄永远都战斗在生死的最前线,不畏艰险,逐一击破大型军火交易、地下网络交易、虚拟货币等案件,拼命保障市民安全的热血故事。 [12]
2019年,执导爱情古装电视剧《小女花不弃》,主演:林依晨、张彬彬、林柏宏、孙祖君、黄心娣。 [14]
2020年,执导喜剧爱情古装电视剧《传闻中的陈芊芊》,主演:赵露思、丁禹兮、盛英豪、周紫馨、权沛伦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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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尘:
亲属称金庸今年92岁非90岁 与儿子合影曝光(图)
2014年03月29日 10:19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罗皓菱
风清扬尘:
63人参与 39评论
金庸92岁生日当天与儿子查传倜合影
昨天,“金庸武侠与中国梦——百度贴吧金迷群英会”在北京举行。金庸先生亲属查台传、查传竞出席了活动。据他们透露金庸先生应该是92岁生日,而不是外界所说的90岁生日。他们还提供了一张金庸先生在92岁生日当天与儿子查传倜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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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早年的诗歌随笔《“愿……”》
杨新宇
——复旦中文系的许道明老师当年在讲授《现代文学流派》课程时,向我们介绍过一位我们连名字都读不出来的海派作家东方蝃蝀,称他是男版张爱玲。不过后来我读了东方蝃蝀的小说,感觉说他与张爱玲相媲美,可能还是有些过奖了。但是他也写过很多影评文章,我因为后来从事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对于海派作家与电影的关系很感兴趣,所以就查阅上海《东南日报》上面他的影评,结果却有了一个非常意外的发现:1947年5月19日至21日,上海《东南日报》的“长春”副刊上,分三天连载了一篇2800多字的随笔《“愿……”》,作者是查良镛。开头是这样的:
——曾经梦想友谊的温情可以慰抚一下近来所感受的痛苦,也曾想象自己会有勇气去看一些想看的人,所以作了一次旅行。这次旅行使我懂得为什么我永不会喜爱那些写实的作品,因为我发觉自己脑子中充满了太多的幻想。在火车中只带着这次经过上海时购的两本书,一本是温莎的Forever Amber,一本是Strauss的Famous Waltz曲谱。在寂寞的旅途中把前者读了一大半,看到那位琥珀小姐同贵族卡尔当到市场上去玩时,心中联想起了许许多多事情。琥珀小姐同他到教堂里去,她跑到一只井边,把手伸在水里,跑下来默默的念:
——“我愿他爱上我”
——这样直截了当的愿望!有这种愿望的人是幸福的。
1947年5月19日至21日,金庸以本名查良镛在上海《东南日报》“长春”副刊上,分三天连载的随笔《“愿……”》。
——至少在中国内地出版的各种金庸散文选集中,没有出现过这篇随笔。据傅国涌先生所著的《金庸传(修订版)》(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记述:“1946年11月20日,查良镛正式进入杭州众安桥的东南日报社,说是外勤记者,实际上是负责收听英语的国际新闻广播,翻译、编写国际新闻稿。”书中还特别提到:
——查良镛在《卅三剑客图》中回忆,初入新闻界时曾写过一篇六七千字的长文《愿》,以真名发表在副刊“笔垒”上,就是将中外文学作品中的愿做意中人亲近物品的情诗收集在一起,其中提到英国诗人雪莱、济慈、罗塞蒂等人的诗句。“少年时的文字早已散失,但此时忆及,心中仍有西子湖畔春风骀荡、醉人如酒之乐。”
——可见金庸先生对自己青年时期的文字,还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而傅国涌在书中还作了个注,其中说:“我查阅了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的《东南日报》杭州版,可惜没有找到此文。”看来,金庸的记忆有误,《东南日报》的总部虽然在杭州,但1946年6月也有上海版,既然傅国涌查阅过《东南日报》杭州版,并没有《愿》这篇文章,那么这篇《“愿……”》应该是只在《东南日报》上海版的副刊“长春”上刊载过。
——这篇文章还是非常让人惊喜的。金庸虽然既不写新诗,也不作旧诗,但金庸迷都知道,金庸有很好的古典诗词的修养,他的武侠小说中大量化用古诗词,往往与情节水乳交融,达到很好的艺术效果。但我们不知道的是,他对西方诗歌竟然也如此熟稔,金庸写此文时似乎正体验着恋爱的痛苦,于是他将“中外文学作品中的愿做意中人亲近物品的情诗”罗列起来,介绍给读者,颇有些炫耀自己学问渊博的意思,虽没有他记忆中的雪莱、罗塞蒂,但丁尼孙、济慈、雨果是有的。
——他还说:“因为中国的诗读得不多,一时想不起中国诗人是否尽有这一类愿望的表白,如‘愿作乐中筝’‘愿作苑中花’‘愿为双飞燕’‘愿为比翼鸟’这一类的愿望与前面所谈的性质有些不同,至于傅玄的车遥遥‘愿为影兮随君身,君在阴兮影不见,君依光兮妾所愿’我觉得倒很新颖,这是一种在民歌中常常提及的愿望,在湖南时听到的民间情歌中就有类似的辞法,所以并不是愿望的新颖,而是这种说法,因为它表达了较复杂的希望,除了长伴所爱者之外,还有所爱者享受幸福的愿望在。”
——文章结尾金庸还调侃了一下钱锺书:“这一类愿望中最奇怪的恐怕是钱锺书先生的意见了,他在长篇小说《围城》中描写一个女人牙齿之美,他说‘中西的大诗人都希望做美人的衣带或衣领之类,然而看到了这样美丽的牙齿,我奇怪他们为什么不想做她底牙刷。’”这段话是唐晓芙出场时用来描摹她的美貌的,不过那也是金庸凭记忆所写,原文是这样的:“古典学者看她说笑时露出的好牙齿,会诧异为什么古今中外诗人,都甘心变成女人头插的钗,腰束的带,身体睡的席,甚至脚下践踏的鞋袜,可是从没想到化作她的牙刷。”
——这篇文章在报纸上连载三天,已经不短了,但离金庸回忆中的六七千字,还有不少距离,不过文章结尾署了个“宝宠录之二”,这“宝宠录”又是什么?它的“之一”在哪里?会不会金庸早年还有其他散文尚未浮出水面? -
第 7 楼 / pujing
- 时间: 2025-2-14 15:43金庸在衢州中学的日子里
作者: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学| 发表时间:2014-10-9 05:34:46
金庸原名查良镛,将“铺”一分为二就是“金庸”,这是他1955年写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时用的笔名,不料从此之后家喻户晓,他的本名反而被淹没了。60年前,正值抗战期间,金庸在衢州中学度过了他难忘的高中时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13岁的金庸正在嘉兴中学读书。11月,嘉兴沦陷前夕,他随学校徒步跋涉数日里,流亡到了丽水碧湖。1941年,他在碧湖的浙江省立临时联合高中读一年级时,在壁报发表《阿丽丝漫游记》一文,讽刺国民党派到学校的训育主任,因言罹祸,面临开除、失学的危险,他自述这是生死系于一线的人事。在老校长张印通和同学余兆文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转入了衢州中学。
金庸含泪离开碧湖,来到衢州石梁。衢州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创办于1902年,民国时被命名为浙江省立第八中学。抗战爆发不久,衢州遭到日寇飞机轰炸,几乎天天“警报响、关店门”。位于城内府山下的衢州中学未能幸免,先是临时搬到了东乡,1938年1月,搬到西乡石梁镇落下脚来。石梁在衢州城西北约十里,著名的白云山怀抱着石梁镇的人家烟树,当时衢州中学分为初中、高中、师范及附小,最多时有四十多个班级,分散在石梁镇和上、下静岩村。金庸就读的高中部就设在“翠岗萦抱、阡陌纵横”的下静岩村。
石梁是个不足干人的山区小镇,山青水秀,树木苍翠,阡陌纵横,水声潺潺,小溪缓缓流过,绕石梁而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上千学子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继续他们求学的梦。战时的一切都是因陋就简,曾在这里任教过的作家王西彦回忆:“正在上课的教室里会突然闯进一只从容不迫的大公猪,住屋的窗口出会冷不防地飞入一只惊慌不止的小母鸡。”
石梁乡间的求学生活虽艰苦,但师生们的精神是饱满的,当时曾流行着这样一首校歌: “二衢要冲,九峰巍妒,万壑争流水滔滔,聚干百英豪修学励行习体操,适应抗战中需要。狮子般力量,骆驼般精神,勇猛、沉着,钢铁般意志,陶冶、训练、不屈不挠,哪怕世界狂涛,哪怕顽敌凶暴,同学们,增进智能,负起责任,期把我国家重新建造。”
据说金庸当年与何英鹗、江文焕、王浩然等同学要好,课余还喜欢下围棋。“在江浙一带,围棋之风那就盛得多,每一家比较大的茶馆里总有人在下棋,中学、大学的学生宿舍中经常有一堆堆的人围着看棋,就像这样的人看象棋—般。”他在《三剑楼随笔》中回忆,围棋名家“汪振雄抗战时在桂林主持围棋研究社,那时我还在念中学,曾千里迢迢地跟他通过几次信。江先生笔力遒劲,每次来信很少谈围棋,总是勉励我用功读书,我从未和这位前辈先生见过面,可是十多年来常常想起他。”
整个抗战时期衢州中学有一个阵容强大的国文教师群,先后在这里任教的有王西彦、袁微子、陈康白、陈友琴、曹百川、张厚植、方光焘、屠伯和、何植三等,如方光焘是语言学家,王西彦是作家,何植三是五四新文学时期有名的诗人,曹百川、张厚植的旧学根基很深,袁微子、陈康白、陈友琴等都有真才实学,富有教学经验,皆一时之选。
金庸进衢中时,王西彦、袁微子都已离开,陈康白、陈友琴等还在。1941年9月,学生自治会创办了个小刊物《驼铃》,可惜只出了四期。金庸在这样的环境里无疑如鱼得水,他到石梁不久,就在金华的《东南日报》发表了两篇文章,用的是老师给他取的笔名“查理”。
1941年9月4日,《东南日报》“笔垒”副刊(第874期)头条发表了他的《一事能狂便少年》。当时衢中文风很盛,老师、同学在“笔垒”发表文章是常事,但金庸的文笔犀利,见解独到,字里行问将训育主任“教训”了一顿,在衢州中学还是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小小年纪,论述也颇见功力,难怪“笔垒”主编陈向平要将它发在头条,并且乘出差衢州之便到石梁来看看这个“查理”。令他意外的是查理只是一个高二学生,“身高背宽,呈正方形的脸上架一副近视眼镜”,虽然营养不良,瘦骨嶙峋,却“颇有学者风度”(何因《金庸与衢中》,《衢州与历代名人》,《衢州文史资料》第12辑,1996年10月,199页),年龄的差距没有妨碍他们,这次见面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是投机。
这年12月7日,又一篇署名“查理”的文章《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闻偶感》刊登在“壁垒”副刊的版首,金庸对南宋著名词人李清照的名句人胆地提出了独到的看法。
《一事能狂便少年》、《人比黄花瘦》是余庸在石梁读高二时发表的,也是他一生最早公开面世的作品,随着时光的流逝,几乎已被遗忘。今年6月,我在浙江省档案馆查阅当年著名的《东南日报》(微缩胶卷),才得以透过尘封的岁月,读到这个武侠小说家、《明报》创始人少年时期的文字。今年是衢州中学百年校庆,这两篇文章也许值得载入校史。
何因回忆当时在石梁镇初中部就读,由于堂兄何英鹗的关系认识了金庸,好几次金庸从下静岩来石梁,还专门到教室找何因,“衢中的教师和高年级同学,也经常说起他的国文和英文根底深厚。我们也亲眼看见:在全校性的各项活动中,他多次崭露文才。”(同上,199页)
“我更钦佩他的英语基本功。1941年全校举行双十节文艺会演,他自己编导并主演的英语话剧《月亮升起》 (Rising of the Moon)在石梁广场演出,观众虽听不懂,却感到别致新颖。全校英语教师则一致称赞演员们发音正确流利。每学期一次的全校性独唱比赛,唯有他唱的是英文歌,声调高亢而凄厉。”
“他也是一名体育运动爱好者,连续几届校运动会,最后有项径赛‘高中男生武装负重赛跑’,总是他首先冲刺到终点。”(同上,200页)
当时,日机频频轰炸衢州,处于群山之问的石梁也时有敌机轰炸。尤其是1940年10月 4日开始,日寇发动了惨无人道的轰炸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金庸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半个多世纪后他说:
“战时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日本空军投掷的炸弹在我身旁不远处爆炸。我立刻伏倒,听得机枪子弹在地下啪啪作响。听得飞机远去而站起身来后,见到身旁有两具死尸,面色蜡黄,口鼻流血,双眼却没有闭上。附近一个女同学吓得大哭,我只好过去拍拍她肩头安慰……
“另一次是日军进行细菌战。当时我是高中二年级,同班有一个同学体育健将毛良楷君染上鼠疫,全校学生校工等立刻逃得干干净净。毛君躺在床上只是哭泣,班土任姜子璜老师拿钱出来,重金雇了两名农民抬毛君进城,送上江中的一艘小船。我是班长,心中虽然害怕,但义不容辞,黑夜中只得跟在担架后面步行,直至江边和毛君垂泪永别。回到学校,和姜老师全身互泼热水,以防身上留有传染鼠疫的跳虱。战争期间,唯一自觉有点勇敢的事就只这么一件。”(《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衢江悠悠,岁月流逝,日本细菌部队(731部队)的罪行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可怕的鼠疫活生生地夺去了同学的生命,这是金庸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死亡的切近和恐惧。他亲眼目睹了同学被抬上死亡之船。小船,孤零零地停在江上,上船就是被隔绝,就是等死。衢江边的生离,就是死别!船离金庸而去,生死成一线,衢江边和同学垂泪永别的那一幕,那个夜晚永存在他的记忆深处,无情的战争夺去了他母亲、弟弟还有同学的生命,他后来对和平的信仰、对暴力的厌弃,就来自青少年时代深入骨髓的生命体验。
1941年11月,衢州中学发生一起反对训育主任杨筠青的学潮,在浙江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金庸因积极参与学潮,曾被列入“过激学生”的黑名单。
校长陈博文原是省教育厅督学室主任,和负有特殊使命的杨筠青不一样,他还是爱护学生的,尽量能减轻对学生的处罚,使恢复学校上课,金庸等因此免于被开除、失学的命运。
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加紧了对金华、衢州等地的攻势。
1942年4月,二十万日军沿浙赣线西进,衢州城的房屋几乎全被炸毁,人心惶惶。城里人一早就提着装了食品的警报袋出城避难。石梁距城咫尺,也不得安宁。
5月24日,日军攻陷金华、兰溪等地,衢州危在旦夕,迫于形势学校决定停课疏散,学生纷纷离校。为了减轻负担,校方决定让高中二年级学生提前毕业,时年17岁的金庸高中生涯也就此结束。不久衢州就沦陷了。
金庸虽然在衢州中学不到两年,但他始终记得少年时代求学、生活过的石梁。14年后,他在香港创作第二部武侠小说《碧血剑》时,还虚构了个“石梁派”,写到了衢江,这一切都来自他这段经历。
金庸这样描写:“石梁离衢州二十多里,他脚步迅速,不消半个时辰就到了。石梁是个小镇,附近便是烂柯山。相传晋时樵夫王质入山采樵,观看两位仙人对弈,等到一局既终,回过头来,自己的斧头柄已经烂了,回到家里,人事全非,原来入山一去已经数十年。烂柯山上两峰之间有一条巨大的石梁相连,鬼斧神工,非人力所能搬上,当地故老相传是神仙以法力移来,石梁之名,由此而起。”
第五回的回目“山幽花寂寂,水秀草青青”,固然是金庸形容塑造的这个出生于石梁的女孩温青青,也是石梁留给他的印象——
“两人缓步向后山上行去。那山也不甚高,四周树木葱翠,四下里轻烟薄雾,出没于枝叶之间。良夜寂寂,两人足踏软草,竟连脚步也是悄无声息。将到山顶,转了两个弯,一阵清风,四周全是花香。月色如霜,放眼望去,满坡尽是红色、白色、黄色的玫瑰。”
当年金庸所见的也许不是什么玫瑰,只是五颜六色的山花,但那种“山幽花寂寂,水秀草青青”的境界将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
2004年10月27日,著名校友金庸先生回访母校衢州一中,给学弟学妹作报告。
金庸在衢求学时的学籍卡
金庸先生为母校题写校名
校友金庸先生为母校题词
【【【【【【【【【【【【】】】】】】
高中同学回忆少年金庸,年少已初现侠士之风
商丘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10-31 13:19 -
第 8 楼 / pujing
- 时间: 2025-2-14 15:44jyjh.cn/bbs/thread-66721-1-1.html
金庸先生的离世,很多人都还沉浸在悲痛之中。6年前,杭报曾记录过金庸高中同学王浩然对“少年金庸”的回忆,今日我们再次缅怀......
“
你还记得我, 我也记得你。
”
作者 王浩然
“山石嶙峋,峭壁巨梁,突兀而出。一条小溪自山间蜿蜒经过,清澈的山泉汇聚成河,水势渐行渐急,奔向远方。河边一条古道,一色的青石板铺成,沿着起伏的山冈迤逦而行,消失在白云飘荡的峰峦之中。左边是虎背熊腰的仗剑客,右边是粉黛俏丽的武侠女……”
各位看官,这像不像金庸武侠小说的开头?但实际上,除了末两句人物是我编的,其余都是实景,具体地点就在浙江衢州的石梁和静岩一带。
1938年,衢州中学为避开日本飞机的轰炸,搬迁到了这个偏僻的山区,我在这里读书,初中接着高中。
到了1940年的秋天,高中二年级开学不久,来了个插班生,住到我们宿舍。
看这少年,中等身材,天庭饱满,方脸阔嘴,戴一副银边眼镜,左肩挂大行囊,右腋夹一书包,双手捧的却是黑白分明的两盒围棋。
大家要知道,我们搬迁到乡下学习,哪还有心思伺候琴棋书画,但这个少年,不怕旅途劳顿,就那么捧了两盒围棋款款而来,真是很不寻常。
见了人,无论是老师、学生还是校工,他总是先点头,然后谦和地笑,自我介绍,说是从碧湖的杭州联合高中转学而来,姓查名良镛。
良镛是浙江海宁人,家住海宁峡石袁花,当时已被日寇占领,烧杀抢掠,老百姓不得安宁。良镛家中有父母及众多的兄弟姐妹,其中一个妹妹叫查良琇,由他带着逃难出来读书,这次跟着他一起到衢州中学插班,进入师范部学习。
没错,日后妇孺皆知的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就是他。
1992年12月7日
金庸与王浩然夫妇在浙大邵逸夫科学馆
良镛看了同学的文章,沉吟半晌说:“书剑恩仇,这是用武侠小说笔法做的作业……”
当时教我们这个班的体育老师是东北沦陷区来的李宝书先生,门板似的身材,性格豪爽,操一口东北口音,爱国心特强。他总说,要抗日,先要把身体练得棒棒的。
学校利用山边平地,开掘出一个临时操场,李先生把体育课上得虎虎有生气。后来还替学校养了两匹军马,早晚好生伺候,白天就拉出来让学生跨骑,说大家练成了马术,就驰骋战场,砍小日本脑瓜去……
从杭州高级中学逃难出来的李文政老师,在那样的战乱年代,仍然孜孜于教学和研究,课后进行野外考察,在当地发现了古代恐龙化石,带我们寻找和参观,考古成果轰动一时。
校工陈师傅,也来自杭高,专管作息时间。那时候不敲钟,是司号,他不光将时刻拿捏得分毫不差,届时还校门口一站,精神抖擞,吹起号来荡气回肠,我们亲切地叫他“洋号兵”。这个校工,对我日后的做人也大有影响。一个人,能够把琐屑小事做得一丝不苟,也是一种境界啊。
同学里面也是人才济济。我很要好的同学江文焕,眼里容不得沙子,训育主任被怀疑有贪污问题——训育主任是专门教人品行的,自己还贪污,这还了得!由此引发学潮,江文焕带头参加,结果被开除,日后他走上革命道路,还成了烈士(见《倾听·人生》2011年6月21日B9版《流亡路上》)。
低年级有个同学叫黄运昌,貌不惊人,作文写得特别棒,有情节,有风骨,卓尔不群。我们都读不懂他文章的路数,后来还是良镛,看了他的几篇练习作业,很是喜欢,沉吟半晌说:“书剑恩仇,这是用武侠小说笔法做的作业……”
江文焕、查良镛和我,在衢州中学成为友谊的三驾马车。良镛从小就有记日记的习惯,我尊重朋友隐私,从不翻看,但有人在征得同意后看过,说里面凡写到我和江文焕的,都称作“焕哥”、“浩弟”。
良镛让我把写给女同学的情书背给他听。我这个老实人,一字不漏地背出情书全文。
1940年10月间,一个星期六下午,我邀请文焕和良镛到我家做客。我家是典型的江南橘乡,两位同学看到一片片橘林,还有广橘树和高大的柚子树,密林成荫绿枝绕屋的景象,兴致盎然。
到了我家,父母对两位好学的少年学子早已闻名,盛情接待。我母亲张罗晚餐时,我带他俩出去散步,向村子西南走,是衢常(衢州到常山)公路,忽见一位像从前线退下来的伤兵模样的人,伤势严重,艰难地由东向西爬行,好像要爬回福建老家似的。讲的是一口无法听懂的闽语。
看样子他在发烧,口渴难熬。于是我们三人仓促决定,由我跑回家取药,他俩扶他到前面一个凉亭休息。我以最快速度取来平热散(当时的北京名药)和温开水,我们帮这位可怜的伤兵服下药,喝足开水,目送他继续爬行前进,直到从视线里消失……
这件事使我们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回去的路上,都默默不语,严肃地思考着问题。
良镛再次到我家是41年的寒假,我约他到我家小住。那时我情窦初开,刚写了封信给同班女生,那晚良镛得知,就让我把情书背给他听。我这个老实人一字不漏地背出情书全文,良镛听完大加赞赏,连说:“写得好,写得好,十有八九会有回信。”
后来果然收到回信,掀开初恋帷幕,以后终成眷属。婚后她说,当初就是因为我的信写得好才回信的。
良镛内心一向高傲,品位也高,很少当面夸赞人的,这算是第一次夸我。
另一次是1947年他在上海担任《时与潮》编辑时,我寄给他几篇译稿,他回信说:“几乎没有错误。”当时他说过我这人感情丰富,适宜往文学方面发展,可惜我后来没有按照他指点的方向走。
英国名校一看门人过目不忘。良镛神情淡然,仿佛在说,没什么稀奇,我也能做到。
中学时代,良镛除了上课、吃饭、睡觉,给人的印象总是一卷在握,安心阅读,什么事都不能让他分心。乱世飘零,情绪很容易急躁,没有几分定力的人,真做不到这一点。
那时候条件艰苦,总要每隔两个星期,我们才可以去石梁校本部图书馆借一次书,每次呢,我们三人还结伴而行,一路上天南地北地聊天,兴致勃勃。
我们借的书大多是西方文学名著汉译本及部分英文原著,还有一些世界历史。良镛博览群书,记性又好,差不多能过目不忘。记得有一次,他说英国有一所名校的看门人,凡是在该校进出的陌生人,只要报过尊姓大名让他照面过一次,隔再多时日他也能够一一认出、叫出名字。他这样说时,表情淡然,仿佛在说,这没什么稀奇的,我也能做到。
书看得多,记性又好,他学业上的表现就越来越出色。我们的英文课,上的是《高中英文选》,难度蛮大,那老师呢,还特爱提问题,良镛有问必答。有时候,老师还做范本似的,挑出他来给我们讲解一段,他就不慌不忙站起来,朗读则字正腔圆,讲解则正确透彻,常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和大家的敬佩。
语文课每隔两周做一次作文——规定题目,两小时内当场完成。差不多是每次,良镛总是第一个交卷,内容精彩,见解深刻,得分最高,老师给的评语总是赞誉有加。所以每次发作文本子,大家抢良镛的作文看。良镛日后在文学上有那么大的成就,其实少年时期就头角峥嵘,初见端倪了。
越兵荒马乱,越要打乒乓——正可说明我们是文明人,怎样的野蛮都奈何不了我们。
良镛的为人处世也很可称道,内敛、稳重、正派、儒雅。不久班长改选,良镛成了一班之长。
为求得安静一点的读书环境,良镛、文焕和我合租了一间村民的旧阁楼。桌子、椅子、床铺都又旧又破,但我们的书架,买的、借的、平时收集的,却整整齐齐,蔚为壮观,参观的同学,包括良镛的妹妹都啧啧称奇,羡慕不已,这里面大半的功劳,当然都是良镛的啦。
落课之后,回到我们的“陋室”,或抒鸿雁之志,纵论天下兴亡;或谈莎士比亚、狄更斯著作之妙,常常忘记时辰。当初良镛是双手捧着两盒围棋来插班的,这点爱好总如影随形跟着他。在陋室,他也是逮谁是谁,随时都可手谈一番。
这之前我不懂围棋,但良镛说没事,很简单的,他可教我。很快我就知道了如何做活、如何叫吃等等,也懂得了围棋“金角、银边、草肚皮”的道理。
渐渐深入,才知道围棋哪里是简单的事情。两人对局,我从来都是输多赢少,难得占先一局,互不服气,出现追追打打的场面,也是为了好玩。
良镛也喜欢体育,篮球、排球、跑步、游泳等都很投入,也是真喜欢,但这方面他就不如我——我总算也有比他强的地方。1941年冬,衢州要举行乒乓球赛,体育老师特推荐我作为衢州中学代表前往。
乒乓我撂荒多年,肯定技不如人,缺乏信心。另外我想战火燎原,偌大的祖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哪有什么心情打乒乓?所以坚拒。
但良镛鼓励我去,说越是兵荒马乱,越是要打乒乓——这正可说明我们是文明人,怎样的野蛮都奈何不了我们。如果愿意,他可向老师请假翘课,陪同我前往衢州参赛。在他的鼓励下,后来我还是硬着头皮前往衢州城,他也没有食言,前前后后地陪着我,我说耽误你时间和功课了,他说哪里啦,兄弟一场,应该的。
患鼠疫同学的遗体得送往衢州城作进一步的处理,班长查良镛站出来,说那就我去。
大大小小的善事,良镛做过很多次——另有一次还要感人,也十分骇人。
1940年起,日本空军开始在宁波、绍兴等地投掷细菌弹,伤寒、鼠疫、出血热等疾病漫山遍野地传染开来。
我们班有江山籍两同学春假回乡,在渡船上受到感染,一位同学不幸到家就死了,另一位是我们班的篮球名将,还得过全省运动冠军,身体特棒,他也不知道自己得了鼠疫,结果还撑到回校,不日发作身亡。
鼠疫是重度传染病,他的遗体虽然做了初步消毒,被安置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但还是人人谈之色变,避之唯恐不及。接下来的问题是,学校消毒条件有限,遗体还得送往衢州城作进一步的处理,然后送回江山老家,入土为安。但问题是,风餐露宿,整日和“病原体”近距离接触,谁肯一路相伴相送?
校医和老师是没有空,同学呢,是没有胆。最后还是班长查良镛站出来,说那就我去。结果学校雇了几个民工,还有就是良镛,代表我们全校师生,把遇难同学的遗体送达衢州城。
事后有人侠肝义胆、义薄云天的赞誉有加,良镛仍然谦和地说,哪里啦,兄弟一场,应该的。
潜移默化中养成,不经意间显露,关键时刻起决定作用,这就是所谓的人格魅力吧。据我所知,这事成名之后的良镛似乎也从未对人提起。
1942年前后,有一个笔名“查理”的作者开始活跃报端,日渐引起读者的注意。
抗战时期的江浙一带,《东南日报》是新闻界、文化界的一面旗帜。其中的副刊《笔垒》,选稿更以严格著称。1942年前后,有一个笔名“查理”的作者开始活跃报端,日渐引起读者的注意。
查理的文字典雅、犀利又充满活力,例如《一事能狂便少年》,文章中的风发意气喷薄欲出,一扫往日报纸旧文的陈腐之气。又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将李清照的作品置于民族危机的背景中分析批评,指出作者缠绵于个人感情,进而联系到,光是哀怨,对抗日战争于事无补。
别人不知道“查理”是谁,但我们知道,“查理”就是本班班长查良镛。这个查良镛,后来还写了一首七言长诗,引经据典、低吟浅唱,歌颂战火中的青春和友谊。因为文章中有衢州中学和我们这一群风华少年的影子,所以大家特别的兴奋,良镛投《东南日报》之后,好像那就是我们写的,几天里百猴挠心般,期待作品面世。
遗憾的是,后来时局骤变,《东南日报》迁至福建,长诗虽曾发表,编辑陈向平先生还特地加了编者按,说这是百里挑一的佳作,但于我们,因为是千里之外,到底也没有见着,真是缘吝一面啊。
1941年春季,高中全体学生奉命到金华接受军训检阅。其间,陈向平先生就到学生驻地来寻访“查理”。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少年作者,一家大报的编辑能够屈尊远道下访,也是不寻常的事情。
见面他问良镛,你们今后怎么办?良镛说,我们高中毕业后,准备到内地报考大学。陈先生就暗示,说考大学最好考西南联大。我们的理解是,西南联大由名校组成,师资强;我们不知道的是,陈向平还是个共产党人,他是希望日后有机会,把良镛这样的青年才俊笼络到共产党队伍里来。
这之后陈向平对良镛一直有所关照,无论是文字上的点拨,还是人生道路选择上的指示,直到良镛奔赴香港、离开大陆。
凡有成就者,一生里都有几个贵人相助,在我看来,陈向平就是良镛的一个贵人。后来萍踪四海,还遇到过贵人。1943年,我们辗转到了大西南,报考西南联大,轮到下午考化学,中午吃完饭,看看还有空余,良镛就和人在茶馆下围棋,我们观战,一不留神,时间过了头。我们那个急啊,飞奔着赶到考场,已过了时辰。怎么办呢,求情呗,好在凑巧,监考女老师是浙江人,听出我们的江浙口音,心就软了,知道失学失业的苦,就让我们进了考场。
1942年,我们离开衢州静岩,同学一行八人,我和良镛一起,踏上西行流亡路。
1942年4月,日军进攻浙东,金华、衢州告急。衢州中学提前考试,提前毕业,结果我们就在仓促间告别了老师同学,离开了难以忘怀的衢州静岩这一方山水。
奔赴大西南,我们一共有8个同学。良镛、我和江文焕,还有另外联络的几位男女生。我们先步行60里,到达江山县城,再走40里到新塘边,然后搭火车到玉山。
不料山洪暴发,火车受阻,前方又说南昌沦陷,忙乱之中我们又有人丢失盘缠包裹,大家吃买来的饭团子充饥。
后来下了火车,走出车站,途经江西龙虎山山道,见其顶峰巍峨,云雾缭绕,山腰林木葱葱,在绚丽阳光照耀下,现出天国一般景色。一群少年身背行囊,长发飘飘,驻足惊叹,迎风长啸:“好一派河山!”——这又成了小说里的场景。
但毕竟道路险峻难行,每人肩上负担沉重,个个汗流涔涔,气喘吁吁。良镛的负担更重,他的背包里还塞满《综合英汉大辞典》、《高级英文写作和选读》以及英文本《圣经》!
一度情势紧急,我们跑到一个教堂,和牧师用英语对话,了解到日寇正由南昌向东南侵扰(牧师有电报,故了解形势),我们就急急忙忙向安全方向前进,到了资溪城。我们还找到了一辆羊角车(独轮车),搬上行李,离开资溪,向南丰前行。
几个月后大家分批行动,先后安全到达了大西南。1943年良镛和我考取了西南联大和政治大学,因西南联大路远,而政治大学是公费待遇,我们就进了政治大学。
1944年良镛挑战专横的学校训导长,被开除,入中央图书馆积攒学问。
抗战胜利后良镛赴江西办农场,发展油茶未果,次年回浙江进了《东南日报》。1947年离开报馆赴上海做《时与潮》杂志社译文编辑,不久良镛再考全国闻名的《大公报》,获新闻记者职。次年《大公报》设香港分社,良镛派驻随行,继续他浪迹天涯的日子……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才再次见到老同学金庸。他和夫人一起来过我家。之后我去下榻宾馆看他,兴致勃勃的金庸说:“今天晚上我们可以谈话到天亮。”
2004年10月,金庸首次回访母校浙江省立衢州第一中学,距1942年5月毕业离校60年有余。题诗留念,我亦感而和之。
本文刊登于《杭州日报》2011年9月6日B9版
作者介绍
王浩然是杭城一位高校老师,年近九旬,说起少年时代,说起要好的同学,立马神采飞扬,语速变快,仿佛回到当年。
尽管他们的同学少年,恰逢社会最动荡的年代,也是选择最多、个人命运最难料的年代。一步之差,也许就得付出一生的代价,一经分手,见面已是白发苍苍。
但这并不妨碍青春岁月的鲜亮和浪漫,相反因为少年中国、天下兴亡的责任感,使他们的友谊更加纯真牢固,更呈现圣洁光芒。“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也唱过,但体会不了彼时他们的心情和激情。
多年以后,金庸已然成了“金大侠”,但同学相见没有一点距离感。不像眼下一些变味的同学相会,一部分人在显摆炫耀,一部分人羡慕嫉妒恨,哪里还找得到“同桌的你”?
我看到金庸写给王浩然的几封长信,黑色钢笔字,正体竖写,忆及当年,细节历历,他还记得陪王浩然去县里参加乒乓球赛,信中提及一长串名字,浩然、文焕、正迦(程正迦,《流亡路上》讲述者)……
你还记得我,我也记得你。 -
第 9 楼 / pujing
- 时间: 2025-2-14 15:51我和金庸的一段友情
斯杭生
作者简介
斯杭生,诸暨斯宅人,1923年生,上海江南造船厂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兼任国务院上海经济区(包括上海市和苏、浙、皖、赣、闽五省船舶行业规划组长、上海市海洋石油服务总公司董事、中国一勃朗骆特海洋工程公司董事、上海船舶工业空调冷藏工程公司董事、《船舶工业》杂志编委、《中国造船》杂志编委、《造船技术》编委会副主任委员。
我和查良镛(金庸)是浙江省立联合初级中学(简称联初)和浙江省立衢州中学高中部(简称衢高)的同学。抗战初期,浙北杭州、嘉兴、湖州相继沦陷,浙江省教育厅把杭州高中、杭州初中、杭州女中、杭州师范、杭州民众实验学校、嘉兴中学、湖州中学等七个省立中学搬到浙南丽水碧湖成立了浙江省立联合中学,内分高中、初中、师范三部,后来又分为联高、联初、联师三个学校。
查良镛原在嘉兴中学读书,我则在杭州初中读书,故联中成立后,我们都迁到碧湖去读书。查良镛比我高一学期,当时我们并不认识,我只听到我的堂叔、曾是杭初和联初的语文老师斯伦(志彝)对我们说起过,他说他在联初三上教语文,班上嘉兴中学来的学生查良镛的语文基础很好,文章写得很有新意,是我们杭初的学生所不及。
后来查良镛早我一学期毕业于联初,并考入联高读书。当时浙江省教育厅规定联高只接收家在沦陷区的学生,而当时诸暨尚未沦陷,故我在联初毕业后就考入衢州中学高中部读书。我有一个在杭初读书时的同班好友余兆文,他和查良镛是联初的同班好友(我在杭初读书时曾因病休学一学期,故在联初读书时比余兆文低一学期),余在联初毕业后考入衢中高中部读书,且也因病休学了一学期,故和我又成为衢高的同班好友。当时查良镛在联高读书,因不满学校训育主任对学生实施的高压措施,就在壁报上写了一篇讽刺文章《阿丽丝漫游记》,引起了全校的轰动。训育主任则大为光火,一定要开除查良镛。这时余兆文知道查在联高继续读书已有困难,就向衢中校方请求,让查转学到衢中来继续读书,并得到衢中校方同意,查良镛就转学到了衢高,我们又成为同校的同学,他仍比我高一学期。当时联初毕业到衢高读书的同学很少,除查良镛、余兆文和我外,还有俞兆康(诸暨枫桥人)、蒋培初(诸暨磨石山人)、斯伯郎(诸暨斯宅人)等几人,课余饭后我们常在一起玩乐。又由于余兆文的关系,我就和查良镛熟识起来了。
当时衢高设在离衢州城北十五里的静岩村,这是一个只有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东面有一条小溪直通衢江,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夏天可以游泳、洗澡。西边是一脉高山峥嵘,有茂林修竹,长年郁郁葱葱。南北是一片广阔的田野,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春天,田野里一片金黄色的油菜花,山坡上点缀着一丛丛映山红。夏日,一茬茬碧油的稻禾和深绿色的甘蔗林。秋季,连天翻滚的金黄色的谷浪间,夹杂着一束束橙黄色的柑桔。冬时,遍山的苍松翠柏丛中映现出几棵血红的乌桕和丹枫,一年四季描绘出一幅幅美丽的图画。当时,在一片抗日战争的熊熊烈火中,这块显得清净、幽雅、肃穆、秀丽的小天地里,激荡着琅琅的读书声。每当课余饭后落日黄昏之时,我们几个来自联初的老同学,常在小溪边或山脚下散步闲谈,以消除一天的疲劳。
查良镛是海宁硖石人,家乡早已沦陷,没有经济来源,全靠学校救济。他在联中读书时,曾和同学一起编写了一本指导学生升初中的参考书《献给投考初中者》,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赚了一些钱。
到衢高读书后没有救济金,他常用“查理”的笔名,在当时的《东南日报》副刊上写文章,得到一点稿费作为零用。在冬天时他没有棉衣御寒,我曾送他一件棉大衣过冬。因此,后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联初同学堂妹斯式渊和堂妹夫张葆初等发起编印《联初通讯》刊物,查良镛在香港接到该刊后回信说:“……《联初通讯》中的校友,大多都不认识,而斯杭生曾送我棉衣御冬,绨袍之赠,永世难忘。”
查良镛出身名门世家,不但中文基础不错,英文基础也非常好。他离开碧湖联高时,同学好友马胡蓥送他一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出版的《综合英汉大辞典》,这本辞典在当时国内算是最好的英汉辞典。衢高的英语课本“高中英文选”的内容全是由英美文学名著的简节本选辑而成,相当难读,英语老师总是选读书中的部分课文教我们,我们已觉相当吃力。查良镛总是把全本书读完,而且还经常到图书馆去借阅英文世界名著原本来阅读。他还有计划地通读这本英汉大辞典,掌握了大量的英文词彙,这对他后来事业上的成就有很大的帮助。
1940年秋冬之交,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了细菌战,浙江衢州一带发生了鼠疫,并很快蔓延开来,衢中也有好些同学染上鼠疫,学校只好暂时停课,绝大多数同学回家避灾去了,我们回家路远有困难,只好打了防疫针,暂时住在校里。查良镛班上有几个同学染上鼠疫,他还常去看望染病的同学,后来有一个同学死了,他又去处理后事。后来我们只好分头到同学家里去避难,查良镛也到他同班同学家去避难,直到学校复课,我们才回学校继续读书。
查良镛在衢高读书时,和同班同学王浩然、江文焕结为好友。l942年5月,浙赣战役爆发,日寇从东西两面向衢州进攻,衢中被迫解散。时查良镛已毕业,便和王浩然、朱卿云、江文焕、程正迦等一起转辗逃亡内地,后于1944年在重庆考上国立政治大学外文系,我则和蒋培初、斯伯郎等同学一起流亡到内地四川,后来在四川永州国立十六中读了一学期书后,就考上了同济大学去读书了。查良镛在国立政治大学读书的成绩又是全级第一名,获得了学校的奖励,但因他不满学校的教育方式 ,就离开了学校。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肄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并凭他雄厚的中英文基础,考入了上海大公报社,任国际电讯翻译兼编国际新闻。1948年,他被派到香港大公报社任记者。
查良镛在香港除了在大公报社工作外,还编导电影,并创办了《明报》和《明报月刊》,逐渐成为香港一张颇有社会影响的大报。他写的一些政论文章,笔锋锐利,见解独特,深为中外社会所瞩目。他著有“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及《越女剑》等15部武侠小说,文情并茂,故事新奇,英风侠义,博大精深,在海内外有很多读者,并大多被拍成电影或电视集等,成为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家,有人把他和梁羽生并称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名列“香江四大才子”之首。
l992年初,他去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学院讲学前,曾接连寄给我两封信,后来他的秘书又转寄给我一封信,我们保持着同窗的情谊。其一是在1992年1月,行间钤金庸篆字印章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