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之聲2024年8月22日】(本台記者賀景田綜合報導)
中共8月22日高調紀念
鄧小平120歲
冥旦,
中共黨魁
習近平對鄧極盡吹捧。港媒報導認為,鄧習二人有許多核心相似之處,他們都面臨[url=http******/1059]中共[/url]
生死存亡的
關鍵時刻。學者吳國光指出,[url=https******/1063]習近平[/url]並非[url=htt******/1065]鄧小平[/url]道路的顛覆者:正是鄧這條
中共專制的藤蔓,結出習這個瓜。
[b]鄧小平冥旦座談會[/b]
中共8月22日上午在北京紀念
鄧小平冥旦座談會,
中共黨魁
習近平發表講話,稱鄧為「戰士」、「核心」、「總設計師」、「開創者」、「創立者」、「國際主義者」等等,並用諸多「卓越」、「偉大」形容,極盡吹捧。
習近平表示,對
鄧小平最好的紀念,就是將「中國式現代、民族復興」做為「中心任務」,確保
中共「始終成為」「領導核心」。
習提及毛鄧的「夙願」,就是「祖國完全統一」,貫徹「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
中共政治局常委趙樂際、王滬寧、丁薛祥、李希,
中共國家副主席韓正出席,
蔡奇主持座談會。
[b]習近平與鄧小平[/b]
英媒BBC中文8月22日報導,
習近平高調評價
鄧小平,受訪專家注意到,
中共官方敘事中愈發頻繁地把習與鄧比肩。
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東亞系副教授馬釗表示,「近年來
中共將
習近平塑造成與毛澤東、
鄧小平比肩的領導人的趨勢十分明顯。」
有不少學者認為,
習近平與
鄧小平有不少相似之處,但是角度不同。
美國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余茂春(Miles Yu)表示,「
鄧小平和
習近平都是忠實的共產黨人,
鄧小平有四個基本原則,
習近平力主勿忘初心,對維護共產黨
一黨專制政權的根本立場完全沒有兩樣。」
余茂春認為,說
鄧小平或
習近平是改革家是牽強附會的,共產黨絕對不會承認自己的根本制度需要改革,而「改革開放」的基本設計原理是迷惑自由資本主義世界,讓西方的市場和技術來為一個共產國家受益。
余茂春還認為,
鄧小平的基本戰略是「
韜光養晦」,其實根本不是和平友好,自由開放,而是臥薪嘗膽,用國際統戰換來的「戰略機遇」來發展實力,等到國力增強,就會同樣地搞東升西降,在國際上尋釁滋事,欺侮霸凌,和
習近平現在做的差不多。所以
鄧小平和
習近平不是兩個不同的品種,[url=http******/1063]習近平[/url]實則是
鄧小平的邏輯後繼人。
港媒《南華早報》報導認為,將鄧習兩人進行比較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根據各種官方報導和習本人的演講,
習近平自認為自己是
鄧小平的真正繼承人,也是完成
鄧小平使命的人:復興中國,使之成為偉大的文明古國。
報導稱,鄧習都面臨決定共產黨
生死存亡的
關鍵時刻,如果仔細觀察,會發現鄧習二人許多核心相似之處。
鄧小平的小兒子鄧質方曾對一位朋友說,「我父親認為戈爾巴喬夫是個白癡。」
蘇聯最終解體,傅高義(Ezra Vogel)在《
鄧小平與中國變革》一書中寫道:「
鄧小平喜歡說他在過河時摸著石頭過河。但事實上,他已經對如何過河形成了堅定的信念。其中之一就是共產黨應該掌權。」
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前副總編輯鄧聿文,也稱
鄧小平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他不想讓任何人利用他的改革舉措破壞黨的統治。他制定了‘四項基本原則’來維護這一點。」
這些
中共所謂的「基本原則」,也是
習近平喜歡強調的信息。
習近平堅持[url=ht******/1065]鄧小平[/url]的四項原則,並提出了自己的「四個信念」——
中共官方稱為「四個自信」。
由此看來,雖然語言和術語有所不同,但兩人卻異曲同工。
南早報導稱,當
鄧小平和他的同事們從文化大革命的廢墟中崛起時,
中共正處於
崩潰的邊緣。長達十年的無政府狀態導致
中共的組織結構支離破碎,意識形態分裂。
鄧小平意識到,他的首要任務是帶領
中共走出意識形態內斗的泥潭,將重心轉移到經濟增長上。他選擇了集體領導——一種建立共識的機制,讓不同派別都能參與決策。
習近平通過發起
中共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反腐運動和權力再集中的運動來應對危機。在此過程中,一些不成文的規則(例如前高層領導免於起訴)被打破。
雖然鄧習選擇了相反的策略,但
鄧小平和
習近平的目標都是一致的。
習近平采取重新集權措施,因為他認為
中共面臨失去凝聚力和被強大的利益集團綁架的危險,重蹈戈爾巴喬夫領導下的蘇聯覆轍。
[b]吳國光:鄧小平的藤結出習近平的瓜[/b]
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國光8月21日撰文表示,一般認為,
習近平並不「近」似
鄧小平,而是
鄧小平路線的顛覆者,然而,
鄧小平與
習近平有著根本關聯。
吳國光寫道,人們懷念的,是鄧推動中國加速市場化並擁抱全球化的治國路線;
習近平最為人所詬病的,在於他沒有沿著
鄧小平的這條道路走下去,似乎反其道而行之。
其實,早在1986年9月在
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上,
鄧小平就講得明明白白:「吸收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有益東西」,為的是發展
中共掌控下的「生產力」。
吳國光認為,正是在1989年6月4日天安門鎮壓和1992年南巡這兩手之後,
中共自1990年代起形成了所謂「中國模式」。前一手是高壓維穩,為的是維持和加強
中共一黨專制;後一手則驅使民眾一意追求財富,並借助西方的經濟與科技力量,希冀以物質發展換得民眾乃至國際社會接受
中共的
一黨專制。把
一黨專制與市場經濟捏到一起,以前者控制後者,以後者服務前者,這才是
鄧小平道路的真諦。
這種專制權力與物質財富互利的模式,在促成中國經濟繁榮的同時,帶來了一系列惡劣弊端與嚴重後果。其中,官員腐敗,官商勾結,貧富懸殊,社會不公,居於這些弊端的突出位置。這激發了民眾日益增長的不滿,所謂「群體性事件」此伏彼起。到
習近平上台時,
中共對於這種局勢「憂心忡忡」,唯恐這些「亟待解決」的矛盾和問題發展下去「影響黨長期執政」。於是,
習近平從反腐敗入手,迅速集中權力,並致力於打壓一切可能削弱
中共一黨專制的因素,包括公民社會、民營經濟和對外關聯。
吳國光指出,
鄧小平在提出他那一套政策的時候,強調的是維護
中共一黨專制,而當今
習近平也是要維護
中共一黨專制。其不同僅僅在於時勢不同而對策不同。在
鄧小平那裡不變的,是維護
中共一黨專制;從
鄧小平到
習近平,不變的也正是維護
中共一黨專制。而中國經濟社會走向多元化既不是
鄧小平的初衷,也不是
鄧小平的功勞,而是中國民眾借
鄧小平要發展經濟來加強
中共專制之機爭取自己權利的結果。因此,
鄧小平可以借資本主義因素強化
中共力量,中國民眾當然也可以借
中共發展經濟的機會爭取自己的權利。
吳國光寫道,正是這樣一個
鄧小平,1978年底篡奪最高權力後,立馬提出所謂「四項基本原則」,也是在那個時候,
鄧小平強力壓制了
中共黨內和中國社會上已經開始奔湧的「非毛化」浪潮,念茲在茲地要求「一定要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等等。如果沒有鄧的這種「堅決」,
習近平今天要「返祖」回毛肯定困難百倍,就是會不會由
中共當權、更不必提由
習近平這種人當權,那也不一定呢。
所以結論就是:毛澤東的根子,
鄧小平的藤蔓,結出了
習近平這個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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