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1年中共恢復對西藏統治至今70年,在過去數十年的治藏問題上,一個始終存在的問題是,如何處理流亡在外的近十萬藏人群體。在近日流亡藏人迎來其新一屆世俗最高領導人之際,中共似乎已雲淡風輕,而流亡藏人所面臨的困局卻是更加凸顯。
流亡藏人行政中央選舉事務署5月14日宣布,西藏流亡議會前議長邊巴次仁(34,324票)以比對手格桑多傑(28,907)高出5,000多票的優勢當選新一任流亡藏人司政。這是流亡藏人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退出政務管理後的第三屆政治領袖。不過相比10年前洛桑森格從達賴喇嘛手中接過流亡藏人權杖時所展現出的影響力和關注度,今次的境況大抵也體現出了流亡藏人群體正面臨的冷遇。
從2021年首日便拉開投票的流亡藏人司政與議會議員選舉,共動員了世界各地近8萬的流亡藏人注冊,這顯示了流亡藏人內部仍然具有高度的組織力與動員力。但是對於新任司政邊巴次仁來說,其面臨的局面並不樂觀。尤其在其前任洛桑森格期間,北京與流亡藏人十年“無話”,這一關系將繼續拷問邊巴次仁未來5年的施政,或許他會如其前任洛桑森格一般終究無法破局而黯然下台,更有可能將流亡藏人拖入一個更加分裂的境地。
對邊巴次仁來說,其面臨的挑戰至少有三個。其一,內部的路線之爭。在兩個階段的選舉流程中,2月8日首階段的預選結果出爐,司政人選中,邊巴次仁(24,488票)與達賴喇嘛前代表格桑多傑(14,544票)進入正式選舉,而唯一的女性候選人且公開表態“重新審視‘中間道路’”的嘉日卓瑪(13,363票)雖未能進入第二輪角逐,但仍獲得不少的輿論關注。
大體上來看,長期在流亡藏人權力機構中鍛煉的邊巴次仁與涉足政壇不深但了解國際外交的格桑多傑政治綱領本質一致,因此,邊巴次仁的勝出大概率保證了達賴喇嘛“中間道路”在流亡藏人政治架構中的綱領地位。但需要注意到的是,對“中間道路”立場更為開放的格桑多傑有不少的選票來自於支持西藏獨立的年輕人。而這或許也分走了嘉日卓瑪的部分票面。因此在邊巴次仁勝選後,不少流亡藏人就呼吁“考慮這些希望西藏獨立、而不是中間道路或自治的年輕人。”
雖然說“中間道路”在流亡藏人群體內部的政治架構中仍具有獨尊地位,且歷任司政也都以奉行這種主張當選,但要看到“中間道路”仍能被堅持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達賴喇嘛的意願。在其移交世俗權力後,每逢司政大選,他總要出面彌合內部的不同意見。因為其個人極高的精神領袖地位能夠扮演這樣一個“大家長”的角色,但是挑戰“中間道路”主張的聲音愈發響亮在此次乃至上次的司政大選中已有所體現。如今,或許能仰賴達賴喇嘛的個人權威維持內部的“團結”,但其已是85歲高齡,因此,邊巴次仁必須考慮到各種突發狀況可能造成的內部分裂與動蕩。
其二,流亡藏人群體的關注度問題。這大概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談。一方面對於流亡藏人新司政來說,雖然其在流亡藏人內部政治架構中已有30多年的從政經驗,從政研負責人到西藏流亡議會議長,再到駐美代表。這些豐富的從政經驗可能有助於其處理流亡藏人內部面臨的生活環境與質量改善等系列問題, 但相對來說,其既無法比肩達賴喇嘛的國際聲望,又不似其前任洛桑森格那樣受教於西方教育體系,熟悉國際事務邏輯,因此,他短暫的駐美代表經歷能否讓他在處理涉外事務中游刃有余恐怕還是一大挑戰。
另一方面,對流亡藏人群體來說,在北京切斷與達賴喇嘛的對話以及近年國際局勢的演變中,他們正在遭遇被遺忘的現實。就此次大選來說,事實上截止到4月15日的開票結果,邊巴次仁便鎖定司政人選,但這並沒有引起輿論的重視。盡管新一任美國政府仍然給流亡藏人一定的關注度,但同一時間段內,西方各國正忙於在新疆問題上與中國爭鋒相對。流亡藏人被選擇性忽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過,對於這樣一個較為松散的流亡群體來說,內部的演變與外部的冷遇極有可能讓他們走向自我崩潰與瓦解。
其三,如何建立與北京的聯系。如果放在十幾年前,這或許有某種可能性,但如今這已經變得越來越渺茫,甚至借由達賴喇嘛私人的接觸路徑都難以實現。
中國和流亡藏人自身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在國際社會話語權的上升和流亡藏人走向“停滯”,尤其是達賴喇嘛本人的活動也大大弱於以前,北京所面臨的這種外部壓力正在減輕。而事實上,北京對流亡藏人的“冷處理”已經見效,在中國解放軍入藏70周年之際,外界注意到西藏最為人關注的是其修建了大量公路、鐵路、醫院,且當地居民人均GDP已超過了很多中國其他省份。當西藏喪失其外部性問題,流亡藏人的“消聲”以及不可避免的被邊緣化成為大概率的必然。
因此,從更加現實的政治考量來說,面對一個內部趨向激進且分裂的流亡藏人群體與一個發展穩定且生活得到持續改善的西藏,北京沒有理由與流亡藏人對話,而即使對話,流亡藏人也已經處於一個對自己更加不利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