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蠻生長的北京詩人都去哪兒了？

2022-04-25 23:26:03

>>文章內容

原創：新周刊

2018年冬天，老賀（本名賀中）去探望“退隱”詩人馬高明，還在他家中翻到了1986年版的《北京青年現代詩十六家》。看到這本有著特別意義的“北京詩集”，老賀的思緒被拉回到了上世紀80年代，那個中國當代詩歌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

詩人老賀。/受訪者供圖

在接受《新周刊》采訪時，老賀回憶了《詩歌報》1986年舉辦的“現代詩群體大展”，那次大展發表了100多位中國當代詩人的作品和宣言，對方興未艾的第三代詩歌進行了一次空前的集結與展示。從那以後，更真實、更生動、更具現代性的詩歌寫作，逐漸成為了詩壇的主潮。當然，在這座裡程碑上，不乏顧城、食指、芒克、雪迪等一眾土生土長的“北京詩人”。

80年代末，老賀在北京開始了詩歌創作。在他的記憶裡，雖然詩人在各個地方均有分布，但北京是最具有影響力的中心場域之一，詩歌寫作的地域性非常明顯。隨著時間的推移，城市之間的文化和經濟交融成為常態，地域性也漸漸變得模糊起來。

“將三十年放在三個月裡浸泡/多余的時間/從院牆上緩緩墜落”（老賀《六月裡的無題》）。

老賀的詩裡，時間總是“具象”又“虛幻”，正如時間一晃過去了三十幾年，當“北京詩人”的概念不自覺地在他腦海中出現的時候，一切都恍若隔世。同時，一個疑問也產生了——作為成長地標與時間流淌的“北京詩歌”線索是不是中斷了？

《燃燒時間的灰燼——北京當代詩人十九家》老賀編

帶著這個疑問，老賀從以北京為核心的朦朧詩開始往後梳理。他發現，當80年代全國性詩歌運動開始後，更多的年輕詩人進入了新詩探索時期；90年代，全國各地的精英和知識分子雲集北京。自此以後，因為當代詩歌的漸漸邊緣化，“北京詩歌”無論是從地理上還是從文化上，都先後淡出了大眾視野。

然而，不能忽略的是，早年由北京青年詩人成立的“太陽縱隊”“白洋澱詩群”“圓明園詩社”等繼承下來的詩歌傳統，一直在每個“北京詩人”身上自由地延展。

在老賀看來，詩歌創作可以有地理特點，但詩歌不應該有地域之分。如今，仍然用30多年前的方法進行收錄，多少是有些對隨時光已逝的“北京詩歌江湖”的追慕，但也不失為一種重新開啟的角度和方式。畢竟，詩歌才是主角。

朦朧詩之後，誰是“北京詩人”？

1984年夏天，黑大春與雪迪、大仙、刑天、殷龍龍、戴傑、劉國越等一批北京青年詩人成立了“圓明園詩社”。據他們回憶，那個時候圓明園不收門票，整個區域都是開放的，騎車從一零一中學穿過去，夏天的蘆葦跟人一樣高。福海有時候有水，有時候沒水，陽光照在山坡和蘆葦上，仿佛一片野景。

在這裡，詩社舉辦了多場詩歌朗誦會，吸引了北京一批又一批的大學生。繼70年代末期的朦朧詩之後，“圓明園詩社”以風格迥異的詩歌創作，對詩界產生著影響。

黑大春、戴傑、劉清正(從左至右)與北大學生在“圓明園詩社”活動中留影。/受訪者供圖

老賀早在80年代便結識了不少“北京詩人”，正是這些詩人和詩，對老賀產生了不限於文字和審美上的影響。讀黑大春的詩的時候，他的視覺與聽覺生動轉換，體驗與想象力高度融合，現代漢語抒情詩居然可以這麼美妙——“仿佛最後一次聆聽漫山遍野的金菊的號聲了”（黑大春《秋日詠歎》）。

2020—2021年間，老賀在選編詩集時，注意到了許多曾經被朦朧詩的光芒掩蓋的“北京詩人”。他試圖串聯起這些“散落的珠子”，便確定了三個標准：一是朦朧詩之後的詩人，二是從小在北京成長起來的詩人，三是基本已進入創作成熟時期並且一直堅持在寫詩的詩人。

在這個過程中，老賀發現了不少“遺珠”。

“比如宋逖（本名王京生），我對他的詩印象深刻，但以前不知道他是北京人，雖然我們認識。”老賀把詩歌和北京聯系起來後，身邊的“北京詩人”便一一浮現出來。《北京詩刊》的主編李津蘭（詩人守靜篤）經常讓老賀給詩刊推薦詩歌作品，但其實她自己也一直在創作。作為好友，這樣的“打探”也讓老賀對他們多了一層了解，隨著“收集”越來越多，那些自然地浸染過北京氣息的詩歌，也都變得清晰起來。

近期，老賀編寫完《燃燒時間的灰燼——北京當代詩人十九家》一書。/受訪者供圖

最讓老賀意外的是黃燎原，在他印象裡，黃燎原一直在寫作、音樂節、畫廊之間切換。平時不怎麼關注朋友圈的老賀，無意間看到黃燎原分享了一首詩，老賀順著時間線往前一捋，發現黃燎原最近幾個月一直在寫詩。老賀喜出望外，一聊才知道，原來黃燎原14歲的時候就開始在龍潭湖參加詩歌活動了，而且他的寫作最早也是受了詩歌的影響。

“如果不是因為編書，我可能意識不到，原來大家都在堅持寫詩。”老賀說。在這部詩集裡，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詩人自成體系。除此以外，詩集還收錄了3位80後、90後詩人的作品。他們的創作經歷雖然短，但在老賀看來，清晰的認識和評價尚且需要一些時間和耐心。

如今，繼朦朧詩那種集中所有焦點的“詩群”之後，“北京詩人”的創作呈現出了散點狀態，沒有明顯的共同的語言實驗和流派，取而代之的是個人化的實踐。

“北京詩歌”的精神源頭

胡傑的紀錄片《圓明園的藝術家們》（1995），記錄了90年代住在北京西郊靠圓明園附近的村落裡的一群初入社會的年輕人，他們對愛情、友情、自我認同的向往和處境，在那個社會發展急劇變動的群像時代，呈現出一番更加個體和私密的景象。

紀錄片《圓明園的藝術家們》。

那裡有湖水、樹林和圓明園的廢墟。年輕的藝術家們在出租房裡安頓下來，買來顏料、畫布進行藝術創作。然而，他們面臨的最大困難，是湊齊每個月的房租，賣畫並不是唯一的生存手段，甚至還要靠別的手藝來維持生活。他們的作品“先鋒”“另類”，區別於傳統美學。這在當時並不容易被大眾的審美所接受。而這樣的現實性，也常常被復刻在詩歌裡：“圓明園之兄，你吃了嗎/饑餓如虎/提前預約吧：約黑夜，約流食，約三仙島”（殷龍龍《數量》）。

“北京詩歌從一開始就是民間的、野生的、自發的，一定有種‘詩歌精神’，將‘北京私人敘事’一路延續了下來。”這成了老賀編寫新的《燃燒時間的灰燼——北京當代詩人十九家》最自洽的依據。

這種“詩歌精神”是從哪裡來的呢？

實際上，早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翻譯成漢語的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作品，便開始在北京的大學生和知識分子手中傳閱，中國現代詩歌也正是誕生於此間。相較於其他城市，北京具有天然的文化接觸和藝術啟蒙的優勢。而這種優勢，也牽動著“第三代詩歌運動”的展開，並構成了朦朧詩以後至90年代末當代詩歌的主體內容之一。

如今，北京是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從社會性來講，“北京詩歌”一直發生於民間、流傳於民間，很多都沒有進入作家協會體系，甚至可以說它游離於主流之外。然而，從詩歌生態來講，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盡管詩歌的敘事語境各不相同，但“獨立”的姿態卻是一樣的。

在老賀看來，詩歌本身應該是孤立存在的，一旦放到社會語境之下，就會產生現實意義，但並不能認為如今的詩歌完全沒有現實性。這種現實性的關聯，其實就是“獨立精神”。

2003年，老賀在北京創辦了“猜火車文化沙龍”，2010年，他又與友人聯合創辦了“北京新青年影像年度展”。更多的帶有個人創作特征的“獨立藝術作品”漸漸被大家發現。

“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國內各個文化領域的發展，包括獨立電影、搖滾音樂、當代藝術，等等，其實都是從這條線索裡來的，最早誕生的‘北京詩歌’實際上就成為了一種文化符號。”老賀說道。

語言的盡頭是詩歌，詩歌的盡頭是孤獨？

“總有一天，你會衰老/你生命的車欄已褪色枯朽/你在田野上孤零地散步/手中的花朵滴入疲倦的淚珠”（雪迪《總有一天》）。

2022年1月，北京的鼓樓西劇場迎來了許多久未謀面的“北京詩友”，他們讀詩、懷想，並見證《燃燒時間的灰燼——北京當代詩人十九家》的面世。這些“虎豹行單”慣了的“北京詩人”，無論是現身的還是隱身的，都共同回答了老賀心中的追問——“北京詩人”都去哪兒了。

上世紀80年代，圓明園舉行的詩歌活動。/受訪者供圖

黑大春雖然仍在堅持詩歌創作，但他幾乎到了“超然世外”的境地，處於一種“隱居”狀態，幹脆連手機都不用。

談論當代詩歌的生態，避免不了要談論當下詩人們的創作狀態。在老賀看來，從創作的角度講，詩人往往都是越寫越孤獨。

“黑大春、多多、楊典等，都是越來越進入到一種孤獨裡去，面對自身和語言的關系、心靈和語言的關系、用語言和世界相互誕生的關系。”對老賀而言，詩歌語言不是工具，而是目的。“散文和小說的創作更像一種行走，有目的地、有到達，詩歌則像舞蹈，不追問去向，本身就是目的。它無限開拓了語言自身的空間，逼近語言深處的極限。”

正因如此，詩歌文本的探索才格外艱苦。堅持寫下去意味著進入詩歌語言的世界裡，要走得遠一點，再遠一點。走到最後，便是古今詩人都面臨過的境地——沒有盡頭地寫下去。

對老賀而言，詩歌語言不是工具，而是目的。/圖·pexels

如今，詩歌漸漸區分於社會性敘事，回歸了語言的深度，以及更加個體化和私密化的表達，甚至更加接近詩歌的本質——孤獨。

“當然，孤獨不是孤僻的意思。”自我的審視以及嚴格的表達，使得老賀不厭其煩地對每一個詞語做出解釋。

老賀在書中的自述裡寫道：“詩歌寫作就是在一首詩裡重新發現每一個詞，洗亮每一個詞。”他還用詩句裡的詞，給詩集起了個名字叫《燃燒時間的灰燼》。詩歌再次被點燃，詩人再次被發現——“當時間成為灰燼/身體成為灰燼/不要一點人間信息/此刻，枯木逢春只是一種妄念/只有語言的微光/隱隱敲響/每一個念頭上/的睡蓮”（老賀《我身體裡每天都有一只鳥飛向往生》）。

此外，老賀還介紹了這本選編詩集中最年輕的詩人——90後的瓶子（本名張雲平）。“他們最大的不同在於時代體驗所帶來的新的創作思維。那些老一輩詩人感到陌生的二次元世界，對於Z世代而言，卻是習以為常的經驗，他們詩歌裡的愛情、生活，新鮮而富有想象力。”老賀說，譬如瓶子的詩作《新身體》——“接受光滑和潔白/接受孤獨和絕望/接受生澀和未來/不可知的破碎和每一瞬間的逝去/我總要面對這些疑問/當我說我只是一尊雕塑的時刻”。

當年輕一代的青年詩人成為了大家關注的對象，對於新詩的思考，以及對未來詩歌格局的思考，便成為了需要一代代人繼續傳遞下去的精神火炬。

其實只要人類文明延續、生活繼續，詩歌作為一種文體便不會消失，總有人會進入這樣的語言世界，這就是最好的詩歌生態，就像最後一位九葉派詩人鄭敏給詩集的寄語：“祝願他們繼續寫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