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劍橋大學達爾文筆記離奇消失，22年後被"神秘人"突然送回來了 

到2020年，新上任的館長傑西卡著急起來，她拉出一支專業隊伍，進行劍橋大學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搜尋項目。



這支隊伍由文物尋回專家領導，他們幾乎翻遍了所有書架（連起來長達210公裡，相當於從劍橋到南安普頓的公路長度），把整個達爾文檔案館也找遍了，仍舊沒找到。
最終，所有人只好得出這個結論：筆記本被盜了。
傑西卡立即報警，同時通知了國際刑警組織，在媒體和網絡平台上，她也呼吁民眾幫忙尋找。
“我真的非常難過，這些筆記本裡包含達爾文著名的‘生命樹’圖畫……我們請求所有人的幫助……”



之後一年多，全球媒體都報道了“達爾文筆記本失竊”案，但警方和圖書館沒有得到一絲線索。
誰知道，筆記本會主動出現在傑西卡的辦公室門口。



因為不是專業文物學家，傑西卡在獲得警方的允許後打開保鮮膜，請專家檢驗。
她度過了難熬的五日，終於，鑒定專家組告訴她，這確實是真品。
“達爾文在筆記本中用了不同類型的墨水。” 歷史學教授吉姆·塞克德（Jim Secord）指出證據，“比如，在著名的生命樹那一頁上，它有棕色的墨水，也有灰色的，這種變化很難偽造。”



“在鉸鏈位置，你能看到脫落的細小銅屑，這很真實。紙張的類型也是正確的。”
1987年，一些專家曾經按照最高學術標准，記錄下兩本筆記的紙張、墨水和封皮。這次真是派上了大用場。
在媒體采訪中，傑西卡完全止不住笑意：“我本來以為，我有生之年都不可能看到它們。我真的很高興，到現在還在顫抖。”



雖然遺失了22年，但筆記本的保存狀態非常好，該有的每一頁都在。
“我很想知道它們之前去哪裡了。很明顯，它們受到了精心的照顧，很少被打開。紙張也很幹燥，沒有受潮。所以，我們猜測有人得到筆記本後，把它們放在一個很安全的地方。是誰呢？”
這個問題一時半會兒找不到答案，因為粉色手提袋放的位置，剛好沒有監控攝像頭。
還筆記本的人顯然不想讓人們發現自己的行蹤。



不過，圖書館的前後門、內部的特別瀏覽室，還有保險庫旁都有攝像頭，圖書館已經告知警方，讓他們看看能否通過這些位置找到那人。
達爾文筆記本的回歸，是科學界的一大幸事。
塞克德教授說，這兩本小冊子可以稱得上是“整個科學史上最傑出的文獻”，因為自然選擇和進化論是生命科學最重要的理論，而筆記本就是理論雛形出現的地方。



1831年，達爾文乘坐海軍勘探隊的“小獵犬號”，以博物學家的身份開始歷時5年的環球旅行。
一路上，他收集了大量動植物標本，記錄下各地的地質和生態。



其中，靠近南美大陸的加拉帕戈斯群島給他留下最深刻的印象。那裡島嶼眾多，環境迥異，同種動物在不同島上表現出不同形態，讓他隱隱察覺到環境對動物的影響。



1837年，旅行結束後，達爾文回到英國整理資料，在四本筆記本上寫下自己的思考。它們被後人稱作“嬗變筆記本”，也就是筆記本B、C、D、E。
在筆記本B裡，他推測出“一個物種有變成另一個物種的可能性”。
因為他在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亞發現很多大駱駝的化石，這些駱駝雖然和現代駱駝長得很像，卻沒有駝峰，臉上還有長鼻子。



後來，這種動物被命名為後弓獸，達爾文猜測它們是現代駱駝的祖先。
達爾文還討論了“物種是通過有性繁殖中的基因變化導致的進化”這一觀點，後來被他否決了，轉而支持自然選擇論。
這是因為加拉帕戈斯群島在地理上的隔離，讓陸龜、雀和美洲駝的外形明顯不同，物種多樣性是由環境變化導致的。



他畫下生命樹圖，解釋滅絕動物和現代動物之間的關系，認為只有適應環境的物種才能延續生命，其他物種則會滅絕。
不過，達爾文並不認為進化後的物種比曾經的物種更高貴，它們只是適應目前的環境而已。因此法國博物學家拉馬克提出的“生命向更高形式變化”的理論被他否定了。



筆記本C把B裡的觀察結果重新闡述一遍，強調“自然排序”（指物種在不同時期的變化）是親緣關系的證明。
達爾文提到分類學在鑒定物種的親緣關系、演變和滅絕上特別重要，還研究了雜交、遺傳、習性和身體結構之間的關系等。
最後，他談到人類可能和其他動物有共同祖先。



一年後，達爾文讀到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對自然選擇論有了更清晰的想法。
不過，因為當時英國社會的宗教氛圍濃厚，他不敢把自己寫的內容公開出來，直到1858年，一名科學家寄給他描述類似理論的論文，為了不落後於人，他才寫下《物種起源》這本書。




目前，劍橋警方在調查是誰偷走筆記本B、C，又是誰把它們放回來。
圖書館的重點放在傳播知識上，今年7月，將有一個叫《對話達爾文》的展覽，他們決定把兩個筆記本免費展示出來。
這樣滿載著歷史和知識的文物，應該向所有人開放，
它從不是，也不應當是某個人的私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