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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否有權“終結自己”？法國“安樂死”新法案的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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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5-14 06:2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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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否有權“終結自己”？法國“安樂死”新法案的辯論 Miller & Mary 今年3月17日，關於“生命末期”的新法案通過法國國會審議，法案沒有准許“安樂死”和“協助自殺”，但通過了病人可以獲得“持久且大劑量鎮靜藥物”的權利。此法案由左右政黨兩名議員負責起草，一名是2005年法案的發起者人民運動聯盟UMP議員 Jean Léonetti，另一名是社會黨議員Alain Claeys，政府試圖在這項敏感的社會議題上超越黨派之爭，獲取最大的共識。這項法案屬於奧朗德2012年總統競選的第21條承諾，沒有直接提到“安樂死”的字眼，但表示充分尊重病人選擇權，在嚴格規定下可以獲得“持久且大劑量鎮靜藥物”。 法國社會在臨終關懷和晚期生活質量方面與中國相比要走在前面,在中國普通民眾對“緩和醫療”，“安樂死”及“協助自殺”等概念鮮少聽說的時候，法國從70年代便開始做“緩和醫療”的工作，到2002年已經提出了住家“緩和醫療”的方案，更好陪伴病人晚期的生活。 最近幾年在法國，隨著多起醫療事件發生，“安樂死”成為媒體熱議話題，進入大眾視野。其中“Vincent Lambert”事件最具代表性，從一個家庭的法律糾紛可以看出“安樂死”法案的復雜性。 Vincent Lambert2008年因車禍成為植物人，只能靠人工維持生命，2013年他的治療醫生集體做出決定，根據2005年Léonetti法案向他的家人提議停止人工維持生命時，家庭成員意見不一，此案一直訴訟到歐盟人權法庭，最終“安樂死”未被執行。2014年法國Ifop民意調查顯示，96%的法國人支持“安樂死”。 “安樂死”的反對者認為即將審議的法案實則為“安樂死”的合法化打下基礎，他們一月中下旬開始在全國掀起了各種集會和游行。支持者如“有尊嚴的死去”協會（ADMD）則希望法國能夠像鄰國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一樣通過“安樂死”和“醫療協助自殺”的選擇自由，他們認為這是對病人權利的尊重。 法國哲學家Rapha.l Enthoven說，這是一個關於“自由選擇和生命的議題”，死亡在幾乎所有社會都是禁忌，在現代化的語境下看死亡，是倫理也是哲學問題。 《歐洲時報》本期采訪了支持“安樂死”的協會——“尊嚴死”（Association pour le Droit de Mourir dans la Dignité ）和反對一方——“解脫痛苦而非致死”協會（Soulager mais pas tuer）的兩名負責人，介紹面對“安樂死”。 正方：安樂死是人道主義行為 “尊嚴死”（Association pour le Droit de Mourir dans la Dignité ）協會已有34年的歷史，主要工作是促進每位公民根據對尊嚴和自由的不同理解，有權選擇自己生命末期的狀態。因此協會希望法國政府能夠制定法案允許“安樂死”，“醫療協助自殺”和“人人享有緩和醫療”。協會副主席Jacqueline Jencquel在巴黎家中接受《歐洲時報》的采訪。 ADMA協會副主席Jacqueline Jencquel在巴黎家中。 1. 提到“安樂死”，您認為這是一個關於左派和右派或者是“激進派”或“保守派”的話題麼？ 不完全是，因為每個人都會面臨死亡。不管我們的政治觀點如何，我們都會死亡，這個話題關系到所有人。有人思考自己的死亡，這是一種哲學的生活方式，他們不希望過多經歷病痛的折磨，選擇“溫柔”地離開人世。另一些人選擇不去思考自己的死亡，認為自己是永生的或相信來世，或者是相信上帝，認為沒有自己選擇結束生命的自由。所以這是一個哲學問題，與我們政治立場無關。 2. 如何理解“有尊嚴地活著”和“有尊嚴地死去”？ 活著和死去應該以尊嚴為前提，但“尊嚴死”不是“應該”還是“不應該”的問題，我們希望得到有選擇的自由。自由有邊界，但這個邊界開始於侵犯別人的自由，“安樂死”的選擇自由沒有侵犯到別人的自由。在法國我們有選舉自由、同性婚姻自由，但沒有選擇死亡的自由，我們訴求的只是這個選擇的自由，僅此而已。 生命的美好在於終有一日所有一切將會終止，因此我們知道每一刻都很美。19世紀詩人Alphonse de Lamartine曾說過，“生命之書絕妙，我們無法隨心所欲打開，關上。美麗的文字不會讀兩遍，但最美的篇章會自動翻頁，我們總希望回到摯愛的那一頁，殊不知我們離開的那一頁正停留在手尖了。” 3. 選擇權和生命權，很容易讓人想到歐洲曾經的墮胎法案，您也支持過墮胎選擇的自由，如今的“安樂死”議題和墮胎自由議題有何可比性？ 這是兩種自由，一邊是女性可以自由支配自己身體，“安樂死”則是每個公民支配自己身體的自由。很多人認為墮胎是謀殺，但墮胎對於實施者來說也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選擇。我們這一代的女性倍受這個問題困擾，因為當時缺少避孕手段，所以懷孕的幾率高，但我們並不希望奉子成婚，只能被迫墮胎，因為你自己的境遇不希望孩子出生，如果不能保證孩子良好的教育和生活，孩子不如不出生。所以女性應該自己選擇墮胎與否，支配自己的身體，而不是男人或者國家來決定。 這兩項社會運動有相同之處，是為了兩種自由，但如今我們可以避免懷孕，但不能避免死亡。每個思考的人都應該試想自己的死亡並為其作准備。 4. 當我們談論自由時，講的也是個體的意願。但作為普通人，我們的意願會隨時間改變，我們也會因為當初的某個決定後悔。這也是“安樂死”應該考慮的因素吧？ 病人從開始到最後都需要做出決定。如果你做過“生前預遺”說如果你在某種情況下，實行安樂死，但臨死前你改變主意，希望醫護人員竭盡全力救你，最後他們也會竭盡全力救你。你做出預遺某種情況下不要求治療，這裡面當然有個風險，如果你沒有做預遺，可能被救活而不是死去，但這是你自己冒的風險，冒險多活一點，還是少活一點。 這不是生和死的選擇，這是多活一點，還是少活一點的選擇。死亡不可避免，每個人都避不開死亡，“生前預遺”仿佛你做了個賭注，如果輸了，可能是少活幾個月，或幾年。做怎樣的指示，都取決你的年齡大小，如果你比較年輕，你會做一種預遺。但像我，年紀大了，孩子們都長大了，結婚了，如果我現在得了絕症，我不會選擇治療而是選擇死亡。但如果我是20歲，我會做出另一種選擇。 5. 瑞士、比利時等國關於“生命末期”的法案，對法國有何啟示？ 比利時、盧森堡和荷蘭，“安樂死”和“醫療協助自殺”都是合法的，在瑞士則只有“醫療協助自殺”是允許的--病人自己可以吃一定劑量的致命藥品，自己動手打開毒藥開關,病人要在攝像機鏡頭前，說這個決定是沒有回頭路的，如果你打開，你會死去。這一點做不到，在瑞士“醫療協助自殺”是不可能的，瑞士不允許醫生主動給你注射。 但比利時，盧森堡和荷蘭允許“安樂死”，但規定是非常嚴格的，必須符合很多條件，首先你因為絕症備受折磨，或心理生理痛苦太大，或是年齡太大生理機能減弱疾病纏身不能有尊嚴的活著，你得列出你受到一條條的折磨，他們才會幫助病人“安樂死”。 6. 你的一個朋友叫Nicole Boucheton到瑞士結束自己的生命，你也陪同她去了，作為見證者，您能否講一下這次旅程？ Nicole Boucheton的選擇意在表示對“安樂死”支持，她是ADMD的副主席，本可以有能力想到辦法在家安靜地離開人世。但她去瑞士，並留下一封信，解釋為什麼她要去瑞士，因為在法國沒有法律。首先法國法律沒有自由，我們沒有自由選擇死去的時間和方式；其次沒有平等，因為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到瑞士的，她有能力支付她自己和我們的旅費；再次法國沒有互助精神，當時醫生只能切除內臓，體外排泄，她無法接受這一條，她更希望死亡。 去年8月，我和她的丈夫和妹妹一起去的。她很平靜，想到馬上解脫，非常高興。當然她的丈夫和妹妹非常悲傷，尤其是我們從瑞士回來的時候，非常地艱難。但她離開的時候臉上帶著笑容，她閉上眼，和所有人告別，整個過程只用了兩分鍾。所以說到平等，所有人都應該有權選擇。當然不是所有人我們都幫助其自殺，比如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失戀，傷心欲絕，或有人丟了工作，都不會協助其自盡的。 7. 您曾說過“安樂死”是種人道主義行為，而非單純的醫療行為。 我的意思是，安樂死並非是一些人說的“謀殺”，因為“謀殺”是違背別人意願。當一個人的生命裡只剩下折磨痛苦，你幫助他從生過渡到死，作為一個橋梁，對，這就是人道主義行為。 比如Vincent Lambert 案件很混謬，對於他的親人來說也很荒謬，這非常不人道 如果他做了“生前預遺”，便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一個醫生應該陪伴自己的病人一直到最後一刻，如果醫生說我做這一行只是為了救助，他應該選擇另一種職業，我們不可能治好所有人，我們也不能減緩所有人的痛苦，這不可能的。醫生陪伴病人到最後，醫生的職責包括：救助，解除痛苦，如果不能解除痛苦，那便幫助死亡，如果他做不到，他應該從事其他職業。醫生不是單純的救護員，他得有人道主義精神。 反方：死亡不是個人的事 “減輕痛苦而非致死”運動（Soulager mais pas tuer）聯合了7個組織聚集了諸多醫療從業人員和普通會員，反對一切形式的“安樂死”和“醫療協助自殺”，支持“緩和醫療”，同時得到得到老牌支持“生命權的”Alliance Vita協會支持。1月21日，國會進行了關於“生命末期”議題的不投票討論，“減輕痛苦而非致死”運動在全國55個城市游行反對政府提議的新法案。運動的總代表Tugdual Derville在他們的巴黎辦公室接受《歐洲時報》的采訪。 Tugdual Derville在他們協會的標識前。 1. 協會對於2005年Léonetti法案和2015年新提案持何立場？ 我們支持2005年Léonetti法案，因為法案禁止“安樂死”和“持續無效治療” ，支持“緩和醫療”。對病人進行臨終陪伴，醫護人員和病人信任的基礎便是不傷害。這個法案還規定了有些特殊情況可以解除人工維持生命措施，病人死去，但解除人工維持生命措施，目的不是讓病人死而是減輕痛苦。 2015年法案，雖沒有正面提出“安樂死”和“醫療協助自殺”，總統和總理至少現在在言語中未使用“安樂死”這些詞匯。但是我們的擔憂在另一方面，法案提出可以注射“持久且大劑量鎮靜藥物”作為一項權利，這樣的提法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安樂死”。對於我們來說，這是態度意圖的問題，而不是原則上的問題。法律制定和醫療方案實施是為了生還是為了死，這是問題的關鍵。 2. 您如何看法案給予病人的權利？ 病人有時也會提出自殺，“安樂死”等要求，無論他們說什麼我們都要去聆聽。如果我們不聆聽，是對病人不尊重。我們要聆聽，但不能一字一句都當真。病人和醫生的對話交流才是治療的前提，只有醫生才有醫治和做決定的權利，醫生的職責不是執行病人的心願而是照顧病人的健康。病人的“生前預遺”之前只是作為參看，如今對醫生卻有限制作用。醫患雙方的關系過於形式化，有可能過於極端，因為日常的交流藥物定奪才是診斷病人的唯一途徑。 再說下自由。自由是什麼？自由是沒有約束和限制，但病人通常都會有折磨，如果知道診斷結果是個壞消息，我們便生活在危機中，更而求死，其實我們應該做的是如何應對這些困難，而不是因此求死。 3. 您是如何看待選擇權和生命權的？ 哲學層面，我講一下自由，所有的法案都是關於“生”的法案，不可能有關於“死”的法案，這是我在“臨終照顧”中體會到的，我們和Alliance Vita發起了“生命末期SOS活動”，最重要的是我們眼裡這個人是百分百活著的：他們有些很小的訴求，比如約見某人，收到鮮花，或只是品嘗一下美食。 我們要看這個人，前提是預設他們是百分之百有生命的，眼裡沒有植物人或瀕死的人這一說詞，他們眼前都是百分百有生命的人。這些問題對我來說都是生命之賭，我們選擇生命一方。 或許你說最後允許安樂死的都是年紀大或生命末期的，但如果我們打破了一個禁忌，以後如何定奪衡量價值的尺度？在生與死的辯論中，唯一的例外可以使整個規則變形。如果我們說，這一個案例可以這麼做，那對於其他人應該怎麼做？這更是社會選擇，比如對這些病人來說，他們非常脆弱，正因此要成為社會關注的重點，我們要花費精力和金錢去照顧這些人，這是一種社會選擇。 4. 您是巴黎高政畢業，又是高商ESSEC畢業，自己如何走上支持生命權的社團組織工作的？ 我的故事，和生命有關。我20歲的時候遇到一個重度殘疾的孩子，他腦部神經有問題，只能通過眼睛交流，和這個孩子的交流，改變了我的生命，給我帶了歡喜，我被他的人性感染，我和他待了一周的時間，這給我帶來了很大的變化，我繼續學業，後來在政府的體育青少年部做過實習，做殘疾青少年娛樂活動項目總監，我的第一份工作在窮小子協會（petits frères de pauvres）。我同時組織了一個跨代交流的平台，10歲的孩子同年紀大的人交流，看到這些孩子如此聰慧，願意和這些老人們一起玩，我選擇了這個職業。 5. 最新的Ifop民意調查顯示96%的法國人支持“安樂死”，你是怎麼看這一結果的？ 安樂死被介紹為“得了絕症受到很大的痛苦後無痛苦死去”，非常不幸，在法國“安樂死”這個詞在人們眼中有了褒義。死亡不是個人的事，死亡也是一種社會行為。因為生活環境不盡如意，有人自盡，雖然我不認識，但是我受到影響，我為他的親人致哀。 有人說痛苦有時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但是正因如此，我們要去解脫痛苦，而不是殺害。如今在法國有種對死亡恐慌，我們無法結束生命，但在止痛方面我們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有人認為痛苦和解脫是無法協調的，我是支持“緩和醫療”的。生活便是忍受，生活中會遇到心痛，生活是一系列的分離和重建，如果痛苦了便認為要結束生命，而不是選擇迎面困難向前看，這是整個社會出了問題。 我們支持“緩和治療”，希望所有人都能得到“緩和治療”。Ifop不斷發起這樣的調查，而如今法國仍未通過安樂死方案，因為公權力非常明白如果決定不慎重，公共醫護系統受到影響結果不堪設想。保證醫院系統良好運營，這裡面還有政治上覺悟。 有很多法國人說，我支持自由，支持選擇的自由，是因為他麼不知道這一自由帶來了更多的不自由。如果我們選擇安樂死，我們如何做止痛的研究，如何更好的提高醫學水品，如何發展“緩和醫療”？政界和醫生的意識更加敏銳，如果政府明白自己的責任，不會因為一項調查便去將其付諸實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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