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張愛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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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23 03:53:52

張愛萍說：

“四人幫是誰支持的？還不明白嗎！”

“有些人，在‘文革'中壞事做絕，又毫無悔改之意，到現在還在寫文章為自己塗脂抹粉，到處招搖撞騙！”

張勝曾任總參戰役局長，是開國將領張愛萍的兒子。1993年，當他被提拔為總參作戰部副部長的時候，他卻寫了辭職報告，稱按軍官服役條例，自己已入伍三十年，申請退出現役。父親對不解的有關領導說，“隨他去吧！”對兒子發問：“你不會餓飯吧？”（《從戰爭中走來》487頁）
張勝寫了一本書《從戰爭中走來》（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記錄張愛萍的一生歷程。

父親回憶“文革”：“不管是追斗會還是批判會，光憑喊喊叫叫是不行的，要置一個人於死地，要他永世不能翻身，只有把他和境外的敵人聯系在一起。因此專門制造罪狀的機構就產生了，這就是專案組，我叫它專暗組，因為他們專門在黑暗中幹暗害別人的勾當。”
“文革”最黑暗的一頁已經翻過去了。隨著“文革”的被否定，“三種人”被追查，專案組的內幕也漸漸曝光了。我在下面把這些發生在高層的制造假案的過程盡可能詳盡地公示出來，可能比僅僅述說自己的苦難對今天會更有意義。
父親專案組的組長由總部一級領導人擔任，後由軍委辦事組成員兼任。相當於日後的軍委常委和軍委常務會議成員來兼任這一職務，級別是相當高的。專案組成員由總參、國防科委的領導人組成。下設專案辦公室，負責具體審問、調查工作。
專案辦主任、副主任都具有一定的革命資歷：都是１９３８年入伍，１９３９年入黨的三八式幹部。一個行政１０級，原系總參二級部副部長；一個行政１１級，原系總部系統保衛部門負責人。
按時間記錄下他們的辦案的方式和過程：
罪行之一，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
１９６７年４月，“張愛萍專案組”成立，首先展開了對張愛萍入團、入黨問題四個多月的調查，調查結果，認為和本人的敘述基本相符。
９月１３日，專案組報告：“專案辦公室與南京軍區保衛部分頭派人外出進行了５次調查，從４月中旬開始到８月中旬止，歷時４個月，跑了５個省，到了上海、蘇州、無錫、南京、寧波、蕪湖、廣德、成都、重慶、達縣、大竹、南充、岳池等地，共走訪１３５個單位，面訪了９０多人……據目前止，已掌握的旁證材料看，關於張愛萍的入團、入黨、由川去滬、兩次被捕、由滬去蘇北、從蘇北回滬等歷史問題的情況，基本上和本人交代相符。”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８日，專案組印發《張愛萍專案情況匯報》（第一號）：
“一、關於入團問題……據張愛萍的同鄉、同學和四川歷史資料提供的情況來看，張愛萍確於１９２５年-１９２７年在達縣期間曾參加了學生運動……在這些活動中，教師張鯉庭、戴治安是領頭的，學生中張愛萍、王榮澍、魏傳統、劉靈柱、曾繁福、鄧廷壁等最為積極，他們當時都參加了青年團組織。這些情況同張愛萍的交代基本是一致的。

二、關於入黨問題……據張愛萍的一些同鄉、同學和老黨員、老貧農的回憶，一般都聽說張愛萍於１９２８年在達縣地區教書期間入了黨，並在羅江口一帶組織雇農進行過秘密斗爭，有一位老貧農李德茂（去年病死），曾給張愛萍當過秘密交通，並留下一個當時送信聯絡用的銅牌子（由其孫李純武保存下來的遺物）已交我們帶回。總之，所獲張愛萍在達中畢業後去上海之前這段歷史同張交代基本上是一致的……”
對這個“與本人交代基本相符”的結論，是他們絕對不願意看到的。於是由當時的政治部領導出面，親筆寫了《張愛萍歷史上一點情況》的報告，對專案結論提出質疑，要求推翻並重新調查。“文革”結束後，這個政治部主任交代，他是秉承本單位領導人意圖寫的。

這樣就有了第二輪調查。由於在四川老家沒有找到張愛萍的歷史疑點，專案組決定調整方向，從張愛萍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期間尋找疑點，進而倒過來否定張前期的歷史。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專案組人員前往上海。他們在上海地下黨歷史資料中沒有查到法南區西門支部的記載，專案組即認為有理由懷疑張愛萍所述的歷史是偽造的，進而斷定張在四川老家的革命活動也是假的，是混入黨的內奸分子。並隨即否定了幾個月前證明張愛萍確系黨員的結論。於１２月１日上報了《建議將張愛萍隔離審查的報告》。林彪、毛澤東圈閱。
但是，怎樣才能推翻由他們自己花費了４個月時間取證來的事實呢？
專案組重赴四川。有電話記錄表明，專案辦主任多次通話部署：要“抓住牟仲宇這個重要線索”。
牟仲宇是誰？達縣地下黨當時的三位領導人：張鯉庭、戴治安和牟仲宇。張、戴是張愛萍的入黨介紹人，相繼在革命戰爭中犧牲了。牟於１９３３年２月被捕後脫黨。在前兩次走訪時，牟都向專案組提供了張愛萍１９２８年已是黨員的證詞。
這位專案辦主任不愧是搞專案的行家。他深知，像牟仲宇這樣有過被捕脫黨經歷的人，腰板是軟的，逼他寫個假證詞是不會太難的。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７日牟再次被傳喚。在此前，專案組在達縣到處張貼打倒張愛萍的標語，並把批斗的照片和有毛澤東、林彪圈閱的隔離反省的批件給牟和他的家人看。這時的牟，已被收監。於是，在現存的檔案中，我們看到了牟寫下的《更正過去證言的證明》：“自己過去把黨團混淆了，１９２８年，達縣只有團組織，沒有黨組織，張愛萍不可能在那時入黨。”

真是下筆有千斤啊！我在這裡要說的是，我不記恨這個曾經入黨又脫黨的老人，螻蟻尚且貪生，區區一條生命，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只能是被碾得粉碎。
有了這個證言，於是立即發生了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６日對父親的逮捕關押和２８日的第一次審訊。專案辦副主任親自審訊，他問：“如果有人證明介紹你入黨的人不是黨員，怎麼辦？”以牟的證言，逼父親承認是混入黨內的。工作日志記載，前後用了７個小時。１９６８年１月４日，此人又主持了對父親的第三次審訊，用了９個半小時。他說：“看誰熬得過誰？反正我們人多，三班倒，我不把你打成反革命我就不姓自己的姓！”
於是，我們就看到了父親在數次審訊後的“招供”：

“如果介紹我入黨的張鯉庭和戴治安都不是黨員，我也不算是黨員。”
於是我們就看到了那張紙上三個鮮紅的手印。那是印在他簽名上的手印，帶血的手印！
１９６８年１月６日，專案組正式上報了《關於張愛萍假黨員問題的定案報告》：“張愛萍從來沒有參加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混入黨內的假黨員。”
次日，就是前面提到過的這位總部領導人，會同吳法憲把這份報告批呈上送。他親筆寫道：“林副主席，並中央：在鐵的事實面前，張愛萍自己供認他１９２６年入團和１９２８年入黨是編造的。他不是團員，也不是黨員，是在１９３０年來到閩西時混入黨內的。即呈主席、總理、伯達、康生、江青、富治、葉群、東興同志閱示。（他和吳兩個人簽名）一月七日”
在“文革”後退回的專案卷宗裡，我看到了當時魏傳統、王維舟、胡耀邦為確認張愛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提供的證詞。但他們居然敢壓下來！
年代久遠，翻閱這些發黃的卷宗，那鮮紅的手印仍在刺痛著我的眼睛。在給父親錄音時，我甚至都想跳過這段回憶，因為我看到的，滿是帶血的傷口。
罪行之二，日本特務。
還是說那個專案辦主任。
他在翻閱張愛萍的自傳中，看見了這樣一段經歷：在紅１４軍攻打黃橋戰斗中，張被打斷了左臂，後被秘密送往上海福民醫院治療槍傷，傷愈後，被派往閩西蘇區。這段錯綜復雜的歷史，肯定可以找到嫌隙。於是他指派副主任帶隊赴上海調查。
父親回憶，由於傷勢太重，紅１４軍黨的組織將他和另一名傷員副營長曹玉彬送往上海治療。因為是槍傷，只好藏在運豬船的船艙底下，上面是豬糞屎尿，密不透風，加上天氣炎熱，人都暈死過去。一直等到夜裡，但事先接應的人沒有來，無奈中想起了同鄉彭豐根大夫。彭是他１９２９年從達縣老家來上海時經人介紹認識的，在饑寒交迫中曾得到過他的周濟。彭便安排他們住進了福民醫院。住院要有保人，在上海他舉目無親，父親說：“巡捕盤查病房時，脫口說出了彭的名字，很懊悔，自己一旦被查出來，不就連累了朋友？但彭很熱心地來看望自己，並告訴說，已經為我取了保，說是同鄉，來上海求學，路上遇到土匪搶劫被打傷了。因為那時確實土匪猖獗，搶劫傷人的事時有發生。彭還把在日本留學時的同窗好友，福民醫院的院長頓宮寬介紹給我。”
“我一生都感激這位彭大夫，沒有他在危難時的相助，我是很難度過那樣的白色恐怖的。五六十年代，征集回憶錄，我專門寫了這段故事，登載在青年報上。沒有這樣許許多多人的幫助，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們共產黨不應該忘記他們。”
共產黨忘記他們了嗎？
專案組來到上海後，在上海市公安局得到這樣一個消息，說１９３３年，彭豐根曾與另外兩個中國人一起向駐南京日本武官佐藤幸造出賣過情報。再就是１９３７年“七七”事變後，日本海軍情報部曾設在福民醫院內，並在醫院設有無線電台。
據此，專案組推定，彭豐根和頓宮寬是日本特務，福民醫院是日本特務機關。而張愛萍能夠在福民醫院治傷，必是加入了日本特務組織。和前面的假黨員聯系，編織出一個離奇的故事：“張在大革命失敗後，在四川混入黨內，然後假借黨組織的名義，蒙蔽了上海地下黨，打入了紅１４軍，完成破壞活動後，拿槍自殘，打斷左臂，借此潛回上海，在日本人的醫院養好傷後，又被派往中央蘇區……其反革命的勾當，一直延續至今。”
在審問父親時，這個專案辦副主任說，你就是王連舉！王連舉是誰？革命樣板戲《紅燈記》中的叛徒王連舉為取得敵信任，曾舉槍自殘，被識破後投敵。
父親在關押期間藏在衣袖裡夾帶回的條子中，有一張就寫道：“他們非要我承認是王連舉。王連舉是誰？莫名其妙！”
就這樣審幹嗎？

但專案組的各級領導人們，還是認可了這個連普通人都嗤之以鼻的推斷。
現存的１９６８年１月４日、６日的電話記錄上，記載了當時擔任張愛萍專案組組長的那個總部領導人的話：“對張愛萍的問題應該明確是個特務問題”；“追特務問題要從張見彭入手，怎麼樣與彭認識，治愈後又怎樣出院的。”對“張愛萍的審訊要一下能突進去”，使他“跑不了”，要“連續作戰，不讓他喘息”。
１９６８年１月８日至１月２２日，連續進行了１５次突擊審訊。專案組采用拖長審訊時間、罰站、連續突審等辦法。父親回憶，這個專案辦的副主任說：“你知道保衛部長是幹什麼的嗎？我這個保衛部長就是專抓特務的！”
但審訊未果。

１９６８年２月，他們轉向從彭豐根突破。在此之前，專案組在上海公安局預審處幹部閔、胡以及南京軍區保衛部幹部李的協同下，已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對彭豐根進行了２０次審訊，逼迫彭豐根供認“張愛萍加入了日本特務組織”，但彭豐根始終否認，而且申明自己“掩護了張愛萍，是為共產黨做了一件好事”。
又是這個副主任，他到上海後，改變了策略，抓了彭的女兒彭子都、兒子彭播谷。他先給姐弟倆看了張愛萍被批斗時的特大照片，說：“張愛萍是大地主出身，是沒有入黨的假黨員，而且是日本特務。”“張愛萍參加日本特務組織還是你們的父親彭豐根介紹的，張愛萍都已經承認了。”接著，又給他們看所謂“張愛萍的認罪書”中的一兩句話。然後說：“只要你們父親承認這一點，我們可以馬上放他回家。”
彭子都姐弟二人探監後，他們立即提審彭豐根。審問之前，同樣先給彭豐根看張愛萍被批斗的照片和所謂認罪書中的一兩句話，並說“張愛萍已經交代了問題”。但彭豐根仍堅持說他“不知道張愛萍加入日本特務組織的事”；“我是營救過張愛萍的，其他情況我不清楚。”還說：“前次首長找我談話後，我想來想去，沒有的事，不能去害人家啊！”隨即遭到專案組呵斥：“頭腦太頑固”、“不要自討苦吃！”“擺在你面前的兩條路很清楚”等等。在威逼下，最後，彭只好按照這個專案辦副主任的授意寫了供詞：
“把張愛萍介紹到了日本特務機關--福民醫院，見了特務頭子頓宮寬。頓宮寬親自給張愛萍做了手術。在住院期間，頓宮寬又布置了日本警察、便衣搜查、逮捕，對張愛萍進行口供、簽名，警察又找我詢問張愛萍等威脅利誘的手段，把張愛萍圈入了特務機關。（手印）”
專案組如獲至寶，這位兼任專案組組長的總部領導人也欣喜若狂，當即表示可以定案。１９６８年３月５日他們向總參黨委和中央專案第二辦公室寫出報告：“張愛萍的日本特務分子問題基本可以定案。”
但是，他們高興得太早了。這個結論疑點重重：

一、在所有檔案材料中，無法找到彭、頓加入特務組織的確鑿證據，也無法證明福民醫院就是日本的特務機關。退一步講，即使上述一切屬實，也是１９３３年及１９３７年發生的事，而張愛萍是１９３０年在此療傷的。何以在其本人都未加入特務組織前，就能吸收其他的人加入這個組織呢？
二、彭豐根的供詞上，只是說頓宮寬是特務，頓把張愛萍拉入特務組織，但他拒不承認自己是特務，他也從未參加過特務活動。這就怪了，一個不是特務也沒有參加過特務活動的人，根據什麼能指證特務組織內部的活動呢？大前提不存在嘛！
彭豐根，你這個老狐狸，敢耍我們！
於是下一個陰謀出現了。

專案組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要求，將所謂彭豐根１９３３年出賣情報的事提前到１９３０年。他們對負責此項工作的人說：“從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高度上看，這樣做也是有過先例的。”上海市公安局，畢竟要老到得多，他們可不像這些不可一世的軍人們那樣得志便猖狂，何況又沒有什麼利害關系，去給你冒這個險？將來哪一天翻過來，居然搞一個中央委員、開國上將的假證據，掉腦袋都是輕的。但這些人也得罪不起，他們是拿著總部首長給張春橋的信來辦案的（據專案組人員後來交代，說張春橋曾有過指示，但我沒有找到直接的證據）。於是便含混地表示，我們再把彭的案子搞扎實些，以取證為由，實際是給拖下來了。
命不該絕。１９天後，總部那個負責人突然被逮捕。據說，去現場逮捕他的就是和他一起簽名上報對我父親關押審查的吳法憲和那個專案組組長。真是螳螂捕蟬，不知黃雀在後。亂套了，重新洗牌，又是一輪大換班，原先的專案辦公室的兩個正、副主任於兩個月後被逐出專案組。
新接任者，又去了上海，鑒於彭豐根和頓宮寬是１９３３年和１９３７年才涉嫌的，在後來的專案報告中就沒有再看到有關日本特務的提法了。
“文革”結束後，查證彭豐根是上海地下黨外圍組織“互濟會”成員，他的大兒子是革命烈士。在獄中，彭多次翻案，拒不承認自己寫過誣告材料，最終死在獄中。那張有手印的紙究竟是哪來的，人一死，就成了無頭案。後來彭平反，已經復職的父親，在補辦的彭豐根的追悼會上，寫下了杜甫的兩句詩：“挺身艱難際，張目視寇仇。”
罪行之三，通敵。
牽連此案的，有總政治部主任譚政、副主任傅鍾、甘泗淇、肖華；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書記處書記彭真；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國防部長彭德懷、總參謀長黃克誠；以及公安部長羅瑞卿；中辦主任楊尚昆。
這是件什麼了不起的驚天大案呢？
華東海軍原有個反諜報小組，我們權且稱它反間組，其主要成員是上海市委書記潘漢年和公安局長揚帆介紹過海軍來的，也是經我父親同意並報華東局批准的。“高饒事件”發生後，１９５５年４月潘、揚被逮捕，對“特勤”人員的利用問題就成了其罪行之一。這本是個工作問題，但由於直接領導人錯誤性質的敵我矛盾化，下面搞具體工作的同志，就被以反革命通敵罪關押收審了。這件事報到彭老總那裡，他說，真是胡說八道！他詢問我父親時，父親極為震怒，拍著彭老總的辦公桌說，老子要通敵，還要等到革命勝利嗎？後來經總政審查，由彭德懷、鄧小平、彭真、張鼎丞共同簽署了不再追查的結論性文件備案。兩年後，小組成員無罪開釋。“文革”中，這些領導同志陸續成為反黨的階級異己分子，此事重新被挖掘出來，沒完沒了的又追查個夠。滑稽的是，最初辦此案的羅瑞卿竟也被牽扯進來，他不再是審判者了，反成了包庇通敵的罪魁禍首和後台。下面的同志就更慘了，再次鋃鐺入獄，一關就是幾年。
專案組為什麼會對這件事興趣如此之大？我沒有證據，不好說，只能是揣測。歷史從來是為現實政治服務的，當初搞，是為了整饒漱石，後來又掛上了潘、揚。“文革”重翻，為的是牽連出一大幫當時參與定案的高層人物，有些像６１個叛徒集團那樣，一網打盡反對派。這件事說難也難，這麼些人都打成通敵或包庇通敵？而且是上過書記處和軍委例會的。要說容易也容易，畢竟這些人不是死了就是倒了。這件驚天大案實在是太有誘惑力了，如果能把它翻過來，搞成它，不僅是對張愛萍了，也可以將眾多的大人物置於死地，那對無產階級司令部該是多大的一份獻禮啊！
怎麼入手呢？

早在我父親還沒有被關押前，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６日，總參‘文革'領導小組組長曾秘密指使：“還要查他在華東海軍任司令時把我軍機密泄露給敵人的罪行。”但當具體辦事人員翻開早已由中央做出的決議後，他們卻步了。
於是，他們想到了江青。這個女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不得了，號稱旗手，她叫誰完蛋，還不是一句話。陶鑄、譚震林……都是例子。利用她！如果旗手能有個批示什麼的，不怕撬不開這個硬殼。
１９６７年６月７日這一天，在中央二辦的四人聯名給江青寫了封信：
江青同志並小組同志：反間組是張愛萍一手搞起來的……該組在張的直接控制下給了敵人大量情報……張對審查該組極為不滿……
同時提出，過去沒有並案審查，沒有追究責任，究竟是誰包庇了他？
報告中一一列舉了上面提到的所謂包庇人的名字。

這封信又是通過總部那個負責人轉呈的，他寫道：“即呈報江青並復制葉群同志。（簽名）”
從保存的原始件上看，江青在這封信上，用粗黑鉛筆圈閱，並在一些名字下畫了粗線，有鄧小平、彭真、黃克誠、張鼎丞、彭德懷、羅瑞卿、楊尚昆。在鄧小平下面和旁邊都畫了雙曲線。什麼意思，只有她自己知道了。原件上還有謝富治的簽字，但都沒有批示。
兩個月後，原先４人中領頭的那個人，又以同樣的內容再次上呈，現在已查不出送達的范圍了，但檔案第５卷宗上，有汪東興閱後的簽名，估計是汪退回的。看來又像是沒有結果。
一個月後，總部那個負責人再次催促進展。由於一直沒有突破，專案組建議：“未查清張愛萍在華東通敵問題，建議逮捕原反間組成員……”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日，他們在上送的批捕報告上寫道：反間組是“蔣匪海軍司令桂永清親自任命潛伏上海的特務”，“為潘漢年、揚帆收羅起來”，“張愛萍從潘揚那裡接受到海軍”，“給台灣蔣匪送情報”等等。
經軍委辦事組報中央批准，又將原反間組成員抓捕歸案。
直到“文革”結束兩年後，他們的夫人找到我家，父親不在，我接待的。我才知道，這些隱蔽戰線的同志們，不是被敵人，而是由於自己內部的原因，前後兩次經歷了鐵窗生涯。釋放後，專案組仍然通知他們所在單位：“先行批斗，然後按黨的政策處理”、“起碼不能恢復原職務”。家屬和親人們一直受到株連。
是誰，在為共和國犧牲！他們應該做出這樣的犧牲嗎？今天的人們，不應該讓悲劇重演了。
就在逮捕反間組人員的同時，專案組長下達了“可以先審張愛萍”的指示。於是，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１日、１２日，和６月２７日開始了第２６次、２７次和第２８次審訊。
３月１１日的那次審訊，從下午２點一直審到次日凌晨４點，長達１４個小時。

中央二辦給江青寫信的那個人，一直在密切關注案情的進展，３月１５日，來專案組督戰，提示要把張愛萍的日特問題和通敵聯系在一起考慮。他說：“張愛萍對通敵性質還沒承認。他就是日本特務，應該說他一開始就是為了給敵人送情報。他是披著共產黨外衣進行特務活動的。”
負責專案組的總參領導馬上表態：“可以按某某（即中央二辦的那個人）同志意見辦，現在主要是深究深挖張愛萍日特和通敵的具體罪行。”
１９６８年９月１日，中央二辦又將材料並附通敵罪證，送往新組建的軍委辦事組，李作鵬、黃永勝、吳法憲圈閱後報江青。
我不厭其煩地引證大量材料，只是希望讀者能思考一下，這是為什麼？

我相信，父親所受的苦難，並不是最駭人聽聞的。肯定有人比父親遭受的折磨更加殘酷，肯定有比審訊父親的這個專案組更加罪惡的審案組織。
這種做法，在黨的任何文件中都找不到依據，但它確實是真真切切地存在著。１９７４年，我在福建見到和父親一起養病的羅瑞卿，經過“文革”非人的折磨，他昔日的光彩已蕩然無存。我就這個問題請教了這位前公安部長，這種毫無人性的審查的潛規則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但我沒有得到明確的答案。這大概已經不能簡單的歸咎於哪個個人了。
但父親似乎不完全認同這樣的解釋。我們和他談到這種現象應該歸於體制的弊端時，他說：“什麼體制？是人！是用人上出了問題！不要一出了問題就全往體制上推，把自己開脫得幹幹淨淨！”曾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的周衣冰是華東的戰將，他敬仰也熟悉我父親。９０年代初，我們在一次閒聊時他說：“老爺子（指我父親）說的話，很多是警句。我在軍委常務會議上就聽他說過‘用好人，辦好事；用壞人，就只能辦壞事！'現在想來，我看他是有所指的。發人深省啊！”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領導專案組的都是些什麼人呢？
設立專案組審查幹部，姑且不論這種方式在法制社會中是否合理，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文革”中相當的一批專案組，他們不僅不尊重事實，而且還要捏造事實；千方百計的逼迫、誘導證人做出偽證；甚至毫無顧忌地要求像公安局這樣的司法專政機關篡改檔案，編造歷史；即使事實已經證明了被審查的幹部沒有問題，純屬是冤假錯案，也要誤導所在單位，繼續折磨他們。這究竟應該如何解釋？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他們不是我們看到的地痞流氓、土匪無賴，而是黨的高級幹部！是中央委員！是老紅軍！是三八式！是貧苦的無產階級！他們曾受黨的多年教育，經受了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洗禮；他們都曾在中央軍委、總參謀部、總參謀部二級部這樣地位顯赫的部門工作過；他們中有的人甚至佩戴過黨和人民授予他們的上將軍銜！他們真的是認為黨內混入了許多敵人，還是為了迎合某種政治勢力的需要，或是為了個人向上爬的野心，才密謀策劃、相互配合，做出如此殘忍和下作之事。他們究竟是怎樣的人，懷有怎樣的企圖，我想知道。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期，原專案辦副主任身患絕症，他托人捎話給我，他一生參加革命，只做過這麼一件壞事，他對不起老首長，現在行將不久於人世，希望首長能原諒過去，他就能瞑目了。人之將亡，其言也善，鳥之將死，其鳴也悲！轉眼１５年過去了，生死輪回，我心中充滿了悲涼。我鄭重地對傳話的朋友說，我一定轉告父親。那天父親在批閱文件，我在他身邊靜靜地坐下，看著他專致的神態，往事不堪回首啊！父親抬起頭來，似乎有些驚訝，有事嗎？我講述了這個臨亡的人哀婉的請求。
沉默，父親一直凝視著前方空空的牆壁，就這樣沉默了很久、很久。
最後，父親轉過頭來，他說：“不行！這是不能原諒的！”
他的態度出乎我的意料，讓我震驚，不！是震撼。他補充道：“我絕對不會對這種人說一句原諒的話！這不是我和他個人的問題。不行！絕對不行！”
原諒，一個多麼高尚偉大的詞，但它絕不是廉價的！人生，有可原諒的，也有永遠不可原諒的！他不希求頭上籠一層聖潔的光環。《史記·絳侯世家》記載，為漢高祖誅呂安劉的重臣周勃，身陷囹圄時說：“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古代有一種叫狴犴的怪獸，它有一種嗜血的天性，只要聞到人血就會興奮起來。李唐王朝的酷吏周興、來俊臣，把這怪獸的頭像作為圖騰，刻在監獄的大門上。它張開猙獰的大嘴盯著受刑人血肉斑斑的軀體，它喜歡見到血！

世界上確有這樣的人。他們的本性就像狴犴一樣嗜血，他們像武則天手下的酷吏，當那些被他們折磨的人，出於求生的本能，不得不在他們擬好的假證明上按下鮮紅的手印時，他們會產生一種愉悅，一種滿足，他們一定會為他們的成功彈冠相慶的。
他們制造冤假錯案，就是出於他們嗜血的本性，不管他們擁有多高的官階，他們永遠是一群人渣！
又過了１０年，在紀念劉少奇的座談會上，父親又針對“文革”的話題，舊事重提，語言犀利，憤慨而激昂。果然，在場的有人坐不住了。在一旁看在眼裡的方毅說：“愛萍同志講得好，就是要這樣講！大聲地講，公開地講！”
父親繼續說：“有些人，在‘文革'中壞事做絕，又毫無悔改之意，到現在還在寫文章為自己塗脂抹粉，到處招搖撞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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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萍語錄：“什麼鄧小平的四大幹將？他們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誰的人也不是！說我是鄧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剛，這是對我的侮辱！”“華國鋒替我解了圍。華國鋒同志是個很厚道的人，我一直很感激他。對他是不公道的。”“四人幫是誰支持的？還不明白嗎！”

“泰山壓頂也不能把我骨頭壓碎！”

1975年的張愛萍——

1975年3月8日張愛萍被任命為國防科委主任，這一天，距他被打倒整整9年，從此開始，揭開了“文革”中國防工業戰線大整頓的序幕。7個月零25天後，毛澤東在狀告他的信上連續4次批示，他又被第二次打倒了。

本書用父子對話的方式貫穿全書，記錄了將軍對自己心路歷程的回顧，以及在重大歷史關頭的抉擇和思考。

在獄中，每天晚上他能“聽”到人造衛星在唱歌

1967年，父親被打倒，1972年底獲准保外就醫。在關押期間他折斷了左腿，是股骨脛粉碎性骨折。兩個星期後，他連站也站不起來了，只能靠趴著側著維持最起碼的生活。媽媽給周恩來寫信，說即使從最起碼的人道主義考慮，也應該給予治療。

這樣，父親被化名張緒進行了手術。第一次手術不成功。幾個月後，不得不重新切開，進行了第二次手術。5年的關押，傷殘的折磨，再加上兩次手術和多半年的臥床牽引，嚴重地損害了他的健康。他那時也才62歲，卻給人以風燭殘年的感覺。

若幹年後，已是90高齡的父親回憶起自己在獄中的那段日子，他說：“第一顆人造衛星升空了，我真很欣慰。每天晚上它從我頭頂上飛過，我還能聽到它在唱歌呢！”

我們都啞然失笑：“爸，你這是幻覺！”

“我真聽到過的。關押在那裡，每個晚上都難以入睡，夜很靜，它一個小時繞地球一圈，每次飛過頭頂時就能聽到它在唱歌……”

看著他那副認真的樣子，我們都沉浸在木然的哀痛中。

1972年12月9日，正式通知恢復使用“張愛萍”這個名字。

葉帥三請父親出山

1975年3月8日，父親被任命為國防科委主任。這一天，距他被打倒解除職務差10天整整9年。從此開始，揭開了“文革”中急風暴雨般的國防工業戰線大整頓的序幕。父親回憶說：“我是不想再幹的，宋老鬼(宋時輪，時任軍事科學院院長)要我去軍科我都不去。”

葉帥究竟和父親談了些什麼，能把他拉回這條道上？

第一次談話，父親以身體不好為由婉拒了，葉頷首微微一笑，說那你再考慮一下吧。一個月後，又找了他。

父親回憶：“葉帥說，昨天發射了一顆返回式衛星，沒有成功。起飛20秒就墜毀了。”

葉帥接替周總理擔任專門研制核彈的中央專門委員會主任，這顆剛剛墜毀的衛星，是葉帥10月22日聽取匯報後同意發射的。這是當年墜毀的第二顆了。

何止是戰略武器？“文革”的沖擊，使所有的項目都推遲或中斷了。那年頭，頭頭像走馬燈似地換，誰上台都要上個新型號，搞出份文件，捅上去，什麼培養宇航員，什麼反導，不顧現有的技術和經費條件，異想天開，結果都是廢鐵一堆。

作為中央專委會主任的葉帥能不急嗎？父親說：“這都是在敗這個家啊！”

在紀念李達(注：副總參謀長)的文章中有這樣的記載：葉帥要張愛萍出山，談了三次都沒有結果。葉知道李達和張有多年的交情，就讓李來做做工作。李來到張的住所說，一起去參加個活動吧。張問是什麼活動？李說別問了，就當是去散散心。原來是個討論中程導彈定型的會議，聽著聽著，張就忍不住了，激憤地說，你們都是幹什麼吃的？這麼多年了，還在爭論中程導彈的問題，居然還都大言不慚地說是什麼大好形勢……

這篇文章題目叫“李達智請張愛萍”。

他決心出山了。

“好！就拿230廠開刀”

父親沒有去科委機關上班。這個新上任的國防科委主任直接下到了七機部所屬的230廠，他在這裡蹲點試驗。由此，展開了他歷時8個月的對國防科技和國防工業領域急風暴雨般的整頓。

在這之前，他做了一件事，連續開了幾天的座談會。從他們反映的情況中，父親得到的印象就一個字“亂”！亂在組織、亂在領導、亂在秩序，我國唯一的從事運載火箭研發的七機部，整個亂套了，失控了。自“文革”9年來，五花八門、大大小小的派別組織不下幾百個，他們分別奪取占據了下屬各研究院、所、廠、辦、局、校的實際權力。總起來又形成兩大派，兩派各自有後台，有隊伍，派系內相互支持、幫襯、依存、聲援。“三結合”時都堂而皇之地進入了各級領導班子。

他們說，周恩來總理接見七機部造反組織代表達37次之多，創下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吉尼斯紀錄。他把兩派的頭頭召集在人大會堂，號召兩派以大局為重，聯合起來，規勸他們，在大批判的同時，也把生產科研搞上去。一國之總理，為安定一個部門，居然如此煞費苦心，可謂曠古奇聞。這些家伙之所以囂張，還不就是因為有後台。動不動，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就代表偉大領袖毛主席來看望革命小將了。周恩來的苦口婆心無疑與虎謀皮……

父親聽後，提了兩個問題：

一是，關鍵性的卡脖子的環節在哪個單位？二是，鬧得最凶的派性頭頭在哪個單位？

答復是：都在230廠。

230廠，是開發研制陀螺儀的單位，控制導彈平衡最核心的設備出自於它。

230廠的造反派頭頭叫舒龍山，也是七機部三結合領導小組成員，這個人造反起家，上掛王洪文，下聯七機部最大的造反組織“916”。

父親說：“好！就拿230廠開刀。”

第一次到230廠講話，那場面就像“列寧在1918”

第三天，他就帶著他的小分隊來到了一院下屬的230廠及配套的13所，開始了他後來被人們戲稱為是“1975年七機部大地震”的整頓工作。

父親說：“葉帥交代我的任務是要盡快拿出東西來，這是專委的決心，也是中央的決定。完成任務，230廠是核心，解決得好，武器就上天了。我就是要從這裡打開突破口，以點制面，以點帶面，橫掃整個七機部！”

遺憾的是，我沒有能夠親眼目睹他當年大戰七機部的場面，但從許多親歷者的敘述中，我仍能感受到那一幕，驚心動魄！

科委科技部綜合局局長陳保定，當時的小分隊成員，1991年9月10日他對采訪他的軍報記者說：

“一進大院，就是大字橫幅：‘張愛萍，你來幹什麼！’‘不許以生產壓革命！’很明顯，他們也大有來頭。在一幅‘張愛萍滾回去！’的大標語前面，他抄起手杖，稀裡嘩啦地扯個粉碎。在進廠的馬路上寫著一行大字：‘張愛萍，你從哪裡來，還滾回哪裡去！’張愛萍說，就這樣歡迎我嗎？那我今天就要踩著你走進去！

“這哪是工廠啊！院內一片混亂，研究室連口水也沒有。”陳保定繼續說：“科研生產就不用說了，有個車間百分之七十的千分尺都不合格，怎麼生產啊？什麼都是兩派，一天到晚就是搞奪權和反奪權，各派內部的控制也很厲害。動不動就是大批判，誰不聽他們的，就揪斗。從德國回來的專家姚桐彬就被他們給弄死了，是活活打死的。其他專家打掃廁所的幹什麼的都有。

“地下室是全封閉恒濕恒溫無塵車間，一下去，就豎立著一根一米多高的大冰柱。首長說，天下奇景！到底是搞尖端，鍾乳石長到工廠裡來了！房頂滴水，有人找來頂草帽給首長戴。他說，這個辦法好，以後大家都戴草帽上班吧！……垃圾成堆，汽車進出都是在垃圾上跑。馬路都挖斷了，你修好了，他又挖開，說是要從工廠把暖氣接到豬圈去，豬也需要取暖。廁所的水從五樓淌到一樓，根本找不到人。”

父親回憶時，我把上述這些說給父親聽，他說：“就一句話，慘不忍睹！”

3個月後，父親向軍委—國務院聯席會議匯報。記錄摘要：

張愛萍：作為戰略核武器研制生產的核心單位230廠，實際上已經完全癱瘓了。4個車間1000多工人，只有4%在崗，96%的人已不來上班了。工人們說他們是8923部隊，以後又改叫8200部隊……

鄧小平插話：什麼意思？

張愛萍：這是工人們的話。8923，就是上午8、9點上班，下午2、3點下班。後來幹脆上午8點、下午2點來，點個卯就走。一位女工對我說：這幾年我們是在吃社會主義！拿著國家給的工資不幹活，公家的東西想拿就拿想砸就砸，這在哪個社會能行？這不是吃社會主義嗎？

鄧小平：吃社會主義？這個話概括得好！

申丙辰(工作組成員)插話：工人們說了，他們這裡只剩下兩項制度，一是開飯制度，二是發工資制度，其他的全沒有了。

父親自1967年3月就被隔離，當目睹了這一切時，他斬釘截鐵地說： “七機部的問題，千條萬條，我看就一條，惡人當道！”

“什麼革命造反？什麼保衛毛主席？什麼反修防修？都是乘著天下大亂，打著毛主席的旗號，拉自己的山頭，占山為王，稱霸一方。不拿掉這批派性頭頭，就無法實現天下大治，就無法伸張正義，就什麼事也做不成，就永無寧日！”

陳保定說：“張愛萍一來，旗幟鮮明。他講了兩條：一是發動群眾，造起輿論，批倒派性；二是組織解決，釜底抽薪。釜底抽薪，就是把靠造反起家、專搞派性的造反派頭頭，如舒龍山這種人，堅決解除他們的職務。230廠是舒的老巢，張愛萍就是到他那裡去演講，他在全體大會上說，我來，就是來快刀斬亂麻的！張愛萍的魄力、膽識和他大刀闊斧的作風，真正使我開了眼界。”

陳保定接著說：“3月27日的講話是到230廠的第一次講話，幾乎所有的人都來了，把一個大車間擠得滿滿的，窗口外都擠滿了人，有的人還上到天車上。他邊講、邊聽、邊回答下面群眾提的問題。台下不斷地鼓掌……那場面就像‘列寧在1918’。”

“他講話從來不用稿子，念稿子哪有煽動力？開始我們按慣例給首長准備好了稿子，他看了一眼說，你們照著念不就行了，還讓我講什麼！嚇得我們都不知說什麼好。他從兜裡拿出一張台歷紙，一講就是兩個小時。”

“他說，同志們，現在我是沒有好話講的，我想講一點壞話。你們這個地方，講這個派、那個派，說穿了，就是乘著‘文化大革命’撈取個人的名譽、地位、權力，我現在在這裡就警告這些人，該猛醒了！我看廣大群眾、廣大幹部都是好的，只有你們這些派頭頭是壞蛋！

“會場上響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文革’這麼多年了，有誰敢講真話的？像他這樣在大會上公開罵造反派頭頭是壞蛋的，還是第一次。人們欽佩他的膽量。”

他罵得是夠難聽的：“把我的專家、工程師都搞到哪裡去了？統統找回來！那些狗屁不通的******蛋，占著人家的位置，蹲在茅坑又不拉屎，還不都攆出去！”

“同志們，我們必須整頓，而且一定要整頓。不按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做事，我就要管！如果說你是玉皇大帝，我也要請孫悟空把你搬下來。我就不怕牛鬼蛇神、跳梁小丑。對這類東西，一句老話，何足道哉！”

2014-03-23 04:06:29 | 引用

無題

兩個月52次講話，經常是掌聲不斷

在後來的“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揭發批判他，說張愛萍在七機部兩個月，共講了52次話，去掉8個星期天，等於一天有一個新講話，而且，他的每次講話都以簡報形式下發，流毒甚廣。

他把各單位的領導幹部召集起來說：

“工人同志告訴我，這些年來，領導幹部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摸摸自己的心口吧，都問問自己，我的黨性到哪裡去了！我的良心到哪裡去了！”

回憶當年，許多人說，開始大家還在遠遠地觀望，後來，一傳十，十傳百。他一來，大家就搶著擠進去聽。他不是長篇大論，是叫台下的工人提問題，一個一個的回答。有時罵人，有時說笑話，還有時講故事，氣氛活躍，經常是笑聲、掌聲不斷，連一些工人家屬都搶著提問題。

有幾份傳抄的父親講話：

“伸張正義，打擊邪氣，用不著害怕。捅你兩刀子，捅就讓他捅嘛，毛主席說死得其所。哪有一個革命者說我革命是為了長命百歲？捅一個洞，進醫院；捅幾個洞，就進八寶山。為了中華民族，光榮！”

“說我講今不如昔，那是抬舉我，我還沒有這麼講咧，但今天我就告訴你，就是這個意思！比比過去的老五院，天淵之別！你們說，是不是今不如昔？！他們的導彈、衛星能上天，你們行嗎？記住，我會給你唱‘虎踞龍盤今勝昔’的，但今天不行，絕對不行，管你報紙上怎麼吹，就是不行！

“說我講今不如昔，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告訴你，我不怕，泰山壓頂也不能把我骨頭壓碎！”(下轉B13版)

毛澤東送給父親“四塊石頭”

清理幫派，大力整頓

1975年，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接替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25日至3月8日，中共中央召開工業書記會議。鄧小平說：現在鬧派性已經嚴重地妨害我們的大局，這是大是大非問題。3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提出整頓鐵路秩序。

就在這期間，3月1日，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會議上講話，指出經驗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險。江青講話：“經驗主義是當前的大敵。”

七機部和230廠呢？

陳保定說：“造反派當然不會甘心，派了很多人盯我們的梢，230廠有個女秘書，走哪跟哪，討厭透了。

“那時各種小道消息滿天飛，四面八方，上下左右都有。很多人都給我們打招呼，這是‘中央文革’設的圈套，七機部最亂，就是看著他犯錯誤，鄧小平、張愛萍長不了，早晚還得被打倒。還有許多人要我們提醒張老總說話別太過了，有些是擔心，也有些是恐懼，也有些是恐嚇。這個期間，反對的大字報就一直沒斷過。我們提醒他，他說，我倒了，就讓群眾去判斷真理在誰手裡吧！”

鄧小平給予了他有力的支持。

1975年5月18日鄧訪法歸來。第二天上午，就同葉劍英、陳錫聯一起，在三座門聽取父親的匯報。他說：

“對那些繼續搞派性的人不能等了。不管是誰，不管你是915、916，不管你是四五十年的老資格，還是年輕的新幹部，凡是搞派性的，老虎屁股都得摸，不然還得了！這麼多年搞出來了什麼嗎？還在那裡鬧，還說有理。把七機部鬧成了這個樣子，不要說社會主義，連愛國主義都沒有。”

鄧小平又說：“我們對鐵道部說，只等一個月。現在對七機部也提出只等一個月，到6月30日為止。從7月1日起，要搞成七一派、毛主席派、黨性派。過一個月以後，那就不客氣了，對什麼人也不等，管你是老虎屁股，還是獅子屁股，都要摸，都要斗，堅決地斗。”

據此，父親以國防科委名義起草了一個決定，在國防科技和國防工業系統中堅決解散所有的派別組織，最後期限為7月1日，凡繼續堅持搞派性活動的人，一律調離國防系統。這個決定上報了中央後，經毛澤東批准，以中共中央［1975］14號文件的形式下發。迄今為止，在記述1975年整頓和1976年 “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這段歷史中，都沒有提到過這件事。其實，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一份相當重要的文獻。

搞好整頓，就必須從組織上解決幫派體系問題。後來，七機部造反派頭目舒龍山就在調出之列。9年來，毛澤東這次是破例了。

父親當年的不少講話，之所以得以保存，是因為一年後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被匯編成供批判用的《張愛萍主任部分言論摘錄》。正是這個《摘錄》，忠實地保留下了父親當年的風采。

經過了5年的煉獄，他已經不是當年在東海前線指揮三軍聯合作戰的張愛萍了；也不是在荒涼戈壁灘上組織第一顆原子彈試爆的張愛萍了；更不是在方巷搞社教對農民大講毛澤東思想的張愛萍了。他說：“我誰也不跟，我只跟隨真理！”

晚年我曾問父親：“鄧小平1975年搞整頓，你和萬裡、胡耀邦、周榮鑫被譽為是鄧小平的四大幹將，你知道嗎？”

不想我這一問，竟惹惱了他。

父親說：“什麼鄧小平的四大幹將？他們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誰的人也不是！說我是鄧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剛，這是對我的侮辱！一個人怎麼能成為某一個人的工具、信徒呢？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貶低了。對的、正確的，我能跟著你，不對的、錯誤的，我怎麼能跟著你呢？跟著你，也不是跟你個人，而是跟你的思想，你的路線方針。”

召開“搶時間”會議

父親曾多次大聲疾呼“搶時間”，他何嘗不知道頭上高懸的那把達摩克利斯劍呢！1975年4月21日，七機部第一研究院召開東風5號和東風4號方案論證會。父親意味深長地說了一段話。他說：“今天這個會議，我想給它取個名字，叫‘搶時間’。我們曾有過時間，但失掉了，現在你們要幫我把它搶回來。”

會議根據父親提出的搶時間的要求，確定了一個“三步走”計劃：1977年前拿出東5、東4；1978年拿出潛地導彈；1980年拿出通信衛星。重點是，1977年前拿出射程為8000公裡的洲際導彈。這個計劃，比1965年8年4彈的規劃推遲了4～5年。1977年父親再度復出後依據這個計劃，提出“三抓”任務，但時間上又推遲了3～4年，就是說，延誤了7～9年。我看過一些經濟學家寫的文章，說“文化大革命”在國防尖端上取得很大成就。真令人費解，難道還要用這種忍辱負重的痛苦經歷給“文革”貼金嗎？

當時，有三個關於衛星的方案，偵察衛星；導航衛星；通信衛星。他拍板第三方案，即衛星研制以通信衛星為重點，集中力量攻關。他說，“專門給它成立一個局”，國防科委給我盯住管住它，要“管好管到底”。

安排好衛星後，他又馬不停蹄地從新疆到陝西再到四川跑了一大圈，和打仗一樣，他必須親臨一線督戰。

1975年10月27日9時，我國的第17次核試驗，也是第二次地下核試驗成功。

父親寫詩道：“任爾金剛能炸！”

隨後是七機部所屬717廠，接著又飛067三線廠。他呼吁科技工作者和工人們搶時間，搶速度，為1977年拿出洲際導彈這一宏偉目標而努力奮斗。

看著這個拄著拐杖的65歲老人的背影，隨行的人都說：歸山之虎！

搶時間。真的只是像父親在會上講的那樣，因為“文革”，我們失掉了太多的寶貴時間嗎？我問他，他說了句心裡話：“我知道，他們給我的時間不會太多了。”

“我必須搶在他們前面，把衛星在今年打上去。”

政治風暴如期到來

搶時間，但一場巨大的政治風暴還是如期到來了。

1975年的毛澤東，已是82歲高齡，他要收拾這個搞了8年革命的爛攤子，可又絕不允許任何人否定這場在理論上解釋不通的“大革命”。這盤棋已下了9年，到了最後的殘局。

5月3日，毛澤東主持政治局會議批評“四人幫”。5月27日、6月3日，政治局連續兩次開會，江青、王洪文檢討。

7月25日，毛澤東對張天民關於電影《創業》信的批示：“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調整黨的文藝政策。”消息雖是從小道傳來，但我們還是歡呼雀躍。

但是，20天後鍾擺似又搖動了。

在此期間，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人，兩次給毛澤東寫信，反映同為副書記的遲群和謝靜宜的問題。這兩封信均由鄧小平轉呈毛澤東。毛澤東閱過第一封信後，沒有表態，閱了第二封信，雷霆震怒。

10月19日晚，毛澤東對鄧小平轉呈劉冰來信提出嚴厲批評：“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斗爭的反映。”

毛澤東同時決定，由毛遠新擔任他和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雖然他的這個決定是以建議的方式提出來的。

據說，鄧小平聽到決定的一刹那，反應非常強烈。他當然明白，這意味著什麼。

上述這一切，父親一概不知。他當時正在大西北，風風火火地准備發射那顆返回式衛星呢。這顆衛星對他太重要了。父親當然清楚，失敗對他意味著什麼，歷史將永遠不再給他證明自己的機會了。

11月5日深夜，他在三線的鳳州接到陳錫聯從北京打來的電話，陳說：小平同志讓我轉告你，在外面不要亂講話。父親問北京有什麼情況；陳說，說不清楚。電話就掛斷了。

11月8日，父親接到了中央辦公廳電話，中央領導同志有重要事請你馬上返回。

回京的當天晚上，他發著高燒。媽媽猶豫再三，還是告訴了劉冰的事情。他靜靜地聽著，臉就像是花崗岩刻成的，冷峻、刻板，又透著威嚴。我知道，他已經沒有退路了。

毛澤東的四次批示

父親這輩子就是喜歡收集石頭，每一塊都有一個故事。還有一件被父親稱之為“四塊石頭”的東西，也一直保存著，那就是經毛澤東4次批示過的幾頁文件，父親在上面寫道：“我留著這四塊石頭以茲紀念。”

“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後，毛澤東在舒龍山、葉正光等人狀告父親的信上作過4次批示。1975年11月2日、11月26日(兩次)、1976年1月7日，共4次。當時有人就說：張愛萍有什麼了不起！毛主席扔四塊石頭就把他打倒了。這就是所謂的四塊石頭。

父親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被通知去中南海開會。

參加會議的只有6個人，除父親外，其余5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華國鋒、李先念、紀登奎，因葉劍英“生病”而臨時主持軍委工作的陳錫聯，以及國防科委政委陶魯笳。

李先念首先遞給我父親一份文件，說你先看看吧。文件標題是：《關於對我調離處理的申訴報告》，副標題是：《揭發國防科委主任張愛萍推行“今不如昔”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署名是230廠革命造反組織負責人舒龍山。文件的上方印有一行大字：毛澤東11月2日批示：“印發政治局各位同志，請總政酌處。此人是‘916’左派。”

舒龍山的信是10月1日寫的，內容無非是原有幾張大字報的翻版，敘述自己如何受劉少奇、王秉璋、張愛萍的迫害，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如何一次又一次救了他。不錯，現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又來救他了，這不，有批示了。盡管這個批示從字面上看不很明確，但這已經足夠了。

華國鋒替父親解圍

還是讓我忠實地記錄下父親對會議的描述吧。原諒我，不管涉及到誰。

李先念：看完了？怎麼樣？

張：不怎麼樣！

李：什麼？連毛主席指示也不怎麼樣嗎？

張：不怎麼樣！就是不怎麼樣！(嘿！怎麼跟小孩子斗嘴一樣。)

沉默……

紀登奎：你看看你，講的話就有這麼厚厚的一大摞！(父親在講述時，照他的樣子，也用手比劃著。)

張：你都看過了？沒有看到你自己講過的話嗎？

紀登奎：你什麼意思？

張：“九年無寧日！”就是你說的。忘了？

又是沉默……

有人站出來揭發了：張愛萍任職後根本沒來機關，一下子就跑到七機部去了，其目的是整那裡的革命左派，污蔑七機部的大好形勢，並動用部隊的人力、物力到工廠籠絡人心，以批判派性為名搞反攻倒算，在國防科委壓制民主，個人說了算……

看來，預料這一天遲早要到來的，還應該包括這位一直跟在身邊的揭發者了。

揭發批判後，又是難捱的沉默……

李先念：你說拿出能打到莫斯科的武器，是什麼意思嘛！

張：什麼意思？階級斗爭為綱的具體化嘛！你們不是老在喊要高舉階級斗爭的旗幟嗎？

會場再次出現沉默……

又是紀登奎發言。父親回憶，他一口一個路線錯誤，由得他說吧。

陳錫聯用腿碰了碰父親，悄聲說：你就承認算了。

父親大聲說：你們要我承認什麼？

陳：承認犯了路線錯誤啊。我不也承認過嘛，也沒有把我怎麼樣嘛！

這下可把父親給激怒了，他吼道：那是你！

華國鋒是主持會議的。他一直沒開口，冷場了很久後，最後才說：這件事很突然，對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個理解和認識的過程，是不是請愛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就散了吧。

父親說：“華國鋒替我解了圍。”

若幹年後，父親在重新回顧這一段經歷時說：“毛的批示來了，把他們都嚇壞了，把一切都往我身上推。其實，我哪裡會去揭發他們？只是有些人品格太差，還坐這樣高的位置。

“後來有人告訴我，李先念在毛澤東面前還是為我開脫過的。不過，當時對他是很有看法的。在匯報七機部的問題時，他也是一起參加的嘛。

“陳錫聯是希望我快些過關，他是好心。華國鋒同志是個很厚道的人，我一直很感激他。對他是不公道的。”

對毛澤東在舒龍山信上的批示，無論當時還是此後20多年間，我們都不願相信那是毛澤東所批。毛澤東82歲的高齡，還能記住舒龍山這些小人物的名字嗎？何況，從感情上講，我們寧可認為這是有人做了手腳，蒙蔽了毛主席。

父親晚年回憶這段經歷，我說，為什麼不能也像造反派一樣，疏通一下毛澤東身邊的人呢？父親被激怒了：“要我對那些小人下跪？對不起，我做不到！”

和父親討論時我說，毛澤東老了，被周圍的人封鎖了。父親說：“四人幫是誰支持的？還不明白嗎！”

鄧小平：“七機部的問題，責任在我”

197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大辯論的情況報告》，全國范圍內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展開了。毋庸置疑，國防科技和國防工業系統被宣布為右傾翻案風的重災區。

在那次四個副總理談話後，鑒於父親頑固的態度，政治局全體成員深夜驅車來到人大會堂，接見在那裡等候多時的七機部和國防工業各部的黨組成員們，向他們宣布了剛剛作出的決定：張愛萍同志在七機部和國防工業各部門的工作中，犯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右傾翻案的錯誤，經政治局討論通過，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正式決定，張愛萍要接受群眾批判。隨後，一行人又驅車來到三座門軍委辦公地點，向早已等候的三總部和國防科委的黨組領導成員宣布了同樣的內容。

在上述兩個地方宣布決定時，鄧小平都有一句極其簡短而相同的話：“七機部和國防科委出的問題，責任在我。”

既是鐵腕人物，倒台也有倒台的樣子。

響當當的72字“檢討”

主席說：對愛萍還是要幫嘛

12月3日晚，李一氓突然登門，他剛隨鄧小平陪同毛澤東會見了福特總統，還沒來得及回家就匆匆趕來了，說是有個重要的情況要告訴。據媽媽回憶：“氓公(指李一氓)告訴我，會見結束告辭時，小平同志專門提到了愛萍，他對主席說：‘張愛萍去七機部搞整頓，是我派去的。’主席接著就說：‘是你派去的，也是我派去的嘛！……對愛萍還是要幫嘛。’氓公說，從毛的態度看，估計問題不致太嚴重。你趕快和愛萍說說，讓他寬寬心。”

這是鄧小平一生中最後一次陪同毛澤東會見外賓。由於毛、鄧之間聯系的管道已經被毛遠新所阻斷，鄧小平只能抓住會見結束後的這個寶貴機會，他沒有陳述自己的委屈，而是為部下開脫責任。鄧小平真的令人敬重。

再度倒台進入倒計時

和右派們一樣，左派們也絕不會聽從毛澤東安排的。

中央文件的精神是，批判右傾翻案要聯系本單位的實際，於是就有了“批鄧聯張”，鐵路系統則是“批鄧聯萬(裡)”，科學院是“批鄧聯胡(耀邦)”，教育部是“批鄧聯周(榮鑫)”。國防科委黨委和七機部黨組共同組成“聯席會議”，號召科技戰線上的廣大職工打一場批判張愛萍的人民戰爭。

被調離的造反派頭頭舒龍山又被請回來主持會議了。

王洪文親自到會講話：“張愛萍的錯誤實際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國防科委、七機部的偉大勝利，否定整個‘文化大革命’。”

江青更是信口雌黃，參加了政治局聽取科委“批鄧聯張”匯報會議的馬捷說，江青在會上調子最高，說：“張愛萍不是好人，是個通台灣的特務，要把他徹底打倒。”

返回式衛星發射成功後，張春橋也出來說話了：“這只能說明，衛星上天是個幌子，紅旗落地才是他們的真意。”

“四人幫”全體上陣了，反作用力的能量遠遠超過父親剛來230廠的時候。

中國當時的政局，就像一架失控了的天平，或像一艘要沉的船，無論在哪邊加一點輕微的力，都會造成更大的偏移振幅，毛澤東已經左右不了局面了。

對方已開始讀秒，他們說，張愛萍的再度倒台已經進入了倒計時。

“尖兵”發射成功

政治上的巨大壓力，使父親精神更加振作，他把心思都放在了這顆衛星上。

他一直住在招待所，他根本無暇也沒想去追回“文革”後被別人占據了的家。在招待所與前沿陣地聯系不方便，他就幹脆住在指揮室裡。

1975年11月26日，是個大晴天。一大早，父親就和總設計師孫家棟等人來到指揮室。父親再次詢問發射基地一切是否准備停當，當得到肯定的回答後，他上報中央專委，下命令准時發射。

一瞬之後，前方報告：發射成功，衛星進入預定軌道！頓時，指揮室裡一片歡騰，但父親說：真正圓滿的成功，是衛星勝利歸來的時刻。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多麼漫長而焦慮的等待！

11月29日下午，渭南測控中心報告：“‘尖兵’返回大氣層，進入角……高度……速度……”

最緊張的時刻到來了。指揮室裡，操作人員的手就按在炸藥起爆按鈕上。“尖兵”把它的著陸點選在貴州。越過國境，對這顆星來說，也就幾分鍾的路程。總設計師孫家棟說：“衛星按預定時間返回，落在貴州關嶺鐵索橋的樹林裡。奇妙的是，這裡正是長征時期張愛萍大獲全勝的地方。”

太神奇了，大科學家也相信命運？

“尖兵”發射成功後，11月30日，根據軍委的要求，我們替父親寫了份檢討。這份檢查陳錫聯看了後特別高興，說：愛萍同志的檢討很深刻嘛，我看可以過關了。因為沒有簽字，又給退回來了，但就是這個名字，父親死活不肯簽。陳錫聯很無奈，說你這個人怎麼這麼強呢？檢討一下過了關不就算了嘛。

父親真的病了，連續緊張的工作，無休止的批判，畢竟是65歲的人了。在一次參加批斗會回來後，人就不行了。心肌梗死。幸得301醫院的護士小孫發現得早，加上王士雯主任的果斷搶救，才得以脫離危險。

其實，父親並不在意別人對他的批判，他經歷得太多了。他說：“要我聽就去聽嘛，有什麼大不了的！”只是有一個大科學家的發言，使他困惑和難受。這位科技界的泰斗說：“張愛萍是個什麼人？我看是個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

父親心臓病突發，301醫院立即上報軍委。

7000人批斗會上，72字檢討擲地有聲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愈演愈烈。

1976年1月18日經中央批准，由國防科委和七機部聯合召開批判張愛萍的大會。國防科研和國防工業系統，包括230廠職工及社會各界共7000人參加。地址選在先農壇體育場，中央、國務院機關和解放軍駐京大單位及新聞媒體都被邀請參加。

父親一早就起床了，他刮了胡子，對鏡著裝。在醫院裡住久了，會顯得衰老疲憊。這是一個重要的日子，影響到他形象的事，在今天是決不允許的。

我們家人都沒有陪去，原因很明顯，目睹自己的親人承受磨難和屈辱，誰也受不了。我們偎坐在媽媽身邊，企盼著噩夢的結束。

原以為怎麼也要大半天吧，沒想到伴隨他參加批判大會的秘書邱景春同志突然來了，說首長講完就回醫院了，他是專來報信的：

“首長一上台，還是他那個習慣，對著麥克風，把他那根手杖在地上使勁地頓了一下，全場一下子鴉雀無聲。可能是首長好久不露面了吧，全場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他慢慢從軍裝口袋裡掏出一張紙，全場一下子哄然大笑。是發言稿！”邱景春興奮地用手比劃著說。科技戰線的人們對他太熟悉了，這還是第一次看見他講話居然也念稿子了。

“主持人就喊，嚴肅點！這是一場階級斗爭！”

父親根本沒有用事先准備的那份講稿，他不知什麼時候為自己擬定了一份只有72個字的講話。我記得在推敲檢查稿時，他曾嘟囔過一句：“檢什麼討？但話要講！”

72個字的全文如下：

“去年3月我重新工作以來，到了一些單位，接觸了一部分幹部群眾，講了一些話，也作了一些決定。假如我犯了路線上的錯誤，將由我個人承擔全部責任。與其他同志沒有任何關系。”

完了？邱說：“就這幾句話，首長說完，又把手杖狠狠地在麥克風前頓了一下，扭頭就走。”

父親說過：“既然他們要我面對這麼多群眾，怎麼檢討，就不是我個人的事了。我決不低頭！”他沒有為解放軍丟人，沒有為老紅軍這個稱號丟人，沒有為1975年的整頓丟人。他也沒有為共產黨丟人，雖然，批判他是中共中央批准的。

批判仍在持續不斷。規模在六七千人左右的批判大會，繼1月18日後又開了多次：2月5日，2月6日，2月11日，3月1日，3月2日，3月5日，3月24日，8月5日……父親一律拒絕參加。他說：“你有本事就來綁架我吧！”

他還勸國防科委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肖向榮不要去參加批斗會。肖說，不去，政治上被動，畢竟是毛主席領導的群眾運動啊。肖向榮去參加了並據理力爭，但越是這樣，對他的批斗就越是沒完沒了。一天晚上，他伏案寫交代檢查，倒在寫字台上。聞此噩耗，父親淚如泉湧。

多少年過去了，每次提到這事，父親都是那句話：“是我找他出來工作的，他是代我受過而死。他比我更忠於這個黨，他對黨是真忠，真忠……”

[盧晨征口述]

他被打倒，230廠停產，就像黑夜裡的一座大墳

盧晨征，曾任航天部質量司司長、七機部一院230廠廠長。當年是張愛萍極力推薦和安排他擔任廠長的。他對張愛萍的回憶令人動容。

我聽說他們推薦了我，就開溜了，跑到勝利油田去了。那裡就像是個青紗帳，下到鑽井隊，就是油田指揮部也別想再找到我。

後來聽說是張愛萍發火了，人到哪裡去了？給我找！當時我並不知道，以為事情過去了，就偷偷回了趟家。沒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剛起床，就看見窗外停了輛軍用吉普車，這下堵住我了。我沒有法子，跟著他們到了京西賓館，在外屋先見到宋彬成秘書長。宋說，你就是盧晨征啊，就給了我一個本子一支鉛筆，說，拿著，張主任在裡面等你，進去吧。

是一間很大的辦公室，牆上掛著地圖，中間一個大條案，桌上好幾部電話，像個作戰指揮所。屋裡光線很暗，靠裡的牆邊上站著個人，背對著我。我猜到是張愛萍。我遠遠地站著，好一會兒，他看都沒看我，說，叫你來，怎麼不來啊？聲音很慢、很低沉。我說，張總長，你問我啊？他頓了一下拐杖，仍然背對著我說，難道這間屋子還有其他人嗎？我壯起膽子對著他的背，講了三條理由：我說自己身體不好，經常吐血。再者，雖說在機械行業呆了20多年，但對運載火箭可一點也不懂。這些理由我自己都覺得牽強，最後我還說了點實話。七機部派性斗爭的厲害，派任何人去，都是沒有辦法工作的。

我一邊說，他一邊還是看他的地圖。聽完我的話後，還背朝著我。他說，你講了三條，我只說一條好不好？拿本子記下來：明天上午10點鍾到230廠上班。記下了嗎？我說，記好了。他見我不說話了，回過身來，說了聲坐吧。他交代了四個問題，我還記得，是情況、任務、幹部、當前首要解決的問題，共四個方面。記得他專門交代說，要特別和幾個人搞好團結，他說，和則興、散則敗。

我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後來批判我時要我交代和張的這次談話，說用了兩小時20分鍾。當時共調了司局長一級的幹部22人，張只談了十幾分鍾，而和你卻談了這麼久，要我交出筆記，我說沒記錄，他們說，有人看見你做了記錄。但我就是沒有交給他們。

臨走，張當著我的面交代宋，你明天9點50分到廠裡去，檢查盧廠長到了沒有。宋送我出來說，明天在家裡等著，我去車接你。

我回到家，和老伴說，有麻煩了，你給我打個行李卷吧。因為明天就要上班了，就要和張愛萍一起去拼命了。晚上我找了七機部幾個熟悉的同志，問了一些情況，大家都說糟糕透了。我的心情更沉重了。第二天我在辦公室安了張床，人家告訴我，住在這裡也沒飯吃，廠裡的食堂早垮了。我說，再說吧。

搞這個平台難度是很大的，230廠只有一個姓邢的師傅能做，他是915的。916一個姓李的車工也能做，叫李凱豐。後來又調來一個叫郭崇偉的，是915的。他們之間也爭，但都和張老總很親近，聽他的話。怪了！這些人誰要有病，張都知道，叫人把藥送到他們家裡，連誰頭痛腦熱都知道，特別是對916 的人。

我當廠長時，配給我一輛專車，後來有人告訴我，是張老總知道我身體不好，專門批的。我當時身體很不好，無法入睡。有天早上5點鍾，有人敲我的門，給我送來4瓶胃得樂，說是張愛萍帶給我的，市場上買不到，還帶話說，讓你先吃，再給你找。這個藥真的是很對我的症狀的，但他是怎麼知道的？我百感交集。

中國人說，士為知己者死，有個人關心你，他用你時可能不講理，但他是真的關心你的。過去知道他給工人送藥，現在叫人這麼早給送來，估計是怕別人知道了。230廠派性斗爭那麼厲害，他一來，就能團結起那麼多的人，是和他深入到最底層關心群眾的工作作風分不開的。

有個既無技術又無本事、專門搗亂的916鐵杆，張老總親自過問他的戶口問題，還為此找過豐台區的領導，把他的老婆、孩子都辦到北京來了。目的是一條，只要能把科研生產搞上去，就要團結。張被打倒後，這個人慷慨激昂地在大會上發言，張愛萍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惜親自用小恩小惠瓦解工人階級，我沒有技術，他還親自給我跑戶口……這個人真無恥！

後來批張，除少數916的幾個鐵杆，絕大多數人都不講話，沒有什麼人響應他們搞的這一套。那時每天都要搞到夜裡一兩點鍾，很緊張，也很疲勞，但還是向前沖，就像黃河大合唱裡唱的：我們一天天接近了勝利。

山雨欲來風滿樓，空氣慢慢就不對了。開始批判張愛萍了。他們叫我揭發，我說不知道，就說我裝糊塗。後來，周總理去世了。我開始寫交代材料，“文革”已經教會了我寫這種東西。我寫道：我聽說張是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很吃驚，經過革命群眾的教育，我才認識到。過去我認為張是全心全意地執行中央和軍委的指示，對生產抓得很緊、很細，對生產進度了解得很具體，對幹部群眾搞五湖四海，對工人生活上關心體貼。經教育，才知道這一切都是反革命。我把檢討貼出去後，他們急了，說是給張塗脂抹粉。我真想這張大字報有一天能讓張愛萍看到。

我是1979年離開230廠的。廠裡停產了，沒有人了，一切又恢復到張老總來之前的那個樣子，就像黑夜裡的一座大墳，寂靜得讓人害怕。

毛澤東去世了。在追悼會上我見到了穆可民，他老了許多，但我還是忍不住地對他說：老穆啊，你可是張老總器重的人啊，把你從外地調進來，但你是怎麼對待張老總的呢？你在揭發他時，是那麼不實事求是。假如有一天你見到張老總，他說，老穆啊，你好呀！我想知道，你怎麼回答啊？

穆呆了半天，哇的一聲就哭了。

我們都沒有想到他會這樣。我說，也許我說得不對，也許我不該這樣說，請你原諒。他流著淚，把頭往牆上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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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23 04:16:49 |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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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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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23 04:34:24 | 引用

Re: 文革中的張愛萍

審查之一：假黨員問題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８日，專案組印發《張愛萍專案情況匯報》（第一號）：

“一、關於入團問題……據張愛萍的同鄉、同學和四川歷史資料提供的情況來看，張愛萍確於１９２５年—１９２７年在達縣期間曾參加了學生運動……在這些活動中，教師張鯉庭、戴治安是領頭的，學生中張愛萍、王榮澍、魏傳統、劉靈柱、曾繁福、鄧廷壁等最為積極，他們當時都參加了青年團組織。這些情況同張愛萍的交代基本是一致的。

二、關於入黨問題……據張愛萍的一些同鄉、同學和老黨員、老貧農的回憶，一般都聽說張愛萍於１９２８年在達縣地區教書期間入了黨，並在羅江口一帶組織雇農進行過秘密斗爭，有一位老貧農李德茂（去年病死），曾給張愛萍當過秘密交通，並留下一個當時送信聯絡用的銅牌子（由其孫李純武保存下來的遺物）已交我們帶回。總之，所獲張愛萍在達中畢業後去上海之前這段歷史同張交代基本上是一致的……”

專案組又提出《張愛萍歷史上一點情況》。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專案組人員前往上海。他們在上海地下黨歷史資料中沒有查到法南區西門支部的記載，專案組即認為有理由懷疑張愛萍所述的歷史是偽造的，進而斷定張在四川老家的革命活動也是假的，是混入黨的內奸分子。

１２月１日上報了《建議將張愛萍隔離審查的報告》。林彪、毛澤東圈閱。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７日牟仲宇再次被傳喚。牟寫下的《更正過去證言的證明》：“自己過去把黨團混淆了，１９２８年，達縣只有團組織，沒有黨組織，張愛萍不可能在那時入黨。”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６日，張愛萍逮捕關押、２８日的第一次審訊。

１９６８年１月４日，對張愛萍第三次審訊，張供稱：“如果介紹我入黨的張鯉庭和戴治安都不是黨員，我也不算是黨員。”

１９６８年１月６日，專案組正式上報了《關於張愛萍假黨員問題的定案報告》：“張愛萍從來沒有參加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混入黨內的假黨員。”

次日，總部領導人會同吳法憲把這份報告批呈上送。他親筆寫道：“林副主席，並中央：在鐵的事實面前，張愛萍自己供認他１９２６年入團和１９２８年入黨是編造的。他不是團員，也不是黨員，是在１９３０年來到閩西時混入黨內的。即呈主席、總理、伯達、康生、江青、富治、葉群、東興同志閱示。（他和吳兩個人簽名）一月七日”

審查之二：特務問題

１９６８年１月４日、６日，張愛萍專案組組長說：“對張愛萍的問題應該明確是個特務問題”；“追特務問題要從張見彭入手，怎麼樣與彭認識，治愈後又怎樣出院的。”對“張愛萍的審訊要一下能突進去”，使他“跑不了”，要“連續作戰，不讓他喘息”。

１９６８年１月８日至１月２２日，連續進行了１５次突擊審訊。

１９６８年２月，彭豐根供詞：

“把張愛萍介紹到了日本特務機關——福民醫院，見了特務頭子頓宮寬。頓宮寬親自給張愛萍做了手術。在住院期間，頓宮寬又布置了日本警察、便衣搜查、逮捕，對張愛萍進行口供、簽名，警察又找我詢問張愛萍等威脅利誘的手段，把張愛萍圈入了特務機關。（手印）”

１９６８年３月５日，專案組向總參黨委和中央專案第二辦公室寫出報告：“張愛萍的日本特務分子問題基本可以定案。”

但是，一、在所有檔案材料中，無法找到彭、頓加入特務組織的確鑿證據，也無法證明福民醫院就是日本的特務機關。退一步講，即使上述一切屬實，也是１９３３年及１９３７年發生的事，而張愛萍是１９３０年在此療傷的。何以在其本人都未加入特務組織前，就能吸收其他的人加入這個組織呢？

二、彭豐根的供詞上，只是說頓宮寬是特務，頓把張愛萍拉入特務組織，但他拒不承認自己是特務，他也從未參加過特務活動。一個不是特務也沒有參加過特務活動的人，根據什麼能指證特務組織內部的活動呢？

鑒於上述情況，在後來的專案報告中就沒有有關日本特務的提法了。

審查之三：通敵問題

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６日，總參‘文革’領導小組組長曾秘密指使：“還要查他在華東海軍任司令時把我軍機密泄露給敵人的罪行。”

１９６７年６月７日，中央二辦的四人聯名給江青寫了封信：

江青同志並小組同志：反間組是張愛萍一手搞起來的……該組在張的直接控制下給了敵人大量情報……張對審查該組極為不滿……

同時提出，過去沒有並案審查，沒有追究責任，究竟是誰包庇了他？

報告中一一列舉了上面提到的所謂包庇人的名字。

這封信是通過總部負責人轉呈的，他寫道：“即呈報江青並復制葉群同志。（簽名）”

一個月後，總部負責人再次催促進展。由於一直沒有突破，專案組建議：“未查清張愛萍在華東通敵問題，建議逮捕原反間組成員……”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日，他們在上送的批捕報告上寫道：反間組是“蔣匪海軍司令桂永清親自任命潛伏上海的特務”，“為潘漢年、揚帆收羅起來”，“張愛萍從潘揚那裡接受到海軍”，“給台灣蔣匪送情報”等等。

經軍委辦事組報中央批准，將原反間組成員抓捕歸案。

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１日、１２日，和６月２７日開始了第２６次、２７次和第２８次審訊。

１９６８年９月１日，中央二辦又將材料並附通敵罪證，送往新組建的軍委辦事組，李作鵬、黃永勝、吳法憲圈閱後報江青。

一九六八年四月張愛萍的《絕命書》

受凌辱，身名戕落此下場心中寒，冤情辨明待何年？！

我現在被關在我也說不清是什麼地方的一間黑屋子裡。看管得很嚴。現在是冒著危險給你們寫信，還不知能不能送到你們手中。不管能不能我都要寫。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入黨問題和特務問題。他們說達縣黨是１９３０年建立的。我的入黨介紹人張、戴也是１９３０年入黨的。因此，我１９２８年由張、戴介紹入黨是假的。他們說，調查我提供的證人有幾個不是黨員（這就怪了！不知他們什麼時候退黨的），他們都不承認與我發生過黨的關系，也沒有介紹我參加紅１４軍和到中央蘇區去。其他的證人找不到。究竟怎麼回事，我也弄不清楚——他們懷疑我是國民黨或特務組織設法讓我混入黨內、軍內的。

我從未夢到我的歷史上還會有這樣蹊蹺離奇的情節。真叫人哭笑不得。

我甘願承受沒有正式入黨而冒充黨員混入黨內的罪過，願接受任何處分。但我無法承認參加了特務或其他反革命組織。也不是懷有破壞黨和革命的反革命目的而冒充黨員混入黨內的。

他們說，我受傷住進上海醫院後，院長（日本特務）把我拉入了特務組織，或者讓我承擔了特務交給的任務，然後才送我到中央蘇區的。

我反復回憶，在醫院及以後，從未同日本人交談過，更未參加什麼組織接受什麼任務。我無法承認。我說他們的說法是推論，沒有事實，沒有證據。他們說我不老實，不坦白交待，抗拒到底。

２０天爬在床上寫了２５０００多字的申訴（交代）。錯的承認，罪責承擔，不對的正面說清情況及道理。不知能不能起到點作用？也許還要拉出去斗爭，還不知是怎樣個結局？！

要實事求是，我是不應該被監禁的。我不是特務，沒有反黨、反革命的思想言論和行動，不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當然，工作中的錯誤是有的，並且有的很嚴重。但總不應該關起來吧。我幾次要求上級來人給我談話，就是沒有人來。只是專案組的以群眾名義來審、來定，態度粗暴、蠻橫。

如不承認（我又無法承認）是混入黨內的叛徒、特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就是抗拒到底死不悔改。很可能要判無期徒刑或死刑。

如能經陳總轉告總理，在做決定之前，中央派人來聽我的申訴，或許還有效，或許還有救。我知道這很難，也不知道陳總、總理現在怎麼樣了！

冤情難訴，證人不予證明，無可奈何，只好聽天由命了！看來問題得不到解決了。悲慘的命運，只好背到無期徒刑或死刑去了。我也不怨。只是女兒的那句話“爸爸，我們還有出頭的日子嗎？”常在耳邊回響。淚水不禁滾滾而出。苦了、累了你們一生！

你們應該在忠於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基礎上，奮發向上，掙個出頭的日子。不要管我的死活。孩子們要把媽媽照顧好。我對她愧痛最深！你們大的要關心小的，幫助小的成長。我未能把你們培育成人，反辱你們終生，愧痛萬分，死不瞑目。要把身體搞好，經受磨煉。

獄夜沉沉何時旦，心煩意亂不能眠，一家六口難團圓。

四十二年從黨命，落此下場心中寒，冤情辨明待何年？！

泣淚於獄中

還有一些零星的紙條，上面寫著：

“日夜唯一痛苦的是累了你們，日夜懷念你們的下落和健康。要是有法知道你們真是都很安健，可減輕我的一些痛苦。”

“銜冤情，無處張。受凌辱，身名戕。殃及妻兒女，愧痛難當！”

有一張是我弟弟生日那天寫的：“往年生日喜氣洋，十八不慶淚兩行。未見三子長成人，竟然年少歷風霜。”

難道真的沒有希望了嗎？他問自己：“但願日出浮雲散，明年今日可補償？”可希望又在哪兒呢？人到了絕境，唯一的希望是不要殃及孩子們。忘掉我吧！他寫道：

“如果家裡人宣布脫離關系，可能會有好的前途。”

這些文字可能寫於１９６８年的１月至４月。

一九六八年張愛萍寫給中央的兩封信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並黨中央，懇求在我的問題做最後決定前，能另派一人（一般工作人員也可）聽我陳述一次（幾個小時）：我對我的許多問題，在當時的全面實際情況。一年多來，我一直還未得到充分陳述的機會。”

“在軟禁我將近一年後，又將我監禁起來快８個月了！革命４０多年，竟背個反革命罪名下場！精神上真是痛苦極了！在監禁中，受盡了折磨（時時辱罵，有時還要挨打，更甚的是常常不讓大小便，逼得屎尿淌在褲子裡）！恐怕許多沾滿人民鮮血的戰犯，也沒有遭到這樣虐待過！”１９６８年５月８日

他又寫下了長達２萬多字的申述，從入黨、在上海治傷，一直寫到“文化大革命”。

他又寫道：偉大領袖毛主席啊！林副主席啊！周總理啊！黨中央啊！

我向您們保證：我的確不是特務反革命分子！我既未參加過任何反革命特務活動，也從未接受過任何特務的授意和參加任何特務組織。我跟隨黨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幾十年的實際斗爭中，我未做過一件破壞黨，破壞革命的反革命勾當。如果查出我是特務或做過任何反革命勾當，我甘願接受任何嚴厲的制裁！

可是，總參已把我監禁７個月了！真是苦惱極了！我請求釋放出獄，到任何艱苦危險的實際中去長期考察和改造，以期贖我所犯的罪過。

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永遠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

待罪人張愛萍

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３日獄中

一九六九年四月張愛萍“大徹大悟”

張愛萍說：“我在監獄裡，反復地去想，眼前發生的這一切，究竟是為什麼？但百思不得其解。”“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使我一下子全明白了。他們遞給我一張九大的公報……”

九大選出的中央政治局的名單上，有這樣兩組人馬赫然醒目：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以及林彪、葉群、吳法憲、李作鵬、黃永勝、邱會作。每組６人，共１２人。不算毛澤東的２４人中，他們占據了政治局委員中一半的席位。

剩下的１２人的構成是，毛澤東身邊的汪東興；“文革”中造反組織支持的領導幹部紀登奎；三支兩軍的代表李德生；三個黨內元老中，朱德、董必武年事已高，劉伯承雙目失明；剩下的人中，有歷次黨代會都是政治局委員的；有的幾乎沒有文化，連《參考消息》都要秘書謄寫成大字才能看的；再有……

真正有治國治軍才幹的，歷史上做出過傑出貢獻的，在黨內軍內享有威望的，同時身體尚可，能主持日常工作的，只有兩個人：周恩來和葉劍英。

這就是黨的領導核心；這就是勝利、團結的象征。

張愛萍說：“我終於恍然大悟了。”

“這是個宗派集團。非常典型的黨內宗派集團。林彪、江青的宗派集團。這都是一批什麼人呢？和他們相處了這麼多年了，黨內的同志還不了解嗎？論思想，論能力，論貢獻，論人品，論威望，有哪一條擺得出來？只會喊空洞、極左的口號，山呼萬歲。”

張愛萍說，看完九大公報後思考的一個問題是：“不是我有什麼問題；也不僅僅是有人想報復我、整死我；是黨出問題了！是毛澤東那裡出了問題。”

張愛萍說：“個人崇拜現象和個人專斷作風集中體現於毛澤東身上。馬克思主義者是唯物論者，這是事實，每一個正直的共產黨人都不應該回避這個問題。”

“我再沒有去想個人的事情了，我開始為我們黨擔心了。我個人算不了什麼，人總會要死的，落得個這樣的下場***，我沒有想到過，是痛苦的，非常的痛苦。但國家的前途怎麼辦？革命怎麼竟會走到了這一步呢？自己出生入死為之奮斗的理想究竟是什麼呢？歷史上黨內也有過宗派斗爭，但沒有搞到過像這樣的程度。宗派勢力卷土重來，而且是這樣大規模的席卷全黨。看來是出大問題了！毛澤東那裡出問題了！愁悶，為黨和國家的前途愁悶。”

“解放後，還是在華東時，來北京開過幾次會，我就看出來了，因為是一言堂，就有人跟著跑，黨內生活就不正常了。我回來跟陳老總說起，陳嚴肅地說，這種話不好瞎說的喔！不辨真偽，不講真理，而是依附一種勢力，仰人鼻息，無原則的歌功頌德，我做不到。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是做人的節操，何況是一個革命者。但個人又能怎樣呢？不願意依附，唯一的只能是埋頭於工作，不看，不聽，不參與，除了工作關系外，我沒有私人間的往來，因為我厭惡黨內那些拉拉扯扯的現象。我有時也會發泄一下，所以葉帥送給我一個綽號：帶刺！”

“關於粟裕同志的問題。當時是突然通知的，在游泳池。我們（指當時總參的幾個領導人）到了後就等在那裡。毛起來，穿上件睡衣，說找你們來，是要談談粟裕的問題。……大家都沒有說話。在這樣的場合，以這樣的口氣，談這樣的問題，這做派我真不能習慣。我想起瓦窯堡時自己打了敗仗去見他的情景，這次，怎麼也接受不了。回來我就跟***媽講了，有變化了，和從前不一樣了。”

“在廬山，彭老總是不該說你是小資產階級，但把人家整成這個樣子，沒有道理嘛。”

“彭那時搞海防，要增加一個連都很難，但林上來後，增加多少，都一概同意。要塞，彭在的時候報過多少次，都打回來了，但林上來再報，一下子要增加上萬人，我們當時都覺得不可能通過的，但二話不說，就批了。對彭對林，就是不一樣嘛！”

“還有對羅。為了拉林彪，就由得他把人家往死裡整，黨內還有正義嗎？還講一點原則嗎？”

“既然不信任了，為什麼不讓我們去當個普通的老百姓呢？革命了一輩子，過一個清貧但卻是安寧的晚年，不該算是個過分的要求吧。彭德懷乞求過，劉少奇乞求過，但他們還是必須***！”

“我誰也不跟，我只跟隨真理！”

“用毛澤東思想對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提高他們的素質，啟蒙他們的覺悟，樹立起依靠自己的力量改變落後的信念。我在方巷搞社教，就是這個指導思想，今天我仍然堅持這個認識。但搞個人迷信，個人崇拜，搞大樹特樹，搞四個偉大，還有什麼……（插話：三忠於四無限）對！就是這些，由此導致完全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我是反對的。”

“同時，黨允許這些人如此肉麻的吹捧領袖，也是極不正常的，是危險的！”

2014-03-23 06:49:26 |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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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張愛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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