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博谈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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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博谈美加

fang 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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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舟归来(300):“天堂”之争

2021-08-30 16:35:01
文章内容
自从江晚舟的妈妈来到温哥华之后,包饺子,并且请江阿姨到家里来吃饭,成为邓安安经常要做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

这既是江晚舟的“拜托”,也是因为这位阿姨真的非常喜欢到邓安安家里来。在她自己的“家”,BILL是个“闷葫芦”,沟通不起来,两个小孙子跟她之间则有明显的代沟和文化差异,没有什么好沟通的。

而在邓安安家里就很不一样,江红军是“大家闺秀”,懂得琴棋书画,自己不仅喜欢唱歌,还弹得一手好钢琴,手风琴、口琴也都玩得娴熟,邓安安和贝益民两个人都可以陪着她玩,大家“情趣相投”,当然也就玩得高兴,更不要说,邓安安包的饺子,也是老人家特别喜爱的一口。

江晚舟之前曾经要给自己的妈妈也买一架钢琴,被她妈妈拒绝了,说一个人在家里弹琴憋得慌,于是江晚舟就想出了一个“绝招”,趁着过春节,给邓安安家送了一套高级组合音响,加卡拉OK。

邓安安明白江晚舟的心思,不仅把礼物“笑纳”了下来,之后也就常在自己空闲的时候,把老人家接过来,两家人一起吃个饭,然后弹弹琴,唱唱歌,把老人家“幸福”得不行。

这个周末,邓安安特意包了饺子,请江晚舟的母亲、BILL以及他的两个孩子来家里吃饭。

BILL把前两天喝剩下的五粮液带了过来,趁着两家人一起吃晚饭,和贝益民一起畅快淋漓地把它给喝完了。

等吃完饭,照例是两个孩子自己回家玩,其它人则陪着江母弹琴唱歌。

江母歌唱的很好,会的曲子也很多,从60年代到80年代,几乎没有她不会的,很显然,江晚舟嗓子好会唱歌,是接了妈妈的遗传。

贝益民和邓安安都能跟住江母的“节奏”,可是BILL就显得很“掉队”,他从小在农村里长大,属于基本上五音不全的那种,所以这个时候,邓安安家里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场面:三个“表演的”的,加一个“看戏的”。

这一天,四个人玩到晚上八九点钟,贝益民提醒说:现在天晚了,有些邻居差不都该睡觉了,我们不要吵到人家,咱们歇一会吧。

邓安安会意,马上到厨房烧开水泡茶。

其他三个人在桌边坐下来,江母长叹一口气,遗憾地说:哎,真可惜,这帮老外怎么每天会睡得这么早?这要是在国内,大家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呢?要是我们既可以享受加拿大美好的自然环境,优越的生活品质,还能每天晚上想唱歌到什么时候,就唱到什么时候,那该多好呀。

贝益民说:可惜呀,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江阿姨您这样有文艺素质,你看看BILL,我们刚才都在那里唱呀跳的,他却只能在一旁当听众,还打起了哈欠。

BILL一听,赶紧解释说:没有没有,我还挺享受的,你们个个唱歌都唱得那么好,我都当是在听明星演唱会呢。

江母和贝益民笑起来。

贝益民问BILL:你平时不爱讲话,又没有什么娱乐爱好,你都怎么打发自己的空闲时间呢?

BILL先是愣了一下,看着贝益民说:说实话,我最怀念在奶茶店工作的时间,还有在那里遇见的人,我觉得我工作的时候最充实,人生过得最有意义。

江母和贝益民两人都愣了一下,默默地点点头。

BILL接着说:我来加拿大还不算长,但是我发现加拿大人其实完全不是我原来在国内想象的那样,这里的人都很天真单纯朴实,即使是我们中国同胞,来到加拿大后,也多半变得很勤奋,很独立,很顾家,甚至增添了很多的爱心。

贝益民笑着插嘴道:你原来是不是以为西方国家是花花世界,灯红酒绿,醉生梦死?

BILL说:对呀,就像崔永元说的“你以为的美国其实是中国,你以为的中国其实是美国”。

贝益民点头说:对,加拿大这里其实很规矩很平淡,中国才是真正的“醉生梦死的花花世界”。

江母听了批评道:我始终还是觉得西方国家不如中国太平,你看昨天在多伦多就发生了枪击案,两个无辜的老百姓被打死,还有不少人受了伤,据说美国的枪击案更严重,每年都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

贝益民和BILL听了没有吭声。

这时候,邓安安从厨房里走过来,端来泡好的茶叶。

江母于是问邓安安:ANNIE,你是议员,你肯定了解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邓安安说:加拿大虽然偶尔也发生枪击案,但是加拿大是全世界范围内,所有西方国家中,控枪最严格的国家,所以枪击案发生的比例比起美国来还是非常低的,你看我们生活的这一大片小区,你什么时候听说发生过枪击案的事件?至少,我和PETER来这里超过十年了,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加拿大是“天堂级”的国家。

江母说:但是我来这里并不久,就听说在素里那边,时不时是会发生枪击案的呢。

邓安安说:素里的情况有些特殊,因为那里发生的绝大多数枪击案都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火拼”,这种叫“有目标的枪杀”,跟美国的那种暴力枪杀还是有所不同的。

江母听了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贝益民却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他指一指邓安安,又看着江母说:您知道吗,这就叫加拿大式的“虚伪”,什么叫“有目标的枪杀”?明明就是“谋杀”嘛,加拿大人真不知道,中国社会才是玩这种“虚招”的祖师爷,跟大陆比,加拿大政客这点 “文过饰非” 的手法只能叫“儿童版”。

江母兴趣陡增,眉毛不经意间轻轻一挑,目光盯在了贝益民的脸上。

贝益民接着说:加拿大是全世界西方国家中控枪最严格的国家,这是没错,但是你们知道吗,多伦多在今年1月到5月的五个月里,总计发生了160起枪击案,平均每天超过一次,今年跟去年相比,枪击案差不多增长了12%,还有另外一个统计资料,今年5月27日晚至28日夜,24小时内,多伦多地区接连发生7宗枪案,加拿大人用鲜血和生命,戳破了“解决枪击暴力犯罪的关键是控枪”的大谎言。

江母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问:原来是这样,为什么不能控枪?

贝益民想一想,说: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如果小孩子走路撞到桌子了,受了伤害,哭了,我们假装打一打桌子,说“你这个坏东东”,然后小孩子就不哭了,为什么呢?因为找到了可以归罪的对象,而且它不会说话。

大家都被贝益民的比喻逗得哈哈笑起来。

BILL拍着巴掌说:PETER,你的这个比喻讲的太好了,枪这个东西,就是个不能讲话的“坏东东”,枪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人去使用它,它自己是不会动的,枪不杀人,是人在杀人。

贝益民说:对呀,就是这个道理嘛,然而,这么频繁的枪击案件发生了,加拿大的政客和主流媒体,却清一色的谴责枪支管控不严,没有人去责问一下,政府在其它方面,比如犯罪人控制和犯罪防范机制建设方面,做了什么事情,出了什么问题,大家想一想,如果政府和大众传媒机构,刻意强调枪击案件发生的根源在枪支上,那不就等于是在做犯罪分子的“帮凶”吗,他们其实就是在哄骗一些天真的人,让他们相信,枪支本身的控制,比对人的教育和管理,比对犯罪控制机制的建设更重要嘛。

江母问:怎么做才能更好地管理暴力犯罪呢?

贝益民说:对于社会上发生的,由个体引发的恶性犯罪事件,从科学上讲,只需要检讨三个方面的问题,就能把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第一这个人的犯罪动机是怎么产生的,第二大规模的伤害他人的工具是如何获得的,第三为什么防止犯罪事件发生的机制不能有效工作。

江母点头说:如此说来,那帮媒体和政客,其实是眼见着大规模的枪杀案件发生,却故意不肯讨论引发事件的最核心的问题。

贝益民说:对了嘛,你看,前段时间,也是在多伦多,一名男子故意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冲上多伦多的一条主干道的人行道,活活碾死了至少10个人,伤了15个人,这是不是比机关枪扫射还厉害?所以,不管是刀也好,还枪也好,炸弹也好,卡车也好,都只是不会讲话的被人使用的工具嘛。

江母又问:那么加拿大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贝益民笑着说:其实不光是加拿大政府这么做,所有宣扬“枪支有罪”的政党或者政府都一样,目的就是为政府管理的腐败无能开脱责任,并且通过“枪支管控”,让政府管控社会的能力“绝对化”,美国的民主党在这方面表现得最积极。

江母长长地“哦”了一声,一边不住地点头,一边看着邓安安说:PETER说的对,这么说来,中国才是世界上“天堂级”的国家呢。

她接着又看着贝益民问:中国应该算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了吧?我知道,我们中国政府对待枪支管理的态度一向都是坚定明确的,“枪杆子”和“刀把子”这两样东西,无论如何都必须要绝对地掌握在党的手里,还是中国把控制暴力犯罪的问题解决的比较好。

贝益民笑一笑,说:美国这些年死于跟枪支有关的人数将近4万人,加拿大是6千人,但是这其中有超过60%是自杀,而不是他杀,也就是说,在美国,每年在枪杀案中被抢打死的人数大约是1.5万人,如果仅仅只是计算枪击案死亡人数的话,中国可能算是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邓安安反驳说:PETER,你不要错误地引导人家,你应该知道,枪杀案并不是唯一衡量社会安全程度的重要标准嘛。

贝益民瞟了一眼邓安安,有扭头看着江母说:安安讲的对,造成社会暴力案件和意外死亡的因素很多,绝不只是一个“枪杀案”,而且您刚才也说了,我党把“枪杆子”和“刀把子”看管得那么紧,国庆节的时候,北京城里买把刀都要实名制,枪击案当然就少了,但是,中国政府自己公布的统计数据,就明确地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安全程度其实非常低。

江母惊讶地说:真的吗,都是些什么数据?

贝益民拿出手机,在谷歌上快速地搜索了一下,然后念道:根据2017年中国官方自己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中国各类刑事案件的死亡人数年均为7万,每年被执行死刑的人数是1万,另外,中国每年因过劳而死亡的人数是60万,因大气污染死亡的人数是38.5万,因自杀死亡的人数是28.7万 ,因医疗事故而死亡的人数是20万,因工伤事故死亡的人数是13万,因校园意外事件死亡的人数,中小学生是1.6万,大学生是5千,这些,都是全世界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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