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鬼蛇神录》转载:作者杨曦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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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10 21: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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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鬼蛇神录》作者杨曦光

金枪鱼 (发表日期:2021-02-13 09:55:30 阅读人次:10781 回复数:19)

  口述自传:我的一生

  整理:肖瑞 李利明 

  我原名杨曦光,杨小凯是我的乳名,1978年以后重新起用的名字,1948年出生于吉林,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我的祖父是个地主,在乡下开办学堂。他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兴洋学运动中,他也进过洋学堂。我们的父辈从小也受过儒学教育,记得我上小学时,父亲就请姑爹在家里教我读《论语》。 

  我的父母都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我父亲原来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他在1959年因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反对大跃进、公共食堂,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是1959年秋天的事情。当时我还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我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人意外地温和。爸爸那些天情绪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告诉我那年(1962年)为他平了反,承认他们1959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中国向何处去?》

  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我父母都比较同情刘少奇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文革中我们就成了黑鬼的家庭,非常受歧视。当时我是长沙一中高一的学生,因为受歧视不能参加红卫兵,就参加了反对红卫兵的造反派。我参加的组织叫做“夺军权战斗队”,属于“省无联”组织。当时在学校里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分歧就是红卫兵都是出身好的,造反派大多是出身不好的。所以在文革中我们就是支持造反派反对红卫兵,当时在高中的造反派主要反对的是“血统论”。在文革早期,群众可以自己组成组织,可以按自己的观点参加不同的组织。到了1967年,军方取缔群众组织,不准群众搞政治组织。1967年2月4日这一天,中央文革突然下令湖南省军区出动军队,镇压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抓捕了上万人。这样造反派就和官方发生了冲突。当时我们的造反派组织“夺军权战斗队”也卷入了这场冲突,我被抓进了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关了两个多月。 

  那一次被释放出来以后,我陆陆续续写了很多大字报,包括《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1968年,我写了一篇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第二把手在看到了《中国向何处去?》以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很快,我的文章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 

  1968年1月24日晚上九点,有些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做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在接见中,康生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与《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我)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江青说得更直接:“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它见鬼去吧!”几天以后我就被“钦点”抓进监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一年多,到了1969年秋天,我在10月份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不久,在11月一个晴朗的冬日,我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十年铁窗

  《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不光使我自己身陷囹圄,而且也给我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康生在1968年1月24日指示中说,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我母亲正好也姓陈,在康生那个指示传到长沙后,她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侮辱后,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我母亲被逼自杀后,我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另一个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 

  在左家塘看守所关押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找了位教师学英文,找了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我还读《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本叫《毛XX思想万岁》的书。我向同时被关押的一位陈老师借了《资本论》,这样我就在左家塘读完了厚厚的三卷《资本论》。《资本论》最初给我的印象相当好,学术味道浓得多。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高明得多的理论了。把经济理论数学化的观点,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看到的。那时另一张刺激我的大字报是关于中国已形成特权阶层,需要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国社会。那个刺激是我后来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起点。 

  坐牢以后,我的政治哲学已经和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写那篇文章时,我有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我认为民主政体应该是民选的,而坐牢的时候我已完全没有理想主义了。我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以前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里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最坏的事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在监狱里我学了一些数学,想着用数学来重新想价值理论,想着把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马克思的和古典的关于分工的思想数学化,然后慢慢就有了一些想法。由于当时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比较自由,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思想。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 

  我这十年的经历都写在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牛鬼蛇神录》一书中。

  牛刀小试

  1978年4月刑满释放以后,我回到了长沙,由于没有单位敢接收我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我就在父亲的家里待了一年,这一年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的数学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这时候,我开始重用乳名杨小凯。后来,我就在邵阳的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了半年的校对工人。 

  1979年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我又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了近两年。 

  从1979年到1982年,我很系统地学了新古典经济学,当时经常到一些大学去听课,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也参加过计量经济学的培训班,学一些系统论、信息论、控制理论、运筹学的东西,作一些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计算一些影子价格,翻译了一本经济控制论的教材,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大概是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水平,当时还很新。后来我碰到很多人到国外去读书,都说当时他们在国内对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了解就是看我的这两本书。 

  到了1982年,我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在武汉大学工作了一年半,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这一段时间我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同时我开始准备出国留学。由于我的这几本书中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引起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老师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1983年我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出国的时候,由于我还没有被平反,出国政审通不过,这个时候还是靠邹志庄教授的帮助,他写信给领导人,希望得到帮助。后来这封信被转到了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那里,请他办理。结果刘道玉校长批准了让我出国的手续。1983年我就到了普林斯顿大学。 

  同时,在有关领导“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的批示下,最高法院即责成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我的“反革命”问题。到了1983年,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中国向何处去?》“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椐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潜龙腾渊

  我的劳动分工理论初步形成是在我坐监狱的时候,真正成熟还是在普林斯顿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读博士的时候,有两年的课程学习时间,这两年我就慢慢比较主流学派的思想和我的想法的差别。在北京的两年我基本上是把自己想的东西放在一边,去系统地学习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很多东西都是那两年学的。到普林斯顿以后,学习的一些课程我原来在国内都教过,因此就把新古典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去比较,看看到底有没有差别,看看我想过的那些东西哪些有价值、哪些没有价值,比如我原来在监狱里用数学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理,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发现,一出监狱就发现在100年前人家就知道了。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我都在监狱里想过,在我的《经济控制论初步》中都把这些理论写了进去。我发觉有很多问题我想的不如人家,比如后来我就发现纳什创建的议价模型比我想的好多了,我就放弃了。不过这对我也有一个鼓励:别人想过的很多东西我也想得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读的书多了就发觉要有所创新很难。人都是很类似的,你能想到的别人也能想到。我刚去美国就是这种感觉。我是一个新想法比较多的人,以后看的东西比较多了,发现很多所谓新想法其实几百年前就有人想过。慢慢看过他们的东西,自己的想法原来一点都不新。不过我的运气还好,读了很多书以后,最后比较下来发现我想过的有些东西还没有被别人想到,这就是劳动分工理论的均衡模型,后来这就变成了我的博士论文。 

  1987年我的论文通过答辩,之后我去了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一年以后我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书。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1992年成为正教授,1993年当选为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2000年升任讲座教授。这些年来,虽然我一直在莫纳什大学教书,但是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香港、台湾作客座教授。从1998年开始回国的时间也比较多了,并担任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 

  “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

  欧美的汉学家大多知道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于一九六八年被译成英文,在美国一些名牌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里,我发现过三个这篇文章的英文版本。有的版本中此文的作者署名“钢三一九‘夺军权’一兵”,有的署名是“省无联”。但是我碰见的几位汉学家都知道此文的作者是湖南省长沙一中的一位学生杨曦光。广州王希哲的著名大字报“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以及刘国凯的文章“文化革命简析”,全都自称受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影响。这三篇文章都有英文版本。比较而言,刘国凯的文章是三篇中水平最高但知名度最低的。“中国向何处去?”是三篇文章中水平最低,但却是最早形成全国甚至世界性影响的。 

  我写此文的背景情况 

  文化革命一开始,我就卷入了长沙一中反对工作组的活动。我的父母被当时的湖南省委批判和迫害,并由省委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我也受到工作组迫害并因父母的罪名受到红卫兵歧视。我自然而然参加了反对血统论,由出身不好的同学组成的造反派,与支持当局的保守的红卫兵对抗。一九六六年底,我积极参与了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造反派平反的活动,同情和支持湖南第一个跨部门的准政党造反派组织── “湘江风雷”。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军方在保守派支持下把大多数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时,我被军方关押了一个多月。出狱後,我在北京各地串联,接触到一些批判共产党社会中的特权阶层的“新思潮”。这些思潮在造反派大学生和北京批判血统论的中学四三派中有不少支持者。我回想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城市市民对共产党当局表达的强烈不满,来重新思考文革爆发的原因等问题。 

  我家里有个保姆,文革前看去似乎对我父母非常尊敬,文革後她参加了保姆造反派组织,宣称高干剥削了他们。我夜里与保姆深谈过几次,发现文革前市民对共产党干部的尊敬全是装出来的,大多数市民对共产党的专横早已是怀恨在心。我发觉这种社会矛盾并不能用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来解释,于是决心从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中找答案,通过系统的社会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弄清促成文革中城市市民与共产党干部发生激烈冲突的真正原因。 

  为此我读了不少马克思的书,也在湖南农村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特别是调查了当时知识青年要求回城的运动和临时工会式组织提出经济要求的运动。我最後的答案是: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特权阶级,他们“压迫剥削”(纯马克思语言)人民。中国的政体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巴黎公社民主毫无共同之处。所以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暴力革命推翻特权阶级,重建以官员民选为基础的民主政体。这就是我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中的主要观点。 

  当时类似的思潮在武汉、上海、山东、北京的学生中都出现了。当局一直认为支持市民造反的政策会赢得对人们的思想的控制和引导的权力。想不到长沙的一位中学生和其他学生竟想独立于政府的意识形态自己找寻理论。中共的上层首脑特别是康生、毛泽东对这股造反派中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非常害怕,为此特别召开一次会议,取缔当时湖南激进造反派的联合组织“省无联”,并点明批判了杨曦光、张玉纲、周国辉等学生中的思想家和领袖人物。全国很多官方和当时群众组织的报纸都将“中国向何处去?”作为反面教材全文刊登以供批判。这就是为什么一张最初只印了八十份,只散发了不到二十份的油印传单造成全国性影响的原因。 

  “中国向何处去?”一九六八年通过香港传到海外,美国的“新左派”十分喜欢其中的观点,于是各种英文版本的“中国向何处去?”和其他省无联的文件在美国造成了相当的影响。 

  逃亡的“思考者” 

  一九六八年初我在湖南省湘乡县和宁乡县调查中国农村的社会情况,与很多农民交谈,得到很多中国农村社会情况的印象。这次旅行的动机写在我的一篇油印文章《关于组织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这篇文章在当时激进的中学造反派中秘密流传,影响了很多学生。在这篇文章中,我主张重新组织政党萌芽式的马列主义小组,独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调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用新的理论来解释文化革命中暴发的社会冲突。我认为官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已不能解释文革中市民阶层与共产党干部的激烈冲突。 

  下乡之前我写了“中国向何处去?”,同时主张坐下来学习,调查社会,重新思考种种社会政治问题。所以我当时被中学的造反派称为他们的“精神支柱”,是个勤于思考,不长于行动的人。我的观点影响了不少长沙的学生,使他们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官方意识形态,试图自己独立地研究马列主义,调查中国社会,得出自己的看法。那次下乡调查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向何处去?》的油印稿已不慎外传到与激进的造反派对立的“正统的造反派”手中去了,长沙已有风声,当局要批判和迫害此文的作者。于是我一方面下乡躲避迫害,一边进行社会调查。 

  那次调查给了我很多新鲜和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发现,中国农民对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抱着相当普遍的敌视态度。湘乡的一位老贫农向我诉说一九五九年大跃进中,农民遭受的他们记忆中最痛苦的磨难。他津津乐道地回忆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时代农民的生活。他特别喜欢国民党政府实行的货币地税,“一亩地一年交一元光洋的税,然後什么也不用交了。”他告诉我在共产党的交公粮制度下(实物地税),统购统销加公粮实际上拿走了农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收获。特别是一九五九年,由于干部放卫星(虚报产量),名义上公粮比例上升到收获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实际上所有收获交了公粮还不够。“这都是‘毛家大爹’作孽呀!”他无可奈何地表达他的愤恨,他说的“毛家大爹”是指当时的“红太阳”毛泽东。 

  这次旅行使我发觉看似垄断了整个社会舆论的官方意识形态,原来在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农民中几乎没有市场。农民们不喜欢共产党,他们把共产党当成一种别无选择的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我想起一位同学对我提倡独立思考搞社会调查的评论,“杨曦光,我们这样独立思考和进行社会调查的最後结论可能是证明刘少奇和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及右派的观点是对的。”我的回答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头脑里首先要没有任何权威才能发现真理。”几个星期的实地调查使我真的不再是个“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学生,我的反体制倾向越来越强。 

  我带着对这个社会和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新印象回到长沙时是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一进入市区,我就听到高音喇叭在用一种严肃的声调广播“中央首长一?二四指示”。我开始还以为是某个单位的特别新闻,但走了一段路,听到所有单位的高音喇叭都在广播同样的内容,并且时不时地有口号“彻底砸烂反革命组织省无联”。省无联是当时在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没有代表职位的激进的造反派的联合组织,我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我发觉事情不妙,不敢再往城里走。我找到一间大学,借用一间办公室的电话,与我的朋友联系。天黑後,他来到我们约定的地点,他给我带来了一件皮大衣,一顶大棉帽,一个大口罩,一付平光眼镜,帮助我化装。他告诉我中共的领导人康生、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一月二十四日接见湖南各派政治组织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时批判了我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并且宣布我的文章“实质是极右的”,我是“反革命”。康生还说这种文章不是中学生能写出来,也不是大学生能写出来的,後面有黑手。 从这天以後我就开始了一个月的逃亡生活。我白天在家里看书,夜里带着眼镜、大口罩、大帽子、穿着一件大衣在街上用手电照着看大字报。由于长沙市民对省无联的同情,我在长沙近一个月,一直很安全。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估计半年後,文化革命可能会波动回来,那时候省无联也许会平反。因为一九六七年初(一年前)“湘江风雷”也曾被中共中央打成“反革命”,而半年後,毛泽东却支持这个造反派的准政党组织平反翻案。于是我决定离开湖南几个月。我认为离开湖南,外省人对省无联不够了解,我也许更安全。但与我估计的正好相反,由于外省人不了解省无联,他们只相信中央政府镇压省无联的命令,再没有人极力窝藏我。于是我很快在武汉被人检举,由当时的长沙市公安局军管会派人把我押回湖南。 

  在左家塘看守所

  我被戴着手铐运上火车,一到长沙,一辆吉普车正等在车站,两位全副武装的士兵象押送要犯一样坐在我的两旁。上汽车後我被用毛巾蒙上了眼睛,使我无法判断自己被押往哪里。我被解开蒙眼睛的毛巾时已是在一间灯光昏暗的小屋内。押送我的人向另一位陌生人交代“这就是杨曦光”。我面前是一个表情严肃但气质厚道的五十岁左右的狱吏。他穿着已褪色的绿色上衣,蓝色裤子的制服。他叫押送我的人给我松了手铐,让我坐在一条长椅子上。他自己坐在一张小桌子後,开始向我提问题。他问我的姓名、籍贯、年龄、单位。最後问我“你犯了什么事?”我相当生硬地回答“我没犯什么事。”但他却在一个表格的“案由”一栏写上“省无联坏头头”。 

  接着他要求我把随身带的东西都交出来,我把衣裤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放在桌上。他问“你有手表吗?”我又把手表取下来。他把我的现金、手表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写上我的名字和一个番号,然後告诉我,我的代号(这个代号以後从来没用过,所以我根本不记得它)。他的语气听来一点也不刺耳,“这些金钱和贵重物品不允许带进‘号子’,由‘干部’代为保管,你出去时我们再退给你。”我後来才知道“号子”是看守所的监房,而“干部”是要求人犯称呼他们的头衔。他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不象押送我的人那样把我视为敌人。“这是公安机关的看守所,订有监规,你要好好遵守,不要在号子里与其他人犯互通案情,不要用外语交谈,不要在号子里打扑克、下象棋和打闹,这是个池浅******多,庙小妖风大的地方,象一个大染缸,说不定白的进来,黑的出去。”“人犯”一词在我听来很别扭,後来才知道,人犯是处于“预审”阶段,还未最後定罪的人,有别于“犯人”。文革中人犯与犯人的待遇早已没有区别,但这位老狱吏慎重其事地称“人犯”大概显示了他对司法秩序的尊重。 

  很多天後我才知道他姓刘,是这个看守所的所长。他把我带出这间房子,我看到一张大铁门,门上有个小木门。刘所长将我引进这个小木门,门又厚又沉,上面有个拳头大的小圆窗。窗上有个木盖,可以从外面由人开关。一位全副武装的士兵正在号子前的走廊里巡逻,他不时打开小圆窗的盖子,察视号子内的情形,然後再将盖子用一个铁钩关死。每个号子门的两边有两个比一个人还高的窄窗,窗上是二指粗的铁栏。我走进大院时马上有人蹲在或站在二层床的上铺上从铁窗张望我这新来的“客人”。我当时的感觉就象走进动物园时看到铁栏後的动物都站起来一样。 我被带到一个门上写着九号的号子前,狱吏打开一把又大又重的锁,我走进了九号监房。一股浓烈的气味扑鼻而来,夹杂着陈年棉絮,人身上的怪味和各种人体排泄物的味道。这是一间大约六米长三米宽的房间,除了一个小角落外,全被六张双层床挤满了。 

  我站在号子中间,号子里很拥挤,十二个铺位上大多数每个都有两个人。大家用陌生、探究和防备的目光看着我。一个头发略见稀疏的、剑眉、小白脸的年轻人摸着自己的下巴,在地上踱着来回。他问:“你叫什么名字?”“杨曦光。”有人从床上跳下来:“你就是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杨曦光?”“当然是,还有谁用这个古怪难认的‘曦’字做名字”,一个瘦小的二流子样的人代我回答。号子里的不少人的脸色渐渐消除了戒备和陌生感。最初问我的那位小白脸(後来我知道他的名字叫肖福祥)却仍旧是一副不无讥讽的脸色。这时坐在靠後窗的上铺的一个年轻人邀请我:“和我睡一个铺吧,已经没有空铺了。”他穿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旧工作服,上面已有不少补巴。他的脸色和身上给人一种清新、健康、没有任何怪气味的感觉。我十分情愿地接受了他的邀请。这位小青年神情庄重,不象其他人那样对我的名字故作惊讶之感。从他脸上看不出他对“杨曦光”这个代表某种偏激的政治倾向的名字的好恶。後来我才知道这位叫毛火兵的青年学徒工是与造反派对立的保守派中一个最极端的组织“红色怒火”的成员。 

  那天晚上,我才知道,这就是有名的“左家塘”看守所,它因大门外的一口水塘而得名,由长沙市公安局直接管辖,长沙市最大的关押未定罪的人犯的看守所之一。它位于长沙市东南郊区东塘广场附近。我坐牢之前,从来未想到那个地区有这样一个关着这数百人的地方。 

  铁窗生涯 

  第二天我醒来时不敢相信自己是关在一个动物园笼子式的地方。完全清醒後,我确认了这一点,心中马上被一种沉重的感觉所压迫。向往一般人行动自由的感觉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每天早上醒来时那种心上压着石板一样的感觉越来越令人痛苦,这种痛苦一直到四五个月後才慢慢稳定下来。但犯人被叫去审讯时,开门的铁锁声使人重新意识到铁笼的存在,使心里痛苦不已。但被关久了,牢房的寂静也使人感到悲凉,开门的铁锁声这时又会使人兴奋不已,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中有人可以离开这个笼子出去走一走。 

  两个星期後,饥饿渐渐代替自由成为我的最大问题。号子里每天吃三餐,一餐三两米饭、每月吃一顿肉,平时是数量不多,很少油水的蔬菜。每顿饭由已判刑的劳改犯人从伙房送到号子门口。饭是用铝钵子蒸好,三两一钵,用一辆板车拖来的。菜盛在水桶式的桶里,由他们挑到号子门口。文革前,当局允许家属给犯人送食物,文革以来,食物被禁止送入,而每餐这点饭菜还不够维持人所需要的起码热量。所以大多数人会常常感到饥饿造成的头晕、心慌。除了增加睡眠外,犯人常用“精神会餐”的办法来解馋。 

  一些熟悉长沙的各种饭店的人会回忆“杨裕兴”面馆有名的三鲜面,牛肉面;“奇珍阁”的烤鸭;“德园”的包子;“和济”的米粉;“火宫殿”的臭豆腐。我这才记起长沙有那么多好吃的食物。有的人会仔细叙说怎样做虎皮肘子可做出焦黄的肘子皮,怎样用猪肉皮炸出假鱼肚。这种精神会餐常常会使人越听越馋,越听越饿,最後大家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决心,那就是一出看守所,第一件大事是遍尝所有这些好吃的东西。 

  九号里各人有各人排遣的办法。一位姓文的中年政治犯从头到尾默写“唐诗三百首”。那时社会上已买不到这类书籍,它们都属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毒素”。一位姓唐的年老的文质彬彬的“历史反革命”犯(过去是国民党的官员)在默写诸葛亮的“出师表”和范仲淹的赋“岳阳楼记”。差不多每天夜里都有人讲故事、笑话或猜谜语。一位叫文少甫的技校生(也是位政治犯)最喜欢与我玩智力游戏,他记得不少数学游戏和中学数学竞赛中的难题,我俩经常成天沉浸在这些游戏中。大家有时会为一些知识或新闻争吵起来。有一次为了搞清从中国向东飞经过更日线时日历是要减少或是增加一天,全九号的人差不多都卷入了争论;有一次为了四季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大家也争论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有的人会讲笑话,有的人喜欢猜谜语,还有的人喜欢对对联。最热闹的游戏是年轻人象小孩子一样捉迷藏。他们跑得比小孩子快,上铺下铺上窜下跳,把九号搞得天翻地覆。 

  当然女人始终是这群男人的一个话题,有人津津有味地回忆自己第一次性经验,有人知道女人的长相、皮肤色泽、气质和性欲特征的关系,也有人能把女性阴部特征归纳出几类来。最开始,我连听到大家讨论女孩子的衣着都会产生反感,听到人们讲到性,脸会发烧。但渐渐地我开始“久闻不知其臭”,甚至为自己没有性经验而害羞。 

  从进九号开始我就从中国社会的上层进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湖南省委大院内的小洋房和一切上层优裕的环境不再与我有缘。我在九号住了将近两年,直到一九六九年底我被逮捕和判刑。 

  选自《中国之春》第九十一期(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号)

  圣人君子 

  革命总是把社会上的一切事物颠倒过来,这本是人们发明革命的目的。共产党的革命,不管是一九四九年的革命还是文化革命,都使社会的大量精华成了政治犯。一九六零年代末的左家塘就是这样一个精华(政治犯)和渣滓(普通犯)混合的地方。来自一个我认为是对社会负责任的家庭,我刚进看守所时曾期望政治犯(通常被称为反革命犯)的道德品质会比刑事犯好得多。但事实上却不一定。九号的人们生活在一种物质极端缺乏的环境中,社会下层的普通犯人早就习惯了这种生活。象向土匪一样,他们知道怎样依靠直接的互助生存。而象卢瞎子之类的政治犯多半来自社会的中上层,他们习惯于独立的生活。他们很少与他人分享自己的食物及其它稀缺物质。可能是因为我还年轻,我在左家塘却慢慢习惯了下层社会中那种“同甘共苦”的文化,虽然我明白这种文化按照精英社会的道德标准而言是不正常的。大概是因为这种上层社会的道德准则与下层社会的道德准则的差别,在罗钢一类扒手看来,政治犯中的“怪味码子”实在不多。但李安祥和陈老师却是两个例外。 

  虽然大家都叫他李牧师,李安祥并不是牧师。但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三十岁年纪,信了二十年教。他过去去的教堂是北区的一个天主教堂,现在已成了长沙市立第二医院。我小时候曾去那个医院看过病。有次我在那里看病时看到一个图片宣传栏,这个宣传栏宣称北区的天主教堂和附属的医院是美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据点,一九五四年肃反运动中,神父被逮捕入狱,其中美国神父后来被驱逐出境,而中国神父一直被关押着。教会的医院被收归国有,成了市立第二医院。 李安祥自幼随其母亲去那个教堂,教堂被封闭后,他就在自己家里供奉上帝,每到周末还到亲戚朋友或邻居家去“传播上帝的声音”。文革时的中国,信教的人就象妖怪一样稀少。公开的教徒自然成了稀世珍物。我自己认识的人没有一个信教的,而李安祥成了我认识的第一位“上帝的使者”。 

  我第一次看到他早上做祷告时还以为他是精神病患者。左家塘有很多“疯子”,九号隔壁的十号狱中就关着两个疯子。徐络腮说他们是装疯卖傻的反革命。如果他们真是装疯卖傻的话,他们装得非常象。我可以时常听到他们吵闹和杀猪般的尖叫声。由于反革命分子中有不少“疯子”,我看到李安祥跪在他床边的铁栏杆旁祈祷时,一点也没怀疑他又是一个疯子。 

  吃饭前在胸前划十字,早晚做祷告,那时在我看来非常荒诞的行为,但我不久就发现李安祥一点也不疯。他每天都争着做倒便桶,打水的脏活、重活。有天他一个人细细摸摸准备了一大把抹布,然后走到每个围在地中木桶边打牌的人身边,请他们坐在床上去。他在对一个靠近我的打牌的人说话时,我隐约听见他说“今天是洗地的日子。”罗钢轻声对我说,李安祥每个星期要抹一次地板。我走过去问他:“我帮你的忙?”他和蔼地说:“你们都坐到床上去,我一个人就够了,有上帝助我。”我坐到床上后,罗钢小声说,“他是信教的,每次有人要帮忙,劝他别对自己太苛刻,他总是说‘上帝要我来吃尽人间苦,拯救我的灵魂。’” 

  牢房的地是用三合土(沙、泥、石灰)做成的,洗起来很不方便。李安祥先用水冲一遍,然后用抹布一点点把水吸起来拧在空便桶里。然后再用干净水冲,再用抹布吸干,把脏水拧在马桶里。他这样重复三遍后,黑糊糊的地就变成红亮干躁的地了。李安祥蹲在地上干一两小时后,整个房子里似乎都亮了很多,空气也好了一些。当时的中国,大家对环境都没有高要求,李安祥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保持着对尽善尽美的追求的人。我虽然对宗教还没有敬意,但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上帝的影响。 

  抱着对宗教的好奇,我开始与李安祥攀谈。“你是什么案子进来的?”我坐在他床上看他正在为罗钢补衣服。 

  他瘦瘦的脸上露出微笑,很高兴有这样的问题来打扰他。“上帝派白马将军下凡让我贴一张大字报,告诉众人,文化革命象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样,将来会在历史上遗臭万年。” 

  “上帝怎么对中国的儒学这么好感呢?他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吗?”我好生奇怪,这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上帝怎么会连在一起呢? 

  “当然,当然,我父亲告诉我,最早来中国传播上帝福音的西方人,都学习儒学。有的对孔夫子的学问非常崇拜。孔夫子历来是包容并蓄,‘仁者爱人’,跟上帝的仁爱是一脉相通的”。 

  渐渐地我知道李安祥有个幸福的家,一个可爱的女儿。他是长沙汽车电气厂的车工,只是因为贴了一张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就被抓进了监狱。 

  为了帮助缺少衣物的同伴,李安祥发明了一种原始的纺纱机,这是用一块小木板垂直钉着的木棍做成。李安祥从不要的旧棉被中捻出一根纱,然后缠在小木棍上并固定在木棍的顶端。纺纱时右手抓住一团棉花,把它与棍上的纱捻在一块。李安祥用左手转动木棍,然后放手让木棍旋转,右手同时慢慢从棉团捻出纱来,于是纱在木棍旋转的带动下,越捻越长。到了近一人长时,将木棍顶端的纱结揭开,把纺好的纱缠在木棍上,然后再结上,继续纺。这样积累很多天,可以纺出很多“绽”纱。李安祥把这些纱搓成绳子,再用绳子织成一块块大毛巾,可以用来缝成衣服。李安祥用这种办法做成第一条毯子后,大家都纷纷模仿他纺纱织巾。李安祥离开九号后,这种纺纱织巾还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 

  一个早春的日子,一大早李安祥做过祷告后,告诉我们,“昨晚上帝又派白马将军下凡,他告诉我上帝要遣我去最艰苦的地方,真正尝遍人间的艰苦,以救众生。”稍停片刻,他象是要去迎接神圣的使命一样,“白马将军告诉我,‘这一去就是十数年,你要担当得起重任’。” 

  罗钢挖苦道:“白马将军是西式打扮还是关公式的打扮?” 

  李安祥一点也不在意罗钢语气中的讥笑。他认真地解释道,“白马将军白盔、白甲、骑白马,手持上帝的谕诣,来无踪,去无影,是上帝亲自所派。” 

  几天后李安祥果然被宣判十年劳改徒刑。临离开九号那天,他打点好行装,站在门外面向九号的朋友们闭目划过十字,口中念道,“此行一定不负上帝的期望,我当尽心尝遍人间艰辛,以我血肉之躯赎罪。”站在他身后的干部大声喝道,“还在这里搞迷信宣传,赶快给我背起行李滚。” 

  自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李安祥的消息。 

  陈老师名叫陈光第,他是另一类“道德君子”。他不信神,但却看重精神和道德。虽然我在左家塘前不认识他,但因他与我同案,省无联案子,我对他就特别关注。陈老师住在四号,与我隔着四个号子。但是通过进进出出的人犯,全左家塘的人都知道陈老师是位令人尊敬的君子。不论是政治犯,扒手,还是管犯人的干部,都非常尊敬他。 

  我对陈老师的政治观点一直不清楚,直到一次涉及他的提讯。那天两位自称省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的人提讯我。人民保卫组简称“人保组”,是文革中由康生负责组织的政治警察,有点象苏联一九一七年革命后的“契卡”,其主要任务是迫害当局的政敌。我的案子就是由省革委会人保组的省无联专案组中的杨曦光专案小组处理。但那天来提讯的两个人我从未见过,显然与我的案件没有关系。 

  审讯室是看守所旁边的一排平房。每间房间里有一张简陋的桌子,桌子旁边有几张供审讯人员坐的椅子。桌子对面有一张没有靠背的条凳,给人犯坐。审讯者从不通报姓名,单位,使被审讯者很久都不知道在与谁打交道。 

  他们一人问话,一人记录,首先问过我的名字,年龄,被拘留前所在的单位。发问的是位脸色枯黄,看似十分老练面善的人。他从公文夹中取出一件油印的文件,看我一眼,然后盯着文件用训话的口气说,“你大概已知道康生同志(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对省无联的指示。今天我再给你念一遍,你要按照这个指示交代问题。康生同志在‘一、二四’(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指示中说,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你要按这个指示精神回答我们的问题。” 

  接着他开始问我,“中国向何处去”一文是怎样写成的,这篇文章写作过程中有谁参予过讨论,提供过意见,我写这篇文章受过谁的思想影响。于是我重复了我讲过不知多少遍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告诉他们没有任何其他人插手过这篇文章的写作。 

  审讯者突然猛击桌面,吼道,“你不老实,你不承认有黑手操纵你?!”我以沉默回答,心中想,“我母亲就是被你们说成是操纵我写‘中国向何处去’的黑手而被逼自杀的,我还没找你们算帐呢,你们反来找我了!”我母亲正好也姓陈,在康生那个指示传到长沙后,她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侮辱后,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 

  长时间沉默后,审讯者又转用缓和的口气问道: 

  “你认不认识河南大学的老师?” 

  “不认识。” 

  “你认不认识湖大数学系的教师?” 

  “不认识。” 

  我这时知道他们在问陈老师,但我已有一些对付他们的经验,对他们能说不的就尽量说不,一说是,就会有数不尽的罗嗦和麻烦。我是到左家塘以后才知道陈老师的,以前我的确不知道他,现在自然不必提我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个人。 

  接着又是拍桌子:“不老实,你不知道与高校风雷混在一起的陈光第?”稍停片刻,“你和周国辉关系那么密切,你认识洪兰,怎么能不知道陈光第,他们是经常在一起的。” 

  我仍沉默,等着他们慢慢把他们的目的和他们希望我提供的信息讲出来。这样拍过几回桌子后,我终于明白,陈老师是因为康生一句揪黑手的指示而被怀疑为暗中支持了持反对当局激进观点的大学生组织高校风雷。从他们的语气,陈老师可能是相当重要的黑手。 

  我好不容易等到黄脸审讯者转变了题目。“你认不认识一个断了右手的人?” 

  “不认识。” 

  “杨曦光,你今天是要抗拒到底吗?”又是声色俱厉。 

  我反问他,“谁是这位断手人?” 

  较年轻的记录员提醒我,“你不认识刘凤祥?被人称为‘舵手’,极会写文章的。” 

  黄脸又厉声道,“没有刘凤祥,你能写出‘中国向何处去’?” 

  他们又这样盘问了好多遍,从他们的口气中,我听出刘凤祥是一个比陈老师更神奇、危险和重要的政治人物。我心中有种被人小看的不舒服,难道“中国向何处去?”一定要有这位断手的刘凤祥才写得出来?但我心底里对这个神秘的“舵手”产生了好奇。

  回到九号,我通过八号、七号、六号、五号将提讯的消息传给了陈老师。我对他有特别的好感,因为一个从四号转到九号来的扒手告诉我陈老师每天还在钻研英文和数学。当时左家塘里学问和陈老师一样高的人不少,但只有他还在钻研学问。他有四卷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他每天都在用英文朗读毛选,他还在钻研他的本行数学。这位扒手告诉我陈老师还有三卷《资本论》。我曾经几次要妹妹送《资本论》给我,都没成功。看守所当局拒绝接收《资本论》,理由是省无联的头头善于用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所以不能让他们看见马克思的书,“读毛主席著作就够了!”妹妹的明信片上复述当局的话道。 

  我通过左家塘复杂的“电话系统”向陈老师借《资本论》,不久,三卷《资本论》就通过送饭的犯人之手转来了九号,因此我有机会在左家塘读完了厚厚的三卷资本论,卢瞎子也有机会细读第三卷中他感兴趣的那些劳资法律纠纷的案例。资本论最初给我的印象相当好,比起毛主席著作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论学术味道浓得多。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毫无道理,它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揉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高明得多的理论了。把经济理论数学化的观点,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看到的。那时另一张刺激我的大字报是关于中国已形成特权阶层,需要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国社会。那个刺激是我后来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起点。陈老师借给我的资本论后来一直跟着我到了劳改队。 

  一九六九年秋天,毛泽东视察湖南时对省无联问题作了指示。我于十月份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由省革委会人保组省无联专案组向我和其他省无联案子的人犯宣布的逮捕令。我正在纳闷这一发展有什么政治背景时,收到大妹妹杨晖一张宝贵的明信片。明信片说:“毛主席视察湖南时宣判了省无联的死刑,他看来已读过‘中国向何处去’,他指出‘省无联的群众是好的,其头头思想是反动的’。” 

  不久我们就被判处了徒刑。其中最重的是省无联下属的一个工人组织,湘江风雷金猴战团的头头陈本望。他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罪名是反革命杀人犯,被指控为指使下属杀死了一位公检法的干部。其他人判了五年到二十年的徒刑,我被判刑十年。 

  判刑前我们被转到二十三号,在那里等候被集中押送到劳改农场或监狱去。那是个阴冷的冬天,对我们这些造反派来说,也是毛泽东最后下决心与保守派周恩来联合起来镇压所有造反派的时候。左家塘的有线广播经常广播中共中央的布告,这些布告都是以与苏联发生边界冲突为理由,命令所有造反派的政治组织解散。否则就当作反革命组织加以镇压。我当时感觉毛泽东利用造反派的准政党组织反对共产党官僚的这出戏已经结束,我已丢掉了对毛泽东的任何幻想。 

  陈老师也到了二十三号。他的处罚相对于我和其他人而言是轻的。他被判五年强制劳动改造,简称“强劳”。强劳比劳教(劳动教养)处罚重,但比劳改(劳动改造)处罚要轻。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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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黃礽耀 sfiawong
无题
金枪鱼 (2021-02-13 10:02:44)    
回复[2][color=red]1[/color] 粟异邦

  我认识两个粟异邦,他们的名字完全一样。一个粟异邦是我在长沙一中的同学,他是我们学校有名的怪人。由于我与他一样是喜欢异端邪说的人,所以我一直对他十分关切。有天我在寝室的走廊上碰到他,他正长跑完去洗澡。我问他为什么天天花那么多时间锻炼身体,他回答说“我们这代人至少会有十年的大难,我这是早作准备。”我写“中国向何处去”前的两个月,他写了一张“打倒林彪”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直接点名攻击林彪、江青、陈伯达。自然,他很快被关到了左家塘。我进左家塘时,他正好被叛十年徒刑离开了左家塘,他的罪名是恶毒攻击林付主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我一直不能忘记他那瘦削高挑的身影。他总是在想问题,在学校时,常有同学围着他与他辩论。他回答别人问题时总是使人觉得高深莫测。有次一群学生围住他,他们知道他对江青持批判的态度,故意问他:“江青是什么人?”他会说:“吕太后!”知道吕太后的人马上会叫“不准攻击江青同志!”他马上又会说:“江青是毛主席的爱人。” 

  十年后,我又碰到了这个在我印象中十分机智、很有思想的同学。那时我已从劳改队回到长沙。他母亲带着他来看我。那时的粟异邦已变得眼神呆滞,说话牛头不对马嘴。他妈妈说:“这孩子在劳改队被干部打坏了神经系统。”粟异邦在旁插话道:“干部对我真好,看我伤了,不再要我出工。”他说话时,眼睛直朝上翻。他妈妈难过地看他一眼,告诉我,“他现在没有正式工作,在城建局做临时工,种树植草。他的罪名现在已不成立了,但一个好端端的人完全给毁掉了。”她忍不住取出手绢,擦着红了的眼角。 

  我看着这个已失去灵魂的粟异邦,不但想起十年前那个聪明敏感的粟异邦,另一个血肉模糊的粟异邦也浮现在我眼前。 

  那个粟异邦是我在九号的邻居。他住在八号。我刚进九号时,他就敲墙壁叫杨曦光。我靠到前窗去接他的“电话”。“杨曦光,你好!我叫粟异邦,久闻你的大名,对你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非常景仰!”“谢谢你!”我一点都不了解他,只好客气地谢谢他的夸奖。 

  我们号子里有个粟异邦的同案犯,我和粟异邦“通电话”时,他站在我身后。那天晚上他和我谈起粟异邦的案子。粟异邦的父亲是国民党时代的高官,一九四九年镇反运动中被共产党杀害。听到粟异邦的身世,我想起一九五四年时我家曾住过的一所前国民党官员的公馆。那个公馆前院后院占地共约两三百平方米。进大门有个花园,前厅是个很大的舞厅式的房间,灯都是藏在天花板下墙上的暗道中。我后来从来没见过共产党新修的高干楼房有那么奢华的。我可以想象粟异邦幼年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多么优裕的环境中。 

  粟异邦自然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他初中毕业的五十年代虽然入学不大看阶级成分,但是属于四类人的子女是不能进大学的。这四类人是被共产党杀掉的,被共产党关押的,被共产党管制的,及逃亡海外的国民党人士,简称“杀、关、管、逃”。所以粟异邦念完初中就进工厂当了学徒工。他人很聪明,一年多就掌握了他应该在三年内掌握的车工技术。但按当时的制度,所有学徒工三年以后才出师。一九五七年共产党号召“大鸣大放”,他提了一条意见,认为学徒期限应该灵活规定,只要达到了出师的条件,应该允许不到三年就出师。反右派运动中,他这条意见成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罪名,他被打成坏分子,送农场劳动教养。他到农场后不久就来了三年苦日子(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整个中国饥民遍野。粟异邦和他在劳教农场的几位朋友经常在一起秘密集会,成立了一个小组织,叫“民主党”。这个组织在文化革命前夕被共产党破获,粟异邦和他的三个朋友进了左家塘。 

  我还没有完全听完粟异邦的故事,“民主党”一案就被判决了。一天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左家塘的牢门锁大响,我们都扒在窗前观看动静。七八名公安局军管会的军人和荷枪的士兵打开了八号的号子门,一个军官凶狠地大声喊道“粟异邦!”整个左家塘那时静得掉根针在地上都听得到,所有号子前窗上都趴满了人。粟异邦被军人带到两排号子之间靠西边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个穿军官服的人拿出一迭文件放在桌上,他从中取出一件,大声向粟异邦道:“反革命分子粟异邦,我今天代表长沙市公检法军管会宣布对你的判决。”我们不是离办公室最近的号子,但也大致能听清判决书的声音。 

  “反革命组织首犯粟异邦,其父被我人民政府镇压,本人一九五七年因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被劳动教养。粟异邦对我党和人民刻骨仇恨,在劳教期间,组织反革命组织‘民主党’,自任首领,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安六条,对反革命组织首犯粟异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稍停,他厉声道:“粟异邦,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粟异邦的回答使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我反共产党,却不反人民,反共产党是为了人民,人民反对你们!” 

  “闭住你的狗嘴,上死镣!”办公室传来叮叮当当的铁镣声。接着是锤子钉铆钉的声音,声音是如此清脆,深重,划破寂静的夜空,惊心动魄。 

  粟异邦从办公室出来时步履艰难,手上戴着铐子,脚上戴着沉重的死镣,我们看不清他的脸色,但刚才他那镇静的声音使我可以想象出他的脸色。罗钢在我耳边轻声说:“这该死的脚镣不到执行死刑上死绑时不会取掉。”我没想到这死镣套在粟异邦的脚上竟有一年多。 

  我在九号还听到过两次类似的死刑判决,被判处死刑的都是反革命组织首犯。似乎只有死刑判决才在监房内宣判,其它判决都是在监房外的预审室宣布。这些宣判中,粟异邦的表现是非常特别的。另外那两个中,一个一直在大叫大嚷否认有个反革命组织,另一个则否认自己是另一个地下政治组织的头头。粟异邦是我碰到的第一位在死刑判决面前不作自我辩护,反而进行攻击的人。 

  粟异邦离开八号的前一天夜里,又给我打了次“电话”。他的语调没有一点悲伤。“杨曦光,再见了!你要多多保重!”他没有被马上处死,而是被转到省公安厅模范监狱去了。肖福祥猜测,共产党大概要把死刑犯集中在某次政治运动中处死,以便“杀鸡给猴子看”。 

  有天我坐在前窗,忽然注意到对面号子里有人站在上铺的窗子边向我这边打“长途电话”。他在空中慢慢划着字,我留意看,他写的是“小--凯--我--是--学--孟”。学孟是我的堂兄,小凯是我的乳名,他是在给我打“电话”!我们就开始用“长途电话”交谈起来。他告诉我他已被判十五年徒刑,罪名是组织“大同党”。不久登有对他的判决的布告就分发到九号来了。那张布告上共有一二十个判决,他的判词是“杨犯学孟,一九六一年趁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困难,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大同党’,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我专政机关破获¨¨”后来据学孟自己告诉我,没有判死刑的原因是,这个大同党一九六三年经济局势好转后就散了,也没有任何活动,直到文化革命时才被人查出来。 

  学孟的父亲是位中学数学教师。我这位叔叔有七个儿女,学孟是长子,在银行做事。学孟和我的祖父是个地主,且在乡下开办学堂。他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兴洋学运动中,他也进过洋学堂。我们的父辈从小也受过儒学教育,记得我来上小学时,父亲就请姑爹在家里教我读“论语”。这种儒家教育传统肯定对学孟有很深的影响,这大概是他的组织叫“大同党”的原因。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学孟是非常老实厚道的人,想不到他也有组织政党的野心。 

  一年多以后我快被判刑时,粟异邦又被转回左家塘看守所,住在与九号斜对面的一个号子里。一天,刺耳的脚镣声使所有窗口的人犯都朝粟异邦的号字看去。那是个暖和的冬日,一个左家塘放风的日子。随着脚镣的响声,一个看去象十四五岁孩子的瘦小个从号子里走出来。“粟异邦!”罗钢小声道。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这个人比我一年前看到的粟异邦矮小得多,脸象掉了一圈肉,与我知道的粟异邦很少有共同之处。要不是我早知道粟异邦在那个号子里,我绝对不会相信罗钢的判断。他的棉衣露出棉花,好象破了一样。待我仔细看后,才发觉棉衣已被剪成几块,用绳子系在身上。大概是因为手脚被铐着,棉衣不能直接穿上或脱下。他目光炯炯有神,面色苍白带暗黑色。象其它犯人一样,他在院子里来回走动了一会儿,由于戴着脚镣,他走得比别人慢得多。我发觉他的嘴在神经质似地动,他在说话,尽管我们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但他周围的人应该听得见。没有人理会他的演说。从他的视线中,我觉得他有点不同常人,他的目光没有固定的目的,思想似乎完全集中在他的言语中。但他看去绝对没有神经失常,他的目光并不呆滞,他的表情并不麻目。但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突然想起了赫鲁晓夫批斯大林时传到中国来的一个词:“被迫害狂”。粟异邦并没有神经病,但也明显地不同于正常人,这大概就是所谓“被迫害狂”的状态。我文化革命前听到过很多共产党关于“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宣传,电影“白毛女”大概是个典型的例子。但我却亲眼看见共产党把粟异邦这样高贵的人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精灵,与白毛女的故事比起来,粟异邦的故事不知要令人心寒多少倍。 

  徐络腮站在一边监视着放风的犯人,有人在做操,有人在散步,有人在扯野草。不到放风完,徐络腮就走到粟异邦身边,恶狠狠地把他提前赶进了号子。粟异邦慢慢拖着脚镣回到号子的背影是我看到的他的最后的形象。 

  我被判刑后,被转到了集中去劳改队的犯人的二十三号。在那里我碰到了与我同一个案子判刑的宋少文,他是从粟异邦那个号子转来的。我向他问起粟异邦的情况,“这真是人间奇迹!”一提起粟异邦,他就忍不住惊叹。“他现在已经瘦得和一个十几岁小孩一样重了。所有人都嫌饭少了,他却每天把自己的饭分一半给别人。他吃得这么少,却精神十足,每天要演说几个小时,不停地骂共产党。大家都知道他是要死的人了,瘦得谁都能轻易把他举起来,没有人打断他的话,任他攻击。”“他攻击些什么呀?”我轻轻问。“说现在是法西斯暴政。听到广播里讲中苏边境冲突,就大骂共产党又在煽动战争歇斯底里。报上讲什么,他攻击什么。”他满脸不愿细说的样子,我也不好再问。他看我不再问,连忙补一句:“真是不可思议,他一定是精灵变的。” 

  我离开左家塘前不久,粟异邦就被执行了死刑,但他临死前的一些细节我是到建新农场后从一个当时在场姓杜的犯人那里才知道的。“那天真是牛上马笼── 乱了套,”他语气里和眼睛里还有一丝恐怖,“粟异邦的举动令所有人感到意外。他那天还不等宣判完毕,就在东风广场十几万人面前突然大呼‘打倒共产党!’‘打倒毛泽东!’。我们对发生的事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只见粮子们都朝他跑去。我在他的身边,渐渐看清了那场景。他被上了死绑,头很难抬起来,但是他却拼命昂起头来呼喊。这时几个粮子用枪托打他的头,他的声音还没有停止,有个粮子用枪刺朝他口里扎,顿时鲜血直喷,但他还在奋力挣扎。这时另一枝枪刺插入他的嘴中,金属在牙齿和肉中直绞的声音使我全身发麻,还不到宣判大会结束,他已死在血泊中。” 

  我觉得那天的天气特别惨黄,全身被这故事刺激得起了鸡皮疙瘩。“这成了那天长沙市民中的新闻,参加东风广场宣判大会的十几万人都知道有人喊反动口号被当兵的当场刺死。”小杜神色悲伤地结束了他的讲述。 

  一九七四年四月间,我正和其他犯人在建新农场三大队的一块旱地上劳动,天突然下起雨来。我和小杜跑到附近的一个鸡场的屋檐下躲雨。鸡棚里,一位老头子犯人正在给鸡喂食。小杜问我:“你知道这老头是什么人吗?”我摇摇头。“他是个戴反它的家伙”。戴反它是犯人中对共产党派到犯人中的特务的称呼。“粟异邦就是死在他的手上。”我大吃一惊,忙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小杜小声说:“在劳教农场时,干部发现粟异邦与其他几个政治犯关系密切,就有意把他们安排到同一个小组,并让这个老家伙与他们一个组。这老家伙私下里表现得比粟异邦更‘反动’,积极参与粟异邦及他的同志们的交谈,大家都把他当成‘内河子’,鬼才晓得他是公安局派来专门戴反它的。他也是劳改犯,但干部向他保证,如果他协助破获了这个反革命组织,至少会被提前两年释放。”我可以想象以后的故事,公安局通过这个所谓特情(特别情报)人员,把粟异邦的秘密民主党的情况完全掌握了。但我还有些事不理解,“为什么这个老家伙现在还在劳改呢?”小杜笑道:“恶有恶报!他向干部汇报粟异邦等人的政治观点时讲得既具体又详细

2021-04-10 21:17:51 | 引用
无题
这篇文章可助大家了解中国的近代历史,应是值得一值读下去,真的是难得到的机会,那里有如此亲历其境的报道?就请大家接续阅读下去吧....!

最近几年以来,香港动乱和美国总统大选出现了共产左派之渗入扰乱,世人已经开始知道有左派的势力存在,不少人渐渐明白是需要知道和了解这股势力的重要性,现在既然有「牛鬼蛇神录」的历史故事帖文帮助了解六十多年前的活动情况,应该把握这个机会尽量多读它的内容…真的是机会难逢啊,为了方便找寻,这篇文章是否需要置顶呢?!

2021-04-11 07:44:37 | 引用
sfiawongn
黃礽耀 sfiawong
无题
Contin.....回复[2]: 金枪鱼 (2021-02-14 13:01:00)     余总工程师

  一天下午,我正在地上做俯卧撑,才做到第二下,宾师傅小声说:“有人来了!”哐啷一声锁响,卢所长将一个矮矮胖胖的人关进了号。他抱着一大堆被子和行李,放在床上後又转过身敲门,原来他还有一箱书放在门外。卢所长让他把书搬进来後重重地关上了厚实的门。 

  新牢友看去很象电影中的资本家,白白胖胖的,上唇留着一撮胡子,肚子大得翘起来,走起路来象只大企鹅。但他的目光炯炯有神,样子十分精明。那时的中国,一般老百姓中很少能看见他那样的胖子,大多数人都瘦得很,尤其是在牢房里,更看不到他那样的胖子。祗有高干和有特权有地位的人才可能如此胖。我和宾师傅都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了几分敬畏。他的胖说明了他身份的不凡,他一定是那类老百姓称之为大脑壳的有地位的人。 

  他从一包行李中取出几个瓶子问我道:“我靠墙睡好不好?”意思是靠墙方便放他那些瓶子和书。他的声音听去十分温和、浑厚,地道的长沙城里话。好几天後我才知道,那些瓶子里装着他家里人送来的猪油、葡萄糖和蜂王浆。我们也知道了他的名字-—余裕一。 

  老余是那种长於言谈的人。他每天都有一些故事告诉我们。有一次,他讲了自己的一个故事。 

  “过苦日子时(老百姓都将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称为过苦日子),头发夹子,胶鞋,茶缸都买不到,买什么都要排队,一碗放了几粒米和糖精的甜开水都要卖一角五。我们虽算是高级知识分子,有高薪,但有钱买不到东西也要挨饿呀。每次发了工资,我就给我儿子和女儿一些钱,让他们在上学放学的路上看到排队就去排上买些东西回来。他们有时买回一个茶缸,几斤水果糖。有天我儿子回来给我一叠火车票,我问他这是给谁的。他说‘好长的队呀,我排了两个小时才给我们家一人买了一张票’。我生气道‘我们又不要出差,买火车票干什么?’‘您不是说不管什么,看见长队就去排,能买多少就买多少,把手上的钱用光为止。我今天把您给我的一百元钱都用光了呀!’” 

  老余的故事还没讲完,我们都笑得前仰後合。後来我听这类笑话多了,发觉老余的笑话都是政治笑话,笑完後,听者能慢慢体会他对共产党社会的讽刺。後来我发觉,这类政治笑话不一定是真人真事,而是老余根据当时的社会现象编出来的。 

  比如他告诉我们,共产党刚接管长沙时,听说交通规则是行人,汽车全部靠右,一位高干大怒道,这怎么行,行人都靠右了,那左边谁走呢?”旁边有懂交通规则的告诉你,对面来的人靠右对我们来说就是靠左。这位“大脑壳”好不容易明白了“行人靠右”意味着两边都有人走,但还是怒气冲天,“共产党是左派,怎么能让人们全靠右走呢?不行!要改过来,行人全靠左! 

  我听了老余这些故事,一边笑一边想,他坐牢一定与讲这类政治笑话太多有关系。但是後来我才发觉,老余坐牢的原因比这复杂多了。老余告诉我,他是四十年代中在美国耶鲁大学拿的土木工程硕士。他回国时正当抗战结束,大家都想干一番大事。程潜与蒋介石竞选总统失败後,回到湖南,决心干一番大事。他成立了建设厅,从美国和国内的名牌大学罗致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准备在湖南建设公路、水利工程和工业企业。老余就是这批知识份子中的一个。 

  老余对程潜十分尊敬,他告诉我程潜回湖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三七减租,使地主收的地租从百分之五十降到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二十五。老余说,程潜比蒋介石更器重知识份子,重视建设事业。新成立的建设厅完全由留美回国的年青人掌握,程潜对他们委以重任。“那时的省政府祗有四个厅:教育厅、建设厅、警察厅、税务厅。哪象现在一百多个厅局。程潜时代的省政府的规模不到现在省政府规模的百分之一!”老余告诉我们,程潜是位有魄力的人,他要扩建和整直长沙市的马路,特别是把八角亭商业中心的麻石路都改成柏油路,这需要搬迁一些商号,触及一些商人的利益。很多受到影响的商人给程潜偷偷送去金条。程潜一律拒收,到一九四九年前终於完成了一些重要道路的整修。 

  程潜是国民党时代的最後一任湖南省主席,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兵临城下时宣布起义,帮助共产党和平夺取了湖南。他手下的建设厅和老余这批知识分子也跟着他进入了共产党省政府的“水利电力厅”。五十年代湖南的很多大型水利工程和电力工程都是由这批人设计的。文化革命中,林彪宣称“湖南和平解放不和平,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在湖南有深厚的基础。”因此程潜及其部属成了文革打击的一个目标。我碰到老余前,程潜在我心目中是个老朽无能的国民党官僚。从老余那里我才知道程潜是位对地方建设极有贡献的政治家。 

  老余有很多水利工程和土木工程方面的书籍。我告诉他,我希望修完高中的数学。他很高兴,马上和我一起订了个学习计划,从对数开始,每天学两小时,直到我们分手。 

  老余很强调逻辑思维的重要性,记得第一堂课他给我讲的故事是工字梁的来由。他告诉我工字梁是由一个少年最先想到的。他在纸上画下一根受力的横梁,发觉一根横梁受力时,这根梁的上部被挤压,而下部受到拉力,但在中间的条线上梁不受任何力的影响。所以去掉梁的中部不会减少梁的受力能力,但却能减少梁的自重。老余强调工字粮的发明完全是一张纸,一支笔和逻辑思维的结果,後来的实验祗是验证了这个逻辑思维而已。他强调逻辑思维的重要性主要是因为他不喜欢毛泽东的“实践论”。那个时代,毛泽东的实践论是所有学生和知识分子必须遵从的哲学原则。老余告诉我,有天他在一个学校教物理课时,一位成绩极差的学生知道他不会骑自行车,站起来为难他:“你讲力矩、力臂,平衡讲得玄乎其玄,你能不能在自行车上示范一个平衡给我们看看,毛主席说的实践出真知嘛!”老余说,“我就告诉他,理论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能预见不能实践的事。比如没有人能举起地球,但我却能用杠杆原理证明,只要有足够长的力臂,任何小孩都能用一个杠杆举起地球。我也告诉他工字梁的发明过程,发明工字梁的人没有做过实验,他祗是用一支笔一张纸进行逻辑推演。” 

  老余当时还在计算各种输送液体的渠道横断面在不同经流变数下的最佳形状。那是我第一次明白微积分用来求极值在工程技术中的效用。文革中,大家都忘掉了数理化的功用,一心只考虑政治,而且所有学校都在批判文革前的口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从老余的工作,我渐渐明白了数理化的巨大价值。老余经常拿出一个又大又厚的本子来看,有时还在那本子上写些东西。在我再三追问下,他告诉我,那是他文革前就开始写作的一本书,是一种固体比重仪的设计。老余在另一个号子里时完成了这本著作。老余的固体比重仪是一个形状象对数曲线的容器,其中盛着液体。人们只要将被测的固体投入这个容器,就能立刻从刻度上读出它的比重来。就象人们用液体比重仪测液体的比重一样。从老余对那本书的态度,看得出他在上面花了不少心血,并对其抱以厚望。当时,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统治了所有人的活动,当局的政治目标成为主宰一切日常生活琐事的准则,所以老余讲起他的业务来,总少不了涉及政治。一天他向我详细讲解“经流系数”的定义,他举例说,“全国农业的模范,大寨大队三次休坝蓄水,但每次他们都不测量周围山坡的经流系数,不计算最大经流量,结果一下大雨,坝就被山洪冲垮,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还要全国人民学习他们这种不科学的蛮干方法。” 

  我正在认真听老余的讲解,门琐大响,那响声是如此突然,在此之前,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动静。往常开门前,总有一些脚步声。一位军人大声呵斥道:“出来,快,不准拿任何东西!”两排监房间的走廊里是其它号子里的犯人,他们也被同时赶出号子。每个号子门口都是军人,走廊的一头是荷枪实弹的军人。我们站在走廊里,军人们走进号子,接着是一片噼哩啪啦的声音,原来军人在突击搜查号子。後来我才知道,每一年或两年,有一次这样的搜查,主要目的是搜查违禁物品,对政治犯主要是企图发现反对当局的文字,以作为罪证。近一个小时後,我们回到号子,号子里就象遭了一次抢劫一样,衣服被子被丢在地上,所有的角落都被搜查过,老余那些装猪油的瓶子不见了。後来我们听说一打三反运动後,六栋里加强对犯人的管理。猪油也不准家属送了。 

  “我的书呢?”一听老余的那凄惨声音,我知道一定是他那本著作不见了。老余马上开始用双拳捶门。一个军人走过来怒声喝道:“什么事?” 

  “我的一本著作手稿不见了。那是我辛辛苦苦几年来的心血呀,那是本技术书,除了水利工程专业,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呀!” 

  那军人冷笑一声:“你还想搞‘技术第一’,走‘白专道路’呀?死了这条心,老老实实改造你的反动世界观吧!你所有时间都应该学习毛主席著作,反省自己的反动思想,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东西对你,对社会毫无用处!” 

  他啪地一声扣上了号子门的小园孔上的木盖。宾师傅小声说:“秀才撞上兵,有理讲不清!”老余却扒在门上嚎啕大哭起来。 

  宾师傅和老余都从来不知道劳改队是什么样子,所以很喜欢听我讲在建新农场三个月的经历。我告诉他们建新农场是什么样子,多少犯人,犯人每天做什么工作,吃什么。我又告诉他们,我在劳改队碰到的不少老犯人都留恋刘少奇,文革前刘少奇当政的时代,犯人的日子好过得多。那时犯人的零用钱是二元而不是文革中的一元五角。每个大队有小卖部,犯人可以自己买东西。而现在却只能通过干部买东西,小卖部也撤销了。 

  使我感到意外的是,老余却很不以为然,他说,“刘少奇有什么好的,一九五七年他打右派也是急先锋。根本就不懂管理国家,他居然还说机械化不适合中国的农业,但如果让私人管理,机械化一定适合中国大多数农村。” 

  我忙问他:“你一九五七年也受过波及吗?” 

  “是呀!我一九五七年被划成极右分子。原因就是我关心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在国民党开代表大会时,托我在海外的朋友发过贺电。”他告诉我,自一九五七年以後,他根本不敢向人提名台湾,一听到有人在讲与台湾和国民党有关的事,马上走开躲得远远的。 

  有天晚上老余和我讲起,他们几位从美国回来的同学,抗战胜利後一起议论时局。他们都对二次大战後共产党阵营的发展深感忧虑。“我告诉我的同学,当年如果日本人与德国人密切配合进攻苏联而不进攻中国,德国人也向东打,而不向西打,那苏联就会被消灭,整个世界就再不会受共产党威胁了!”他的口气使我大吃一惊,因为从他的话听得出,他是宁愿希特勒称霸世界,也不愿看到共产主义发展。老余象是自言自语地说:“几十年前,好多人都在说共产党赤祸可怕,今天看起来,实在比当年想象的还可怕!”他停一停,“哪怕按斯大林的意思,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共产党以长江为界,各治半边天下,我们也不会象今天这么惨!” 

  老余有时也学究气得有点过分。他会为“蚊子是否能闻到人肉的气味而追寻人的踪迹”而想半天。经过好多天的观察,他终於得出结论,“蚊子是能闻到人的肉香气而跟踪而至的。”当他大声将他的研究结果告诉我和宾师傅时,我们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但老余也很会讲爱情故事,

2021-04-11 07:50:25 | 引用
无题
回复[3]: 金枪鱼 (2021-02-14 14:03:06)     但老余也很会讲爱情故事,他花了三个晚上给我们讲他在北边一大号里从一个判死刑的政治犯口里听来的隔壁新生绸厂(劳改工厂)的爱情故事。 

  这个故事里的男主人公叫刘家进,他是一个地下政党“中国民主党”的成员,被判处二十年徒刑。被抓以前他是个机械技工,判刑後被送到新生绸厂做纺织机的保全工,专门负责修理,保养和改进纺织机器。女主人公叫王白兰,是五十年代长沙一个“黑社会”圈子的歌手。这个圈子里的人大多是国民党时代上层社会人士的子女。一九四九年後,长沙很少有一九四九年前的文化娱乐生活,这些年轻人在五十年代初经常聚会,有时跳舞,有时唱歌,很多舞蹈(例如伦巴、探戈)和歌曲(如“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都是当局禁止的。所以这个娱乐沙龙不久就被当局指为“黑社会圈子”,参予的年青人很多都被判刑,王白兰也被判五年,在新生绸厂织布。 

  新生绸厂是个女犯集中的地方,刘家进这样的男犯人极少。他这样潇洒的男子汉,自然成了女犯们注意的焦点。那是五十年代中期,共产党在监狱里实行一种所谓“牢头制”。少数被当局认为表现好的犯人被任命为“牢头”,牢头直接管理小组的犯人,而干部只管理“牢头”。王白兰这个组的牢头是个与奸夫一块谋杀亲夫的女人。她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後被减为二十年徒刑。她姓孙,大家都叫她孙二娘。这个组的女人们在吃饭,睡觉前都要议论刘家进一番,有的骂他“郁实鬼”(意为对女人的调情没有反应的笨男人),有的在嘟哝,“别看他小白脸,真的上床可不一定行!”祗有两个人在这种议论中一声不响,一个人是白兰,她真的爱上了家进,当然不会附和这些议论。另一个是孙二娘,她是牢头,自然是一本正经,不参予这类议论。 

  那时新生绸厂的粮食定量不高,男犯们都吃不饱肚子。白兰注意到家进每次中午吃饭时,饭盒总是吃得一粒不剩,於是每天总是留下一点饭包在纸里,趁人不注意放进家进的工具包。家进吃了好多天这种饭,终於发觉“狐狸精”是白兰。白兰有次生病,两天没出工,家进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被孙二娘看在眼里。第二天孙二娘把家进叫到一边,告诉他“白兰是为你得的病,你要不要去看看她?”家进着急道:“我怎么能去她的监房呢?”孙二娘盯着他,十分关怀地说:“我明天让白兰在我的号子里呆一个小时,你可以去那里看她。”原来牢头属於“自由犯”,一个人有一间小号房子,住得离车间较近。 

  第二天家进假装检查机器游走到孙二娘的小号子里,推门进去,果然白兰在那里。两人大喜,抱作一团。自此以後,白兰每月总要“病一次”。 

  他们俩发生第一次肉体关系後的第二天,白兰没有出工,家进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敢问。快吃中午饭时,孙二娘走过来对他耳语道(牢头那时是不做体力活的,她的任务就是监视其他犯人的工作),今天下午两点钟到我小号子去,白兰在那里等着。家进左思右想,想不出出了什么毛病,中饭都不知道是什么味道。还不到两点,家进就游走到孙二娘的小号子边。推门进去,不见白兰,却见孙二娘面带红润笑吟吟地坐在那里。家进忙问出了什么事。孙二娘笑道,什么事也没有,只要你陪我玩一会儿,说完抱住家进就要脱衣服。家进反抗道:“这怎么行?”“怎么不行,你与白兰行,为什么与我不行?你不要声张,声张出去可没你的好处!你不应付我,你下次就不能在这里会白兰了!”家进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强打精神满足了孙二娘。从此之後家进几乎每月要与两个女人各幽会一次。他心里充满对白兰的负疚,但又无可奈何,也不敢把真象告诉白兰。 

  家进困在这进退两难的境地,心中十分痛苦。终於,有天白兰告诉他她已怀孕时,他把孙二娘的诡计也告诉了白兰。他问白兰怎么办。他愿意做任何白兰要他做的事。白兰前思後想,也找不到摆脱羞辱的办法。白兰最後告诉家进,三天後再告诉他,她要他做什么。三天後,家进收到白兰的一个字条,要他与她及他们的孩子一块去死。那是个凄风苦雨的日子,人们发现新生绸厂围墙的电网上挂着两具尸体,後来的消息告诉人们女尸中还有一个不满月的胎儿。 

  老余讲完他的故事,我忙问这是真事,还是人们编出来的,他说:“我不知道,我也问过那位被判死刑的政治犯,他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反正这个故事已在新生绸厂流传了很久。 

  我离开六栋里回建新农场时,老余还在那里。我後来一直没有见过他,不知道他是被判刑了还是被释放了。他被关在六栋里的直接原因,对我来说也一直是个谜。但是他教给我的对工程技术价值的理解能力,至今使我受惠,他那浑厚、温和的长沙话,他那许许多多的故事,及他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在好多年後还时常浮现在我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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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11 16:23:04 | 引用
黃礽耀 sfiawong
黃礽耀 sfia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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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color]4]: 金枪鱼 (2021-02-15 11:20:14)     “联动份子”

  有个“二十问”的游戏,对九号的所有人都是新鲜的,程德明告诉我们这是他从在北京的联动朋友那里学来的。 我发现玩这种游戏的决窍是找到适当的方法将世界名人不断地分成相等的两部份。我和张九龙是九号最会玩这种猜名人的游戏的人。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总是“外国人”?如果回答是“是”,则我会将中国人排除在外。第二个问题常常是“死了的人?”如果回答是否,我就会把所有死人排除在外。一般我能用十七个问题从对方的“是”或“否”的回答判断出他心中默想的一个名人。我的问题不能超过二十个,他必须在我提问前将他默想的人秘密告诉游戏的裁判。我猜出来我胜,否则他胜。 

  我从来没有输给程德明,但是他也知道我屡玩屡赢的诀窍。他告诉我,按照商农的信息论,只有当问题设计得把剩下要猜的名人分成相等的两类时,我能从“是”或“否”的回答中得到最大的信息量。这对我来说很合理,因为死人与活人或外国人与中国人的可能性大概都在一半左右。 

  程德明心中默想的人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 

  “外国人?”我开始了第一个问题。 

  “否” 

  “死人?”“否。” 

  “男人?”“是。” 

  现在我要用点脑筋了,“一九四九年后成名的人?”“是。” 

  “南方人?”“是。” 

  “文革前成名的?”“否。” 

  “湖广地区的人?”“是。” “两湖人?”“是。” 

  “湖北人?”“否。” 

  “仍在当官?”“否。” 

  “保守派?”“否。” 

  “大学生?”“否。” 

  “现在还自由?”“否。” 

  “被公安机关关押?”“是。” 

  “在省看守所?”“否。” 

  “在左家塘看守所?”“是。” 

  现在范围已缩得很小了。这里关的有名点的学生有周国辉──但他是大学生;张玉钢──也是大学生;黄杏英──女人……这家伙真鬼,有八成我们在谈论我自己。 

  我还可以提几个问题以更加确定我的判断,例如问他“在北边号子里?”“在九号?”但我算一算,我还有四个问题可提,而左家塘满足已知条件的候选人不可能多过四个,于是我问“杨曦光?” 

  “是!” 又是十七个问题问出来了。但是我不高兴道“杨曦光算什么名人,一个科学家或政治家才能算名人。” 

  “怎么不算名人?我进九号前看到过几个批判杨曦光的材料都将你的思想作为文化革命中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典型。有人说‘中国向何处去?’已被译成英文,通过香港传到了世界各地,你这还不算有名的‘反动人物?’” 

  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但我心里还是不舒服,难道我在历史上就成了一个“有名的反动人物”? 

  象栗异邦一样,程德明在长沙一中算是有名的思想家,他并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但大多数人都知道他的思想与极端保守的“联动观点”非常接近。联动的全名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其前身是北京最早的“老红卫兵”。成员大都是高干子弟,他们歧视和迫害出身不好的反动组织。长沙一中的学生们谣传程德明是个“联动份子”。 

  尽管他是保守派的思想家,我是造反派的思想家,我却喜欢他这类头脑里没有权威的人,我猜他喜欢我这种头脑里充满着异端邪说的人,因为他进九号的那天,我们俩互相认出对方时都高兴得不得了。那天我一边帮他安顿行李,一边急着问他自从我离开后长沙一中的情况。他匆匆叙述着各所学校里的各种事。现在学校完全在军宣队和工宣队的控制之下,学生中的两派不再有任何权力。大家都讨厌军宣队和工宣队,他们比文革初的工作组还要糟糕,因为这些工人和军人比工作组的干部对教育和学生更不了解。学生们被迫上山下乡,他们逐渐失去了对政治的兴趣。男同学热衷于用电焊制造自己的半导体收音机,女同学热衷于编织各种毛衣。大家都说现在是“男焊女织”的年代。 

  过去最正经和专注于严肃的政治问题的学生,现在也在爱情的海洋里游泳了。好多起桃色新闻在同学们中流传。 

  “你记得吧?”程德明问我,“文革前一年,有个男同学与女同学有了麻烦──怀孕了,我们大家都为他们害羞,学校动员所有墙报批评他们,而且开除了他们的学籍。现在没有人对这类桃色事件持那种态度了。”他犹豫一下,问我“哦,你有个女朋友吗?” 

  我摇头。 

  “同学们中流传着一些关于你的故事。有人说你在看守所领头抗议军人打犯人,还有人说有个女孩经常到左家塘看守所要求见你,但她拿不出她是你亲属的证据,总是被拒绝。”后一条新闻我自己都不知道。想了半天,我记起曾经收到过不认识的人送来的日用品。但我实在想不起认识这么一个女孩子。程德明不相信我,但也不追问,只是会意一笑,好象在说,我不会捅破你的秘密。他接着又问“你在这里已经快一年了,怎么熬过这么长的日子的?” 

  我告诉他,我找了位教师学英文,找了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我还要读《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书。最后这本书中收集了一九四九年后未公开发表的毛的内部讲话及批示。这里还有人能全部背诵唐诗三百首,能把三国演义的每章的细节都讲给你听。如果你对词赋有兴趣,有人能背诵诸葛亮的出师表和苏东坡的岳阳楼记。我转过头去看着号子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又说“我正在找数学老师,文革时没有时间坐下来读书,现在正是读书的机会。” 

  程德明与我臭味相投,马上要看我所有的书。他把我床头的书翻了翻,挑了那本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笔记,一边说“我早就想好好研究一下毛泽东的极左思想是怎样形成的。”他加重“极左”二字,并笑起来。他的话在那个时候实在是对权威的极大胆的挑战。 

  程德明很快就订出了他的学习计划。他与我一块学英语和电机工程。但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毛泽东思想”。 

  学习的第一件是需要一张桌子。过去我需要一块木板放在木桶上做椅子,用下铺的床沿做桌子。后来我发现我无法与打牌的人争这种椅子。我只好盘腿坐在床上,把一块木板放在腿上做桌子。程德明也找到了一块木板,有了他自己的桌子,开始在床上做功课。 

  找老师在左家塘不是难事,因为不少工程师、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那个时期都被关在那里。我们的电机工程老师是一位电机工程师,他右眼白内障,说话时有点口吃,一口地道的长沙话。他告诉我们他的家庭一九四九年前非常富裕,他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劳动教养。劳教回来后,他失业在家一段时间,后来自己与街道居民委员会合作开办了一个专门修理潜水泵的小工厂。那时湖南没有人能修潜水泵,所以这个厂的生意极好。虽然他的技术是工厂生意的根本,但他因为是个右派,每月也只能拿五十元薪水。他得到的唯一优惠是他们两个儿子被接受为工厂的工人。他悄悄地告诉我他是因为攻击江青,说“一个好端端的中国被这个太后搞得污七八糟”而被抓的,他的右派前科使他的案子更加麻烦和复杂。朱老师讲话慢条斯理,鼻子大大的,厚厚的嘴唇,讲话很重的卷舌音,显得十分诚实和稳重。我和程德明都很喜欢他。 

  我们背景如此不同,因而在我们的电机课中,师生间常会有些意料不到的插曲。有天朱老师告诉我们中国有两套电机铭牌和工业标准系统,一个是英美系统,另一个是苏联系统,两个系统对马力、频率、相位都有不同的标准和符号。“解放后,所有大学的英文教授都要学俄语,教俄语,而所有的工业标准都从英美制转换成苏联制,我们被这种转换搞得头昏脑胀,非常不习惯。”“哪个制好些呢?”程德明是“苏联修正主义”的支持者,他总是问这类敏感的问题。“当、当、当然是英美制好些。”朱老师的回答根本不是程德明喜欢的。 

  第二天,朱老师悄悄问我“小程是为什么进来的?” 

  “象你一样,攻击新慈禧太后把个好端端的中国搞得一蹋糊涂。” 

  朱老师笑起来。程德明走过来,不知我们为什么事好笑。朱老师问他:“你知道为什么慈禧太后决定支持义和团吗?” 

  “不知道。”程德明回答,有点迷惑。 

  朱老师抬起他那有白内障的眼睛,很知情似地向我们引述这段历史。“光绪改革失败被慈禧太后废掉后,慈禧知道自己重新垂帘听政‘名不正言不顺’,就准备立一个新皇帝,当时叫大阿哥,就是后来的溥仪。消息一传出,国内国外议论纷纷。西方各国的驻华使节都同情光绪的改革,很多谣传说他们反对另立皇帝。这时天津北京等地的农民会党组织义和团经常与外国人发生冲突,而慈禧太后听说他们有种种神功,刀枪不入,扶清灭洋,起了利用他们之心。而这种动机的背景当然就是另立大阿哥造成的她的心、心、心病。 

  “一天,南方一位总督截获一封外国驻华使节之间的信件,信中声称如果慈禧太后强行立大阿哥,外国可能会进行干涉,支持光绪皇帝复辟。这个消息传到慈禧耳里,正着她的心、心病,她感到理亏和孤立,渐渐失去理性,大发脾气。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召集群臣,下令支持义和团攻打各西方国家驻华公使馆。这就酿成了八国联军进京的庚子之乱。” 

  “毛泽东支持红卫兵时大概也象慈禧太后一样失去理智,只不过他的心病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吴晗批评大跃进大概是刺激他的直接原因,”程德明打断朱老师的故事。 

  “你不、不、不能讲、讲这种话呀!这、这讲不得的呀!杀、杀头的呀!”尽管他们的声音低得只有我能听清,但朱老师脸色都吓得变白了,好象全左家塘都听见了这能导致杀头罪的话一样。 

  程德明除了做英文和电机功课外,其它时间都在抄写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文革中毛泽东的书是最容易送进看守所的。那时红卫兵将很多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后的内部讲话和批示印成书大量发行,这些材料文革前是只有高干可以看到的内部文件,不少还是毛泽东羞于让人看见的被历史证明错误和可笑的东西。因此这些材料成了我们这些对文化革命的真正历史背景有兴趣的人急于要研究的东西。我写信请妹妹杨晖送各种书籍给我,不少马克思的书和其它书籍都被禁止送给我,只有毛泽东的这些内部讲话编成的书却没受到阻拦。 

  毛泽东的读书笔记是他一九五九年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写的,这个笔记可以代表他的主要经济政策方面的思想。程德明一边抄这个笔记,一边对我发表评论。 

  “技术第一,政治呢?专家路线,群众呢?”程德明大声读着,“我看他根本不懂经济学,”他又轻声评论道,“你看这里,他甚至反对计件工资制和物质刺激。我不相信他的政治鼓励真能提高生产效率。” 

  我告诉他,这个读书笔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使我认识到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到处墙上写的标语并不是下面人的创造,而完全是从毛泽东这类读书笔记上抄下来的,例如“政治挂帅”,“钢铁元帅升帐”,“全国一盘棋”,“超英赶美”,全都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东西。我小时侯看到这些标语时还以为是共产党基层组织或地方政府想出来的东西。 

  程德明抄完这个读书笔记,又开始读收集在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后的内部讲话。我们对这本书的注意重点不同──他专门注意毛泽东左的经济文化政策方面的思想是怎样形成的,而我却注意那些能用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在文革会下令共产党停止组织活动和支持被共产党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我们俩都找到了不少自己感兴趣的材料。比如我发现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前期毛泽东的很多观点都是想避免斯大林道路,想摸索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式。看起来他那时的观点真的想搞自由化,而不是像后来他说的只是“放长线钓大鱼。”“放长线钓大鱼”与其说是毛泽东的阴谋不如说是他的新的自由化试验没有得到党内大多数实力派的支持及他发现知识分子的多数并不真正喜欢共产党后的一种自我解嘲的说法。一九五九年毛泽东曾提到中国形成了高薪阶层,一九六三年又提到中国形成了“官僚主义者阶层”,一九六四年又提出农民对干部的不满是当时农村社会中的“主要矛盾”等等。我注意毛泽东的这类观点是为了支持我的一个判断:“毛泽东 文化 革命中 1支持对干部阶层不满的老百姓来造当局的反是一九五六年苏 联反斯大林的一个间接后果。如果没有斯大林运动,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很可能发动一个类似斯大林肃反的运动来反对他的政敌,而不会利用老百姓来反对共产党的干部了。” 

2021-04-11 18:05:58 |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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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5]: 金枪鱼 (2021-02-15 11:24:54)      我和程德明读毛泽东的书注意的重点的不同自然与我们一个是造反派一个是保守派有关。作为造反派,我总是在找支持造反派的根据,而作为一个保守派思想家,程德明总是千方百计寻找毛泽东经济文化政策的不合理性。

  但是我们在一点上却非常一致,我们都在耻笑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吹的那些牛皮。程德明指给我看毛泽东鼓励放亩产几万斤麦子“卫星”的话,忍不住笑出声来。我告诉他,毛泽东比这吹得更大的牛皮多的是。最糟糕的是,明明是他在那里胡说八道,他却恶狠狠地骂批评他的彭德怀为“资产阶级的猪狗们”。

  程德明告诉我,他认为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犯的错误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大崩溃,他不肯认错,这是他发动文化革命整肃批评他一九五九年政策的人的原因。我很喜欢程德明的这个观点,一方面是因为这个观点与官方对文革的解释不同。官方当时的宣传是,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斗争。程德明对文革的解释比官方的解释令人心服得多。另一方面,我对文革的解释虽然也与官方的解释完全不一样,但角度与程德明的解释也完全不一样,他这种与我不同的观察问题的角度使人感到刺激。但我还是想与程德明辩论。“毛泽东一九五九年肯定是错了,但是他在文革中期支持被当局打成反革命的老百姓造反,为他们平反,这一招却赢得了人心。”我停一停,补充道:“假如现在当局把你打成反革命,毛泽东支持你造反,为你平反,你会站在为你平反的人一边呢还是会站在把你打成反革命的人一边?”

  “但是我不是反革命呀!”

  “没有一个被当局和保守派打成反革命的人会认为他是真的反革命。所以造反派会支持为他们平反的毛泽东”。

  程德明终于默认了我的观点。“当然”,他一边在床间的空地走来走去,一边看着他足前的地面说,“老百姓造反总不会是没有原因。”

  我们对文化革命与大跃进关系的讨论使我回想起一九五九年的很多事情。那年秋天我还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我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人意外地温和。爸爸那些天情绪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一九五九年因为反对毛泽东一九五九年的政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告诉我那年(一九六二年)党中央为他平了反,毛主席向他们道了歉,承认他们一九五九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一年对我们家和大多数中国人是非常黑暗的日子。爸爸下乡后,我们家从省委大院搬出来,住到妈妈机关里去了。环境自然差了许多。我们和周围的所有的人一样受到饥饿的威胁。很久吃不到肉,我每天上午到第三节课就饿得不得了。街上除了水果糖什么食物都买不到。很多人都因饥饿而一身浮肿。机关学校由于所有人都缺乏能量而减少了工作学习时间。所有人家的窗台上都放满玻璃缸,里面养着一种藻类植物。很多人就靠这种藻类植物作补充的食物。我们住的机关院子里,人们用大部分时间把空地里的瓦石用筛子筛出来,种菜蔬。所有机关里的抽水马桶都被封闭,人们修起了简陋的厕所,为的是把粪便收集起来用来种菜。机关的食堂里生产一种“双蒸饭”和“人造肉”。“双蒸饭”是把米加水蒸两次,二两米的饭吸收了大量水变得象一斤米饭那么多。人造肉是用上面所说的藻类植物加上糠枇做成的,吃起来卡喉咙。这些东西当然没有能真正的抗拒饥饿的力量。 我建议程德明看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在文革中第一次被群众组织公开。因为一九六二年我父亲向我多次提到这次会议,所以我对毛泽东这个讲话印象特别深。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承认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时共产党中央犯了错误,当时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的观点是正确的。程德明看到这个讲话后如获至宝,他说:“你看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刚承认错误,马上又在同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翻案,直到文革,他都在企图依靠各种政治运动来否定一九六二年中央工作会议。”对毛泽东这个讲话的看法大概是我们俩观点最一致的地方。

  有时张九龙也会参加我们的讨论。有天程德明在读毛泽东与他侄儿毛远新的谈话,他越读越气愤。我知道他为什么生气。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大肆骂教师,说教师都是不懂什么的人,只会吓唬学生,把学生当敌人,用突然袭击,出偏题、怪题的考试方式整学生。我和程德明都是文革前的尖子学生,我们对老师都满怀敬意。可以理解,程德明看了毛泽东贬低教师的话忍不住要发火。张九龙正好坐在他旁边,连忙把书要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值得程德明这样生气。张九龙看完后不以为然道,“毛泽东的批评也有有道理的地方。”

  “难道取消闭卷考试,号召学生拿三分也合理?”

  张九龙慢条斯理地说,“学校教育需要一定的强制来保证基本训练的质量,不考试,攻击教师当然会误人子弟。但是文革前的苏联式的教育制度给学生的自由也太少了,学生不能自己选课,学俄文还是学英文都由学校指定。老师课讲得不好也不能退出教室,连跳级都不允许。我看毛泽东允许跳级还是有点道理,我在高中就跳过级。”

  程德明最不喜欢张九龙批评苏联制度,他马上反驳道,“象文革中那样让学生自由选择,学生们就选择不上课,学生们一听复课就头痛,这有什么好?”程德明的眼色和口气好像在说“你这样的人即使讲更多支持毛泽东的话,人家也知道你是从右边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张九龙每次碰到别人的声音稍高一点就停止争辩,沉默下来。他用手指敲着床沿,好象要把自己的情绪敲下去一样。

  程德明是我们学校最早反对省委派的工作组的学生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是最早造反的人之一。他后来的观点转向极端保守的“联动”观点。我属于造反派中的异端邪说派,同学们都讥笑我,说我是“最喜欢听头脑里没有权威的人的观点。”程德明在我心目中是位杰出的右翼思想家,虽然学校里的同学都觉得他的观点太危险,但他接受联动思想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个极有意思的谜。

  有天我告诉程德明,我有不少表兄妹,堂兄妹在北京,他们都是高干子弟,文革中都参加了“联动”。接着我问他“你是怎么接受联动观点的呢?”

  “说来话长,”他那不大的嘴巴动的速度不快,充满着自信的样子,“象朱成昭接受联动观点与叶向真有关一样,我是从我的女朋友那里接受联动观点的。”朱成昭是北京最大的大学生造反组织“第三司令部”的头头。但他在与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接触后却接受了联动观点,并且系统地向外界阐述他的保守观点,最后被中央文革送进监狱。

  “我是在从长沙去北京的一列货车上认识红鹰的。那是一九六六年冬天。所有的客车都挤满了红卫兵。车到站时,只有在车上熟人的帮助下,才有从窗口爬上列车的希望。我只好到长沙北站找了和我们一个观点的造反派组织(那时我还是个造反派),上了一列货车的手车。手车很小,挂在货车的后面,里面是两排各可坐三人的座位。平时由一位列车员在那里从手车的前窗监视整列货车,以防止路途上爬车盗窃等事故。

  “天快黑下来时,列车员带着一位高个子女孩子上来了,手车里没有灯,我看不清她的面貌。听声音,这女孩子是北京人,一口地道的北京腔。嘴巴老不停地在讲话,是那种典型的外向型北方女孩子。火车开动后,我才发现,坐手车是种苦差事。手车吊在长长的货车后,摇摆幅度特别大,由于没有隔音装置,躁声大得吓人,要附在别人耳朵上大声叫喊才能让他听清你的话。我们无法聊天,只好早早睡觉。我躺在一条椅子上。列车员坐在另一条椅子的一头监视着列车,那女孩子半坐半躺在另一头。

  “大约半夜十分,我睡得迷迷糊糊,觉得有人在推我。刚爬起来,就发觉那位女孩子已坐在我身边。

  ‘你是哪个学校的?’她把嘴靠近我耳边问。我闻到她鬓发的气味,心中一动。她听我告诉她校名,又问我的名字,她的态度十分令我奇怪,也许这就是那些开放型的北方女孩子的风格吧。

  “‘外面的月光真好,你不要去看看吗?’她邀我。我答应着,随她走到手车后部的露天车桥上,看着往后迅速退去的铁轨。我们大声交换着自己学校里反工作组的故事,到下一站时,我们发现互相有很多共同语言。我和红鹰已经成了好朋友。她提议离开手车去找一节货车厢坐。离开手车走了好一段路,她轻轻告诉我,那个列车员半夜爬到她身上乱摸,‘那家伙不是好东西!’我这才明白她半夜推醒我的原因。

  “在站台的灯光下,她的面目令我暗暗吃惊,她很漂亮,气质高贵。她说她是老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前一段北京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老红卫兵在北京失势,于是她和朋友们走上了大串联的路。‘与臭虫谈心,与扒手为伍,天上的云是黑的,地上的泥是浑的,’她这句话代表着她当时的心情。

  “但最近她在北京的朋友来信,说是老红卫兵正在筹备组织一个新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要与造反派‘首都三司’决一死战。她决定提前独自一人返回北京。

  “我们停车处是一个大货车站,越过蛛网般的铁轨,在红、绿、黄信号灯照耀下,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空货车厢,我们爬进去时,却见里面已有人,一男一女学生模样的人睡在一张大毛毯下。车开动后,我才发觉那毛毯下面不平常,毛毯总在波动,有时突然激烈地一动。我感到和一位女孩子一块看到这种奇怪的事令人十分窘迫。我不知如何是好,而红鹰却靠近我,一只手把我的手抓得紧紧的,渐渐我感到她的另一只手已上了我的肩膀。我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什么事情发生了。我想她也不明白,也许我们靠近一点使自己觉得在这个奇怪的世界里会更安全。

  “我们俩就这样成了不一般的好朋友。一到北京,她邀请我住到她家去,那是一座古京城的四合院,院内有十几间平房。后来我才慢慢知道这是部长级干部才能住上的房子。最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家门口还保留着那个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联是‘鬼见愁’。

  “在北京的那些天,我认识了很多红鹰的朋友和同辈亲戚,红鹰是个大忙人。那些天正是‘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红卫兵东城区纠察队’,和‘红卫兵海淀区纠察队’正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时候。红鹰带我参加了他们的几次集会,我逐渐了解了他们的政治观点。他们最著名的一个政治口号是‘拥护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他们最仇恨造反派,认为造反派是一群对共产党不满的地主资本家的‘狗崽子’。他们认为造反派都是右派,反革命。他们的另一个著名口号是‘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红鹰的一次发言最令我感动,她说:‘文化革命继续下去将会有二十年政治后遗症,经济文化的发展会受到不可挽回的影响,我们父辈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不能就这样让江青、蒯大富这些家伙断送掉,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国家,这个天下是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能看着她被这些奸臣乱贼断送掉’。”蒯大富是继朱成昭之后的首都三司的头头。

  “在他们这个圈子里,对毛泽东已很不尊敬,称老毛为老头子,而不称毛主席。他们对江青更是恨之入骨。联动一成立就上天安门贴大字报,炮轰江青和陈伯达。有人在贴大字报时被公安部拘留。

  “我也参加了一次砸首都三司的行动。我最深的印象是联动的纪律之严,可说是我看到的群众组织中纪律最严格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残酷,他们的纪律是共产党式的纪律,对‘阶级敌人’是绝不留情的。砸首都三司时,他们发现一个造反派学生的父母是地主,马上用皮带抽打这个‘狗崽子’,有个联动份子朝地上吐一口唾沫,命令这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用舌头把痰舔干净。她没有服从,马上有人跑上去用手按着她的头去舔地上的痰。但是他们在砸首都三司时公私财产分明,没有人往自己腰包里装东西,有令就行,有禁就止,组织纪律非常好。

  “我在红鹰家经常听他们讲打人的经验。有次红鹰告诉我,用皮带抽人时,‘用皮带的侧面打最痛且没有声音,用皮带的正面打则响而不痛,可以起吓唬作用’。有次‘西纠’(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一位高干子弟不经意地提到,打死那些黑鬼的好办法不是用棍子打,而是用开水烫,活活烫死,却没有痕迹。‘我在西纠劳改营就烫死一个三代地主的老家伙’。他一脸得意的神色,周围的高干子女们都显出一种欣赏的神态,没有人同情那位死者。

  

2021-04-11 18:26:23 | 引用
黃礽耀 sfiawong
黃礽耀 sfiawong
无题
回复[6]: 金枪鱼 (2021-02-15 11:28:33)      “不久我已完全接受了联动观点,唯一感到别扭的就是红鹰社交圈子里的人全是高干子弟,他们对我这样一个外地技术工人的儿子居高临下,极为傲慢。我看得出来,他们不愿意理睬我,顶多看在红鹰的面上对我应付一下。他们那种优越感使我十分难受。

  “不久就发生了联动五冲公安部事件,联动成员前仆后继英勇无畏列队冲进天安门广场一侧的公安部,要求释放因围攻江青、陈伯达、林彪而被捕的同志。他们高呼‘打倒公安部’,‘打倒三司’,‘打倒江青’,‘刘少奇万岁!’前面的人被捕了,后面的人又冲上去。

  “我离开北京时,曾与红鹰深谈一次,我们都为国家的前途忧虑,红鹰告诉我五冲公安部的详情。她气愤地说‘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就这样叫老毛和江青搅得一塌糊涂,十六条明文规定不整学生,这次却抓了不少学生。’我告诉她我明天就要离开北京,这是在北京的最后一夜了。‘我可不可以吻你?’我小心地问,心扑通扑通直跳。她脸红了,声音虽轻,但对我却是如雷贯耳:‘别这样,我们还是做个普通的好朋友吧!’”

  在那时的中国,接吻是求爱的方式。“我看得出来她拒绝我的求爱,是因为她的社交圈子与我的家庭地位相差太远。有次我听到她弟弟问她‘他老爸是坐吉司还是吉姆的?’红鹰很难堪的样子,连忙把话转到别的事上去了。我几天后才知道吉司、吉姆是苏制高级轿车,副总理级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坐吉司,副部长级以上的才有资格坐吉姆。想起这件事,我就为自己的愚蠢后悔,红鹰的环境实在是与我的家庭地位格格不入的。我甚至能感到我这个客人在这个四合院里并不是十分受人欢迎的。”

  我看得出程德明的伤感,最令人伤心处恐怕是程德明已完全拜倒在他所爱的人的政治思想面前,除了不喜欢她的血统论观点以外。但是他却终因不是高干子弟(虽然是红五类家庭出身)而进不了他爱恋的人的社交圈子。不过我心里还是替他庆幸,他有这样一个理由来解释他的失恋。程德明不是那种英俊的男子,个子也不高大,如果不能用这种地位差距来解释,作为一个男子汉,对那令人倾倒的女子没有吸引力是个更令人伤心的解释。

  由于我的父辈包括姑妈、姑爹、叔叔全是高干,我非常熟悉程德明所说的那种优越感,但我从来看不起这种优越感。保守派红卫兵成立时,我的父母已经被湖南省委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中学生辩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时,我站在反对对联的造反派一边。听到保守派红卫兵成立的消息时,我的感觉就象犹太人听到褐衫党成立一样。这种被当权派和红卫兵歧视和迫害的悲愤感正是我参加造反派的原因。

  程德明以后与红鹰保持了一段通讯联系。一九六七年二月底红鹰兴奋地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毛主席命令江青和公安部把关押的联动份子全部释放,还说允许他们自己出版报纸,条件是各地的公检法机关把所有二月初关押起来的造反派学生全部释放,保证他们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程德明转述红鹰的话说,“‘江青阿姨’(注意带引号)在接见被释放的联动份子时要求他们改变反动观点,而我们的同志的回答却是齐声唱起歌曲‘蝶恋花’,把我们‘敬爱的江青阿姨’气得吐不过气来!”

  蝶恋花是毛泽东怀念他的前妻杨开慧的一首诗,这首诗在文革中被谱成歌曲,也是一首江青最忌恨的歌曲。

  程德明通过这封信成为我们学校第一个知道造反派学生马上会被释放的消息。那年二月初湖南有约十万人被当局和保守派红卫兵以参加造反派组织的罪名抓进了监狱。市民群情激愤,以各种形式抗议当局,上北京告状,要求当局放人。与北京不同的是,地方当局只抓造反派,不抓保守派,与联动政治倾向相同的保守派带着军队和公安局的人去抓造反派。那时只有北京才有保守派坐牢的事。

  到二月底三月初,造反派学生就被全部放出,我那时也因为参加造反派被关在牢里,三月初也被莫名其妙地释放了。

  后来程德明又收到了红鹰寄来的他们联动份子办的一份铅印小报,报纸的名字是“湘江评论”,与一九二零年代毛泽东在长沙办的一份报纸名字相同(一九二零年代毛泽东的妻子是杨开慧而不是江青)。这份小报经常登一些间接攻击江青的文章。一九六七年初夏江青号召造反派武装起来对付保守派的武装攻击时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号召,这份小报上指出这个口号意味着“用武力来回答文攻”。这份小报还提出了有名的拼命哲学:“活着干,死了算!”

  程德明告诉我,可惜的是,由于联动坚持血统论的观点,认为只有他们的老红卫兵是正统的革命组织,后来的造反派都是反革命,所以他们在市民中越来越孤立。联动刚成立时还有能力组织游行和集会,但几个月后,它就几乎完全没有政治影响力了,虽然它可以有合法的政治组织和自己的出版物。

  九号中的多数人犯都知道文化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中有一条不准以任何理由迫害学生,并且要“保护少数”,所以九号的人都相信不管是程德明这种保守派学生还是我这种造反派学生,迟早都会被释放的。

  不久一位新进九号的人犯果然带来了与此相关的消息。他姓赵,以前是一个小饮食店的党支部书记(那时小吃店都由党直接控制),所以大家都叫他赵书记。赵书记矮矮胖胖,讲一口有点京腔的长沙话,一听就是个干部。赵书记告诉我们,现在中央下达了一个文件,所有造反派,保守派学生犯全部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办法认错悔过,然后释放。“你们这些学生都有希望了!”他不无羡慕地说。

  开始我们都对这位赵书记非常提防,因为这种人往往是喜欢当KGB的。但不久我们就失去了提防心。赵书记是个十分诚恳坦白的人。他坐牢就是因为太坦白了。他是因为攻击共产党支援北越的政策而坐牢的。他虽是个共产党员,但却老是用他那与共产主义不合的人情世故来评论共产党的政策。他有天说起他的推理逻辑,“小杨呀,你可不知道,给人无偿援助,给人荫庇,都是要以臣服为报答的。你看苏联五十年代给中国‘无私援助’,说是无私,实际上要的报偿才高呢,这报答就是你得听他的,否则关系就会破裂。你看吧,中国对越南的‘无私援助’又会是同样的结果。何苦搞这种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的事呢?让他们南越北越互相牵制,中国在旁边不是更有利可图吗?”

  我心里十分喜欢这位有独到政见的赵书记,但口里却劝他“古书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不说话,人家不会说你是哑巴,何苦要去管那些我们管不了的事呢?”赵书记呵呵大笑:“你真是学乖了,不再关心‘中国向何处去’了?”

  赵书记的预见后来果然在程德明身上实现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程德明的预审员,一位年轻的军官和徐络腮一块开九号的牢门。九号大部分人都不由自主地移到床沿,注意力都集中在门口上。片刻的静寂特别令人激动。“程德明下来!”他的预审员叫道,其他人都松了口气。“带上你的衣服、被子。”程德明激动得手忙脚乱,取茶缸时把它掉在地上。大家都知道这是放人了。不经逮捕就卷铺盖,十有八九是释放,何况大家都知道程德明的政治观点与公检法的一致(公检法也是反对江青的保守派),他一定会得到保护的。但是以学生身份为由,保护造反派的中央文件却一直没有贯彻下来,直到我被判刑。

  程德明一直相信我会和他一样被释放。他一出监狱马上就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他是被“教育释放”。出去后,他在长沙街上游了两天,觉得象在天堂一样新奇和兴奋。但是他却忘记了在九号时发的誓:“一出监狱要吃遍长沙所有的名饭馆。”一旦摆脱了饥饿,他再没有那个欲望了。

  按照他的诺言,他给我寄来了好些当时出版的群众组织报纸,那上面有不少重要的非官方新闻。他还给我送过一支牙膏──左家糖牙膏里面全是猪油。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出监后一两个月,我就被判刑了。我收到的他的最后一张明信片充满了友情和对我出狱的期望。他说他保持着与我家的联系,一有消息他就会和我家里人一起来接我出狱。“你要安心学习,锻炼好身体。”他写道,“我们相信你不久就会回到人民的怀抱。”“回到人民的怀抱”是当时官方语言中对犯错误或被关押的人得到当局谅解或被释放的说法。

2021-04-11 18:41:26 |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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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7]: 金枪鱼 (2021-02-17 15:21:17)     向土匪

  向土匪不是一般的扒手。尽管他的两个手指被人砍掉了,他的右手甩动起来角度不对,他“捉鱼”时没有跑脱的证据。对于他的“钳工”职业而言,他是太严肃和诚恳的人。他一点也没有土匪气,憨厚后面有一点不讨人厌的狡猾。

  他比起本来就矮的一般湖南人还矮一点,圆圆的脸上印刻着动荡生活留下的痕迹。他的眼睛小,和鼻子挤在一堆,给人一种古怪的感觉。大概是因为早年农村中的劳累,他被扁担压得有点驮背。

  那时他不会大于二十一岁。由于他是湘西土家族人,来自一个过去土匪很多的地区,因此他得了个“向土匪”这个小名。他的原名“向远义”在我看来比他的小名更准确地代表了他的气质。

  “这回可是成了砧板上的肉,横切竖切只由得他了。”向土匪刚进九号时叹口气向我说。“唉,如果我当初第六根肠子不快活那一下,我不去看那一眼,我今天也不会虎落平原了。”他讲一口很重的湘西语口音的长沙话,令人忍不住发笑。“这回我可是真信服了,”他认真地继续道,“看见男人和女人在‘工作’,是会倒大楣的,这真不是迷信,我当初要是不破这个禁忌,我现在一定是在长沙街上抖葱!”“抖葱”是他们扒手的语言,抖威风的意思;“工作”在他们的词典中是做爱的意思。几天后我才知道,那被向土匪看见在“工作”的是他过去的同寝室的同事和朋友,李良,现在他也被关在左家塘,正在我们隔壁的十号。

  我不会相信这个圆圆脸的、穿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卡其布工作服的人是因为犯了看见他人性交的禁忌才进了九号。他的案子在当时的长沙是尽人皆知的重大事件--用高射机枪发射燃烧弹,烧毁了市中心的湘绣大楼。

  多数扒手喜欢穿得“抖葱”,也有些故意穿得很朴素,装得象诚实的学生模样。九号每有一个这样的扒手进来,我都能一眼看出他们是扒手,因为他们的态度使人感觉出他们的不诚实,他们白白净净故作真诚的脸上显露出太多的欲望,过分的自我表现,混和着太多的狡黠。但向土匪却没有给我这种印象,在我与他相处的日子,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诚实。

  一九五九年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发生时,向土匪才十多岁左右。他那个村庄里二十多个身体最强壮的劳力由于食量最大,经不住饥饿而死了。向土匪的父亲也只剩下一口气,他对身边的妻儿留下的最后的话惨不忍闻:“我死后,把我身上的肉砍下来,不要让孩子饿死了。”那些日子,向土匪告诉我,世界好象到了末日一般,每天都有人饿死,人们心中唯一的念头是不择手段地活到第二天。向土匪和他妈妈果真煮了他父亲腿上的肉吃了。

  那以后,向土匪的妈妈送他上了逃荒的路,她自己嫁给了一个管食堂的干部。“三年饥荒饿不死伙头军”,那个干部是少数不挨饿的人之一。向土匪到了长沙,碰到了一些象他一样的逃荒的小扒手。他学会了“钳工”活,开始了他的扒手生涯。很多小扒手都称他为“义贼”,因为他每次扒窃后都会把钱包里的工作证或其他重要的东西给失主寄回去。

  他被抓过很多次,每次都被教育释放。最后一次他被罚以“行政处分”,未经任何法律程序被送到长桥农场去劳动教育三年。三年期满后,他没有地方可去,于是留在长桥农场就业,二十五元人民币一月的工资。自然捉鱼还是他少不了的副业,长桥农场离长沙城只有二、三十里路,星期天或假日一天就能打来回。

  在劳教农场肚子虽不再是空的,但也总是不够吃,日子并不好过。所有在劳教农场的人被划为四个等级。最上层是管向土匪和其他犯人的干部,第二层是劳教期满就业人员,第三层是劳教人员,最底层是劳改犯。向土匪说劳教人员与劳改犯的差别并不大,他们的伙食、劳动都是一样的,只是劳教人员过年时经干部批准可以请假回家。

  长桥农场生产棉花和其它农付产品。每年农场会在犯人和干部中分配几次他们生产的产品。干部总是分到质量最好的产品,其他人员只能得到质量最差的产品,余下的交售给政府收购机关。虽然干部和其他人得到的产品的质量相差悬殊,但是价钱却完全一样。向土匪喜欢讲他在长桥农场的生活及文化革命中他的经历,他甩着他那只角度不对的右手,在九号走来走去,边走边讲,我们躺着或坐着,听得津津有味。他讲过一个叫三毛伢子的扒手在长桥农场挨打的故事。三毛伢子有天得了病,早上不能起床。那时已是一九六五年,任何物质刺激的制度都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所以干部缺乏经济手段刺激人们工作,装病拒不出工的事越来越多。这回干部又认为三毛伢子是装病不出工,于是硬逼他出工,言语无效,干部开始用木棍子打他。三毛伢子一怒之下将木棍夺过来,反过来还击那打他的干部。这时众多干部跑过来,把三毛伢子绑起来,丢到夏天的烈日下。三毛伢子大喊大叫“总有一天你会掉到我手里的,我会十倍地要你还这债,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的厉害的。”三毛伢子在烈日暴晒下晕了过去,手上、臂上被麻绳勒出很多永不会消失的印痕。

  三毛伢子文革中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一九六七年春夏,长桥农场的劳教就业人员组织了一个政治组织,叫做“长沙青年”,参加造反派的造反运动。他们的一个目标是向那些多年来迫害他们的公安局干部报复。长桥农场的干部参加了支持保守派的政治组织“公(公安局)、检(检察院)、法(法院)”,他们自然认为造反的劳教就业人员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

2021-04-11 18:49:47 | 引用
黃礽耀 sfia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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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8]: 金枪鱼 (2021-02-17 15:45:26)     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时,“长沙青年”是第一个带头冲击军区、抢夺军队枪枝的造反派组织。那次抢枪是发生在军队支持保守派、用民兵武装装备保守派之后。由于江青和毛泽东支持造反派抢枪,“长沙青年”的抢劫行动导致了后来湖南所有造反派在七八月间的抢枪运动。那次抢枪后,长沙的造反派占了上风,保守派向湘潭逃跑。长沙青年趁机抓到了几个长桥农场的干部,其中包括当年迫害三毛伢子的那个干部。三毛伢子把这个干部弄到长沙青年的办公室,开始自己“审讯”他。这个干部进办公室后,被命令坐在三毛伢子的办公桌前。他坐下去时突然冲到办公桌前,抢夺办公桌上的一支手枪。旁边几个人马上一拥而上,把这个干部按倒在地。第二天早晨,三毛伢子一个人到关押这个干部的房间,把他的一只眼睛挖掉了!

  向土匪的故事使我震惊和不安,因为我一直认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政治冲突是由政治观点的冲突引起;虽然我比别人更注意这种政治冲突背后的社会矛盾,但我不会想到,对于向土匪的小团体而言,这种根深蒂固的阶级仇恨和互相迫害却不需要任何政治意识形态,它是赤裸裸的互相迫害和报复。我有时用“双城记”中的故事安慰自己,造反运动中民众的暴力都是由革命前社会上层阶级对下层民众的系统暴力迫害引起的,正象法国大革命的残暴的一面是由当年贵族的残暴引起的一样。这位长沙话都讲不好的扒手使我了解到革命中黑暗和无理性的一面,使自己那些看上去高雅的政治意识形态黯然失色。

  从此后,我很注意听向土匪讲的各种故事。他与一般的扒手的确不一样,他谈政治、谈经济、却很少谈扒窃。向土匪参加过不少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武装冲突,知道很多细节。九号的人都知道长沙有名的易家湾战斗,向土匪有天偶然提到他参加过易家湾战斗,大家都兴奋起来,连连催促他给我们讲他在那次战斗中的经历。

  一九六七年夏天,保守派从长沙逃到湘潭之后,长沙的造反派决定向湘潭进军。“长沙青年”在各次武斗中总是造反派的先锋,进军湘潭也不例外。那次行动中,“长沙青年”的指挥官是李良,他出身于旧时代的名门望族,六十年代初是位大学生。由于大跃进后对共产党政权的反感,他几次试图越境逃往香港,被抓获后劳教三年,三年期满被强迫就业。他是“长沙青年”中文化最高的人,也是“长沙青年”的大脑和灵魂。

  当时的湘潭有几座大军火工厂,生产飞机,坦克和其他军械。大军工厂的工人都支持当局,是因既得利益而持保守政治立场的一个明显例子。长沙的工人大多则是反对当局的造反派。他们进攻湘潭时,湘潭长沙交界处的小镇易家湾成了必经之道。

  “那正是暑气逼人的时节,热得我恨不得扒下自己的皮”,向土匪来回走动,向我们讲叙“易家湾战斗”:“我们全副武装爬上了几辆卡车,大家都是一副要去当战斗英雄的样子。大多数人都争着五.六式的半自动步枪或自动步枪。每辆车上有一挺机枪,卡车开动了,总共有八辆。最前面的四辆是青年进卫军和长沙青年的车。”“青年进卫军”是工厂学徒工的造反派组织,也是造反派中最亡命的家伙。“最后四辆是红旗军的车,他们甚至带了几门八二迫击炮。”“红旗军”是复员军人的造反派组织,是由有战争经验和专业训练的退伍复员军人组成。由于当局极害怕他们的军事能力,所以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就由周恩来定性为“反动组织”。

  “卡车快开到易家湾时,突然响起一声沉闷的爆炸声。我在第二辆卡车中,从驾驶室顶的帐篷隙中我看到远处公路上有几个黑点,变得越来越大。有人在叫:我的天,大河里浮菩萨--来刹了神。坦克,坦克!我从未见过坦克,电影中的坦克总是大而笨重,人们可以追上它爬到它的顶上去。但我那天看到的那些是黑点,移动起来如此快速,比汽车还快。

  “我听到另一声炸弹爆炸的声音,接着又一声,似乎就在我头顶上爆炸。有人在叫:坦克在向我们打炮!我感到恐惧,天空惨黄的,我心里直战抖,没有一点英雄的感觉,只觉得手足无措,分不清东西南北。小刚,一个五分钟前还英雄气概十足的男孩,把他的头钻到驾驶室后的帆布里,他的枪对着天空。他还不是最糟糕的,因为我听见他的枪还在射击。他的样子象赖蛤蟆垫床脚,又要硬撑,却直颤直抖,撑不起。”向土匪喜欢把他学来的长沙歇后语混在自己的故事中,但他的发音总是不准,会把“蛤蟆”说成“隔膜”,引起我们发笑。但他却从不在乎。

  “等我们从卡车里逃出来找到地方躲藏时,我完全忘掉了为什么我们到这里来,我搞不清周围的情况,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呆呆地伏在地里。小刚已经被吓得连对空的枪也不打了。一会儿后,我们才看清两辆坦克绕过一辆正在燃烧的卡车朝长沙方向开去。

  “突然我们听到另一种炮弹的爆炸声,好一会我才想到,这是朝坦克打的炮,因为坦克周围有爆炸的烟尘。战斗过去后,我才想起这大概是红旗军的人用八二迫击炮从山上打来的,他们真正不愧为有实战经验的人。

  “坦克和八二迫击炮对射一阵后,坦克开始向湘潭方向退去,这时小刚已因害怕把裤子都尿湿了。”我们都笑起来。向土匪又故作神秘道,“有人说易家湾战斗后,台湾特务把地上坦克履带印复制了下来,他们第一次证实湘潭有一个生产大型坦克的军工厂。那个工厂的名字与军事工业毫无关系:江麓机器厂。”

  一九六七年九月,造反派内部发生分裂,在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有席位的形成了支持新当局的“工联派”,而没有席位的在野派形成了“湘派”。“长沙青年”成了湘派的成员。

  湘派与工联派发生过几次武装冲突,向土匪就是在这些冲突中之一:五一路湘绣大楼事件中验证了他犯禁忌的后果的。当时长沙青年占据了湘绣大楼对面的建筑物,而六层的湘绣大楼却被工联派占据。两派公开分裂后,两个大楼里的武装人员开始互相射击。向土匪在所占据的大楼顶上架起一挺高射机枪,装上燃烧弹和穿甲弹,向湘绣大楼扫射,几轮射击后,湘绣大楼着火,整个大楼完全被这场大火毁掉。

  向土匪相信他闯下的大祸是因他两次违反了不能看别人性交的禁忌引起的。湘绣大楼事件前不久一天,李良从长沙回长桥农场时,碰到一位非常诱人的女子,他便把她带去长桥农场向土匪与他共住的寝室。

  那一周向土匪一直在长沙。但那天夜里,他赶回长桥去取衣服和其他东西。他来到房间外时听到女人的声音,他迟疑了一下,但终于抵抗不住好奇心,忍不住从窗户朝室内看去。在黑暗中,他可以看到两个正在做爱的人影,女人坐在李良身上,是那种所谓的“伞把流水”的方式。这可是倒大楣的象征,向土匪看了性交后,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心。

  这件倒楣事之后不久,向土匪又碰到一件倒楣事。那是夏秋之间,“长沙青年”在长沙的总部办公室里,有人提议到烈士公园去抓乱搞男女关系的人。烈士公园遍地是花草,是长沙环境最好的公共场所之一。中国人住房紧张,那些有婚外情的恋人往往在春夏或秋夏之交时来到这里寻欢作乐。“这正是在室外‘工作’的好天气,为什么我们不能去查一查烈士公园的树丛后面过瘾的家伙?”不少声音应和道“走,去调查调查,那一定是使所有肠子都会快活得直跳直蹦的事!”

  向土匪怕又看见做爱的场面,拒绝随众人去烈士公园。半夜前,这些家伙回到了长沙青年总部,向土匪听到外面人声沸腾,走出他所在的房间,看到一大群人进了一间会议室。他跟进这间会议室,发现一男一女一丝不挂地被长沙青年的家伙们围着。有人告诉向土匪,这对男女正在灌木树后的草地上做爱时,被他们抓住了。在这群粗野的男人的目光下,这对男女窘迫不堪。

  有人叫道:“给我们再表演一次!”有人附和:“趁这一夜还没过,再‘洗次槽子’给我们看看!要不然明天天塌了也不让你们走。”另一个怪声音道:“你们再搞一次,我们就不把你们交给你们的单位。”

  这最后一句话打中了要害。那一对男女互相对视一眼,女的开始搂男的,但几分钟后,男的反应不起来。指着那女人,一个旁观者嚷道:“你帮他搓一搓!”又有人附和“对!赶快搓,赶快搓!”向土匪不忍看下去,离开了那间挤满人的会议室。

  “这就是我坐牢的原因,”向土匪靡痨的样子,讲完了他的故事,“我真是不走运,这种打破禁忌的事走也走不脱。”

  向土匪后来被以反革命纵火犯判处七年徒刑。他接到判决书时十分高兴。他向我们解释,判决比他预期的轻大概是因为当局认为他只是执行者,而下命令的是长沙青年的灵魂李良。我猜向土匪那付与世无争不讨人厌的样子和态度可能也给判他刑的人留下了好印象。

  李良的命运却悲惨多了,他象张九龙一样被判处死刑缓刑二年执行。向土匪知道对李良的判决后,好几天都在为李良抱不平。用他那不地道的长沙话,他忍不住会骂起来:“这些公检法的家伙真是一帮畜生,他们中很多人要不是李良制止长沙青年的人乱打乱杀,早就没有命了。他们今天得了势,不但不念李良的救命恩,反而认为他有文化,有头脑,政治上危险,不杀他不安心。这些家伙只吃三毛伢子那一套!”

  象张九龙一样,在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中,李良被拉出去杀掉了,因为李良也是“政治隐患”。与向土匪被判刑的同时,三毛伢子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执行枪决的那天早晨他拖着他的死镣从九号门前走过,朝向土匪喊道:“向土匪,我到阎王老子那里先占个位子,明日你来时,一定不会亏待你,”边说边笑,“十八年之后又会是条好汉!”他相信来世又会投胎,成为一条好汉。听到三毛伢子那轻松的语调,我们才觉得心里稍为好过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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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11 18:58:52 | 引用
无题
回复[9]: 金枪鱼 (2021-02-20 14:48:5icon_cool.gif      红色怒火一兵

  我和毛火兵同床。“毛火兵”不是原名,是文革中改的名字,意思是“红色怒火一兵”。红色怒火是当时长沙保守派中最极端的专门从事武斗的组织。他与我这个造反派中最激进的思想家睡一个床这件事本身就充满着对文革中政派冲突的讽刺意味。

  刚进九号时,我们互相很少交谈;我那时没有情绪聊天,而他好象生性就不是那种话多的人。我们的床是后面窗子边的上铺,床正对窗口。夜幕降临时,他喜欢坐在铁窗边对着空荡荡的后院唱他喜欢的电影歌曲。这些歌曲有五十年代的电影“乘风破浪”中的歌曲,六十年代“冰山上来客”中的歌曲,“马儿你慢些走”以及“婚礼曲”。这些歌曲在一九六四年就成了被批判的“修正主义歌曲”,社会上已有好些年听不到了。每当这时,九号的年青人都会静静地侧耳倾听他的歌声,伴着黄昏景色带来的伤感,想各人的心事。

  好多天后,他才告诉我他的名字的意思,“我是红色怒火的成员”,他停一停,又微微一笑,“杀人凶手”。

  长沙的造反派市民中流传着各种有关红色怒火的恐怖主义和残忍的故事,而我面前的毛火兵有张圆圆的脸,诚实本份的样子,使我很难将他与恐怖主义联在一起。他真诚地邀我同床的态度显示了他对我的好感,这种好感显然与我俩政治倾向的绝对对立不相容。但后来他总是象兄弟一样向我提醒那些扒手们的诡计和恶作剧,我才发觉他大概将我这种学生出身、来自高干家庭的人与那些社会下层的人相区别。我觉得他的态度很好笑,我对那些黑社会的人充满着同情了解他们的好奇心,但他却与他们保持严格的距离。这大概也是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区别。他们保守派在破四旧的“红色恐怖”的日子里,迫害甚至残杀了无数黑七类(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被迫害的人中大多数都成了后来的造反派。可以理解他们保守派当然永远将自己与黑七类相区别,而我这种激进的造反派却会与黑七类认同。

  毛火兵告诉我,他被批斗游街示众时看到过一幅批判我的漫画,画中我的父亲象个魔鬼,绿面孔,长牙齿,用一支盛满黑色毒汁的奶瓶喂一个象小妖怪的杨曦光。这幅画告诉人们,杨曦光是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父母当作修正主义的苗子培养大的。毛火兵看我一眼,问道:“你小时候真的每天都喝牛奶吗?”当时我心里正在担心这幅画会使毛火兵对我的政治思想背景造成什么印象,但他对我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多少兴趣,而更关心我的家庭生活方式的细节。我哼哼哈哈,试图改变话题。我第一次从他的语言和目光中发觉在普通人眼里,在那个时候每天有牛奶喝是种多么令人羡慕的事情。与我担心的正好相反,那幅丑化我父母的漫画并没有改变毛火兵这类保守派对我父母那样的高干的尊敬态度;他看来从不区别高干中有实权的人与无实权的人,也不看重他们之间的冲突,只要是共产党的高干,总是值得保守派尊敬的。我猜想,在他心目中,我大概是这个号子里最接近他的政治颜色(红)的人,这也大概是他邀请我与他同床的原因。

  我也喜欢他。他诚实、本份,看去比他的年龄老成得多。相处不久,我们这两个造反派和保守派中的极端分子就成了好朋友。毛火兵是长沙一间有名的大矿山机械厂的学徒工,共青团员。他的阶级成分是红而纯洁的:父兄都是产业工人,父亲还是劳动模范。这种大工厂的工人福利待遇好,在共产党社会里政治地位高,是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

  象当时全中国的产业工人一样,这个工厂的工人分成了保守派和造反派。保守派成员大多是党团员和靠近共产党的“积极分子”,象毛火兵这类家庭的人。而造反派成员大都是与领导关系不好,受政治歧视的人。九号关的大多是与造反派有关系的人,毛火兵有时私下向我评论他们时,总是把所有造反的人都说成是想趁文化革命之机反对共产党的坏人。但他有时会加一句,“你们学生不一样,你们很单纯,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文化革命。”

  有天他谈起他参加红色怒火时的情景。“我们厂有三个人参加了红色怒火”,他满腔怀旧的情绪,“一辆卡车在厂外等我们,很多厂里的同事和家属来送行。杨曦光,你想象不出那场面有多动人,很多人都流泪了,和电影‘董存瑞’中人民送自己的子弟参军的场面一样。”董存瑞的故事五十年代被拍成电影,电影中有一个农民欢送子弟参加人民解放军的镜头。

  那天毛火兵的妈妈对他说,“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现在这些右派要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要推翻共产党,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得逞。你安心去打仗,我们全力支持你。”毛火兵学着他母亲的话,就象模仿电影中的表演一样。我感到肉麻,但他却似乎对这些话充满激情。毛火兵所在车间的主任向他们三个青年人致了欢送词,致词的末尾是口号,“誓死保卫红色政权!”

  毛火兵这类保守派在左家塘是绝对的少数派。造反派与保守派在号子里也会发生冲突,要知道那个时代所有人和所有事都染上了政治色彩。毛火兵为了避免冲突,尽量不与他人谈论任何与政治有关的话题。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打扑克和玩骨牌上,他是打牌的好手。

  有天放风的时候,毛火兵和罗钢在院子里带回号了一些野花和泥土,他们各自找到一些破烂容器把两颗野花栽活了。每天早晨他们给自己的植物浇水,看着它们长大。比起罗钢的,毛火兵的植物长得越来越高,罗钢也越来越不高兴。罗钢附在我耳边说“三杆枪比着我,也不能让保皇派胜过造反派。”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保皇派”的花垂下了叶子,几天后,那颗“造反派”的野花就超过了“保皇派”的。罗钢神秘地对我说:“我半夜起来给保皇派的花撒了一泡尿!”象向土匪一样,毛火兵参加了易家湾战斗,当然他们那时是你死我活的敌人。与易家湾战斗有关的“八.八祭坟”对毛火兵来说类似向土匪的湘绣大楼事件。向土匪给我们讲易家湾战斗后不久,毛火兵也给我一个人讲过这个故事的另一面。他不喜欢向其他人讲,因为他从听众对向土匪故事的反应可以看出古家塘的多数派(造反派)对红色怒火的敌意。

  “我们红色怒火和八一火团的人坐在卡车上跟随着江麓机器厂工人的坦克。坦克出击第一辆造反派的汽车后,造反派后面汽车上的人纷纷跳下车来。八一兵团的人告诉我,‘我们碰到红旗军了,你听枪声都是三八式步枪’八一兵团的人也都是用三八式步枪,他们嫌新式的半自动步枪射程太近。”八一兵团是保守派的复员转业军人组织,战斗力与红旗军不相上下。

  “我们看到红旗军的人往路边的山上跑,也跟着往山上去。我身边几个红色怒火的人在几声枪响中应声倒下。我一看昏了头,不知道枪弹是从哪里来的,也看不清敌人在哪里。唯一我能做的事是紧紧尾随着八一兵团的人,他们做什么我做什么,他们往哪里去,我跟着往哪去。

  “接着几声炮响,坦克周围滚起烟尘,八一兵团的人在叫“迫击炮,迫击炮”。我们只得收拾好尸体向湘潭方向撤退。天快黑时,我们在一个小镇上休息,大家觉得今天的战斗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好象在红旗军向前丢了脸。有人提议摸黑杀回易家湾,抓几个红旗军来证明我们的厉害。同声附和,于是又上了卡车往易家湾方向去。

  “我们到易家湾时天已很晚了,车停在镇边上,我们扯掉手臂上的袖章走进镇去找茶馆吃晚饭。这里已是湘江******的地方。

  “走进一家茶馆,我们看到几位穿着象转业军人的家伙,决定相机行事。坐定后,我们自称是湘江******某支队的人,与他们聊起来。他们果然是红旗军。这些造反派居然没有怀疑我们身份,向我们吹起牛来,说他们今天打中了坦克,消灭了好多红色怒火和八一兵团的敌人!”

  毛火兵讲到激动处,忘了我是个造反派的极端分子,各种骂造反派的话脱口而出。“湘江******”是保守派对湘江风雷的鄙称,“造饭派”是他们骂造反派的话。这是我俩在一起以来,对造反派的敌意第一次让我感到不舒服,这提醒我,我们之间有一条政治鸿沟。他大概也注意到我脸色的变化,开始把腔调变得中性些。

  “他们正吹得高兴,我们的头头用手势下了命令,这几个不知死活的造反派马上被解除了武装,捆了起来。我们后来又抓了几个湘江风雷的人,总共八个造反派被我们押回湘潭。

  “不久长沙传来消息,长沙青年和青年近卫军的人在埋葬他们在战斗中死去的战友时,把抓起来的保守派活活垫了棺。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时,悲愤得忍不住几乎喊:“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这八个被抓的造反派在埋葬死去的几个保守派时成了祭坟的牺牲品。毛火兵参加了死刑执行。那是枪决;枪声响过后,参加祭坟的人中有人抽泣,当然不是为刚死的造反派,而是为了被垫棺的那几位保守派。毛火兵接着执行命令去检查尸体,对没有死的人补火。他发现有两个被枪击的人还没有死,枪伤处在不时涌出鲜血,但头还在摆动。

  “那两个家伙还不想死,直动弹,我一人给他们两枪,直到他们最后去了西天。”毛火兵的口气是如此自信,好象他是在做一件非常正当的事,他不能感觉我心中的不安和愤怒。“八八坟祭”是毛火兵“杀人犯”罪名的主要根据。

  造反派完全控制了湖南省以后,红色怒火的人逃出湖南,在江西及其他邻省躲藏了一些时候,终于被抓回了长沙。那时新的当局主持的“正统造反派”--工联,在中共中央支持下,成立了“治安指挥部”,与军队一起负责地方的治安。治安指挥部由工人控制,他们随意抓人、打人、审讯,比公检法更糟糕。两派的极端分子,象红色怒火的人和我们省无联的头头,都被他们当成政敌抓去进行迫害。那时也没有了任何法律观念。毛火兵比我不走运,他在进左家塘之前,在治安指挥部关了很多天,经常被吊起来拷打。大多数时间都是脚镣手铐。他的手上还有手铐嵌进肉里留下的永不消失的伤痕,身上也是遍体伤痕。直到他被转到左家塘看守所后,他才逃脱了这种拷打。“一进左家塘看守所”,他心有余悸地说。“我才深深松口气。公检法是我们一派的,他们会尽量保护我们的。”毛火兵明白秩序迟早会报复,这个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他们这些忠于共产党的保守派最后总会被保护,至少是被原谅。

  所以毛火兵相当安心左家塘的生活,虽然他在扒手和其他反革命和刑事犯中保持着不安全感和对他们的敌意。他在左家塘的日子里,最能令他高兴的大概是十三号的高建军。

  十三号是左家塘唯一的女犯号子,关着暗娼,政治极端份子,与奸夫一起杀死亲夫的女人,“台湾特务”,和贪污犯。毫无疑问,十三号的人犯是其它号子里的人们最关心的。不少左家塘的“客”有他公开的或秘密的十三号的心上人。每次十三号的人出去提讯,所有窗上都会有很多目光送出迎进。

  三个妇女引起男人们的特别注意。一个是黄杏英,她是我在长沙一中的同学。像我一样,她是因为省无联问题坐牢的,她的政治观点太异端,超过了当局能容忍的限度。第二位是个长沙黑社会中有名的妓女,叫刘曼曼。她是那种南方少有的丰满的性感女人,皮肤白嫩。扒手们最爱谈论她,似乎对她熟悉得不得了。有个造反派的泥工告诉我,他曾经在长沙火车站等处花很多时间找妓女,那时的价格是五块人民币一夜。他自称与刘曼曼睡过觉,为了证明他了解刘曼曼,他告诉我们,刘曼曼虽然跟无数人睡过觉,但她心里有个真正的爱人,她甚至听从那心上人的命令,用她的身体去还过他的债。罗钢为了证明自己了解刘曼曼,一口咬定她在治安指挥部时用她的身体买通看守,得过一些特别的待遇。

  第三位明星就是毛火兵最喜爱的高建军。她是长沙二十四中的高中学生,父母是军队干部。她是那种典型的北方女孩,高高的个子,圆圆的脸,非常可爱(那时左家塘的男人眼里女性大概都很可爱)。高建军也是红色怒火的成员,也是杀人犯的罪名。高建军与毛火兵一块在八八祭坟时对受害者补过火。在一次战斗中,高建军与另一个女孩子曾用机枪掩护长沙高司的人从二十四中撤退。“别以为她是那种娇弱的女子,”毛火兵一脸为高建军骄傲的样子,“她在战斗中比男子汉还要凶”。她曾经和毛火兵一块儿在湘潭大桥上处死一个造反派。他俩把这个造反派捆住,装在麻袋里,从大桥上扔下去,把他活活淹死了。那个倒楣的家伙死在这么个漂亮女孩子手里,做了鬼大概也不会安心的。

  

2021-04-11 19:20:48 | 引用
黃礽耀 sfia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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