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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大約不足三分之一的實際案例被烏克蘭官方記錄下來,烏克蘭國家調查局SBI從根本上試圖掩蓋任何涉及軍隊服役流程的犯罪事實,原因是SBI只願意調查那些會出現大量“贓款”的刑事案件。
想讓SBI記錄烏軍逃兵案件的唯一途徑是該部隊主官主動找到SBI並提起正式公訴,這樣才會迫使SBI將案件通告列入烏克蘭整合審前調查記錄系統中。但即便如此,SBI也不會去主動調查已注冊的案件,導致目前幾乎沒有人去尋找那些逃兵。
Boiko僅僅引用了烏克蘭總檢察長辦公室2024年第1季度的數據就發現,期間有超過1.3萬起案件被記錄在了觸犯烏克蘭刑法第407、408條(未經許可拋棄軍事單位並逃離軍隊)的起訴原因下。
考慮到SBI並不會將前線軍隊主官自主匯報給部隊上級的逃兵行為記錄在案,實際數字至少比記錄數字大3倍。但及時假設前線在2024年第1季度只發生了25000起逃兵案件,這也是代表了前線的徹底奔潰的跡象。
還有一個造成烏克蘭軍隊內出現大量逃兵貢獻因素是近期烏克蘭軍隊中“復員”了一大批與烏克蘭國防部和西方大使館有裙帶關系的軍隊內“活動人士”。
今年4月烏克蘭國防部長烏梅洛夫就組織了“在國防部中雇傭大量“專家人士””的措施,這些“專家”大部分都是試圖躲避TCC征兵動員軍事登記辦公室、或者已經從烏軍中自動離隊、或者被記錄在案涉嫌“逃避兵役”的人員。
上述提到的國防部內“公眾人物”都如同著名的維塔利·沙布寧,烏克蘭所謂“反貪腐行動中心AntAC”的創始人。沙布寧被SBI和國家反腐敗局NABU起訴涉嫌“逃避兵役”,但至今該案依舊沒有進展。
據報道,沙布寧雖然在22年開戰後就聲稱自己自願服役加入了烏軍部隊,但其實是“假服役”,他甚至沒有到過部隊報道。人在基輔生活的他甚至還收到了來自烏軍的150萬格裡夫納津貼,每個月還有來自AntAC的5000美金NGO工資。
Boiko稱,在沙布寧這樣的成千上萬的“公眾人物”逃脫兵役的影響下,普通烏克蘭人在前線只會士氣更加低下,並且感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進而增加其開小差的幾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