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唡種社會中的新聞工作》的演講全文 -金庸在新聞業機制改革與管理會議中的發言

文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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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社會中的新聞工作
──金庸在新聞業機制改革與管理會議中的發言

　　近日《蘋果日報》刊登文章，評論我在杭州報業研討會中之談話，語
焉不詳，斷章取義。

　　因該談話涉及新聞自由、保衛國家、抵御外侮等問題，或為讀者所關
注，謹將該講話記錄原文奉上，以供參考，如蒙發表，自當拜嘉。

　　談話在內地發表，情況自與資本主義之香港環境歧異，錯誤或不足之
處，敬請指教為感。

　　金庸謹啟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叁十日

各位領導、各位同業先進、各位朋友：

　　我熱烈歡迎各位駕臨浙江大學，參加這次新聞界的研討會。想不到竟
有這麽許多位全國知名的報社的社長、總編輯、全國性新聞業務的領導人
，著名新聞教育機構的領導和教授們、以及浙江省各重要報紙的負責人來
參加這次會議。我真正是感到受寵若驚。來參加會議的各位朋友，有許多
我聞名已久，仰慕多時，今天有機會相見，實在開心得很。

　　這兩天浙江大學連續舉行全國性的學術會議，例如國際關系教學研討
會、現代西方哲學研討會等等，參加者都是這一行的著名專家和教授，人
人發言均很有分量。我參加討論時有點戰戰兢兢，生怕說了外行話，但今
天這個會卻不同，出席的都是同業，討論的也是新聞事業，這門事業，我
可內行了。

　　我從一九四六年參加這裡杭州的《東南日報》做外勤記者兼收錄國際
電訊，後來轉入上海與香港《大公報》、《新晚報》做編輯，直到一九九
三年香港《明報》退休，四十多年中記者、翻譯、編輯、社評委員、總編
輯、社長都做過了；從采訪新聞、編排，以至創辦報紙、機器購買、廠房
建築、印刷、電腦化、廣告、財務、人事管理、報紙的收購合並、上市公
眾化等等，都曾經做過；就是沒有經營管理過廣播電台電視台，現在又做
了大學新聞系的老師，這一行，總算是挺內行的了（眾笑）。

　　不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辦報，跟在內地辦報很不一樣。

　　在香港辦《明報》，我是主要投資人，擁有報紙百分之八十的股權，
另外一位擁有百分之二十的股東沈先生是我在浙江讀中學時的老同學，我
們是好朋友，他從來不反對我的意見。我做董事長、社長、總編輯、社評
執筆人，什麽事都是說了就算，不用討論，而這裡辦報有制度、有法規，
一切要一級一級的討論，依制度辦事。兩種方式各有好處。

　　香港辦事速度極快，反應靈敏，編輯部下午可能打個電話到我家裡：
“查先生，美國總統甘乃迪遇刺身亡，我們怎麽反應？”我在電話裡回答
：“立刻出版號外，評論與做新聞都譴責政治上的恐怖行為。”

　　“但我們反對美國打越戰啊！”

　　“那是兩回事，美國打越戰，照樣反對。但反對行刺甘乃迪。誰有美
國簽證，立刻訂機票去華盛頓采訪。”

　　“好的。XXX有簽證。”

　　“就派他去。叫他來聽電話，我來告訴他怎樣采訪。”

　　這裡內地反應會慢一點，但有正確領導，經過鄭重考慮，不會出錯（
眾笑）。所以，關於內地新聞業機制改革與經營管理那些問題，我是沒有
發言權的，因為我的經驗用不上。

　　今天到這裡參加會議，是想向同業們請教，也就是浙大新聞系的老師
和同學們向我提出的問題，即浙江大學新聞系今後的教學工作怎樣進行。
浙大新聞系的畢業生分布浙江省鎊地的重要新聞機構，作出了很好成績，
得到重視和贊賞，照這樣辦下去，應該已經不錯了，但同學們問到做新聞
工作者的理想、作用、以及新聞自由的問題，我做他們的教授，應當有個
合理答覆，我心中的想法，現在說出來請各位指教。

　　筆杆子裡面出政權

　　資本主義社會的傳媒與這裡社會主義國家的傳媒功能不同。在我們中
國，傳媒是一種重要的工具，用來保衛國家、保護人民，維護社會和政權
的穩定。列寧在寫《國家與革命》時，媒介在社會上的作用還沒有現在這
樣大，所以他說維護階級利益和政權，鎮壓敵對階級的工具，主要是軍隊
、警察、法庭與監獄，沒有提到傳媒。毛澤東主席講“槍杆子裡面出政權
”，那當然正確，那時他沒有強調“筆杆子裡面出政權”，只不過沒有說
而已，但相信他心中一定意識到了的，否則就不會發動“文化大革命”了
（眾笑）。

　　任何國家的反政府力量發動革命或政變，必定先占領電台、電視站、
報社。最近巴基斯坦發生政變，政變的軍隊首先占領電台與電視台，發布
有利於政變者的反政府消息。前幾年蘇聯政局大變動，葉利欽的一派也先
占領電台、電視台，以及《真理報》、《消息報》，比之占領情報機構KGB
的總部還更早，可見今日傳播媒介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如今，中國的政權十分穩固，江澤民主席領導黨與國家，朱熔基總理
辦事，堅持改革開放政策，全國人民擁護，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蘇
聯與東歐社會主義政權崩潰後，美國、西歐與日本的極右分子已將中國當
作眼中釘，時時刻刻想阻止中國強大，想把中國變成一個四分五裂、衰弱
混亂的國家。今年七月間，我到俄羅斯的聖彼得堡去游歷了幾天，親眼見
到俄羅斯這個第二大城市人民的生活。非常明顯，聖彼得堡普通人民的生
活，不論衣食住行，都遠遠不及我們杭州人，我後來到了愛沙尼亞，愛沙
尼亞大學的一個女講師（她是一位藥劑師）兼職做我們導游，賺些外快。
她介紹愛沙尼亞大學師生的生活，也遠不及我們浙江大學的師生。

　　中國如果跟隨蘇聯的腳步，如了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之願，國家和人
民的處境一定悲慘之極。解放軍負責保衛國家人民，我們新聞工作者的首
要任務，同解放軍一樣，也是聽黨與政府的指揮，團結全國人民，負責保
衛國家人民。我們跟隨黨的政策，不是甘心作黨的工具，受它利用，喪失
作一個誠實的新聞工作者的良心與立場，而是盡一個愛國公民的職責，保
衛國家，不受外國的顛覆和侵略。

　　美國資產階級統治者和國家的需要，一方面必須樹立一個假想敵，用
以花費龐大的軍費，維持一個規模巨大、利潤極高的軍火工業；另一方面
，摧毀全世界所有不服從美國指揮的政權與勢力，以建立全球性的美國霸
權。在這些目的下，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權，自然成為美國目前戰略目標的
首要對象。一九九六年，我國在台灣海峽進行導彈演習時，美國派出幾艘
航空母艦，駛近台灣海峽，擺出威懾姿態，企圖阻撓我國使用武力統一全
國。最近，美國又與日本簽訂導彈防御體系協議，想把台灣包括在內。不
久之前，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軍事力量，悍然以導彈轟炸我國駐南
斯拉夫大使館，公然進行挑釁。美國迫使我國在國防力量、科技力量、經
濟力量尚未充分發展之時，作出反應，就此一舉摧毀我國政權，要迫使中
國像俄國、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等國一樣，屈服於美國的軍事力量
之下。

　　對於這一類挑釁與威脅，鄧小平當年提出了英明之極的決策，那就是
“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八個字。“韜光養晦”是盡量忍讓，不與美國針
鋒相對的對抗，但並不是一味屈服，認輸投降，而是不動聲色的培養提高
我們的綜合國力。全世界重要的經濟學家們估計，以我國十三億的人口，
與美國二億多人口相比，到得二○三○年，最多是二○五○年，我國的總
生產值就可超過美國，至少是與之相等，那時候，我們就可以堂堂正正的
站出來，對抗美國的霸權，維護真正的世界和平了。

　　我們傳播媒介，如同軍隊、工農業一樣，要為這個大戰略目標服務，
要遵從中央統一指揮，各自盡力。

　　美國傳媒虛偽的一面

　　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傳播媒介，表面上說得很好聽，什麽新聞自由、真
實報道，自稱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傳媒不同，在以前蘇聯，黨的機關報是《
真理報》（Pravda），政府的機關報是《消息報》（Izvestiya），西方
國家的傳媒就諷刺說：“《真理報》不是消息報，《消息報》不是真理報
。所以《真理報》上無消息（諷刺《真理報》報道緩慢，封鎖真實的新聞
）；《消息報》上無真理（諷刺《消息報》上登的都是虛假信息）。”

　　其實，資產階級的傳媒，也是為他們的階級利益服務的，也不免假話
連篇。例如轟炸中國大使館事件，美國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都公布說，由
於根據了錯誤的地圖，以致“誤炸”。但美國中央地圖局隨即發表鄭重聲
明，宣稱地圖局刊行的正式地圖年年修改，精密之極，連極小的錯誤也沒
有，該局刊行的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的地圖，中國大使館的位置毫無
錯誤，國務院與中情局的說法純屬捏造，與事實不符。美國大部分傳媒並
不報道這則重要消息，美國政府也就含含糊糊，企圖不了了之，願意作出
小額賠償，卻不肯認錯道歉。

　　如果傳播媒介真正公正，對這項事關重大的事實，定會調查追究到底
，公諸於世，然而，他們的報道與評論全然是有傾向性的。

　　西方傳媒大肆渲染南斯拉夫塞爾維亞軍隊在科索沃省殺害阿爾巴尼亞
少數民族，不顧國際公法與聯合國憲章，而鼓吹轟炸南斯拉夫為合理合法
。對於塞爾維亞軍隊撤出科索沃後，阿爾巴尼亞武裝力量集體殺害塞爾維
亞人的事實，則不論電視還是報刊，都是語焉不詳，輕描淡寫的順手帶過
。

　　對於俄國在車臣共和國進行武力鎮壓，西方傳媒也是毫不重視。車臣
是俄國的一部分，內部發生武裝叛亂，純粹是俄國的內政，用不著任何國
家來說三道四。但其性質與南斯拉夫武力鎮壓國內一省科索沃的武裝獨立
運動，完全相同。只因為俄國早已聽從了美國的指揮，同時俄羅斯的共產
黨政權已經垮台，西方國家用不著以轟炸為手段迫使俄國屈服；同時俄國
的軍事力量仍然很強，北約決不敢去轟炸，於是無恥地采用了雙重標准，
對俄國性質相同的行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從這些新聞的處理中，可以明顯見到西方傳媒的傾向性，可以看到它
們的“非正義性”，全然談不上什麽“真實報道，公正評論”。

　　這種情況，第三世界的新聞工作人員是十分反感的，在國際會議中經
常提出抗議與抨擊。現在全世界大部分報紙的國際新聞來源，都是采用西
方國家大通訊社的，最強大的是美國的美聯社（AP）、合眾國際社（UPI
）、英國的路透社（Reuter）、法國的法新社（AFP），以及日本時事社
。此外，我們中國有新華社、蘇聯有塔斯社、南斯拉夫有唐傑普社，但采
用者不多，影響力不夠大。西方國家通訊社報道新聞，根據他們自身的利
益與標准，將公理正義完全歸之於他們國家的一方。例如，朝鮮戰爭期間
，所有發布的消息全對美國及其聯軍有利，似乎中國志願軍與北朝鮮軍隊
不堪一擊，但事實俱在，最後還不是在三八線附近停戰，簽訂協議。越南
戰爭也是一樣。

　　世界性的國際報業協會（IPI, 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開
年會，第三世界的報業代表一定紛紛提出，這種情況違反新聞原則，要求
改善，然而成立一個世界性的通訊社，投資極大，第三世界的國家無力負
擔。直到今天，情況還是照舊。國際報業協會是西方世界的新聞企業聯合
會，由各國大報的社長或總編輯作代表參加，我任香港《明報》社長時，
也參加作為會員。每年的年會在不同國家舉行，該國的總理、外長等主要
官員都會出席，發表演說。協會的目標，號稱是“保衛新聞自由”，討論
了會務之後，就會在該國游覽參觀。因為出席年會的，是全世界最重要報
紙的領導人，所以當地政府首長必定隆重宴請招待，宣傳該國的政策。我
參加過在土耳其、英國、瑞士、加拿大、意大利、以色列、印度、西德、
日本等國舉行的年會。因為會員以西方國家的報紙占多數，第三世界的報
紙的提議多數不獲通過。至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報紙，因為協會認為沒有新
聞自由，所以不能參加作為會員。

　　“老板話事”的資本主義新聞自由

　　香港現在回歸祖國，但實行“一國兩制”，所以仍實施資本主義，新
聞事業仍和以前一樣。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謂“新聞自由”，是指政府
當局不能幹預新聞工作。報紙和電台要報道什麽新聞，發表什麽評論，政
府、立法機關不能幹預，但如違法，法庭可以依據法律而下禁制令。新聞
自由其實是新聞事業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聞工作者非聽命於老板不
可。我在香港做了四十年以上的新聞工作，十分明白所謂“新聞自由”的
真相。香港政府的確不能幹預報社和電台的工作，事實上也完全沒有幹預
，但新聞機構的方針政策，卻完全由機構的主持人決定。記者、編輯必須
聽命於總編輯，而總編輯必須聽命於機構老板。他們如果不聽命，老板即
刻可以下令解雇，可以召機構的保安人員進來，將不聽命的工作人員趕出
辦公室。

　　我自己做過報社的編輯人員，也做過總編輯和老板。我在主持《明報
》時，關於香港回歸後行政長官直接選舉還是間接選舉的問題，和主持編
務的編輯主任看法不同，他消極抵制，我並沒有即刻將他解雇，仍保留他
的職位，但不讓他處理實際工作了，換一個聽話的人來做（眾笑）。

　　西方社會中，其他新聞機構的情況也差不多。澳洲的報業大王梅鐸
（R. Murdoch）（他本是澳洲人，後來因收購美國的電視台而改入美國籍
），控制了英國銷數最大的小報《太陽報》，以及歷史悠久、影響極大的
《泰晤士報》。梅鐸我個人和他相識，他曾和我談過收購合並《明報》的
事（和他擁有的香港英文《南華早報》合並，後來沒有談成）。他個人以
及他夫人都為人和藹可親、彬彬有禮。不過他辦報卻手段嚴峻。他和《泰
晤士報》的資深總編輯伊文斯（Harold Evans）在編輯方針上意見不合，
迫得伊文斯辭職而去。“誰出錢，誰話事。”（“話事”意謂“決策”）
，資本主義社會中什麽都是這樣，新聞工作並無例外。

　　信奉“忠於事實、公正評論”信條

　　在我們社會主義的中國從事新聞工作，那又怎樣呢？“為人民服務、
為國家的利益效勞”這是第一要義，所以必須服從黨的領導，因為黨在領
導國家人民，在做根本的大決策。

　　然而，這中間也有個尺度與分寸的問題。如果再遇到“大躍進”、“
文化大革命”之類明顯違反國家與人民利益的大事，新聞工作者有義務搜
集人民的真實意見，向上級領導反映。在從前，有可能被打成“反右”、
“反黨”、“反革命”，那時候，要作取舍是極困難的。我現在可以說的
是，現在這種情形大概不會再發生了。否則的話，我們國家又會陷入一次
大不幸之中。我只能說，一個人真心誠意的忠於人民、忠於國家、忠於組
識，自己問心無愧。後果如何，不是我所能說的。

　　作為一個一生從事新聞工作的人，我信奉“忠於事實，公正評論”的
信條。在工作中說“假大空”的話終究不好。說“假”話，歪曲事實最要
不得；吹噓得“大”一點，還不是最嚴重的；說些“空”話，旨在敷衍，
倒也無可厚非（眾笑）。蘇聯以前在新聞工作中反對“客裡空”。客裡空
是一個新聞記者，他到處亂走，聽到一點點消息，十成中倒有九成靠不住
。這種作風，不論在那一種社會中都須反對。

　　將來我們社會更進步、更開放，法治更加制度化，我們新聞工作者應
當負起更大的任務，協助政府改善工作，揭露各種各樣不合法、不公正的
情況，在社會上提倡良好的風氣，抨擊腐化和不道德。新聞工作者要做社
會的良心。但我們不能代替法庭。在法庭還沒有審判定罪之時，報紙和電
台就不根據嚴密的審判程序，而裁定某人或某某公司、某某機構犯規犯法
，那是不可以的。新聞工作者不可自以為是警察、法官、是足球賽中的裁
判。新聞工作者手中有一件強大的武器，我們要用來做好事，不可隨便傷
人。（小題為編者所加）

　　＊記錄、整理者：萬潤龍

　　上海《文匯報》杭州站站長

　　記錄者注：《新聞機制改革與經營管理》是國家級社會科學課題，全
國性的研討會於一九九九年十月廿五日在浙江大學舉行。課題組組長桑磷
是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新聞系教授，金庸是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金庸於
十月廿五日下午的研討會中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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