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貿易戰與新質生產力 中國政策的理解

到了第二次美元危機，一是中國實行聯匯制與分稅制，讓美元資本大規模進入中國經濟體系，新殖民主義的延伸完成，中國進一步進入美元體系。二是中國把大量國有資產推向市場，並形成金融機構和資產的交易過程，完成了貨幣化過程。三是中國為應對東亞金融危機增發國債，完成基本設施建設，資源性資產的向內陸延伸也進一步擴大了資本化。

地產在此過程中搭了便車，包括資本化和貨幣化的便車，同時也成為了美國轉嫁危機的手段。香港便是通過地產被轉嫁危機的案例，在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相關規定後，迅速進入超級地租時代。

2004年美國高盛集團在中國成立地產公司。中國大陸為了防止出現香港的超級地租，經歷了十多年的地租經濟，在2012年開始再檢討，2014年結束分稅制、2015年結束聯匯，不接受地租經濟下美元殖民，開始建立防止美元殖民的防火牆，防止美國再從中國地租經濟殖民。以地產為主要方面的防火牆的建立，加深了中美之間的矛盾，歐巴馬政府於2012年提出的「重返亞洲」區域戰略明顯加強了對該地區的關注。川普政府於2018年中美貿易戰開始、對抗性矛盾出現。

最關鍵的是這樣的內循環經濟避免了依靠大量進口、大量出口的發展模式，外資進來形成工業體系是西方模式現代化，工業化形成利益集團尾大不掉，指望收益來源於城市化、大出口大進口，形成的國內商業資本就是跨國公司緊密結合的力量，這種資本極易產生貪腐異化，同時大出大進的發展模式極其脆弱，一旦貿易戰與被制裁開始，中國經濟便因為經濟依賴陷入困境。因此中國的經濟需要轉型，這樣的內循環經濟，避免了中美貿易戰的影響，也擺脫依賴殖民主義路徑，促進了公平正義。

二是在二次分配領域中，新質生產力發展高新科技產業，在數位時代，資本載體發生劇變，之前載體是地租、實體化生產要素，現在載體是數據，以數據生產要素進行生產的數字經濟。與數字時代相匹配的經濟政治的制度和結構要改變，改變的方式便是在二次分配領域中進行稅制改革，對盈利性資產和勞動所得均衡的徵稅。以盧麟元的觀點來看，中國目前對稅制推進深化改革，受到的阻力重重，稅制改革推行不了，是因為現在的教育、學術、傳媒，全都圍繞地租經濟運行，沒有進入稅收系統之前的租，被利益群體分配，吃租利益群體變成行政體系，現有利益結構很難被打破。

當二次分配領域中，中國的稅制改革適應數字時代後，中國更能夠決定資本流向、調節資本的空間分布（區域貧富）、時間分布（熨平經濟危機）、產業分布，促進公平正義和效率，最終發展高新科技產業的新質生產力。

中國以新質生產力為導向，進行初次分配與二次分配的調控，一是能在內循環中擺脫中美貿易戰的影響與殖民主義路徑，二是在數位時代更好的促進資源調配與公正發展，在高新科技領域獲得對美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