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都不该忘记傅高义最后的忠告

作为高龄老人，傅高义如何保持旺盛的精力，去介入那些“大”的事情，驱动力又是什么？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傅高义一方面直接表达了对美国学界现状的不满，另一方面也还是在强调了解的重要性。“我并不满意过去一段时间美国的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大概是过去的二三十年间，这两门学科，有过分科学化的倾向，过度使用定量研究的方式。从我的观点来看，这样做远远不够，这么做无视研究对象的现实语境，无视他们身处的社会背景，无视他们拥有的历史记忆。所以我更喜欢真正去了解研究对象，真正去了解历史背景，以及思考更大的语境。”

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了解与交流的前提，是对方真的愿意聆听，聆听不同国别、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价值观群体的心声。在采访中，傅高义很无奈的假设，“如果我真的拥有权力，我会借鉴日本和中国的经验，让美国政府承担更多自己的角色，但在美国是无法实现的，我们不是后发国家，人们已经变得非常傲慢。”

美国的傲慢与偏见，这是常常见诸中国媒体端口的表达，而且字里行间无处不在对美国的愤懑和抨击情绪。但现在同样的傲慢与偏见，也正在不断崛起的中国潜滋暗长。

牛津大学人类学院研究员项飚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中对中国当下境况做了这样的解释，“中国很复杂，但中国中心的任务往往是消解这些复杂性，把它简单化、统一化，因为它怕这个复杂。”“‘大’就总是从自己出发，觉得别人不能定义我，我要定义别人，不是去观察，而是去定义，动不动就反对这个宣扬那个，智慧程度反而慢慢降低了。”“有一些人，理解政治化也是从抽象理念出发，从一种激情出发，不是从今天老百姓的生活状况里出发。”

傅高义在访谈中也特别提到了中国。2011年，傅高义出版《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两年后，该书在中国大陆以《邓小平时代》的书名出版，傅高义随之成为家喻户晓的中国问题专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前不久在参加一次学术活动时，公开坦言，“我们对美国的研究太弱了，我感到惭愧。”作为中国国内权威的美国问题专家，王缉思此言固然充满了个人对中美关系未来的忧虑和关怀，但更进一步应该追问的：我们对美国的研究为什么这么弱？这里面，显然不是资金和人员投入的问题，更多的是了解不够、交流不够，视野不够，对不同文化和文明的认知不够。再加上不少研究为了迎合政治需要，早已没有了“另一种可能”，只剩下了“怎么战”的问题。

说回到傅高义。该访谈最让人唏嘘和难忘的是，傅高义妻子最后对这位已经故去的老人地下室书房的展示。并不算大的空间里，堆满了各种书籍和材料，一晃而过的镜头中，出现了邓小平、陈云等中国政治人物。生前，傅高义正是在这样的空间里思考美国、中国和整个人类的。

傅高义妻子说，当看到外界在傅高义去世后对他的赞美时，她和孩子们的共同感受是“很烦躁”，因为他那些给予他人的时间，原本是可以回归家庭的。与此同时，她也庆幸，傅高义在2020年12月就去世了，“否则他看到1月6日发生的事情（美国国会山骚乱），他会伤透心。”

中国比较文学家乐黛云在评价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贡献时说过，“史景迁的主要贡献是，启发不同文化要互看，从而造成一种张力，自己看自己，比较封闭。我看你，与你看你自己是不一样的。”傅高义身后的世界，注定会更加剧烈的变动，身处历史洪流中的你我，虽然微不足道，但至少应该学会“互看”，平视世界不等于全方位的平视。就像毛泽东说的，“一万年都要学习，这有什么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