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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内容
美国白宫近日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全面阐述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聚焦美国“核心国家利益”，重新调整美国全球安全优先事项。
新国安报告的发布，被誉为美国战略的一次重大转向。如何看清美国此次战略转向的全球影响，美国对外政策下一步落子何方，中美关系、台海局势又会泛起哪些涟漪？
上海外国语大学杰出教授黄靖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展开深度剖析。
黄靖：下一个必须讨论的重点是亚太地区。美国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确实仍高度关注这一区域，但仔细阅读这份报告，你会发现其表述实际上与以往有重大不同。
首先，至少在字面上，报告没有像过去那样把中国直接称为美国的主要威胁、主要竞争者或主要对手，也没有就人权或所谓意识形态问题对中国提出指责，甚至完全没有提及“共产主义”“共产党”这类词语。至于以往美国安全战略报告中常出现的涉疆、涉藏等问题，在2017年报告之后，这一次也完全不再提及。可以说，报告中对中国论述的角度更多集中在经济竞争层面。
在经济竞争方面，报告主要强调三点：一是要切断中国的产业链，阻止中国在全球南方进一步扩大贸易影响力，美国必须介入并加以阻挡；二是推动美国自身的工业复兴，谋求与中国达成新的经济平衡，以制约中国；三是要控制关键资源，在资源层面对中国形成制约。
在安全层面，报告更多着墨于第一岛链，突出强调了三点：第一是台湾的重要性，称台湾关系到整个第一岛链安全架构的关键地位，如同一个“铆钉”——一旦台湾失守，整个第一岛链的安全架构就难以维持。第二是特别强调第一岛链的重要性，因此美国在亚太的盟国，尤其是日本、韩国，应当加大自身投入，就像欧洲一样，承担起第一岛链的防护责任。
第三点则显得话中有话：报告称美国要维护在第一岛链的“理想军事优势”，同时指出，如果某些盟友不直接投入、不增强自身军事力量与存在，这种“理想”就可能转变为对美国不利的战略态势；而一旦这种不利态势形成，台湾就将守不住。
这种表述相当直接，甚至给人一种印象：如果盟友不尽责、不出力，仅靠美国自身是守不住台湾的。这也与当前的某些传言相呼应，即特朗普政府对台湾的保护意愿和责任感可能不如以往政府，甚至不如他本人的上一任期。
2025年12月4日，特朗普总统签发了《美国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
因此，给人一种感觉：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在转移负担，将责任转嫁给日本等国，从而使美国得以脱身，是一种以进为退的表述。此外，还有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日本、韩国乃至澳大利亚等国真的提升自身军事力量，对中国显然会构成挑战，尤其是在当前中日关系因高市早苗等言论而趋于紧张的背景下。
这是否意味着美国背后存在某种战略意图——希望中国与其在亚太的盟国（尤其是日本）发生冲突，从而使美国从中渔利？对于这份在亚太问题上似乎存在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不知道您怎么看？
贾庆国：我的总体看法是，美国在亚太——或者按他们的说法“印太”——的政策，本质上仍是其总体战略框架的一部分。从特朗普的角度看，“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核心在于恢复美国的经济实力，尤其是在制造业方面的能力。这也是他推行高额关税背后的逻辑：试图通过关税影响投资者的决策，如果关税足够高，在美国生产就可能变得有利可图，从而吸引企业赴美投资，推动美国制造业复兴。当然，这一目标能否实现是另一回事，但在他看来，这是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非常关键的一环。
在这一框架下处理对华关系，重点也落在经济层面。中国是目前制造业实力最强、占全球制造业比重最大的国家——约占30%以上，而美国约占百分之十几。特朗普希望通过提高关税、与其他国家谈判等方式，促使制造业投资流向美国，从而改变这一格局。
因此，他在谈及中国时特别聚焦于经济问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美国立于不败之地，重振经济。有了强大的经济，才有强大的国防，美国在全球的地位才不可动摇——这是他的逻辑链条，其中自然也涉及高科技竞争。
至于对中国的态度，我认为特朗普并不一定视中国为必然的敌人，他亦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合作伙伴。我记得他在多次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世界上几乎所有问题，只要中美合作，都能得到解决。他曾说“迫不及待要与中国合作，共同应对这些挑战”。在他看来，中美两国都拥有丰富的资源，若能携手，解决许多世界性问题应当不在话下。当然，他也意识到具体合作能否实现还需观察，但他确实抱有这方面的想法。
所以特朗普在处理与中国关系的时候，他在有意回避价值观的问题。因为价值观问题很容易成为一个死结，没什么妥协的空间。
因此，他选择回避价值观问题，为双方留出更多合作空间。与此相关的所谓人权等问题，也部分涉及价值观层面，特朗普在这些敏感问题上确实表现得较为谨慎。迄今为止，他在这一方面相当小心——这份战略报告虽多次提及台湾，但基本回避了一些敏感问题，例如美国是否会武力介入台海局势。曾有记者多次追问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国是否会干预，他都回应“不要问我这个问题”，拒绝直接回答。这一点很有意思。他之所以在这些问题上表现谨慎，我认为还是希望在某些领域能与中国通过合作获取更大利益，或共同解决一些问题。
当然，从美国的安全角度考虑，他们主要看重两个方面：一是台湾作为芯片制造的主要基地，对美国国家安全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美方认为，像台积电在台湾设厂，可能无法充分保障其供应链安全，因此美方迫使台积电赴美投资建厂。这样一来，即使台海发生变故，美国的芯片供应也不会受到严重冲击。
其次是从安全战略角度考虑，台湾被视为所谓“第一岛链”的一部分。要维护第一岛链乃至第二岛链，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现状，并以足够的武力防止现状被改变——这是他们的基本思路。
从中国的角度看，美方的这些想法和行动，无疑都在一定程度上干涉了中国内政，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可能认识到，特朗普的做法实质上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以往美国的对华政策框架——即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中方过去一度能够容忍的。因此，它并未构成全新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份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之处。
黄靖：是的，我始终认为，中美竞争表面上是两个大国的博弈，实质上却是两国都在努力先办好自己的事、先治理好自己家园的一场赛跑。因为对中美双方而言，最真实、也最艰巨的挑战，其实都来自于国内。
对中国来说，我们都知道国内尽管基本面非常好，但压力确实存在。对美国来说，问题则更为突出。前不久我去美国做了一些实地考察，走了不少地方，发现美国最大的问题在于社会出现了势不两立的分裂。双方都视对方为最大的恶人，彼此间的仇恨远超对任何外部敌人——无论中国、伊朗还是俄罗斯——的敌意。因为他们都认为，如果对方上台，自己就将陷入绝境，甚至“死无葬身之地”。这一点在特朗普身上尤其明显。
可以想象，如果特朗普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失去共和党的多数席位，让民主党翻盘，尤其在2028年总统大选中失去对权力的掌控，那对他而言将是非常惨淡的局面。很多美国人都表示，若民主党上台，这次他们要把共和党、把特朗普全家都送进监狱。
因此，对特朗普来说，当前执政的重中之重就是保住自己对权力的掌控，确保共和党在2026年国会选举中继续保持多数，并在2028年继续掌握总统大权。当然，这个大权不一定非由他本人掌握，毕竟年龄因素也在。也可能是万斯，甚至是小特朗普与万斯搭档——这种说法也是存在的。
目前看来，美国经济形势并不理想，甚至可能更糟。我们知道，美国经济现在主要靠两大产业支撑：金融产业和高科技产业。这两大产业就像两门大炮，互相支撑。美国华尔街的市值现已高达72万亿美元，而2025年美国GDP乐观估计也只在30.5万亿美元左右。也就是说，其市值是GDP的240%，远高于众所周知的“巴菲特指标”。该指标认为，若市值占产业规模的75%到90%，泡沫就已经很大，面临挤压风险。
在这72万亿美元的华尔街市值中，仅Google、苹果、英伟达等硅谷的七巨头的市值就高达21万亿美元，比整个欧洲的GDP还要多（欧洲今年GDP约为19.9万亿美元）。今年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对人工智能的投入达到8000亿美元，而当前人工智能的总产出仅为451亿美元，两者完全不成比例。麻省理工学院（MIT）今年8月发布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产业的调研报告，其中明确指出，美国人工智能产业中95%的公司都将失败。
在如此巨大的泡沫之下，支持特朗普的三大经济板块——农业、军工和传统能源（石油与天然气）——都必须与中国合作才有出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的几轮中美关税谈判中，美方的重点一直是：第一，购买美国大豆和农产品；第二，放松稀土管制；第三，购买美国能源，包括汽油和石油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如刚才贾教授所指出的，双方合作其实是双赢的。因为总体而言，中国是“有货无钱”——我们是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贸易大国，但人民币尚未完全国际化，在全球做生意仍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使用美元。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用人民币结算和用人民币支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支付体系中，美元依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美国恰恰相反，是“有钱无货”——美国近70%的产品需要从国外购买，其中大部分直接来自中国。
本来双方是可以合作的。我认为特朗普提到“中美两国合作可以解决世界一切问题”，并反复提及G2时，是比较真诚的。尤其是他面临2026年中期选举的压力，急需拿出实际成果。如果继续与中国对抗，形势确实对他不利。从这一点看，双方具备合作的基础。
那么，我想请教贾庆国教授：中美两国如果继续这样斗下去，显然难以为继。从4月2日关税战打响至今，在我看来双方能打的牌基本都已打出，能用的手段也差不多用尽了，目前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从这次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出发，您认为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如何？是合作的可能性更大，还是继续像以前那样对抗？您有什么具体的看法？
中美关系成为影响全球的重要因素
贾庆国：正如刚才黄教授所说，中美关系经过反复博弈，目前已基本走向阶段性的稳定。在明年4月特朗普访华之前，我估计美方不会出台具有严重破坏性的政策；即便出现，也会较快得到控制，以免干扰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总体布局。中方同样不希望出现此类情况。至于更远的将来会如何，目前还很难断言。
当然，我们希望两国关系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只有关系稳定，双方才可能开展生意、进行合作；如果失去稳定，剩下的就只有冲突与冲突管控。事实上，中美在许多问题上都具有合作的基础。美国是一个既得利益国家，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既得利益国家。两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都受益于现有国际秩序。因此，双方在诸多领域存在共同利益，具备合作基础。
以双边贸易为例，尽管前一段时期出于安全考虑，双方都强调自身供应链安全、防止被对方“卡脖子”，并为此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两国经贸联系依然密切。最近因关税影响，中美贸易出现了大幅下降的趋势，但由于双边贸易规模非常庞大，短期内可能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这种贸易大幅下降的局面，对双方都不是好事。中方很多企业将承受巨大压力，众多工人的生计会受到影响；美方消费者也难以继续享受到来自中国的物美价廉的商品，其利益同样受到冲击。因此，贸易大幅下降对两国均无益处。
目前，贸易谈判至今尚未达成协议。我认为这可能也有其内在原因——双方在一定程度上或许都还没有准备好立刻达成协议。毕竟作为两个大国，若要达成一项协议，彼此都需要做出较大的让步，而这并不容易，在国内外也较难交代。因此，必须谈妥谈稳，而不能匆忙达成协议。
第二，从美国方面来看，他们可能也并不着急、不希望过早达成协议。为什么呢？因为特朗普的关税战是针对全世界的，他需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去梳理和谈判，以获取最优方案，让其他国家做出最大程度的让步。如果中美先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从中国获得的让步相对会小很多——毕竟中国的议价能力比一般国家强得多。
这样一来，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美国的盟国，就可能以此为依据，要求获得与中国同等的条件，这将使特朗普政府陷入被动，因为他们原本希望从这些国家获取更多利益。因此，将谈判周期拉长、把最终协议的达成时间往后推，可能正是美方目前的策略。
至于将来何时能够达成协议，我认为可能要等到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都达成协议之后，中美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才会更大一些。
那么，中美关系未来的稳定性能否持续？我认为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来自敌对势力的破坏——不仅对中国敌对，也对特朗普敌对。例如，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某种意义上在华盛顿是比较孤立的。华盛顿多数人仍主张对华强硬，而特朗普持有不同观点。但他是总统，加上他在共和党内有很强的掌控力（其支持者中约70%是铁杆粉丝），参众议员若想连任就很难公开挑战他的政策。因此，他的对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维持。然而，那些不认同他政策的人，可能会设法进行破坏。
比如不久前，美国国务院曾接到指示，要求严格限制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签证。就在该指令正在落实的过程中，特朗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表示，他欢迎中国留学生来美学习，并希望有60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据说国务院内部的指令执行随后就被叫停了。那么，最初是谁下达的这个指令？很可能是不认同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人。类似情况可能会不时出现，这有可能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
第二个因素在于美国原有的对华政策基调，即对华战略竞争，并确保美国产业链与供应链安全。在这一总体目标下，美国内部不同部门都在制定各自的规划与政策，有些政策就可能“冒出来”。
例如不久前，美国突然提出要对在中国制造的船只征收港口税或靠港费，中方则针对美资持股达到一定比例的美国船运公司提出反制，双方一度几乎走向对抗。为什么提出靠港税？其实这件事并非始于特朗普时期，早在拜登任内就已开始酝酿，其背景是美国认为中国造船业过于强大——不仅商船制造能力强，军舰制造能力也很强，这涉及安全问题。
因此美方就有了限制中国造船业发展的目标，并采取了多种措施，靠港费只是其中之一。而这个提议恰恰出现在10月30日中美釜山首脑会谈之前，这可能更多是美国官僚体系运作过程的结果，未必是特朗普直接下令推动的，因为这与他和中国领导人会面的日程显然存在冲突。但如果这类政策冒出后，双方管控不力，就可能使关系出现问题。
黄靖：这件事我比较了解，因为我曾专程去华盛顿了解过相关情况。这主要是他们内部协调出现了严重问题。当时负责与中国进行谈判的是贝森特（政治层面）和鲁比奥，但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一个自视甚高的人物——却觉得自己被排除在进程之外。另一个人是斯蒂芬·米勒。这两人在9月14日中美马德里谈判结束后，就推动出台了一个最为强硬的方案，认为应向中国施加压力，于是提出了关于“50%规则”公司股东穿透审查的法案以及靠港费法案。
据我了解，这些举措事先并未向特朗普报告，也未与贝森特和鲁比奥沟通。方案抛出后，中方于10月10日作出了坚决反击。斯蒂芬·米勒作为办公室副主任，首先向特朗普汇报了情况，据说特朗普非常生气。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10月11日，特朗普发了一条很长的推文，说要加征100%的关税，还要控制软件出口，甚至表示不见中国领导人了。结果不到4个小时，特朗普的态度就转弯了，表示仍然愿意会见（中国领导人），后来万斯也出来帮他打圆场。
据说，贝森特为此事与卢特尼克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两人本来就不和，这次几乎闹翻，互相指责对方“拆台”。后来贝森特也做了汇报，而特朗普态度又缓和回来。这确实反映出其内部协调存在问题，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些反华派或不同立场的人，经常抓住机会破坏他的计划。
另一方面，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公然以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为由进行战争威胁，中方对此予以坚决回击、毫不退让。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看到美国的态度实际上非常微妙。尽管美国副国务卿及驻日使馆曾出面表示支持日本，声称《美日安保条约》坚不可摧，并适用于所谓“钓鱼岛”，但另一方面，美国高层——包括鲁比奥、赫格塞思，乃至特朗普本人及万斯等人——对此却保持了沉默。
特朗普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甚至有意回避，顾左右而言他。当有人提及中日关系紧张并询问其看法时，他并未直接声盟友日本，反而表示“有些盟友连朋友都算不上，比中国更糟，只是在占我们便宜”。随后，在他应约与中国领导人通电话后，立即又致电日方。
从日美双方媒体获得的报道来看，特朗普在通话中对高市早苗的态度并不友善，他明确表示“降低调门，不要挑衅中国”，言辞相当严厉。同时，美国还悄然撤走了此前部署在日本的“堤丰”导弹系统。
而在最新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报告虽然提到要加强盟国——包括日本的军事力量，却对《美日安保条约》只字未提。这一点与以往历次报告不同，因为该条约历来被美国视为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基石。
此外，报告也未提及近期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例如中国不久前在冲绳附近海域举行的大规模海上演习，以及中国战机对日方军机实施雷达锁定等反制行动。这些事件均未出现在报告中。
那么，在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布后，至少在特朗普任内，您认为当前中日紧张局势会受到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中国是有利还是不利？我很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您对相关情况十分了解。
贾庆国：我认为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台湾当局的相关言论问题，二是高市早苗提出的“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这类不负责任的言论问题，美国的态度其实是一致的：它不希望局势失控——既不愿因台湾当局的相关言论引发两岸军事冲突，也不愿因高市早苗的不当言论触发中日军事冲突，甚至连中日之间政治、经济层面的矛盾，美国也不愿看到。究其原因，是这些情况都会将美国卷入其中，进而对中美关系造成不利影响。
而这对于特朗普实现其对华政策目标而言，会形成冲击。因此，在高市早苗发表相关言论后，虽然特朗普致电于她，但实则是要求其避免过度刺激中国，谨言慎行、保持负责任的态度。此外，美国也释放出对台湾当局部分做法不满的信号——例如此前赖清德计划过境美国，便遭到美国政府拒绝。这些情况都表明，特朗普有其对华政策的整体考量，他希望维持局势稳定，避免美国卷入与中国的正面、全面对抗，这至少是他短期内的底线。
正如我此前所说，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除了面临美国国内各类不确定性因素的挑战外，还需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高市早苗的相关言论，实际上就是将中美关系置于两难的被动境地。倘若当前是拜登执政，其表态大概率会与特朗普截然不同。
黄靖：对，我认为此次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堪称十分严厉。要知道，1972年中日建交后，对于所谓战后秩序、战败国相关议题，乃至敌国条例，中国向来是尽量避免提及的。但此次面对高市早苗的公然挑衅——她甚至以战争言论威胁中国，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强硬反制举措。
首先，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成员国公开发声，直指高市早苗及其背后的日本右翼势力正在破坏战后秩序，并重申日本作为战败国，必须恪守战后秩序，同时还提及了敌国条例。按照这一条例，若战败国发出战争威胁，战胜国无需经过联合国批准，便可直接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实施军事占领。
除此之外，中国还高调提出要关注冲绳原住民的合法权益。从法理层面来看，依据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以及《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等国际文件，日本本就不拥有冲绳的主权，仅握有管辖权，而这一管辖权还是美国于1971年移交予它的。
上述这些举措，在我看来力度都相当大，是此前从未有过的。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访问俄罗斯期间，俄罗斯的绍伊古还作出了极强硬的表态，他直言若是日本军国主义胆敢复活，就要将其头颅砍断，这可是他的原话。
而颇为值得深思的是，在中国采取这些举措的过程中，美国始终保持着异常的沉默。特朗普甚至明确表示，他理解并尊重 “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秩序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立场。
正如您所分析的，美国此番沉默，核心是不愿被日本的激进举动裹挟，从而被拖入冲突之中。毕竟对特朗普而言，与中国达成他口中的重大协议，是当前的当务之急。
特朗普本人及其推行的政策，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外界也常认为他行事缺乏稳定性。再加上美国政治本身就充满变数，2026年中期选举、2028年总统大选又接踵而至。那么当前中美关系趋于稳定、甚至有望达成部分协议的态势，会不会出现逆转？无论是因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还是因美国政权更迭、白宫易主，亦或是共和党失去国会多数席位，都可能导致中美关系出现大幅翻盘的情况。所以想问问您，中美关系后续发展的可预期性究竟有多大，会不会再次出现这种剧烈逆转的局面？
贾庆国：我认为特朗普的不确定性，与第一任期时是完全不同的。第一任期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策的不确定性，二是其行事风格的不确定性。
政策的不确定性，主要是因为他在第一任期初期并未完全想好要做什么。直到选举结果出来时，他甚至没预料到自己会当选，或认为自己大概率不会赢。当选之后，他才开始琢磨上台后具体该怎么办。因此，他最初任命的许多人来自建制派，其理念与特朗普本人并不完全吻合，导致政策方向比较混乱——既有建制派的思维，也有他个人的想法，显得较为零散。所以外界有时感觉他的政策今天这样、明天那样。
至于行事风格的不确定性，则主要体现为他故意制造不确定性，作为一种谈判策略，以使自己在谈判中占据优势，从而达成更有利的结果。
到了第二任期，他的政策相对来说更为确定。可以看出，他的政策逐渐形成一套比较连贯的体系，基本上不再轻易改变。比如在移民政策、妇女与性别议题、对法治的理解等方面，都体现出一定的延续性。在国际问题上，他强调大国利益、美国优先，甚至带有“美国唯一”的倾向，其对外政策往往较少考虑其他国家利益。这些都是比较确定的。
只要他仍在任，我认为这套政策——特别是对外政策——将会延续下去。尽管他在具体做法上可能仍会有些突兀举动，但大的政策方向不会改变。
其次，关于中期选举及下一次总统选举是否会带来美国政策的重大变化：我认为中期选举本身不太会改变美国的对外政策，毕竟特朗普仍将在任。不过，他的政策能否顺利落实，是否会遇到阻碍，这可能会受到影响。
目前来看，民主党有很大概率在中期选举中控制国会的至少一个议院，这既是历史规律，也基于当前选情——共和党在国会的优势非常微弱，近期一些地方选举均由民主党胜出。
如果民主党取得国会多数，那么特朗普在国内想推动的重大举措将变得难以实现，因为美国政府的行动大多需要国会通过法案授权并拨款才能落实。若国会不予通过，很多事情就无法推行。
不过，在对外政策方面，特朗普仍然可以有所作为，这是美国总统的特权。
最后，关于下一次总统选举：如果民主党上台，政策可能会出现较大调整，例如重新强调价值观、意识形态等问题。但有些方面可能不会改变，比如关税政策。目前看来，关税已成为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某种共识——特朗普第一任期实施的关税，在拜登任内基本未作削减，特朗普只不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征。即便未来换上另一位民主党领导人，估计也不会大幅削减关税，最多进行一些修补。
至于哪些方面可能回调，我认为可能会在价值观外交、加强与盟友关系等方面恢复以往做法，但有些政策恐怕很难完全扭转。
黄靖：谢谢贾庆国教授，非常精彩，我自己也受益匪浅，确实学到了很多。
关于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我有几点看法。我认为一个大势所趋、且已真实发生的改变是：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轴，用美国人的话说，就是“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也就是说，美国要回到门罗宣言的时代，以确保西半球——即美洲——的安全，并以此作为其自身安全的根本主轴。
从这个意义上看：第一，今天的美国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其全球霸权。它放弃霸权并非不想要了，而是确如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言，美国已无力承担这个霸权了。报告指出，霸权已经耗尽了美国的内外实力。既然如此，支撑霸权的两大支柱——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以及美国自1945年建立、1991年后强化的全球联盟体系——也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在这份国家安全报告中，几乎只字未提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民主、人权等内容也基本不见踪影。同时，对于盟友体系的重视程度也大幅降低，反而更加强调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责任，而美国对它们的保护与承诺实质上已近乎归零。这使得美国的盟友普遍感到惶恐不安。
由此可见，美国在安全和军事上实际上正在收缩，退回西半球；但同时，它强调在经济领域展开竞争，继续掌控高科技制高点，重塑产业链和价值链以利己，加强对资源的控制等等，目标是希望“使美国再次伟大”。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关系未来是否会趋向稳定？从目前经济和安全两方面的态势看，确实是趋向稳定的。但今后是否会发生变化？我同意贾庆国教授的观点，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无论哪位总统执政或哪个政党掌控国会，都已无法改变当前中美关系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自1979年建交以来，中美之间长期是美强中弱，美国是议程的制定者和主导者，总是由美国首先挑起事端，中国被动应对。而今天则大不相同——用美国人的话说，中美已是“对等竞争者”。既然是对等的竞争者，双方在软硬实力上都已处于相对均衡的状态。
因此，无论美国政府由谁执政、国会由哪个党派主导，都改变不了这个对等的基础。只要这个基础存在，中美关系就会在这一框架下发展，毕竟形势比人强。
新国安报告的发布，被誉为美国战略的一次重大转向。如何看清美国此次战略转向的全球影响，美国对外政策下一步落子何方，中美关系、台海局势又会泛起哪些涟漪？
上海外国语大学杰出教授黄靖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展开深度剖析。
黄靖：下一个必须讨论的重点是亚太地区。美国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确实仍高度关注这一区域，但仔细阅读这份报告，你会发现其表述实际上与以往有重大不同。
首先，至少在字面上，报告没有像过去那样把中国直接称为美国的主要威胁、主要竞争者或主要对手，也没有就人权或所谓意识形态问题对中国提出指责，甚至完全没有提及“共产主义”“共产党”这类词语。至于以往美国安全战略报告中常出现的涉疆、涉藏等问题，在2017年报告之后，这一次也完全不再提及。可以说，报告中对中国论述的角度更多集中在经济竞争层面。
在经济竞争方面，报告主要强调三点：一是要切断中国的产业链，阻止中国在全球南方进一步扩大贸易影响力，美国必须介入并加以阻挡；二是推动美国自身的工业复兴，谋求与中国达成新的经济平衡，以制约中国；三是要控制关键资源，在资源层面对中国形成制约。
在安全层面，报告更多着墨于第一岛链，突出强调了三点：第一是台湾的重要性，称台湾关系到整个第一岛链安全架构的关键地位，如同一个“铆钉”——一旦台湾失守，整个第一岛链的安全架构就难以维持。第二是特别强调第一岛链的重要性，因此美国在亚太的盟国，尤其是日本、韩国，应当加大自身投入，就像欧洲一样，承担起第一岛链的防护责任。
第三点则显得话中有话：报告称美国要维护在第一岛链的“理想军事优势”，同时指出，如果某些盟友不直接投入、不增强自身军事力量与存在，这种“理想”就可能转变为对美国不利的战略态势；而一旦这种不利态势形成，台湾就将守不住。
这种表述相当直接，甚至给人一种印象：如果盟友不尽责、不出力，仅靠美国自身是守不住台湾的。这也与当前的某些传言相呼应，即特朗普政府对台湾的保护意愿和责任感可能不如以往政府，甚至不如他本人的上一任期。
2025年12月4日，特朗普总统签发了《美国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
因此，给人一种感觉：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在转移负担，将责任转嫁给日本等国，从而使美国得以脱身，是一种以进为退的表述。此外，还有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日本、韩国乃至澳大利亚等国真的提升自身军事力量，对中国显然会构成挑战，尤其是在当前中日关系因高市早苗等言论而趋于紧张的背景下。
这是否意味着美国背后存在某种战略意图——希望中国与其在亚太的盟国（尤其是日本）发生冲突，从而使美国从中渔利？对于这份在亚太问题上似乎存在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不知道您怎么看？
贾庆国：我的总体看法是，美国在亚太——或者按他们的说法“印太”——的政策，本质上仍是其总体战略框架的一部分。从特朗普的角度看，“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核心在于恢复美国的经济实力，尤其是在制造业方面的能力。这也是他推行高额关税背后的逻辑：试图通过关税影响投资者的决策，如果关税足够高，在美国生产就可能变得有利可图，从而吸引企业赴美投资，推动美国制造业复兴。当然，这一目标能否实现是另一回事，但在他看来，这是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非常关键的一环。
在这一框架下处理对华关系，重点也落在经济层面。中国是目前制造业实力最强、占全球制造业比重最大的国家——约占30%以上，而美国约占百分之十几。特朗普希望通过提高关税、与其他国家谈判等方式，促使制造业投资流向美国，从而改变这一格局。
因此，他在谈及中国时特别聚焦于经济问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美国立于不败之地，重振经济。有了强大的经济，才有强大的国防，美国在全球的地位才不可动摇——这是他的逻辑链条，其中自然也涉及高科技竞争。
至于对中国的态度，我认为特朗普并不一定视中国为必然的敌人，他亦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合作伙伴。我记得他在多次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世界上几乎所有问题，只要中美合作，都能得到解决。他曾说“迫不及待要与中国合作，共同应对这些挑战”。在他看来，中美两国都拥有丰富的资源，若能携手，解决许多世界性问题应当不在话下。当然，他也意识到具体合作能否实现还需观察，但他确实抱有这方面的想法。
所以特朗普在处理与中国关系的时候，他在有意回避价值观的问题。因为价值观问题很容易成为一个死结，没什么妥协的空间。
因此，他选择回避价值观问题，为双方留出更多合作空间。与此相关的所谓人权等问题，也部分涉及价值观层面，特朗普在这些敏感问题上确实表现得较为谨慎。迄今为止，他在这一方面相当小心——这份战略报告虽多次提及台湾，但基本回避了一些敏感问题，例如美国是否会武力介入台海局势。曾有记者多次追问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国是否会干预，他都回应“不要问我这个问题”，拒绝直接回答。这一点很有意思。他之所以在这些问题上表现谨慎，我认为还是希望在某些领域能与中国通过合作获取更大利益，或共同解决一些问题。
当然，从美国的安全角度考虑，他们主要看重两个方面：一是台湾作为芯片制造的主要基地，对美国国家安全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美方认为，像台积电在台湾设厂，可能无法充分保障其供应链安全，因此美方迫使台积电赴美投资建厂。这样一来，即使台海发生变故，美国的芯片供应也不会受到严重冲击。
其次是从安全战略角度考虑，台湾被视为所谓“第一岛链”的一部分。要维护第一岛链乃至第二岛链，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现状，并以足够的武力防止现状被改变——这是他们的基本思路。
从中国的角度看，美方的这些想法和行动，无疑都在一定程度上干涉了中国内政，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可能认识到，特朗普的做法实质上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以往美国的对华政策框架——即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中方过去一度能够容忍的。因此，它并未构成全新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份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之处。
黄靖：是的，我始终认为，中美竞争表面上是两个大国的博弈，实质上却是两国都在努力先办好自己的事、先治理好自己家园的一场赛跑。因为对中美双方而言，最真实、也最艰巨的挑战，其实都来自于国内。
对中国来说，我们都知道国内尽管基本面非常好，但压力确实存在。对美国来说，问题则更为突出。前不久我去美国做了一些实地考察，走了不少地方，发现美国最大的问题在于社会出现了势不两立的分裂。双方都视对方为最大的恶人，彼此间的仇恨远超对任何外部敌人——无论中国、伊朗还是俄罗斯——的敌意。因为他们都认为，如果对方上台，自己就将陷入绝境，甚至“死无葬身之地”。这一点在特朗普身上尤其明显。
可以想象，如果特朗普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失去共和党的多数席位，让民主党翻盘，尤其在2028年总统大选中失去对权力的掌控，那对他而言将是非常惨淡的局面。很多美国人都表示，若民主党上台，这次他们要把共和党、把特朗普全家都送进监狱。
因此，对特朗普来说，当前执政的重中之重就是保住自己对权力的掌控，确保共和党在2026年国会选举中继续保持多数，并在2028年继续掌握总统大权。当然，这个大权不一定非由他本人掌握，毕竟年龄因素也在。也可能是万斯，甚至是小特朗普与万斯搭档——这种说法也是存在的。
目前看来，美国经济形势并不理想，甚至可能更糟。我们知道，美国经济现在主要靠两大产业支撑：金融产业和高科技产业。这两大产业就像两门大炮，互相支撑。美国华尔街的市值现已高达72万亿美元，而2025年美国GDP乐观估计也只在30.5万亿美元左右。也就是说，其市值是GDP的240%，远高于众所周知的“巴菲特指标”。该指标认为，若市值占产业规模的75%到90%，泡沫就已经很大，面临挤压风险。
在这72万亿美元的华尔街市值中，仅Google、苹果、英伟达等硅谷的七巨头的市值就高达21万亿美元，比整个欧洲的GDP还要多（欧洲今年GDP约为19.9万亿美元）。今年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对人工智能的投入达到8000亿美元，而当前人工智能的总产出仅为451亿美元，两者完全不成比例。麻省理工学院（MIT）今年8月发布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产业的调研报告，其中明确指出，美国人工智能产业中95%的公司都将失败。
在如此巨大的泡沫之下，支持特朗普的三大经济板块——农业、军工和传统能源（石油与天然气）——都必须与中国合作才有出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的几轮中美关税谈判中，美方的重点一直是：第一，购买美国大豆和农产品；第二，放松稀土管制；第三，购买美国能源，包括汽油和石油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如刚才贾教授所指出的，双方合作其实是双赢的。因为总体而言，中国是“有货无钱”——我们是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贸易大国，但人民币尚未完全国际化，在全球做生意仍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使用美元。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用人民币结算和用人民币支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支付体系中，美元依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美国恰恰相反，是“有钱无货”——美国近70%的产品需要从国外购买，其中大部分直接来自中国。
本来双方是可以合作的。我认为特朗普提到“中美两国合作可以解决世界一切问题”，并反复提及G2时，是比较真诚的。尤其是他面临2026年中期选举的压力，急需拿出实际成果。如果继续与中国对抗，形势确实对他不利。从这一点看，双方具备合作的基础。
那么，我想请教贾庆国教授：中美两国如果继续这样斗下去，显然难以为继。从4月2日关税战打响至今，在我看来双方能打的牌基本都已打出，能用的手段也差不多用尽了，目前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从这次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出发，您认为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如何？是合作的可能性更大，还是继续像以前那样对抗？您有什么具体的看法？
中美关系成为影响全球的重要因素
贾庆国：正如刚才黄教授所说，中美关系经过反复博弈，目前已基本走向阶段性的稳定。在明年4月特朗普访华之前，我估计美方不会出台具有严重破坏性的政策；即便出现，也会较快得到控制，以免干扰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总体布局。中方同样不希望出现此类情况。至于更远的将来会如何，目前还很难断言。
当然，我们希望两国关系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只有关系稳定，双方才可能开展生意、进行合作；如果失去稳定，剩下的就只有冲突与冲突管控。事实上，中美在许多问题上都具有合作的基础。美国是一个既得利益国家，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既得利益国家。两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都受益于现有国际秩序。因此，双方在诸多领域存在共同利益，具备合作基础。
以双边贸易为例，尽管前一段时期出于安全考虑，双方都强调自身供应链安全、防止被对方“卡脖子”，并为此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两国经贸联系依然密切。最近因关税影响，中美贸易出现了大幅下降的趋势，但由于双边贸易规模非常庞大，短期内可能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这种贸易大幅下降的局面，对双方都不是好事。中方很多企业将承受巨大压力，众多工人的生计会受到影响；美方消费者也难以继续享受到来自中国的物美价廉的商品，其利益同样受到冲击。因此，贸易大幅下降对两国均无益处。
目前，贸易谈判至今尚未达成协议。我认为这可能也有其内在原因——双方在一定程度上或许都还没有准备好立刻达成协议。毕竟作为两个大国，若要达成一项协议，彼此都需要做出较大的让步，而这并不容易，在国内外也较难交代。因此，必须谈妥谈稳，而不能匆忙达成协议。
第二，从美国方面来看，他们可能也并不着急、不希望过早达成协议。为什么呢？因为特朗普的关税战是针对全世界的，他需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去梳理和谈判，以获取最优方案，让其他国家做出最大程度的让步。如果中美先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从中国获得的让步相对会小很多——毕竟中国的议价能力比一般国家强得多。
这样一来，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美国的盟国，就可能以此为依据，要求获得与中国同等的条件，这将使特朗普政府陷入被动，因为他们原本希望从这些国家获取更多利益。因此，将谈判周期拉长、把最终协议的达成时间往后推，可能正是美方目前的策略。
至于将来何时能够达成协议，我认为可能要等到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都达成协议之后，中美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才会更大一些。
那么，中美关系未来的稳定性能否持续？我认为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来自敌对势力的破坏——不仅对中国敌对，也对特朗普敌对。例如，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某种意义上在华盛顿是比较孤立的。华盛顿多数人仍主张对华强硬，而特朗普持有不同观点。但他是总统，加上他在共和党内有很强的掌控力（其支持者中约70%是铁杆粉丝），参众议员若想连任就很难公开挑战他的政策。因此，他的对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维持。然而，那些不认同他政策的人，可能会设法进行破坏。
比如不久前，美国国务院曾接到指示，要求严格限制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签证。就在该指令正在落实的过程中，特朗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表示，他欢迎中国留学生来美学习，并希望有60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据说国务院内部的指令执行随后就被叫停了。那么，最初是谁下达的这个指令？很可能是不认同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人。类似情况可能会不时出现，这有可能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
第二个因素在于美国原有的对华政策基调，即对华战略竞争，并确保美国产业链与供应链安全。在这一总体目标下，美国内部不同部门都在制定各自的规划与政策，有些政策就可能“冒出来”。
例如不久前，美国突然提出要对在中国制造的船只征收港口税或靠港费，中方则针对美资持股达到一定比例的美国船运公司提出反制，双方一度几乎走向对抗。为什么提出靠港税？其实这件事并非始于特朗普时期，早在拜登任内就已开始酝酿，其背景是美国认为中国造船业过于强大——不仅商船制造能力强，军舰制造能力也很强，这涉及安全问题。
因此美方就有了限制中国造船业发展的目标，并采取了多种措施，靠港费只是其中之一。而这个提议恰恰出现在10月30日中美釜山首脑会谈之前，这可能更多是美国官僚体系运作过程的结果，未必是特朗普直接下令推动的，因为这与他和中国领导人会面的日程显然存在冲突。但如果这类政策冒出后，双方管控不力，就可能使关系出现问题。
黄靖：这件事我比较了解，因为我曾专程去华盛顿了解过相关情况。这主要是他们内部协调出现了严重问题。当时负责与中国进行谈判的是贝森特（政治层面）和鲁比奥，但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一个自视甚高的人物——却觉得自己被排除在进程之外。另一个人是斯蒂芬·米勒。这两人在9月14日中美马德里谈判结束后，就推动出台了一个最为强硬的方案，认为应向中国施加压力，于是提出了关于“50%规则”公司股东穿透审查的法案以及靠港费法案。
据我了解，这些举措事先并未向特朗普报告，也未与贝森特和鲁比奥沟通。方案抛出后，中方于10月10日作出了坚决反击。斯蒂芬·米勒作为办公室副主任，首先向特朗普汇报了情况，据说特朗普非常生气。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10月11日，特朗普发了一条很长的推文，说要加征100%的关税，还要控制软件出口，甚至表示不见中国领导人了。结果不到4个小时，特朗普的态度就转弯了，表示仍然愿意会见（中国领导人），后来万斯也出来帮他打圆场。
据说，贝森特为此事与卢特尼克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两人本来就不和，这次几乎闹翻，互相指责对方“拆台”。后来贝森特也做了汇报，而特朗普态度又缓和回来。这确实反映出其内部协调存在问题，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些反华派或不同立场的人，经常抓住机会破坏他的计划。
另一方面，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公然以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为由进行战争威胁，中方对此予以坚决回击、毫不退让。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看到美国的态度实际上非常微妙。尽管美国副国务卿及驻日使馆曾出面表示支持日本，声称《美日安保条约》坚不可摧，并适用于所谓“钓鱼岛”，但另一方面，美国高层——包括鲁比奥、赫格塞思，乃至特朗普本人及万斯等人——对此却保持了沉默。
特朗普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甚至有意回避，顾左右而言他。当有人提及中日关系紧张并询问其看法时，他并未直接声盟友日本，反而表示“有些盟友连朋友都算不上，比中国更糟，只是在占我们便宜”。随后，在他应约与中国领导人通电话后，立即又致电日方。
从日美双方媒体获得的报道来看，特朗普在通话中对高市早苗的态度并不友善，他明确表示“降低调门，不要挑衅中国”，言辞相当严厉。同时，美国还悄然撤走了此前部署在日本的“堤丰”导弹系统。
而在最新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报告虽然提到要加强盟国——包括日本的军事力量，却对《美日安保条约》只字未提。这一点与以往历次报告不同，因为该条约历来被美国视为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基石。
此外，报告也未提及近期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例如中国不久前在冲绳附近海域举行的大规模海上演习，以及中国战机对日方军机实施雷达锁定等反制行动。这些事件均未出现在报告中。
那么，在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布后，至少在特朗普任内，您认为当前中日紧张局势会受到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中国是有利还是不利？我很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您对相关情况十分了解。
贾庆国：我认为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台湾当局的相关言论问题，二是高市早苗提出的“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这类不负责任的言论问题，美国的态度其实是一致的：它不希望局势失控——既不愿因台湾当局的相关言论引发两岸军事冲突，也不愿因高市早苗的不当言论触发中日军事冲突，甚至连中日之间政治、经济层面的矛盾，美国也不愿看到。究其原因，是这些情况都会将美国卷入其中，进而对中美关系造成不利影响。
而这对于特朗普实现其对华政策目标而言，会形成冲击。因此，在高市早苗发表相关言论后，虽然特朗普致电于她，但实则是要求其避免过度刺激中国，谨言慎行、保持负责任的态度。此外，美国也释放出对台湾当局部分做法不满的信号——例如此前赖清德计划过境美国，便遭到美国政府拒绝。这些情况都表明，特朗普有其对华政策的整体考量，他希望维持局势稳定，避免美国卷入与中国的正面、全面对抗，这至少是他短期内的底线。
正如我此前所说，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除了面临美国国内各类不确定性因素的挑战外，还需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高市早苗的相关言论，实际上就是将中美关系置于两难的被动境地。倘若当前是拜登执政，其表态大概率会与特朗普截然不同。
黄靖：对，我认为此次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堪称十分严厉。要知道，1972年中日建交后，对于所谓战后秩序、战败国相关议题，乃至敌国条例，中国向来是尽量避免提及的。但此次面对高市早苗的公然挑衅——她甚至以战争言论威胁中国，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强硬反制举措。
首先，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成员国公开发声，直指高市早苗及其背后的日本右翼势力正在破坏战后秩序，并重申日本作为战败国，必须恪守战后秩序，同时还提及了敌国条例。按照这一条例，若战败国发出战争威胁，战胜国无需经过联合国批准，便可直接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实施军事占领。
除此之外，中国还高调提出要关注冲绳原住民的合法权益。从法理层面来看，依据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以及《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等国际文件，日本本就不拥有冲绳的主权，仅握有管辖权，而这一管辖权还是美国于1971年移交予它的。
上述这些举措，在我看来力度都相当大，是此前从未有过的。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访问俄罗斯期间，俄罗斯的绍伊古还作出了极强硬的表态，他直言若是日本军国主义胆敢复活，就要将其头颅砍断，这可是他的原话。
而颇为值得深思的是，在中国采取这些举措的过程中，美国始终保持着异常的沉默。特朗普甚至明确表示，他理解并尊重 “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秩序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立场。
正如您所分析的，美国此番沉默，核心是不愿被日本的激进举动裹挟，从而被拖入冲突之中。毕竟对特朗普而言，与中国达成他口中的重大协议，是当前的当务之急。
特朗普本人及其推行的政策，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外界也常认为他行事缺乏稳定性。再加上美国政治本身就充满变数，2026年中期选举、2028年总统大选又接踵而至。那么当前中美关系趋于稳定、甚至有望达成部分协议的态势，会不会出现逆转？无论是因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还是因美国政权更迭、白宫易主，亦或是共和党失去国会多数席位，都可能导致中美关系出现大幅翻盘的情况。所以想问问您，中美关系后续发展的可预期性究竟有多大，会不会再次出现这种剧烈逆转的局面？
贾庆国：我认为特朗普的不确定性，与第一任期时是完全不同的。第一任期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策的不确定性，二是其行事风格的不确定性。
政策的不确定性，主要是因为他在第一任期初期并未完全想好要做什么。直到选举结果出来时，他甚至没预料到自己会当选，或认为自己大概率不会赢。当选之后，他才开始琢磨上台后具体该怎么办。因此，他最初任命的许多人来自建制派，其理念与特朗普本人并不完全吻合，导致政策方向比较混乱——既有建制派的思维，也有他个人的想法，显得较为零散。所以外界有时感觉他的政策今天这样、明天那样。
至于行事风格的不确定性，则主要体现为他故意制造不确定性，作为一种谈判策略，以使自己在谈判中占据优势，从而达成更有利的结果。
到了第二任期，他的政策相对来说更为确定。可以看出，他的政策逐渐形成一套比较连贯的体系，基本上不再轻易改变。比如在移民政策、妇女与性别议题、对法治的理解等方面，都体现出一定的延续性。在国际问题上，他强调大国利益、美国优先，甚至带有“美国唯一”的倾向，其对外政策往往较少考虑其他国家利益。这些都是比较确定的。
只要他仍在任，我认为这套政策——特别是对外政策——将会延续下去。尽管他在具体做法上可能仍会有些突兀举动，但大的政策方向不会改变。
其次，关于中期选举及下一次总统选举是否会带来美国政策的重大变化：我认为中期选举本身不太会改变美国的对外政策，毕竟特朗普仍将在任。不过，他的政策能否顺利落实，是否会遇到阻碍，这可能会受到影响。
目前来看，民主党有很大概率在中期选举中控制国会的至少一个议院，这既是历史规律，也基于当前选情——共和党在国会的优势非常微弱，近期一些地方选举均由民主党胜出。
如果民主党取得国会多数，那么特朗普在国内想推动的重大举措将变得难以实现，因为美国政府的行动大多需要国会通过法案授权并拨款才能落实。若国会不予通过，很多事情就无法推行。
不过，在对外政策方面，特朗普仍然可以有所作为，这是美国总统的特权。
最后，关于下一次总统选举：如果民主党上台，政策可能会出现较大调整，例如重新强调价值观、意识形态等问题。但有些方面可能不会改变，比如关税政策。目前看来，关税已成为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某种共识——特朗普第一任期实施的关税，在拜登任内基本未作削减，特朗普只不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征。即便未来换上另一位民主党领导人，估计也不会大幅削减关税，最多进行一些修补。
至于哪些方面可能回调，我认为可能会在价值观外交、加强与盟友关系等方面恢复以往做法，但有些政策恐怕很难完全扭转。
黄靖：谢谢贾庆国教授，非常精彩，我自己也受益匪浅，确实学到了很多。
关于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我有几点看法。我认为一个大势所趋、且已真实发生的改变是：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轴，用美国人的话说，就是“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也就是说，美国要回到门罗宣言的时代，以确保西半球——即美洲——的安全，并以此作为其自身安全的根本主轴。
从这个意义上看：第一，今天的美国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其全球霸权。它放弃霸权并非不想要了，而是确如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言，美国已无力承担这个霸权了。报告指出，霸权已经耗尽了美国的内外实力。既然如此，支撑霸权的两大支柱——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以及美国自1945年建立、1991年后强化的全球联盟体系——也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在这份国家安全报告中，几乎只字未提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民主、人权等内容也基本不见踪影。同时，对于盟友体系的重视程度也大幅降低，反而更加强调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责任，而美国对它们的保护与承诺实质上已近乎归零。这使得美国的盟友普遍感到惶恐不安。
由此可见，美国在安全和军事上实际上正在收缩，退回西半球；但同时，它强调在经济领域展开竞争，继续掌控高科技制高点，重塑产业链和价值链以利己，加强对资源的控制等等，目标是希望“使美国再次伟大”。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关系未来是否会趋向稳定？从目前经济和安全两方面的态势看，确实是趋向稳定的。但今后是否会发生变化？我同意贾庆国教授的观点，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无论哪位总统执政或哪个政党掌控国会，都已无法改变当前中美关系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自1979年建交以来，中美之间长期是美强中弱，美国是议程的制定者和主导者，总是由美国首先挑起事端，中国被动应对。而今天则大不相同——用美国人的话说，中美已是“对等竞争者”。既然是对等的竞争者，双方在软硬实力上都已处于相对均衡的状态。
因此，无论美国政府由谁执政、国会由哪个党派主导，都改变不了这个对等的基础。只要这个基础存在，中美关系就会在这一框架下发展，毕竟形势比人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