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降至冰点，欧洲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制裁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俄罗斯则指责欧洲试图“无限期延长冲突”。随着冲突陷入僵局，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有必要与欧洲“告别”，开始认真“向东看”。

近期，俄罗斯政治学期刊《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发表了学者谢尔盖·卡拉加诺夫的论文《欧洲：苦涩的离别》（Europe: A Bitter Parting），他在论文中提出，俄罗斯应该开启“东转”（Eastern Turn）战略，将发展的重心转向东方，聚焦于西伯利亚地区的建设。

卡拉加诺夫认为，欧洲在政治、经济和道德等领域正走向衰落，欧洲领导层“敌视俄罗斯”的政策将阻断俄罗斯与西方联系的通道。他宣称，欧洲已成为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面临的主要对手，俄罗斯必须“让欧洲人从疯狂中醒来，打碎他们继续对抗的意志”。

在卡拉加诺夫看来，未来俄罗斯应当放弃“西方主义”，选择将目光投向南方和东方的新兴市场，并将国家发展的重心转向东方。他建议关注俄罗斯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发展，使“西伯利亚化”（Siberization）成为俄罗斯新的国家理念的一部分。




谢尔盖·卡拉加诺夫 IC photo

现年73岁的卡拉加诺夫是一名俄罗斯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曾担任过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和现任总统普京的顾问。他同时还是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学院科学主任、以及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名誉主席。

“欧洲正走向政治和道德上的衰落”

卡拉加诺夫在论文中指出，当前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已达到历史最低点，欧洲政治精英和民众中普遍存在“反俄情绪”。尽管欧洲并未直接参与俄乌冲突，但欧洲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卡拉加诺夫认为，欧洲试图利用“反俄”来掩盖欧洲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失败，“欧洲中产阶级近二十年来持续萎缩，不平等加剧，政治体系的效能不断下降。人文学科中新‘政治正确’的主导，以及其所谓‘民主政治’带来的反精英效应，共同加速欧洲政治精英素质的下降。”

他分析称：“问题早在上世纪70至80年代就已显现，但被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意外的内部解体暂时掩盖了，解体释放了数以亿计的廉价劳动力和饥渴的消费市场，中国市场同期也开始对外开放。但这一外部注入的‘经济与道德肾上腺素’在2000年代末期开始消退。如今，上世纪60年代起为了压低劳动力成本、削弱工会力量而大量接纳移民的欧洲资产阶级，也迎来了自己酿成的苦果：难以化解的移民危机。”

他宣称：“许多欧洲人潜意识里意识到，丧失军事优势使得欧洲无法再通过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新殖民主义剥削来获取利益，这曾是欧洲经济、科学和文化成功的最重要来源。美国可以通过专注于自身及其周边来实现繁荣，但欧洲不行，他们将不得不重新开始辛勤劳作，而这是他们难以接受的。”

“必须让欧洲人从疯狂中醒来”

卡拉加诺夫还认为，美国的保护稳定了欧洲政治，压制了欧洲内部的对立，但也“破坏了欧洲人的战略思维能力”，少数认清现状的欧洲人遭到“噤声”。美国乐于帮助欧洲重新武装，只要冲突不波及美国本土，让欧洲大陆维持紧张局势就对美国有利。

他指责欧洲领导层变得“失控且敌对”，已成为美国的“仆从国”，很少有欧洲国家敢于采取独立的对俄政策。他写道：“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欧洲人都是道德败坏者和‘恐俄症’人士，那里也有很多不错的人，我对被迫断绝与他们的联系感到遗憾。但这些忠于传统欧洲文化和价值观的理性人士，正被边缘化。”

卡拉加诺夫认为，在美国摇摆不定的支持下，欧洲希望俄乌冲突“无限期持续下去”，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面临的主要对手已不再是乌克兰，而是“一个团结的欧洲”。他批评美欧采取“萝卜加大棒”的政策，称美国利用和平谈判引诱俄罗斯，欧洲则趁机升级冲突。

卡拉加诺夫认为，“应该再次警告伦敦和巴黎，任何派遣到乌克兰的部队都将被视为冲突的直接参与者，俄罗斯将被迫开始打击其资产和基地（最初使用常规武器，并在英国/法国领土之外进行）”。至于德国则必须明白“如果其试图获得核武器并继续事实上的对俄战争，将不会得到任何宽恕，德国最终将为其试图忘却的历史罪责付出代价”。

卡拉加诺夫进一步提出所谓“先发制人”战略，宣称俄罗斯必须提高核威慑的可信度，让欧洲人意识到俄罗斯有动用核力量的决心，“我们的谨慎和克制恰好落入欧洲的陷阱，我们开始重蹈过去安抚敌人的覆辙。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转向（最初为常规手段）的先发制人打击。”

卡拉加诺夫提出了具体步骤，首先发出所有警告，“包括在欧洲战区部署搭载核弹头的中短程载具（含飞机），以及战略部队举行针对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解除武装与斩首行动的演习等”。

如果无效，就要开始升级行动，“打击那些支持对俄侵略国家的后勤中心和军事基地”。

此时，卡拉加诺夫认为“必须预先提醒美国，不仅要表明我们坚定的意图，也要说明我们愿避免洲际冲突升级的意愿”。

如果事态不幸发展到必须得实施行动，“我们将不得不启动导弹与民防系统”，“为此，我们可能在英吉利海峡部署‘波塞冬’系统。斩首打击不仅应针对决策中心，也应覆盖欧洲精英聚集与生活的区域，使其断绝藏身掩体以求苟安的幻想”。

他承认，核战争是可怕的，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和大规模死亡。但他声称，俄罗斯“必须让欧洲人从疯狂中醒来，打碎他们继续对抗的意志，阻止他们滑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想要和平，但他提出了自己的条件。核压力不应该降低，在停火谈判期间这样做只会削弱我们的地位。”

“西伯利亚化应该成为俄罗斯新的国家理想”

卡拉加诺夫认为，俄罗斯需要实施“东转”战略，即推动所谓的“西伯利亚化”。他回顾说，俄罗斯曾在2010年代启动第一轮“东转”，其动机主要是经济问题，俄罗斯希望扩大在亚洲市场具备的竞争优势，减少对欧洲的“单向依赖”。

但当时，大多数俄罗斯政客依然沉迷于“西方主义和亲欧洲主义”，不愿意大幅转向。因此，第一轮“东转”仅覆盖俄罗斯远东地区，没有涉及西伯利亚经济、科研、人力、资源和工业潜力最强的西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

即使如此，俄罗斯依然通过第一轮“东转”取得积极的成果，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快，与亚洲的贸易量显著增长，还逐步遏制了远东地区的人口流失问题。

卡拉加诺夫称，他正在和许多学者探讨第二轮“东转”的路线图，希望俄罗斯“回归起源”，将国家的战略重心转向乌拉尔和西伯利亚。他认为：“这不仅极为有利，而且不可避免。因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西方的政策将阻断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路径。”

卡拉加诺夫在论文中更进一步，主张俄罗斯与欧洲文化“切割”。他认为，俄罗斯历史上受到的外部影响主要来自南方和东方，接受了东正教等宗教，并从东罗马帝国和蒙古帝国中汲取了纵向治理体系。他建议俄罗斯将自己视为“独立而自足、具备俄罗斯特质的北欧亚文明”，即所谓“西伯利亚文明”。

他提出了一些推动“西伯利亚化”的建议，包括将俄罗斯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中心向东转移，吸引受到俄乌冲突影响地区的居民越过乌拉尔山脉东迁，改善西伯利亚地区缺少劳动力的中小型城市的居住条件，向西伯利亚转移部分首都职能，以及让更多西伯利亚居民和“特别军事行动”老兵参与国家治理。

在外交政策方面，卡拉加诺夫认为，俄罗斯必须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将目光转向南方和东方有前景的新兴市场。俄罗斯不应该寻求立即与欧盟和解，但需要基于经济考虑，与南欧和中欧一些国家发展双边关系，从而牵制欧盟，并构建所谓“大欧亚伙伴关系”（Greater Eurasian Partnership）。

不过，卡拉加诺夫承认，他并没有关于俄罗斯军事和财政能力、俄乌冲突前线形势或和平谈判的完整可靠信息，因此他只是提出总体性的政治观点。但他在论文最后强调，“‘西伯利亚化’应该成为俄罗斯新国家理想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