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裕仁天皇对日军犯下的罪行负有多少责任？

东京审判：裕仁天皇逃罪，是整个日本民族缺乏负罪感的根源
2016-12-08

[b]　　摘要东京审判是一场正义的审判，它惩罚了战争罪犯，维护了国际法尊严，为人类和平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尽管东京审判惩处了若干战争罪犯，却因开脱了日本天皇，导致日本整个民族缺乏负罪感，难以在良心和道义上作深刻的反省和认罪。

　　抗日战争结束后，反法西斯同盟国于1946年1月19日至1948年11月12日发起了对战败国日本的军事审判——东京审判，不仅认定了日本发动对中国、东南亚各国和美英等国战争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而且通过审判日本主要战犯，公开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暴行，尤其是侵华14年间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东京审判是一场正义的审判，它惩罚了战争罪犯，维护了国际法尊严，为人类和平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东京审判，又不难发现，它是一场不彻底的审判。审判不彻底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它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

　　美国认为，若对天皇提起诉讼，不利于其对日本的占领

　　关于日本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一直是有关东京审判的研究热点。很多学者认为，这次审判是一次正义的胜利，但也存在局限性，最重要的就是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

　　虽然在东京审判期间，各主要战犯都极力将裕仁天皇与战争撇清关系，但是作为日本最高统治者的天皇，必然知晓战争发起的每个细节，并且拥有最后决定权，单凭这一点就确定了他负有战争责任。有学者指出，对于日本天皇的责任承担，如果东条英机是甲级战犯的话，那天皇就是“甲A”战犯。

　　东京审判发生在1946～1948年，战争时期较为稳固的美苏同盟关系已经濒临瓦解，美国急于寻求战后对抗苏联的亚洲阵地。而在中国战场上，一向亲美的蒋介石政府已是苟延残喘，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一路势如破竹，取代蒋介石政府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无疑，美苏关系与中国局势的发展，使美国难以安然地进行东京审判，而当时同苏联与中国素有矛盾的日本“当仁不让”地成为美国选择的头号目标。

　　经过权衡，占领军司令、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作出决定，对于日本裕仁天皇的战争罪责不予审判。他认为，天皇是日本社会最高权力的象征，也是大部分日本国民的精神支柱，审判日本天皇的罪责对于美国仅存在道义上的主动，实质上并不能使美国得利，可能还会引起日本国内的动荡，最终引起美军在日本的统治不稳。

　　实现对日统治，并且将其建成美国在东亚的“桥头堡”，才是美国考虑的首要问题。正因如此，裕仁天皇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成功逃脱了其应受的历史惩罚。

　　美军在硫磺岛和冲绳战役中，由于日军方面的顽强抵抗而遭受了惨重损失。日本战败前，本土尚未受到大规模进攻，仍拥有100多万军队，后来还制定了“玉碎计划”，欲与美军决一死战。

　　尽管舆论和盟国不乏惩罚裕仁天皇的要求，但随着战争的进展，特别是随着美军占领日本，审判裕仁将引起民众反抗的担忧成为日益加重的砝码。

　　减少美军伤亡与保留天皇制度是美国与日本不谋而合的意愿——倘若美军要登陆日本本土作战，据美国军方估计，大概要付出100万人的伤亡代价，并须推迟到1946年秋冬才能进行。

　　此时美国已决定将天皇的名字从战犯名单上勾销，并急于借助天皇之力顺利完成对日本的战后占领，用麦克阿瑟的话讲，美国对日本占领的成功，“有赖于天皇的真诚协助和影响力之处甚多”。

　　日本战犯的律师及天皇的近臣用卑劣手段为天皇进行“无罪”辩护

　　东京审判期间，审判法庭允许战犯使用日本本国律师作为其辩护人，这些律师身上肩负着日本国家的重任，提出了大量的“证据”，甚至颠倒黑白，用假象和谎言为日本的国家和军队行为，以及个人罪行进行“无罪”辩护，妄图在某种程度上减轻日军侵华的罪责，掩饰日军在华期间所犯下的罪行。

　　当时日本律师团的首要原则就是辩护天皇“无罪”，律师团做的所有努力和寻找的所有“证据”都在为这一目的服务。裕仁天皇在长达8个小时的《独白录》中，没有一处是对自己发动侵略战争的反省。他反复强调的只是作为立宪君主天皇的无权无力，没有能力阻止主张战争的军人们开战。

　　在东京审判期间，各主要战犯也都力陈天皇完全不知道发动战争所带来的影响和危害，极力否认天皇拥有战争的最终决定权，企图将天皇与战争撇清关系。

　　中国国民党政府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将日本天皇列为战犯

　　日本天皇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脱不了关系，这本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东京审判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除了前面提到的美国和日本方面的原因外，中国国民党政府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东京法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审判很不彻底，在长达1500页的判决书中，对日本天皇的罪行以及日军发动的化学战、细菌战等竟然只字未提。但是，在这些问题上，国民党政府表现得相当沉默。

　　事实上，1946年2月，中国派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陪席检察官向哲浚到达东京后，向国际检察局提交了中国政府列出的第一批12人战犯名单；同年3月，中国政府又通过美国向盟军最高统帅部提出了第二批21人的战犯名单，两批共计33人，其中包括后来被法庭确定为甲级战犯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等。但令人不解的是，在这33人的战犯名单中没有出现天皇裕仁的名字。

　　当时国际舆论强烈要求追究天皇责任，中国国内要求审判裕仁的呼声也很高，但是，国民党政府的实际行动是压制舆论和政府内的反对意见，没有将天皇列入战犯名单提起诉讼。

　　1946年4月3日，在美国主导下的盟国对日管理机构“远东委员会”决定接受美国关于不起诉天皇的决定，国民党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反对行动。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

　　日本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至1945年宣布无条件投降，其侵略罪行罄竹难书，但日本侵略者恶意销毁证据，在东京审判之前的短时间内难以充分搜集日本战犯的所有罪证。

　　美国强势主导东京审判，再加上当时国际法尚不完善，因此难以保证审判的彻底性。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是东京审判不彻底的重要表现。审判的不彻底，也导致了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獗。

　　我们既要肯定东京审判的成果，也要反思其遗留的问题。一再声称以严惩日本的战争元凶为宗旨的东京审判，却因美国转换对日政策和远东战略的需要，对握有宣战和停战裁断大权的天皇作了网开一面的处理。

　　东京审判宣告日本天皇“无罪”，由此推理，既然天皇无罪，那么积极效忠于天皇的日本广大臣民也应无罪。因此，尽管东京审判惩处了若干战争罪犯，却因开脱了日本天皇，导致日本整个民族缺乏负罪感，难以在良心和道义上作深刻的反省和认罪。审判的不彻底导致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得到彻底根除。

　　而且，东京审判对日本战犯的罪责没有彻底追究，只对25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除了少数被处决以外，其余人员后来均被减刑释放或者无罪释放，重新返回日本社会，并且在社会各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1950年10月到1952年8月，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吉田茂内阁政府先后为18万左右的军国主义分子解除“整肃”。到1958年4月7日，所有刑期未满的日本战犯都得到了特赦。这些战争罪犯的逃脱，为之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复活埋下了伏笔。

　　战后70年来，日本一些政界人士在对待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上，采取含糊其辞甚至公开否定的态度，不能正确对待战争责任，更不肯承认战争罪行，这大大助长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

　　日本国内接连发生篡改历史、否定侵华战争的“历史教科书事件”和日本首相及政府要人参拜靖国神社事件等，严重伤害了中国和亚洲有关国家人民的感情。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

　　日本侵华战争虽然过去了70年，但它给中华民族造成的伤痛，我们不应该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中逐渐走向强大的中国人民，一定要充分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严重危险，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二战期间，裕仁天皇对日军犯下的罪行负有多少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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