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1918大流感溯源的污名化與科學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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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1918大流感溯源的污名化與科學探索

摘要：美國是1918大流感的重災區。“戰事優先”的國策、空前規模的練兵以及世界范圍的軍隊調動和交戰給疫情廣泛傳播創造了條件，同時也嚴重削弱了美國的防疫力量。史無前例的疫情使美國社會陷入極度恐慌，催生了形形色色的疫情“地理溯源”，有些媒體將本應屬於科學范疇的“流感溯源”變為帶有地緣政治色彩的“流感污名”，“西班牙流感”“俄國流感”“德國投毒”“中國瘟疫”等說法相繼登場。不合理的大流感“地理溯源”在當時就受到美國醫界有識之士、乃至中國醫學專家的質疑。疫情結束後，大流感溯源成為純粹醫學科學領域的專業問題，尋找導致疫情真正的病原體成為首要問題。美國及其他國家科學家先後發現1918大流感病毒並完成基因測序，在發現1918大流感病原體方面取得劃時代的進展，起源地溯源的重要性已經退居其次。雖然1918大流感地理源頭尚不能定讞，但醫學科學的發展已經足以否定美國1918大流感期間荒誕的“地理溯源”。歷史地看，1918大流感期間，部分媒體人的輕率言論既妨礙科學地探索疫情起源與傳播的規律，又破壞了正常的國際合作和國際關系，值得深思。

[/b]1918大流感地理溯源污名化科學溯源流感病毒

作者陶飛亞，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鄒賾韜，上海大學全球問題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楊恩路，上海大學毒品與國家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上海200444）

　　　　　
　　1918大流感是近代人類歷史上空前規模的由甲型H1N1病毒引起的全球性傳染病疫情，美國在這場通過呼吸道飛沫傳播的疫情中遭到重創。20世紀以來，每逢傳染病大流行，疫情的地理溯源總是立即成為人們最關心的問題。尤其在人們還不能從細菌學和病毒學方面認識造成瘟疫的細菌或病毒及其特點時，疫情地理溯源因其直觀性常常成為首先面臨的問題。從流行病學角度看，這種溯源本來是遏制疫情擴散至關重要的科學手段，但是在疫情來勢洶洶，整個社會陷入恐慌、人人自危的氛圍下，狹隘的本國優越主義下的輿論界情緒化地抱怨疫情起源地城市或者國家殃及了自身，嘩眾取寵的輿論勢力則把地理學維度的疫情溯源變成污名化的手段。1918大流感期間，美國社會輿論就“流感何來”的疫情溯源問題出現過多種論說。由於相關溯源均指向特定國家，這些論斷絕非純粹醫學科學范疇的探討，而是涉及國際關系、意識形態和種族主義等領域的問題。本文擬梳理1918大流感期間美國社會各種疫情溯源產生的社會背景，揭示地理溯源論背後的政治化和反科學傾向，並進一步考察當時和後來以及當代美國和世界醫學界對大流感科學溯源的過程和結果，旨在闡明追溯疫情起源的空間和時間源頭是一個嚴肅的科學問題，解決這種問題需要全世界醫學科學界共同努力，任何政治化的草率結論都會違背科學認知規律，不利於發現疫情傳播的真正源頭和推進世界預防醫學發展。1918大流感的慘痛教訓已經給了人類社會足夠的警醒。

　　一、美國應對1918大流感不力引發社會恐慌

　　1918年2月至1920年4月，席卷全球的大流感連續出現四波疫情，感染了全球約5億人，占當時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短短兩年間，流感在世界范圍內造成了至少3000萬人口的死亡，是官方公布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一戰”）傷亡人數的3倍強。美國在這場大流感中受流感影響者數以千萬計，僅1918年就有479萬人死於流感和肺炎，次年有18.9萬人死亡。但即使是這個龐大的數字也未能完全反映真實情況，因為1918年和1919年提取原始數據的登記區僅占全國人口的80%，因此確切的數字必須增加四分之一。歷史學家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認為，根據相對准確的測算，1918年9月至1919年6月間美國死於流感和肺炎的人數約為67.5萬人。

　　這場大流感病毒得以在全世界瘋狂肆虐，有許多客觀原因。第一，當時的醫學科學對這種危險的流感病毒一無所知，反而把流感嗜血杆菌、登革熱、霍亂及斑疹傷寒等誤診為病因。由於沒有抗病毒藥物來治療，造成流感病毒肆虐，人們只能依靠隔離等待病毒的消失。第二，兩次工業革命帶來的現代交通大發展極大地方便了人員的全球流動。火車和汽車在陸地、輪船在江河海洋運送人員和貨物的同時，也為病毒跨境傳播提供了便利，使得本來在地理環境隔絕條件下傳播受到限制的病毒插上了翅膀，散播到世界各地。第三，1918年正值一戰鏖戰期間，交戰國集結和運輸了空前數量的軍隊到前線廝殺，各國為了保持民眾參戰熱情，組織了大規模的群眾集會游行，這種大規模的軍民集聚更有利於病毒的傳播和變異。戰爭還導致了民眾生活質量大幅下降，降低了人們對病毒的抵抗力，同時又消耗了交戰國家巨量的人力物力和醫療資源，大大削弱了各國的治理能力和應對流感大流行的能力。第四，當時各國都還沒有建立起有效的公共衛生管理制度，對大流感疫情的調查統計、上報和監控遠遠不能滿足防控這種超大規模疫情的需要。

　　上述四個不利條件美國同時具備，但作為當時世界上國力最強盛和醫學水平最高的國家，受到疫情如此沉重的打擊，還有其自身的原因。

　　美國自1917年4月參戰以後，在最短的時間內進行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練兵和向海外派兵作戰。1918年有200萬美國軍人被運送到歐洲戰場。這些人來自全國城鄉，集中居住在宣戰後趕建起來的軍營，致使人員過於密集，營地成為傳染病流行的沃壤。美國陸軍軍醫局長、流行病學家維克多·沃恩（VictorVaughan）對此深有感觸，他在一篇記述裡談道：“人員越是集中的地方，就越難控制感染的擴散。沒有哪個地方比軍營更擁塞、人群接觸更頻繁的了。”

　　事實上，在第二波疫情大流行期間，美國軍營較早且接連成為流感暴發地：1918年9月11日、15日、17日，費城海軍船塢、新澤西迪克斯營和馬裡蘭州米德營相繼暴發流感疫情，起始時間均早於同一地區的非軍營區域。實際上，幾乎每一波疫情暴發都與軍隊的移動有某種程度的聯系。

　　美國當局戰事優先的政策，使得軍方對疫情反應嚴重遲緩。據沃恩回憶，“早在國內戰爭大動員開始前，（醫官們）就已將關於人群聚集帶來危險的報告提交給相關權力機構。但得到的答復是‘大動員的目的在於盡快將平民轉變為訓練有素的戰士，而非為預防醫學研究作演練。’”第二波疫情肆虐之際，美國公共衛生部門開始注意到形勢的嚴峻性。1918年8月9日，美國海軍外科醫學辦事處發布公告警示“流感危險”，7天後又命令“各港口警惕來自歐洲的船只和攜帶病人的船只，一經發現要報告當地公共衛生局”。不過這一命令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遇到了很大阻力。駐紐約港的美國陸軍醫務部門的肯尼迪（J.M. Kennedy）上校認為：“在紐約港采取隔離手段是完全不現實的。我們不能指望西班牙流感或其他的什麼流感來終結這場戰爭。檢疫每一條艦船將會使得港口堵塞，而在戰爭期間這些船只要向戰場運送士兵和補給……只要流感不發展成肺炎，就是安全的。發展成肺炎這種情況相對來說又極少發生，且又極少致命，除非病患沒有充足的食物。（篩查檢疫）這件事越少被提及，對紐約和我們在海外的軍隊就越好。”

　　美國醫學界和衛生部門一開始對疫情也不夠重視。到1918年9月末，《美國醫學會雜志》（Journal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宣稱“西班牙流感”雖然聽起來不同尋常，但“沒有必要引起多大重視，也不必驚慌，不過是流感的新名字”。這家雜志還認為，“西班牙流感”已經“差不多從協約國軍隊中消失了”。《美國醫學會雜志》1918年卷的索引中甚至沒有提到春季疫情的流行。紐約衛生部門在經過與醫生的研討後發布公告稱：“民眾們沒有理由驚慌，因為憑著我們高效的檢疫站提供的防護以及城市衛生當局的持續警惕，衛生科學可以確保實現所有的防護。根據歐洲的報告，這個疾病非常溫和，在大洋這一側的我們沒必要感到焦慮。我們在法國的部隊目前已經躲過了這場流感的襲擊，盡管一些在德國，也許還有一些在英國和法國的士兵染病，但只要能好好吃飽，身體健康的人對這種疾病的抵抗力很強。”

　　更為糟糕的是，疫情擴散期間衛生官員的行動猶疑不定。例如，盡管紐約疫情已經非常嚴重，紐約公共衛生部門的羅伊爾·S.柯普蘭（Royal S. Copeland）仍拒絕實施諸如關閉學校和劇院等基礎性防疫措施，反而在采訪中宣稱流感雖然廣泛傳播但並不嚴重。就在柯普蘭接受采訪的當天，紐約有354人死於流感。9月21日，舊金山受到疫情襲擊，舊金山衛生局局長同樣沒有在城市中推行防疫措施，因為他認為舊金山的氣候是天然的防疫條件。在大流感初期，美國公共衛生部門向人民保證，沒有必要實行檢疫隔離，“沒有流感的危險”。一位評論家非常嚴厲地批評政府：“看到成千上萬的流感病例，真是令人難以置信。……政府竟然還允許這些（攜帶流感病毒的）人自由地去各自的地方。……難道每個官員都愚蠢至此嗎！”美國醫藥管理和公共衛生部門過早地預言了流感的消亡，給了人們一種錯誤的安全感，誤導了社會大眾，“加速了1918年秋季流感病毒的培養和傳播。”

　　最為後世詬病的是，美國政府為保持參戰軍隊的士氣，嚴格控制流感信息的發布。根據當代研究，1918年2月美國最早的流感病例可能出現在堪薩斯州哈斯克爾縣。當時，一位因流感而突然離世的老婦被邁納爾醫生(Dr.Loring Miner)診斷為“罹患肺炎”。此後，類似病例在堪薩斯州各地相繼出現，許多人在毫無征兆的情況下病倒。邁納爾醫生寫信給華盛頓方面，警告白宮官員關注哈斯克爾縣出現的疫情，而當時華盛頓方面無人理睬。這或許是疫情期間美國聯邦政府首先出於鼓舞士氣考慮而掩蓋流感真相。不久，堪薩斯州之外其他地方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譬如全美多達二十座軍隊訓練營發生疫情時，美國政府仍堅持認為“沒有必要驚慌”。是年8、9月間第二波大流行已非常猖獗之際，《紐約時報》（The New YorkTimes）及《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等重要媒體頭版新聞依舊隱諱不談，反而積極報道千裡之外的美國遠征軍的戰況來沖淡國內疫情造成的危機感。這種在當代被稱為瞞報和隱匿不報的情況嚴重影響了美國各界和民眾的疫情防控。

　　其實，所有這些現象都和國家政策的頂層設計息息相關。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Thomas W. Wilson）及其核心幕僚未能正視流感疫情危險，固執地聚焦於一戰這場“永遠結束一切戰爭的戰爭”及其後國際關系的重建，在國家指揮中樞層面上完全擱置了防控工作。1917年4月，美國幾乎沒有做什麼准備就宣布投入戰爭。到1918年夏天，威爾遜已把“政府精神”滲透至國民生活的每個角落，並動用強大的國家機器將全國注意力集中於戰爭。威爾遜及其政府害怕承認瘟疫流行會影響國民乃至前線部隊的士氣。據對美國主要新聞媒體及國會公報檔案的初步統計，在整個流感肆虐時期，威爾遜總統沒有面向公眾作過任何關於流感的講話，他“在公開的場合什麼也不說，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私下裡說過，或者就政府的公務部門能為抵抗疾病做些什麼詢問過什麼人”。

　　1918大流感疫情實際上造成了當時美國的國家危機，而危機正是對一個領導人的考驗。危機中的民眾需要領導人來撫慰、團結和鼓舞；危機中的問題需要領導人采取果斷有力的措施來解決。由於總統沒有站出來公開發表導向性意見，在上行下效的官僚體制下，美國各級官員對流感疫情的處理也就表現消極，“沒有一位政府官員站出來公開承認流感的危險”。威爾遜總統及其核心幕僚不單對疫情消息遮遮掩掩，為擴大一戰政治宣傳的效應，更無視專家警告，多次參加大規模的籌款集會和群眾游行活動。1918年10月12日，威爾遜總統帶領25萬歡呼雀躍的紐約人走上“協約國大道”，進行大規模的愛國游行。而同一周就有2100位紐約居民死於流感。同樣問題也出現於一個月後的一戰勝利日：據歷史學者對1918年美國聖安東尼奧疫情的研究，該地當年最大的一次流感暴發，就與民眾打破居家管理禁令，上街慶祝一戰勝利的大規模活動先後發生。

　　由於國家領導決策層忽視疫情，不能及時有效和廣泛地動員、領導、協調聯邦和各州政府、醫學界、公共衛生部門、軍隊及民眾力量去全力防控疫情，最終導致防疫工作陷入困境，給美國民眾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進而引發大規模社會恐慌。在第二波疫情瘋狂肆虐之際，美國報端接連爆出“某地陷入恐慌”的可怖字眼：1918年9月“紐約城陷入恐慌”、10月“費城正在崩潰”。人們看見“那些載滿屍體的卡車與馬車……哀悼者的慟哭及對死者的召喚，無論誰都會不由自主地聯想起另一場瘟疫——中世紀的瘟疫”。

　　一位目睹費城疫情期間死亡率急劇上升的女子寫道：“一整天，喪鍾不停地敲：砰、砰、砰。整條街上，家家戶戶的門上都掛著一塊縐布。我認識這些人家的每一個人，每家都有人過世了。我既害怕又絕望，以為世界就要完蛋了。”疾病史家巴裡（John M. Barry）在著作中也提到了類似情況：“每天人們都會發現一周前——甚至一天前還好好的朋友或鄰居就死掉了。我該怎麼辦？人們驚恐而絕望。這種狀態還要持續多久？”1918年10月5日，《費城詢問報》（ThePhiladelphia Inquirer）刊發題為《西班牙大流感與人們對它的恐懼》的文章，全面總結了“黑色十月”之初美國社會的“恐疫”情緒：“恐慌是個人或社區可能發生的最糟糕的事情。恐慌是誇張的，恐懼是任何語言中最致命的詞。對流感的恐懼正在制造一種恐慌，一種不合理的恐慌，我們懷疑，當局的嚴厲命令會助長這種恐慌，這讓受眾因每日報告的新病例而大腦過度興奮。”10月8日，《費城詢問報》又呼應3天前的報道，引述了對費城醫學界領袖的采訪，明確表達了對“恐疫”情緒影響社會及個人生活的擔憂：“在過去十天裡，我看見很多人經受了恐懼流感帶來的折磨，那並不是真正的疾病症狀。我也觀察到，其他醫生也出現了類似的情緒。”美國紅十字會內部報告總結道：“對流感的擔心和恐慌，像中世紀黑死病的恐怖一樣，普遍發生在全國許多地區。”

　　美國政府對防控疫情領導的缺位和滯後，造成了感染和死亡率居高不下，人人自危，整個社會籠罩在不滿、恐懼和焦慮的氛圍之中。根據心理學家的分析，當面臨危機而又不知道危機來自何方，權威機構的信息莫衷一是並且不透明的時候,各種流言和猜測就開始登場。當大流感在全美瘋狂肆虐之際，總有人希望找到最容易獲得的、似乎是真相的理由，來為面臨的危機提供一種合理的解釋。某些人和媒體試圖將疫情傳播的過錯推給敵人或者別的國家，以便擺脫集體焦慮，取得心理平衡和安慰；也有人希望借此大做文章。美國作為當時世界最強勢、對自身優越性最自信的國家，本能地拒絕了從美國本身尋找疫情起源地和疫情失控的原因，而是利用自己的話語權，居高臨下地針對居於弱勢地位的國家，建構出種種疫情起源於他國的說法，在美國社會中造成排斥、歧視和試圖疏離這些國家的負面影響。

　　　二、美國輿論中政治化、種族主義的疫情“地理溯源”

　　在1918大流感時，美國輿論界出現了幾種疫情“地理溯源”，但這並不是從科學認知的角度進行疫情源頭及傳播方式和路徑的調查，而是在政治性和種族主義的動機下，把矛頭都對准了與美國存在矛盾或為美國所歧視的幾個國家。根據1918年9月紐約水牛城衛生部門從美國公共衛生部門、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和紐約衛生部門等全美最權威的政府和醫學機構搜集到的材料，當時美國研判疫情於1918年4月在東歐地區首次以流行的形式出現，稍晚之後出現在西歐，而美國本土多處出現疫情暴發的情況則與歐洲存在時間差。在許多美國新聞記者的筆下，大流感是“橫掃了歐洲大陸然後來勢洶洶地過來”的。這種帶有局限性的認識想當然地將美國置於疫情“受害者”的地位，而傾向於忽略大流感源自美國的可能性。把歐洲作為疫情暴發中心再順藤摸瓜進行地理溯源，似乎成為主流的溯源邏輯。

　　在疫情出現之初，1918大流感就已經被冠上了一個廣獲使用的名詞——“西班牙流感”。這一名稱使人們將流感與西班牙之間形成聯想，但實際上這只是一場流傳甚遠的誤會。西班牙是一戰中少數幾個保持中立的歐洲國家。其他卷入戰爭的國家為了避免影響士氣，對涉及流感的媒體報道進行嚴格的戰時新聞管制，而西班牙媒體則可以自由詳盡地報道疫情的流行。1918年5月初，美國馬裡蘭州的報紙頭條第一次出現了對大流感的報道；一個月後，西班牙國王阿方索十三世染病的消息見諸報端。6月25日，美國《時代》（Time）周刊最早報道流感的標題就是“西班牙流感——一個患者的症狀”。實際上，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表明疫情始於西班牙，該國疫情也沒有比其他歐洲國家更嚴重。只是因為最先關注且忠實報道流感，西班牙就背負上國際輿論造成的錯覺。“西班牙流感”的錯謬名稱影響深遠，成為當時乃至當代1918大流感最“通用”的名稱。

　　不過，除了婦孺皆知的“西班牙流感”這一錯誤名稱，在當時的美國，還有其他幾種地理溯源廣為流傳，成為當時一種獨特的現象。

　　（一）“俄國流感”說的產生

　　1918大流感暴發期間，美國病理學研究的一項共識就是所謂“西班牙流感”並非一種新型的疾病，而是一類原先就存在且擁有較長歷史的傳染病。而上一場世界性大規模的傳染病暴發，則可追溯到首先出現在俄國遠東地區繼而在1910年傳入中國東北造成大規模暴發的鼠疫。盡管醫學界無法證明1918大流感是俄國鼠疫的變種，但十幾年前“俄國流感”在全美肆虐的各類報道仍令人心有余悸。在新的傳染病暴發之際，美國媒體開始附會各種聯想。

　　1918年9月，明尼蘇達州聖保羅斯奈林堡的衛生官員宣布，在從病人身上采集樣本培養出的細菌與三四年前肆虐美國的“俄國流感”細菌一致，即流感嗜血杆菌（Pfeiffer’s Bacillus）。雖然由於醫學理論發展所限,這一結論並不准確，但在當時仍然被不少媒體借題發揮。同年11月，紐約醫生柯裡爾（Dr.Andrew F. Currier）撰文提出這場大流感的歷史起源於1910年的俄國，然後經由哈爾濱傳入華北。即使他沒有提出任何證據以支持其猜想，報紙仍然以《俄國應為此負責》（“RussiaGets the Blame”）為副標題以吸引眼球。12月，有匿名作者在報紙上介紹了兩種溯源理論：一種將其追溯到公元前的特洛伊戰爭，另一種則是認為其起源於19世紀90年代的俄國貧民窟。雖然文章對兩種理論沒有多加評論，但顯然人們更傾向於後者才是當時疫情的罪魁禍首。1919年1月，有美國媒體將俄國革命蔑稱為布爾什維克的 “政治大流感” （PoliticalInfluenza），並有意以流感傳播態勢比擬俄國革命的國際影響。甚至有作者在一本骨病期刊上將流感與美國在意識形態上的對手綁定在了一起：“過去幾年裡我們的宿敵——帶有明顯的布爾什維克傾向的俄國流感，用‘西班牙流感’這個更有詩意的名字作了偽裝。改變了名字卻沒有改變其本質，它還發展成為比它原來的名字更為邪惡的疾病。在早期，這些溯源的猜測大多來自地方媒體或非醫學期刊，直到醫學界提出某些假說以後，媒體才徹底沸騰起來。

　　“俄國流感”說從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首任所長弗萊克斯納（Simon Flexner）的一些公共演講中找到了想象的素材。1920年3月，弗萊克斯納在美國醫師協會大會上報告:“有一些優秀的推理認為流感的發源地是東歐，特別是俄國和土耳其斯坦之間的邊境地區。許多記錄在案的流感病例或多或少都來源於該地，近期的一些流感也可以高度肯定地追溯到那裡。這個東方病窩，每隔二三十年，就會有一種令人驚恐的流感向東或者向西蔓延。而後者的發展方向存在更大風險”。弗萊克斯納為解釋流感在歐洲和美國流行的原因時，提到了一些流行病學的觀察。他指出交通基礎設施的水平是大流感在不同地區傳播快慢的首要影響因素，而這是在流感產生的源頭地區本身難以暴發大流行病的原因之一，“基礎建設落後、對外溝通稀疏則流感散播較慢”。而這一情況到了其他地區則完全不同：“在俄羅斯東部和土耳其斯坦，流感以旅行拖車的速度傳播；而在歐洲和美洲，流感以特快列車的速度傳播；在世界范圍內，流感則以遠洋班輪的速度傳播。”弗萊克斯納還倡議醫學界“到疾病源頭”去戰斗，“而不是等到流感已經散播到源頭以外的遙遠之地，再徒勞地發起系列防疫活動”。

　　弗萊克斯納作為當時美國醫學界的權威人士，他所提出的理論自然受到輿論的高度關注，但也遭到了媒體的過度解讀。有報紙編輯將其觀點凝練成駭人聽聞的標題：《流感生於俄國》；也有報紙以《東歐疫區——有案可查的諸多大流行從該處散布》為標題對弗氏的理論進行刊登。以對弗氏采訪內容為主體撰成的《將流感斬草除根》一文為諸家報紙競相轉載，同時面世的《流感究竟是什麼》等“熱文”亦長篇轉引弗氏提出的“戰疫策略”。雖然絕大多數報道都忠實報道了弗氏的假說，但他們以大量篇幅突出流感源於俄國的可能性，一瞬間弗氏儼然成了“俄國流感”說的代言人。實際上，弗氏整理出流感傳播源頭的目的不是歸罪於他國，而是呼吁醫學界關注流感源頭的預防工作。但這種醫學上的假說和可能性，卻在美國媒體的發酵下變了味，成為一種地理溯源理論而廣為流傳。

　　（二）第一次世界大戰刺激下的“德國流感”輿論

　　一戰期間美國對於德國的敵意蔓延到公共衛生輿論中，社會上出現了諸多充滿疑心的傳言。《紐約時報》在1918年9月連續刊文對“西班牙流感”進行了歷史回顧，提到一種輿論現象：人們傾向於將這種疾病與戰爭的仇恨和民族主義情感維系在一起，指責德國的戰壕或者潛艇是這種惡疾的源頭，又將其帶到美國，“人們立即得出結論，這種新的罪惡，就像戰爭中的罪惡一樣，必須追溯到德國”。許多以“西班牙大流感”為主題的新聞報道通篇指向的卻是德國：“首先，我們將把這場疾病的名稱改為德國流感——德軍戰壕裡從來沒有出過什麼好東西”。在一篇名為《德國海軍帶來了流感》的報道中，美國船運局應急艦隊公司健康衛生部門的多恩中校（PhillipS. Doane）發表聲明稱，1918大流感“不過是一種老式流感的疾病，是由德國的U型潛艇的船員帶到美國來的，因為他們曾經在紐約和其他地方靠岸。”美國醫學家赫什伯格（Gordon HenryHirshberg）的理論探討則指出 “西班牙是大流行的一個替罪羊而已……疾病起源於德國戰壕”，文章還配有傳染流行區域的地圖，形象地為西班牙“洗刷冤屈”。不過，赫什伯格似乎並不滿足於僅在醫學方面進行敘述，他在文章末尾引出了一個充滿豐富想象力的推測：“同盟國的醫生和科學家正在認真考慮這種疾病的細菌是不是由德國政府故意傳播，以削弱其敵手的”。他雖然承認“在這一點上還沒有得出明確的結論”，但仍然認為這種指控並非空穴來風，因為德國政府曾有過在羅馬尼亞對平民傳播病菌的“前科”。同樣，《紐約太陽報》（TheSun）在談及流感病菌可能由德國惡意傳播時，宣稱“雖然找不到確鑿的證據，但這種說法絕非無稽之談”。報道指出包括紐約衛生官員柯普蘭在內的多位“世界知名的醫學專家”均持此觀點。

　　就這樣，醫學界人士的這種假說被不少美國媒體延伸臆測，認為這場大流行不僅源出德國，甚至很可能是德國人為制造並由德軍特工傳播的。10月12日，《斯通縣商報》（StoneCounty Enterprise）就談到“若去追溯這種疾病在全國范圍內傳播的原因，我們相信他們會稱之為德國流感。去年冬天，同樣的疾病幾乎使德國軍隊士氣跌入谷底。毫無疑問，德國特工和間諜把病菌傳給了我們”。新奧爾良美國紅十字會會長海恩（FrankB. Hayne）在發送給路易斯安那州有關部門的通訊中談道：“很有可能西班牙流感的細菌是由德國特工故意傳播到我國的；……如果這種流感真的是由柏林開始散播的話，我們更應該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來撲滅它。”幾乎同時，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開始流傳把1918大流感視為德國間諜秘密武器的謠言。有匿名人士向當地報紙爆料稱：一名醫生和兩名護士是德軍間諜，因蓄意傳播流感細菌而被槍斃，駐扎於當地的五名軍醫因為同樣的原因被槍斃；不久之後，一名明尼阿波利斯的醫生也被司法部門以間諜罪逮捕。據傳，在另一座軍營，也有醫生和護士因被指為德國間諜而遭槍決。不過經過核實，當地報紙確定上述事例純屬無稽之談，為消除社會影響，報社刊文辟謠，希望民眾不要因為謠言而感到恐慌。

　　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不久美國輿論場又出現了一種針對德國的“毒氣說”。1918年12月，《達拉斯晨報》（DallasMorning News）刊文報道了芝加哥醫生克羅夫特（Albert J. Croft）提出的“毒氣理論”。克羅夫特認為地球的大氣層已經被長達四年的戰爭釋放的毒氣所污染，這種毒氣包含了在德國戰爭實驗室裡蓄意合成的氣體。報道稱這種理論“將全世界的憤憤不平都指向德國，德國不僅成為戰爭的挑動者，還是毒氣的釋放者，進而導致了這場疾病，令世界成為受害者”。幾乎同時，另一名美國醫生馬格魯德（Dr.John Magruder）也認為流感出自德國在歐洲戰場使用的毒氣：“這種戰場上的毒氣會停留在大氣層，然後在全球范圍內流動，通過鼻黏膜感染的方式傳給人類。”馬格魯德舉證說，亞利桑那州某全封閉的軍營在沒有人員進出的情況下，仍然暴發了流感疫情，這足以佐證他的“毒氣理論”。

　　媒體大肆渲染的德國特工故意傳播疾病的說法引起了官方的注意，部分媒體也參與討論，亮出了許多針鋒相對的觀點。1918年10月2日，《奧格登標准報》（The Ogden Standard）刊發了一則長文辟謠，告知民眾“西班牙大流感並非德國襲擊”。該報引述了一名政府官員的說法，表示專家們“普遍認為這種理論毫無根據，十分荒誕”。幾天後，《費城晚報》（PhiladelphiaEvening Bulletin）也分析道:“如果德國人想要利用疾病作為攻擊武器的話，何必要選擇這種溫和又人道的疾病呢？” 雖然對於德國的指控在輿論上沒能形成統一的意見，但媒體的炒作卻成功掀起了波瀾。

　　　（三）鼠疫疑雲下的“中國流感”說

　　把中國視作疾病源頭，在美國是一種根系頗深的思維慣式。巴裡在其著作中談道：“大多數流行病的起源地是亞洲。原因很簡單：在亞洲，與豬和禽類密切接觸的人群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因此病毒從動物傳給人類的機會也增多了。”將1918大流感溯源至中國這一推測，多數指向中國在一戰期間派往法國的20萬勞工。那些勞工被指斥攜帶了1910年東北鼠疫的杆菌。當時有觀點認為，赴歐華工被德軍俘虜後，將疾病傳染給了德國軍隊，隨後疫情迅速傳播開來。因此，有美國新聞表示“更適合這種疾病的名字應當是‘中國流感’”。“中國流感”說在美國輿論場產生了一定的影響，1919年夏秋之交中國霍亂流行時，有美國媒體竟報道稱“大流感，以及所有其他存在於宇宙中的大瘟疫都是在亞洲產生的，它們如同插翅一般，隨著文明的流動擴散向西方”。

　　疫情期間，美國輿論中最為著名的將大流感溯源至中國的系列文章，幾乎全都由號稱“美國軍醫”的詹姆斯·金(James J. King)一手炮制。1918年底，金發表了震驚媒體的大流感“中國鼠疫”說。文章一經刊行，“流感實為鼠疫”“疾病源自中國”的言論迅速在美國媒體催化下生成輿論風波。11月，《奧格登標准報》整版刊出了金的講話稿——《流感瘟疫真的來自中國嗎？》，引用了標明“攜帶著中國流感病毒”的跳蚤擴放圖像和一張土撥鼠素描像，並說明“土撥鼠在中國是一種食材，它與許多例鼠疫密切相關”。《華盛頓時報》（The Washington Times）記者在獲悉金的論斷後揚言“流感盛行是中國人的錯！”1918年12月7日，《西弗吉尼亞報》（TheWest Virginian）用兩段文字強調了流感為“中國鼠疫”的理由。3天後，該報又刊出題為《下一場大戰——一定是與肺鼠疫作戰！》的報道，再次武斷地把矛頭指向了中國。

　　與“俄國流感”說一樣，美國媒體也找到了作為“疾病老巢”的中國能夠長期存在傳染病的解釋：“如果中國人真的對此有免疫力，那麼很可能流感是一直存在於這個國家的，直到（華人）種族逐漸獲得了（對流感的）完全免疫力”。更有美國報紙宣稱中國人有獨特的抵御大流感的手段。《聖荷西水星報》（San Jose Mercury News）刊載了一篇獵奇性報道，稱當地的牧場工頭獵殺山獅後送到一名華人手中，用獅子肉烹制盛宴款待華人賓客。報道認為“中國人相信食用獅子肉可以強健體魄，祛除疾病，尤其利於抵抗大流感的侵襲”。其實，只要仔細斟酌便不難發現，此說極可能是根據中餐名菜“獅子頭”而進行的毫無根據的惡意炒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輿論大肆炒作所謂“中國瘟疫”之際，近代中國傑出醫學家、成功撲滅1910年左右東北鼠疫疫情的領軍人物伍連德曾公開駁斥詹姆斯·金的一系列謬論。1919年1月，中國重要英文媒體《北華捷報》（The North-ChinaHerald）以整版篇幅報道伍連德對美國輿論流感“中國瘟疫”說的科學申辯：“肺鼠疫病菌不可能以潛伏形式存在於人體內，因為迄今尚無任何肺鼠疫患者康復的記錄。而除細菌學差異外，（肺鼠疫與流感）兩者臨床症狀也有很明顯的區別。譬如血痰是否有液體特征、（發病時）肺部症狀、肺部標本純淨度，以及提取微生物的培養、凋亡過程等。”伍連德以鼠疫專家的身份公布大量科學證據，有力地回擊了部分美國輿論的無稽之談。

　　　（四）流行病原理下的歐洲流感源頭論

　　將流感的源頭追溯至歐洲的說法，是一些美國權威醫學期刊在疫情稍晚期提出的。1919年7月《美國醫學會雜志》刊載的一份調查文章表明，這場傳染病的大流行和其入侵歐洲的源頭目前仍然找不到。但可以確定的是，流感在1918年初已經在西班牙、法國，甚至英國以傳染病的形式存在。根據英國第一、第二軍的報告，流感在4月或5月在個別地區已經有局部的暴發，直到春季末流感就開始以大規模傳染病的樣態出現，不僅是在西班牙和法國，還影響到了英軍和美軍，也在意大利、比利時、奧地利和德國發生傳染。通過病菌分析以及對感染率在時間軸上變化的研判，醫學專家提出兩點結論：第一，在1918年大流行之前這種流感已經存在；第二，所謂的“西班牙流感”有可能是從法國流行的、嚴重的地方性傳染病轉變發展而來的。美國士兵到達歐洲以後，由於他們對環境和氣候的不適應以及免疫力的下降，從而造成了流感的變化及在美軍中間暴發大流行的嚴重後果。

　　美國《內科醫學檔案》（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刊載了一篇關於美國遠征歐洲軍隊的調查報告，指出“在尋找任何大流行疾病的起源時，必須認識到這種疾病並非每次都完全重新出現；對於一種以前就曾以大流行形式存在的疾病來說，這一點尤其重要。它肯定存在於一個或多個國家，可能在許多地點作為一種流行病已經很長時間了……如黑死病、霍亂和黃熱病，就是已知在某些地方性疫源地存在了較長一段時間，突然開始傳播，甚至具有大流行的特征”。文章提到，根據西班牙方面在1918年4—6月的報告，意大利海軍在5月上旬就開始有疫情流行。意大利一位衛生局長聲稱這一疾病是由美國軍隊帶來的，但是並沒有提出什麼根據。勉強可稱為證據的就是大批美國軍人抵達歐洲的時間點，正好與歐洲流感暴發的時間契合。該研究報告對此說法進行了駁斥，若是流感原來就在美國存在，則沒有理由直到8、9月份才在美國國內大肆傳染開來。可以看到，醫學界對於流感起源可能在歐洲的討論是較為謹慎的。

　　上述四種疫情地理溯源在大流感時期的美國輿論界一直存在。美國地方報紙尤其熱衷於用聳人聽聞的標題大談大流感溯源問題。例如內華達州《卡森市日報》（Carson City Daily Appeal）所刊載的《俄羅斯人給德國人的禮物》一文，援引極右小說《蒂瑪爾的兩個世界》（Timar’s Two Worlds），稱“我們在中國感染了猩紅熱，從薩拉森人身上沾染了天花，於俄國接觸到了流感，又自南美洲染上了黃熱病，還有印度教教徒帶來的霍亂。但是這些死亡率極高的傳染病實際上都源自土耳其。如果這些說法是真的，至少這也是一種懲惡揚善：德國人現在收到了俄國人最後的禮物——大流感” 北卡羅來納州的《山核桃每日記錄報》（Hickory Daily Record），就認定德國人制造並傳播了這一致命流感，還打造出頗為押韻的鼓動口號：“不要害怕與德國人（German）或病菌（Germ）作戰！”這類文章不加掩飾地表達了狹隘的民族主義觀點。

　　這些地方報紙之所以能在輿論界喧囂一時，與美國政府的沉默和消極有關。在大流感期間，美國公共衛生部門的回應和公開評論遲滯含糊。1918年8月關於大流感造成民眾大量死亡的報道已經鋪天蓋地，但首次政府通告見諸報端竟然是在9月22日。一家地方報紙用極小的篇幅刊登了《個人抵御西班牙流感的指導方針》，列舉了幾條加強個人衛生的方法，此外對於流感沒有任何說明；10月，費城因感染流感而死去的民眾數以萬計，而當地的數種報紙卻從未出現過任何一則市長關於此次危機的言論。《美國醫學會雜志》曾刊文批評政府的建議和指導根本沒有告訴民眾要重視隔離。結果，政府對通報疫情和輿論引導上的處理方式為臆測和謠傳提供了發酵的空間。

　　在政府缺乏擔當的情況下，美國各大主流媒體也沒能主動站出來承擔引領輿論的角色。《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洛杉磯時報》等知名媒體，總體上對官方的表態亦步亦趨，側重於報道已經確定的疫情的事實和病患數字、政府和醫療機構的行動和官方的防疫建議，很少評論疫情溯源問題。《紐約時報》在一篇科普性質的文章中將1918大流感的歷史進行了梳理，在羅列各種溯源假設之後，作者也謹慎地提醒讀者，醫學界認為這些推測理論“更像是突發奇想，而並非確有可能”。但是各大媒體在澄清各種溯源奇談怪論方面卻比較被動。在1918—1919年《華盛頓郵報》關於大流感的165篇報道中，諸如轉載防疫措施的規定、防疫知識的普及和衛生建議僅占23%。幾乎全國的報紙都被動地執行著公共衛生部的指示，反復刊登《個人抵御西班牙流感的指導方針》以安撫民心，從未對毫無根據的政治化和極端民族主義地理溯源予以批駁和澄清。

　　另外，美國醫學界對社會上形形色色的疫情地理溯源也沒有給予正面的回答。毫無疑問，當時醫學界最迫切的任務是研究病理、提出防疫及治療的方法，對疾病起源的時間和空間的追根溯源並非當務之急。從當時醫療記錄來看，整個醫學界在應對疫情中疲於奔命。盡管他們的認識是科學的和謹慎的，如1919年6月《內科醫學檔案》刊文稱：“1918年的這次大流行病的源頭仍然相當模糊，而且這一問題也許永遠得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但是這些科學的認識並沒有通過政府有關職能部門傳遞給社會大眾，也就沒有對明顯荒謬的地理溯源起到遏制和消解的作用。

　　基於上述條件，美國輿論中政治化、種族主義的疫情地理溯源應運而生。同時，大眾讀者本身的焦慮情緒和獵奇心理也反過來刺激了媒體。為了迎合公眾，媒體炮制出相應的內容以釋放壓抑的情緒。對其他國家特別是對敵國德國的指控和污名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美國社會因戰爭和瘟疫沖擊產生的失控感和群體焦慮。事實證明，沒有科學證據支撐的疫情“溯源”絕不是真正的“追溯原點”，只能是泛泛的“追罵指責”，從而對有效防控疫情和科學認識疫情產生消極的影響。只是在疫情大流行漸漸遠去，尤其是戰爭與疫情疊加環境過去之後，大流感疫情的科學溯源問題才真正提上了日程。

　　　三、後疫情時代的1918大流感科學溯源

　　一戰於1918年11月結束，但大流感直到1920年還在大西洋兩岸徘徊。美國輿論繼續關心這場流感的病原體到底是什麼？來自何方？對疫情起源顯而易見的荒誕解釋已經引起媒體的批評。1919年1月11日，《鳳凰城論壇報》（PhoenixTribune）頭版刊出反對流感種族主義的長篇文章，該文主標題直言“流感病毒不曾表現出任何種族偏好”。作者指出：“無論對流感病毒提出什麼指控，它肯定是沒有種族和膚色偏見的，即它攻擊那些適合它攻擊的人，而無關受害者的種族、膚色，或所處社會的發展水平”。

　　此外，當時美國醫學界的不少專家尤其是有政府背景的“醫官”群體對1918大流感“溯源命名”抱審慎態度。1919年10月，美國公共衛生部門公布的答疑公告以“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Influenza Pandemic of1918-1919），而非新聞媒體上鋪天蓋地的“西班牙流感”來指稱1918大流感。由於“醫官”群體在20世紀早期美國公共衛生體系的建構和醫療事業治理中扮演關鍵角色，因而類似表述實際上反映了公共衛生界對流行病溯源不采用特定地理命名原則的萌芽。然而，單純不采用地理命名的方法並不能滿足醫學界及廣大社會公眾認識疫情來龍去脈的渴望，也不能消除人們對疫情凶險的恐懼和消解輿論中誤導性的疫情“外國來源”說。因此，美國醫學界必須提出符合科學邏輯的流感致病的替代性解釋，以事實分析打消輿論及普通民眾的疫情溯源歸罪沖動。當然，追溯疫情起源的動機遠不止此。對經歷過或了解1918大流感的醫學科學家來說，對疫情進行地理溯源（當時對流感病毒理論還一無所知），同時對疫情傳播路徑和應對的調查，既是科學認知的需要，也是防范疫情卷土重來的世界性重大公共衛生問題。只有搞清楚疫情起源、傳播方法和路徑，才能為人類的防疫和抗疫提供經驗。疫情起源探索終歸回到純粹醫學科學的軌道上來。這一次科學家們理所當然地把流感重災區美國作為調查的重點，在正確的科學溯源起點上開始了探索。1920年1月，美國國會撥款50萬美元用於科學調查。然而，這個橫亙在人類面前的疫情起源問題遠非想象得那樣簡單，它竟然令一代又一代的優秀科學家耗費了近一個世紀，才找到了問題的初步答案。

　　（一）“流感杆菌”路徑依賴下的探索

　　疫情暴發之初，醫學界的探源思路還被局限在1892年德國法伊弗（Pfeiffer）與坎農(Canon)兩位醫學家提出的“流感杆菌”理論框架中，認為這種細菌是大流感的致病原因。19世紀90年代末，西方醫學界又創造出“真性流感”（TrueInfluenza）這一概念，並將“流感杆菌”致病視為區分“真性流感”與“普通流感”的標志。1918大流感期間，西方主流醫學界對法氏的“流感杆菌”說深信不疑，不但堅稱 “流感杆菌”引發了瘟疫大流行，還以這一理論為基礎展開各項防疫工作。

　　美國科學家一直在嘗試從呼吸道分離“流感杆菌”以實現菌種培養和微生物研究。然而幾乎所有學者都遺憾地發現：“流感患者扁桃體和鼻咽部細菌通常瘋長”，由此最初流感致病物實驗無果而終。1918年底，紐約市西奈山醫院（MountSinai Hospital）的伯恩斯坦（E. P. Bernstein）和洛伊（L.Loewe）宣布，改用龍膽紫血瓊脂培養和初步分離“流感杆菌”獲得成功，並將操作方法公開發表於《傳染病學雜志》（The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這標志著醫學界在沿著細菌學方向追溯流感病源上向前邁出一步，也預示著這個方向的探索即將到頭。此後，美國官方衛生機構、科學院所紛紛加大投入，順著追溯“流感杆菌”的路徑去加強1918大流感疾病溯源研究。1919年中，美國貝爾維尤醫院細菌學教授威利安·帕克（WillianH. Park）、公共衛生部門鼠疫與麻風病流調專家喬治·梅科伊（George W. MeCoy）、哈佛醫學院預防醫學與衛生學教授彌爾頓·羅西瑙（Milton J. Rosenau）和芝加哥大學細菌學教授埃德溫·喬丹（EdwinO. Jordan）等四位“細菌獵手”展開了1918大流感致病菌再溯源工作。20世紀20年代，醫學界對“流感杆菌”的認識開始泛化到流感之外，甚至將其看成腦膜炎等非流感病症的致病原，一些清醒的醫學家對此給予嚴肅批評。這表明，當時西方醫學界已初步意識到所謂“流感杆菌”很可能只是表象，真正引起流感的病原體則有待發現。

　　事實上，早在1919年12月，美國統計學會（AmericanStatistical Association，簡稱ASA）專家雷蒙德·佩爾（RaymondPearl）在一篇文章中直接批評了1918大流感暴發初期美國對流感認識的謬誤與混亂：“在疫情暴發之初，人們對疫情的描述，公平地講，是完全不科學、缺乏根據的。只有收集到足夠多的且極為充分的統計數據時，我們才能回答有關流感的任何問題。1920年2月，弗來克斯納認為要集中一切醫學力量盡快弄清大流感病理，形成預防對策，他還和其他專家大聲疾呼“全世界共同戰斗以終結大流感”。

　　　（二）從猜測病毒到發現病毒的突破

　　對1918大流感溯源的科學突破是全世界醫學科學家共同努力和合作的結果。《加拿大公共衛生雜志》（CanadianJournal of Public Health）編委會的綜述總結道：“1918至1919年的流感大流行為深入調查該病病因提供了機會。1918年初秋在美國暴發的流感似乎證實了1890年大流行後醫學家認為病原體是流感杆菌的觀點。不過，隨著疫情持續，各方面也報告了各種各樣的致病有機物，流感杆菌不再被認為是主致病因，開始有學者猜測是一種病毒。但是直到1933年英國突發另一場大流感，英國科學家史密斯（Wilson Smith）、安德魯斯（C.H. Andrews）以及萊德勞（P. P. Laidlaw）才用雪貂實驗證明了流感病毒的存在”。三位英國科學家成功地將過濾後的流感病例的咽喉沖洗液，經鼻腔滴注輸入雪貂體內。受接種的雪貂在經過平均兩天潛伏期後，很快出現發熱、流涕等明顯的大流感典型症狀。後來他們發現老鼠可以用於感染病毒的實驗，並且病毒可以在雞胚胎中成功復制。這是15年來國際科學界在追尋大流感的起源過程中一個裡程碑式的發現。《英國醫學雜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盛贊這一開創性科學發現為 “流感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合適實驗動物” ，為科學認知流感病原體掃清了一大實證障礙。此後，流感研究者不必再受人體實驗的倫理風險掣肘，可以在雪貂等實驗動物身上有序檢驗有關流感病原的諸種科學猜想。在上述過程中，得益於醫學界鎖定了流感病毒這一致病原，人類抗擊流感疫情的手段獲得極大優化。歷經20多年的奮斗後，1940年10月，人類歷史上首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流感疫苗出廠投入使用，開啟了全世界應對大流感的新紀元。

　　1940年11月，美國醫生辛普森（HopeSimpson）致信《英國醫學雜志》，表示他對從雪貂入手研究人類流感病毒的方法表示懷疑：“病毒向雪貂傳播，以及從雪貂到小鼠的傳播，是一個有趣但間接的且並非決定性的證據。這種病毒傳播過程與多數流感病例傳播過程並不一致。因此，不能將雪貂疾病等同於人類疾病。”辛普森此番懷疑點明了1933年以後一段時間內流感研究的困境——發現自然界宿主體內的流感病毒僅是邁出第一步，真正要形成有益於流感防控、診治的研究成果，還需回歸到人體去認知流感病毒。

　　由追溯“流感杆菌”到發現流感病毒,是一次意義非凡的科學飛躍。此後，醫學界對於流感病毒的認知也在不斷豐富和深化。1933—1940年，A、B型流感病毒先後被科學家成功識別：“A型流感病毒，是霍爾斯法爾（R.Holsfall）對1933年由威爾遜·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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