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诞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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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秋成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产物之一。因此，这所大学才会以孙中山的名字出现。尽管这所学校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但其招生的对象并不仅限于国民党人，而是包括更多的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学生。可以说，中山大学是为当时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培养政治理论骨干的特殊学校。比如，在中山大学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学生名单中，就有如下一些人的名字：

蒋介石之子蒋经国； 冯玉祥之子冯洪国； 冯玉祥之女冯弗能、冯弗伐； 邵力子之子邵志刚；叶楚伧之子叶楠； 于右任之女于秀芝。

当然，与一般人不同，这批国民党要人的子女都是以“保送”的方式被送进中山大学的。与这些“幸运儿”相比，其他人则只能通过另外两种方式实现去中大的愿望：报名考试，接受选拔；或由组织上秘密推荐选派。

从1925年开始，到1929年，每年都有一批人由中国远涉重洋，辗转赶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几年里，莫斯科成为当时中国的革命精英荟萃的地方。 1927年7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取缔”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同时命令各级组织严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1930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学宣布解散，走完了短短5年的历程。但是，中山大学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却是相当深远的，其中“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就是在中山大学诞生的。

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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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一些1927年底时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组成的松散团体。他们由于持相近的理念得名。他们自称是共产国际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当时中国共产党瞿秋白路线的坚决反对者，也有一种说法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指其中的徐以新的立场摇摆不定。包括：

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民、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一）新。

其他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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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说法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只是别人对他们的一种笼统的说法，所指的人也不尽相同。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不是理论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当事人和党史界一直有争论。1981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曾邀请19位当年中大的学员开过一次调查会，会上达成的共识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不能准确反映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发展和分化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说明它的性质和危害，建议今后不要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用名词。我是出席会议的成员之一，同意这个建议。具体地说，当时确有以王明为核心的教条宗派，主要是指一部分靠近中大支部局的党员，在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上比较一致，但是，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成员。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只是别人对他们的一种笼统的说法，所指的人也不尽相同，谁也没有列出过一个确定的名单来。有人说：1929年夏，在支部局召开的总结大会上，最后表决时只有28名党员拥护支部局，因此得名。这根本不是事实。那次党员大会上的表决，支持支部局的共有90票，另外还有30票是苏联人，但仍居少数。以吴玉章为例，他本来对支部局工作“有许多意见”，后来支部局夏曦告诉他说：现在有人要利用工作中的缺点来反党。并向吴老提示：我们首先要说支部局的路线是正确的，然后批评工作中的缺点。吴老说：“有这样一回事吗？要反党我就不赞成！”他在总结大会上的发言就持这个态度。但吴老决不是宗派分子。教条宗派的基础是错误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所以它是可以分化的。以后的历史证明，王明的教条宗派经过多次分化，经延安整风分清路线后，这个宗派就不存在了。我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不合事实，也不准确。应当说：确确实实有王明教条宗派，但并没有什么“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还有人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半个”是指一名共青团员，年纪很轻所以称为“半个”。这更经不起推敲。因为参加10天总结大会的是党员，团员不参加，更没有表决权。 [2] 

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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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以新
徐以新，1911年11月14日出生于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岭洋乡。原名徐一新。在浙江衢州第八中学（现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学）读书期间，1926年12月上旬，北伐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胜利进驻衢州城。在衢县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华月峰带领下，徐以新有幸接触了北伐军二师政治部王天元等一批共产党员。他发现这些共产党员和华月峰老师一样，心中有理想、作风很严谨、工作有朝气，并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16岁的徐以新决定参加北伐军，北伐军长官考虑到徐以新看上去像个小鬼模样，就没有带他走。但徐以新参军决心很大，3天后他瞒着家人，身穿老师送给他的一件旧大衣，怀揣一块用作生活费的银元，一路追赶北伐军，直追到杭州附近的富阳才赶上队伍。北伐军的长官看到徐以新参军热情高，人很机灵，吃苦耐劳，所以在1927年1月，正式批准他入伍。由于徐以新在学校做过宣传工作，后来便担任了北伐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宣传科见习官。在部队里，徐以新每天写稿、写标语、画宣传画，有时还排演一些小节目，日子过得很充实。

1927年3月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总指挥部工作。4月在武汉中共中央军委任技术秘书，经陈赓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7月调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政治部任科员。参加八一南昌武装起义。在赴广州途中任第二十军第三师师长周逸群的机要秘书。9月，任起义代总指挥贺龙的机要秘书。10月到香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7年12月赴苏联留学。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苏联总参谋部学习。1930年转为共产党员。1931年从苏联回国，任共青团沪中区委书记。后做通讯联络和培训报务员工作。1931年11月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鄂豫皖苏区外交委员会主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军委参谋主任。1932年12月，随军向川陕地区进军，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主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中共川陕省委委员。1933年5月至7月以红四方面军参谋主任身份与西北军杨虎城将军的全权代表孙蔚如谈判，达成秘密协议，为受围的红军开辟出一条红色交通线。8月，因反对张国焘分裂党的路线，被逮捕关押。跟随部队三过草地，两过雪山，直到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方获自由，担任红四方面军高级参谋。1937年3月任西路军干部团政治部主任。西路军失败后，1937年12月经兰州、西安回到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