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洲,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原政治委員。劉亞洲最初從事文學創作,在軍事文學領域有了一席之地,後轉行從政進入空軍領導機關,官拜大軍區正職,上將軍銜。對其升遷路徑,廣大民眾心知肚明。其人自視“高人”,以“大”自譽,自稱其思想為“大思路”、“大手筆”、“大啟示”、“大格局”、“大氣派”、“大戰略”,常以其主張為高層指點江山而津津樂道,常常著文為國人“指點迷津”而自視為思維超前的高人,屬高官“網紅”。如“棄朝認韓”取悅美國之策,向西進軍與美國和西方結好之謀,大陸應走台灣民主之路等主張,試圖影響國家戰略,扭轉復興之路,博世人眼球,獲西人歡心。其《戰略文集》,自始至終是崇美、媚美之詞;中華文明、中國文化全是糟粕,西方文明、西方制度才是民主自由與光明;共產黨一黨執政必然導致獨裁,西方民主選舉才是中國必由之路等等。 隨著劉亞洲官越做越大,劉亞洲利用其身份地位在網絡上經常發表一些異乎尋常的文章和言論,兜售西方“人道”、“人權”、“人性”、“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的私貨。由於長期發表這些文章和言論,在一些媒體吹捧下,劉亞洲也被冠以“中國最理智的思想家”、“中國軍隊最著名和最有影響力的智囊”、“中國最有膽識的鷹派人物”、“一位具有大師氣質的戰略家”等名號。隨著廣大民眾政治覺悟越來越高,政治辨別力越來越強,劉亞洲的言行和“兩面人”的陰謀逐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尤其是年輕一代的愛國者,對劉亞洲販賣的“陳年老貨”更是不屑一顧。廣大民眾對其封有多個頭銜,稱其為“兩面人”、隱藏在軍隊中的“第五縱隊”、普世價值的吹鼓手、中國軍隊的頭號漢奸、帶路黨的帶頭人等等。 劉亞洲全然不顧軍隊高級領導幹部應有的黨性覺悟,甚至沒有普通黨員的基本黨性和覺悟,不顧黨和軍隊的紀律,刻意發表一些違背社會主義價值觀,違背新時代黨的方針政策,違背人民軍隊性質宗旨的文章和言論。劉亞洲的文章和言論,有恃無恐為其特長,膽大敢說為其特色,隱晦暗喻為其風格。廣大人民群眾對其文章和言論,網絡上批評之聲不絕,但其吹捧者、贊美者也為數不少,其人很是“紅了”一個時期。
一、劉亞洲鼓吹西方民主制度,要從根本上動搖顛覆我們黨的執政地位,為實行多黨制打下理論基礎 毛澤東主席指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新時代的繼承與發展,是新時代引領中國及人類社會進步的理論體系。 劉亞洲自稱是“思想家”,就是從這兩個根本之處下手,長期鼓吹普世價值,以宣揚西方和美式“人道”、“人權”、“人性”、“民主”、“自由”為幌子,否定黨的領導,否定黨的理論基礎。 他在文章中稱:“我願意做思想先鋒,我願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我連活著都不怕,還怕死嗎?在中國,講真話真難啊。我願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劉亞洲是一個什麼樣的“先鋒”?要為誰殉道?劉亞洲不僅是喪失共產黨人理想信念的問題,而是他從始至終根本就沒有樹立過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 劉亞洲的所作所為,是一個典型的野心家和陰謀家。長期以來,此人公開一套,暗中一套;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口是心非,陽奉陰違。嘴上也講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背地裡則販賣他自己夾帶的私貨,長期與黨中央唱對台戲,試圖影響和改變中國的戰略方針,影響中央的戰略決策和部署。他的文章和言論,不僅在社會上遭到有識者的批判,在軍內、尤其在國防大學內部遭到強烈抵制。他與校長王喜斌共同把持國防大學期間,被廣大教職員工評價為“國防大學有史以來最差的一屆班子”。 劉亞洲的高明之處在於,采取極其隱晦的方式,指桑罵槐,借古喻今,以外譏中,借屍還魂,但基本套路還是美國培養“第五縱隊”那些招數。凡是美國的一切都是好的,凡是中國的一切都是壞的;凡是美國的都是進步與光明的,凡是中國的都是糟粕腐朽和墮落的;凡是美國制定的政策主張必然是民主自由的,凡是共產黨一黨執政必然是獨裁是不民主不自由的。他煽動擴大國內矛盾,挑起社會撕裂。豈不知,現今中國已經不是任人可欺之中國,現今民眾也不是可以隨意愚弄之愚民,帶路黨和公知們的招數已經不靈了。 劉亞洲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必然失敗。他稱:“昨天,社會主義在某些國家取代資本主義是不可阻擋的。今天,社會主義在某些國家被資本主義取代也是不可阻擋的。蘇聯社會主義從它誕生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它要失敗的命運。列寧制造了無產階級專政,制造了階級斗爭,制造了獨裁,制造了接班人制度,也就制造了自己和自己事業的墳墓。這就是規律。” 劉亞洲認定共產黨一黨執政必然是獨裁,必然是不民主不自由,全然不知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共產黨沒有自己的私利,這是無產階級政黨與資產階級政黨的本質區別。而劉亞洲則把人民與共產黨切割開來,制造人民與共產黨的對立,其結論:共產黨“制造了自己和自己事業的墳墓”,為其鼓吹多黨制和西方(台灣)所謂民主制度奠定理論基礎。 劉亞洲言道:“現在是個選票出政權的時代。作為領導人,只能因勢利導。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因此,大陸內部的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的改革是兩岸關系發展的關鍵。”劉亞洲全盤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多黨協商的民主制度,否定人民代表的民主制度和共產黨內的民主制度,暗指政治體制改革要仿照台灣模式,即西方模式,才能處理好兩岸關系。他認定“台灣首先是創造了經濟奇跡,這一次(作者注:指台灣選舉)台灣人民應該說在政治上又創造了奇跡。為什麼?中華民族五千年來老百姓第一次按自己的意願一票票計選出領導人。這個意義,我們應該從正面的積極方面去理解,這和我們黨將來要走的道路也是一樣的,民意啊!” 在劉亞洲文章和言論中,處處透露著一股暗喻之風,詭異之氣。明明有些事情違背中央的方針政策,是完全不可為之事,在他筆下和言論中,成為可行可議可改之事,以講述西方政策制定是多麼的“民主”,暗喻共產黨不講民主;明明有些事情顛覆了軍隊原則和紀律是令行禁止的事,在他筆下和言論中,成為可以違背可以突破之事,以編造軍隊不聽指揮如何贏得勝利的故事,暗指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不講自由;明明有些事情不符合人民軍隊的根本宗旨,在他筆下和言論中,成為符合人性的正常事和英雄業績,以西方人權高於一切的普世觀點,暗喻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沒有“人權”,更沒有“人道”和“人性”。 劉亞洲所作這一切的目的,極力鼓吹西方腐朽的“民主”制度,證明共產黨一黨執政必然導致失敗。以西方所謂的民主制度證明共產黨一黨執政既不民主也不自由,劉亞洲事實上成為西方在黨內、軍內的代言人和“帶路黨”的帶頭人。用網民的話語,這些人不是蠢,而是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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