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新聞

台灣作家龍應台曾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訪問北京後頗為惆悵：“新建築給我的整體印象是毫無個性、特色和美感，把古城溫馨、傳統的氛圍破壞了，使老北京蕩然無存。這些古跡屬於整個中華民族，也屬於我。我有一種被剝奪的感覺。好像趁我不在的時候，有人把它毀掉了。”

1934年3月1日，長春郊外的杏花村，一場荒唐的“登基大典”正在舉行。

二〇二六年七月六日這天（恰逢七七事變89周年前夕），台中的盛夏熱浪正熾。 剛結束一場探討印太戰略演講的日裔台籍媒體人矢板明夫，在飯店大廳的明亮燈火下，突遭一名中國籍廖姓男子揮拳襲擊。 這記毫無預警的拳頭，隨即在台灣的輿論場上震蕩出巨大的歷史余震。

幾乎從中共創黨之時期，周恩來就位居中共高層，終其一生而不倒，置身在這部世界上最殘酷的絞肉機，並陪伴動輒龍顏大怒，大開殺戒的暴君毛澤東，周以千變萬化長期存活，居高不倒。

簡易評論文章：中共成立105周年的前夕，一架只有兩個座位的小飛機，撞向北京地標性建築---中信大廈。網絡上流傳的一條通知顯示，這一撞讓中南海裡的習近平產生巨大恐懼，以至於300公裡內都嚴令禁止任何商業飛行。

解放軍戰略導彈部隊組建60周年前夕，火箭軍黨委26日刊文強調：“火箭軍永遠忠於黨”，誓言“從思想上肅毒除弊、從組織上去腐生肌”。火箭軍黨委當天在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頭版發表了題為《努力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火箭軍》的文章。

中共黨魁習近平上台以來，持續大規模整肅人事。學者吳國光認為，習的權力高度集中後僅“習派”，習派底下“亞派系”相互挑戰、牽制，這是習晚期政治基本特征。他預測隨著明年中共21大來臨，各派系廝殺恐怕會更加嚴重。

我在香港《爭鳴》雜志（2009年9月號）上撰文，提到了1957年反右運動中中國知識精英、民主精英在運動中的道德與人格問題。我曾指出，盡管在絕大多數的場合，道德的淪喪和人格的扭曲是因為中共政治迫害的殘酷，後人實在不應當在個人的層面多加苛求和追究，但作為歷史真相的一部分，我們則應當直面丑陋和恥辱，以悲天憫人的態度進行理性的研究。限於篇幅和心情（對中國知識份子來說，實在是他們的歷史恥辱），那篇兩千多字的小文就沒有進一步展開。但是最近收到國內許醫農大姐轉來的在國內流傳的有關宋慶齡在反右中不同意中共做法的“出色表現”的文章，才知道歷史真相已被扭曲到了何種程度，對這一問題實在有再稍微深談一下的必要。

在很多文章和記載中，周恩來和張春橋的個人關系不好。其實，真實的情況，並非如此。周恩來與張春橋的個人關系，一度很不錯。甚至，周恩來曾希望張春橋來當他的秘書。張、周兩人的這種親密關系，持續了很長時間。本文摘自陳冠任的個人博客，原題為《周恩來曾選張春橋當秘書，兩人曾關系不錯》。

據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披露：1973年4月9日，鄧小平夫婦前去看望在玉泉山治療的周恩來，周曾向他們透露過一種無奈：“周恩來首先沒有談他的病，也沒有談今後的工作，他對鄧小平說的，是埋藏在心裡多年的話。他說：‘張春橋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讓查。’講完後，他對著卓琳特別囑咐：‘卓琳，你不要說出去啊。’”張春橋的“叛徒”問題，乃是“文革”後期高層權力斗爭的一大焦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