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_NEWS

我在香港《争鸣》杂志（2009年9月号）上撰文，提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中国知识精英、民主精英在运动中的道德与人格问题。我曾指出，尽管在绝大多数的场合，道德的沦丧和人格的扭曲是因为中共政治迫害的残酷，后人实在不应当在个人的层面多加苛求和追究，但作为历史真相的一部分，我们则应当直面丑陋和耻辱，以悲天悯人的态度进行理性的研究。限于篇幅和心情（对中国知识份子来说，实在是他们的历史耻辱），那篇两千多字的小文就没有进一步展开。但是最近收到国内许医农大姐转来的在国内流传的有关宋庆龄在反右中不同意中共做法的“出色表现”的文章，才知道历史真相已被扭曲到了何种程度，对这一问题实在有再稍微深谈一下的必要。

在很多文章和记载中，周恩来和张春桥的个人关系不好。其实，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周恩来与张春桥的个人关系，一度很不错。甚至，周恩来曾希望张春桥来当他的秘书。张、周两人的这种亲密关系，持续了很长时间。本文摘自陈冠任的个人博客，原题为《周恩来曾选张春桥当秘书，两人曾关系不错》。

据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披露：1973年4月9日，邓小平夫妇前去看望在玉泉山治疗的周恩来，周曾向他们透露过一种无奈：“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讲完后，他对着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张春桥的“叛徒”问题，乃是“文革”后期高层权力斗争的一大焦点所在。

柏林《每日镜报》：北京至今对“六四”讳莫如深 https://t.co/SE0qIA6zGg pic.twitter.com/4Y0s7oXL1u— RFI 华语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RFI_Cn) June 4, 2026

这个夏天，武侠剧《雨霖铃》火出圈。开播即爆，优酷热度冲破9500，刷新近三年武侠剧纪录，仅5天全网播放量就突破1.5亿，传播力直接拉满。

可能有很多人听说过“132小组”，这是中国特供制度中，一个专门为毛泽东以及少数中央高层手工制作特供雪茄的秘密生产小组，体现了“一人奢侈、举国供养”的荒诞。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即从1950年10月的第五届联合国大会起，到1971年10月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止，年年都有国家向大会提交议案，要求把被台湾占据的联合国席位给予中国，最早是印度、苏联等国。但在美国的极力阻挠下，最初几年联合国大会以“不列入议程”(即暂予搁置)处理。1960年以后，国际情势已经改变，在这10年当中，随着亚非拉许多新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会员国数从60个增加到99国。在1961年的第16届联大上，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国家由11票激增到42票；弃权数从4票跳到22票。台湾眼看大势不妙， “暂予搁置”的老办法显而易见行不通了，不得不改变腔调和手法。在美国的全力护盘下，又提出所谓“重要问题案”需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也就是“任何有关代表权争执的议案应视为重要问题，要以到会投票的会员国三分之二的多数决定之”，续图顽抗。到了1971年，国际冷战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971年4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导演”的乒乓外交轰动了全世界，随后，基辛格和尼克松相继访华，自1968年开始解冻的中美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 到了26届联大前夕，联合国在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形势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生着有利于中国的变化。

颜纯钩评论文章：今年是文革爆发六十周年，不少研究者和评论者纷纷撰文，我是文革的亲历者，有自己的经历和体会，我也可以尽我所知与各位分享。

1955年春天，北京的风还带着寒意。全国范围内的“镇反”工作进入深入阶段，大量曾经身在国民党军政系统的人，正在接受一轮又一轮的审查。档案一卷卷摊开，经历被一层层剥离，只留下简单的结论：该杀，该关，还是该放。

5月13日傍晚，美国“空军一号”按计划准时降落北京首都机场。距离川普上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已经过去了3109天，大约八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