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紙革命風起雲湧習氏清零走向末路

日期: 2022-11-28
新聞主題: 北京,上海,天津,重慶,習近平,胡錦濤,江澤民,鄧小平,毛澤東,薄熙來,周永康

來源: 美國之音 江楓

江楓評論分析文章:自從11月10日“二十條”頒布以來,中國的社會局勢似乎陷入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混亂當中,每一天的形勢都在變化,仿佛進入到了一種奇怪的無政府狀態,如同文革爆發初期的情形。特別是,11月24日烏魯木齊火災之後,短短幾天,抗議的烈火席卷全國,形成一個1949年以來空前規模的人民自救運動。



北京清華大學的學生手舉白紙抗議嚴厲的防疫政策,悼念日前在新疆烏魯木齊市死於火災的至少10名遇難者 (022年11月27日)

而且,這種高度自發的抗爭和形勢的快速發展,不是任何組織或者所謂外部勢力能夠動員的,也超出了傳統官僚機構和媒體的官僚主義的僵化理解,並且正在朝著一場近乎革命的方向演進。如何評估這場運動的發展,是否將趕上伊朗過去幾個月的大規模抗議,還是重現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抑或回到中國政治的傳統軌道,例如香港民眾在2019年舉行的大規模示威和隨後的殘酷鎮壓,或者更早,回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喚醒中共黨內的糾錯機制?

如果僅從動態清零的政策角度來看,這是民眾不滿的指向,也是當前局勢混亂的主要根源。僅僅一周前,卡塔爾世界杯開幕前,中國還處在“二十條”發布之後的混亂。一方面堅持動態清零、另一方面做出輕微調整的“二十條”所發出的“既要、又要”的矛盾信號,仿佛文革後期“抓革命、促生產”的回魂,給地方政府和人民帶來無所適從的同時,也導致一場政治危機的醞釀。

如此情形,既像“三年饑荒”行將結束的1961年底,又像1966年文革爆發之初。在“516”通知發布後的半年,毛澤東固然獲得了無與倫比的絕對權威,但是在“踢開黨委鬧革命”和“砸爛公檢法”口號下對官僚體制的顛覆也將中國社會帶入空前的混亂。在上海“工總司”奪權之後,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按照毛澤東“要搞幾條”的指示制定了所謂“公安六條”,以臨時刑法的方式貫穿整個文革直到1979年才被正式廢除。與之對照,“二十條”的出台時機和目的,不能不說,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當下“踢開國務院搞清零”的詭異政局。

11月10日由習近平主持、在剛剛結束的二十大上選出的清一色寵臣組成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討論通過了所謂二十條,翌日再由總理缺席的國務院頒布。盡管相比此前國務院頒布多時卻難實行的“九不准”,二十條只是沿用並且只做了極其細微的技術性調整,但卻讓此前一直奉守清零為唯一標准的地方政府,陷在撤退與掩護、堅持與躺平、清零與共存之間的過渡區域無所適從。

這,其實也是1961年底到1962年初召開七千人大會之前的情形。同樣在11月10日舉行的中央會議上,面對鄧小平下達的1962年度征糧指標,各中央局書記陷入沉默,正是這一集體沉默啟動了翌年的七千人大會,劉少奇在這次大會上發難,毛澤東被迫退居二線。當然,這一斗爭最終引爆四年後的文化大革命。

對出身紅衛兵的新一屆政治局常委們來說,這段歷史或許最為熟悉不過,也因此被稱為“艱辛探索”。反而,對大多數中國民眾來說,要麼沉浸在全球化的余暉中,要麼困於疫情的折磨,也包括那些對文革苦難念茲在茲的知識分子,都或許已經淡忘了1949年之後、文革爆發前這段最為關鍵的轉折,那也是中共歷史上一次短暫卻不完全的糾錯。當中國的政治體制在復辟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從制度和現實都重復著1959到1961年三年饑荒的災難,甚至疫情期間中美關系的惡化也如同1961年10月底蘇共二十二大上蘇中矛盾的公開化,如何防止三年疫情結束後出現第二次七千人大會,或許就成為二十大之前中國領導層最為憂心的問題。

60年前,在1962年1月27日下午,大會剛開始,劉少奇就甩開講稿,以薄一波後來稱之為“大無畏的勇氣”講真話,即講經濟形勢的糟糕、講“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講“三七開”、公開否定毛澤東著名的“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系”,為當時的全黨精英做了一次“充滿激情、生動有力”的政治動員,才可能在會後主導中共政策調整,走出導致三年饑荒的錯誤政治路線。

當然,這次七千人大會在中共歷史上前所未有,卻未完全取得勝利,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內亂埋下了伏筆。後來只有1978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算得上部分繼承了七千人大會模式,真正完成了思想和路線上的清算,幫助中共這個百年老店及時轉向,回到人民歡迎的正確道路上來。也因為這一歷史理性的存在,中國的許多政治老人、作為改革開放受益者的資產階級、新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們,直到二十大之前都還抱有幻想,以為中共內部的糾錯機制和力量並未喪失,仍然可能在最後關頭,或者在二十大之上或者在二十大之後,能夠站出來扭轉乾坤。

現在看來,這當然是一個幻覺,很天真的幻覺,絲毫沒有意識到過去十年中國政治生態和制度發生的根本變化,一個威權主義的世俗政黨在經歷了連續不斷的自我清洗之後已經趨近一個沒有任何內部挑戰力量的極權主義體制。

同樣,現在看來,二十大會場上的戲劇性一幕和最後的清一色班底,不僅是這一轉型的必然結果,更是為了防范第二次或者新的七千人大會出現,防范黨內任何可能的力量以對三年疫情的檢討為由推動政治轉向。這或許才是二十大前後中共中央反復強調“兩個確立、兩個維護”的初心,一種以政治安全為名的歷史性恐懼,也是政治恐懼。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動態清零政策,雖然在上海封城之後就已經破產,民眾心理早已經進入到了後疫情時代,但是可以想見的,2023年不會發生新的七千人大會,而動態清零政策也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盡管當局可能放棄或者改變動態清零的具體措施,但是由於“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閉關鎖國模式,當局會把動態清零的制度內核作為二十大體制的重要遺產,長期堅持、甚至永久化下去。

對民眾來說,這種政治預期讓人絕望,這或許正是過去幾天全國爆發抗議浪潮的根本原因。對上海市民來說,上半年封城積累的怨氣和怒氣一直得不到宣泄,而二十大的人事布局卻如封印一般鎖死了人民的不滿。對廣大青年學生來說,三年的校園管控和網課早已受夠了,他們在心理和大腦層面都飽受創傷。而對大城市的普通居民或者中產階級來說,三年疫情最後階段來自基層管控的任意暴力,已經嚴重傷害到了他們的尊嚴。在“二十條”之後的政治混亂和絕望中,一場社會大覺醒正在形成。

中國社會在“二十條”頒布後的三周,來到了一個臨界點。也就在這個臨界點上,烏魯木齊的一場火災將新疆和上海的歷史感情、新疆的集中營和各地的方艙、富士康的工人和校園等等紐帶喚醒了。接下來的行動: 要求解封、走出小區、推倒隔欄、悼念死難者,便如烈火一般擴散開來。一場1949年以來前所未有的全國性抗議運動已經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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