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媒:默克爾退休每月可拿1.5萬歐

日期: 2021-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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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環球網資訊

  德國《法蘭克福匯報》26日報道稱,該國6000多萬選民當天將選出數百名聯邦議員,而這些議員將獲得比普通員工高出數倍的收入。

  

  德國聯邦議員的收入主要有5部分。最大部分是議員津貼,相當於員工的工資,每月約1萬歐元。其次是一次性免稅經費津貼,用於支付在柏林聯邦議院和自己選區產生的辦公室費用,以及租用柏林的第二套住宅費用,每月約為4500歐元。此外是每月達數千歐元的交通費用、辦公材料費等。此外,約1/3聯邦議員有第二職業,比如律師等,年收入最高可達到100多萬歐元。

  報道稱,作為德國總理的默克爾,曾擔任聯邦議員30多年,每月有萬余歐元的議員津貼,任總理後月薪則漲至2.5萬歐元。卸任後,默克爾將繼續獲得3個月工資,然後領過渡津貼(約一半收入)21個月。之後每月退休金為1.5萬歐元左右。同時,她還有權獲得帶司機的政府專車,內設辦公室主任、兩名秘書和一名撰稿人的專用辦公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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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默克爾!有誰記得她曾親手把中德關系拽到冰點?

  默克爾擔任德國總理的漫長16年劃上了句號。

  在她即將卸任之際,一家玩具公司推出了一款紀念版默克爾泰迪熊。

  熊仔身穿默克爾常穿的無領紅色外套和褲裝,雙手交叉放在肚子上,這是默克爾的經典造型。

  

  在講求傳統的歐洲,女性穿褲裝拋頭露面被認為是不禮貌的,而默克爾靜靜地打破了這條規矩。

  在中國,網民們稱呼默克爾叫“大媽”。在德國,默克爾也有個差不多意思的外號——Mutti,源自德語“母親”(Mutter),這原本是政治對手給她起的綽號,後來變成了德國人對默克爾的昵稱——像老媽媽一樣嚴謹、務實、低調。

  對德國人年輕人來說,默克爾的確是“媽媽”一般的存在,不少人在她執政初期出生,如今已經上了大學。在德國近現代史上,默克爾的執政期第三長,排在她前面的是俾斯麥和科爾。

  我們很難將雙手放在肚子上的默克爾泰迪熊,與那張著名的德國統一油畫中,在一群高舉軍刀的容克貴族中一襲白衣的“鐵血宰相”俾斯麥放在一個維度中衡量。德國人也已經想不起,一個個性鮮明鋒芒畢露的德國領導人應該是什麼樣。

  

  但低調絕不等於低能。

  16年總理任期內,她經歷了4位美國總統、5位英國首相、9位日本首相,經歷了四次重大危機:金融危機、難民危機、英國脫歐和新冠疫情。危機成為默克爾任上的主題曲,而她把德國從2005年的“歐洲病夫”變成2021年的歐洲經濟支柱之一和國際舞台上的重要力量,並引導歐洲度過歷次重大危機。

  她是為數不多在東西方都能獲得積極評價的西方領導人,是為數不多對華保持清醒認識,對中西方關系抱持包容態度的西方領導人。“她用科學家的理性來審視政治”,這是微博上一位網友對默克爾的評價,考慮到科學家在中國互聯網上的地位,這是相當高的評價。

  她所以能獲得這樣的聲望,與她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前,勝任了“歐洲號”的舵手崗位緊密相關。對歐洲乃至整個西方來說,中國崛起是機遇還是挑戰?默克爾給出了理性和嚴謹的回答。

  她是怎麼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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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0月,默克爾來華出席亞歐峰會,由於行色匆匆,她忘記了提前准備好的大衣。訪問期間,她連一點點時間也要利用起來,隨行人員發現居然能一手拿筷子吃飯,一手握緊話筒講話。

  德國媒體當時評價稱,默克爾“像一個孩子般學著理解中國”。

  

  按默克爾自己的話說,她不知道為什麼在比如西藏問題上“中國人會有如此激烈的反應”,她想了解打交道時如何更適應中國人,如何了解中國人,比如知道他們在一個具體問題上會產生怎樣的反應。

  此前,中德關系剛剛經歷了重大波折。

  2007年,默克爾以“私下交流”為名在總理府會見達賴,引起中方強烈不滿,也受到前總理施羅德以及時任外交部長施泰因邁爾的批評,但默克爾不為所動,她是當時西方世界第一個表態不參加北京奧運會的領導人。2008年奧運會開幕式,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領導人聚首鳥巢,默克爾仍堅稱“德國總理沒有出國參加奧運開幕式的傳統”。

  因此,默克爾在2008年10月訪華中的分秒必爭,從某種程度上看是她對過去的一種補救,也是從這次訪問開始,默克爾走上了德國媒體筆下她對中國問題“學習與學會自我批評”的路。

  2010年,默克爾再度訪華,並度過了自己的56歲生日,無論是從德國媒體後來的總結,還是默克爾的傳記當中,都把這次訪問作為最能讓她回味,改變了對中國印象的節點。當時,默克爾參加德國大使館舉辦的晚宴當中,與來京參加歌德學院巡回展覽的多位中國各省級地方主政者交流。默克爾特意問了一個簡單的問題:省長們在睡覺前,心裡在想什麼?醒來之後,想到的又是什麼?

  

  省長們的反應很直接:每年的就業問題,離鄉背井的農民工的壓力,所屬地區的安定團結,還有環保問題等。默克爾大吃一驚,她很少有機會聽到這些。這一天晚上,她真正領略到中國之大。

  對厭惡國內黨派政治紛爭和攻訐,因而常常對國內政治表現得興味索然的默克爾而言,省長們的回答可能還帶給默克爾更深層次的思考。

  與前兩個總理任期相比,默克爾的中國圖像至此改變了。

  16年任期內,默克爾12次訪華,成為西方國家領導人中訪華次數最多的一個。

  16年任期內,德國經濟迎來了冷戰後最長的穩定增長周期,數百萬德國人的生活也得到改變,實際人均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增長了將近20個百分點,相比之下,英國不到5個百分點,法國、加拿大和日本不到10個百分點,意大利下降約7個百分點。

  無可否認,德國的經濟成就與默克爾把德國與中國的快速發展聯系到一起緊密相關。2020年中德雙邊貿易額達2121億歐元,同比增長3%。至此,中國已連續五年成為德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

  

  默克爾對中國態度也超出了德國一國的層面,2012年,歐盟委員會曾對中國光伏產業發起反傾銷調查。中歐當時瀕臨貿易戰邊緣,而默克爾一直堅持通過對話協商,阻止對華征收永久關稅。在中德的共同努力下,一年後,中歐雙方就光伏貿易爭端達成價格承諾協議,這場被稱為中歐貿易史上涉及金額最大的摩擦落幕。

  默克爾自身以及她帶給德國的變化還不止這些。

  2003年,她作為反對黨公開力挺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2018年,她與雙手抱胸的特朗普對峙的照片火遍社交媒體。

  在她上台前,德國是布爾津斯基口中背負著沉重歷史包袱,在政治上更多跟隨在法國後面的“小弟”;而在她任上,基辛格稱“你想跟歐洲通話時撥打的是誰的電話?”這個問題的答案是默克爾。

  務實、理性,能夠順應時勢而非固執己見,是默克爾的德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分量能夠不斷上升的原因。

  這份理性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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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的一天,9歲的安格拉·卡斯納,後來的默克爾坐在一塊3米長的跳水板邊緣,嚇得手足無措。

  她的同學在泳池邊向上望著,而默克爾盯著游泳池看了足足45分鍾。她在猶豫,是否要跳下去。幸好,下課鈴聲解救了她。

  年幼的默克爾運動神經一度不是很發達,甚至上下樓梯都不太順利,所以她必須避免不必要的過程,養成了她做事前深思熟慮的習慣,她“不是特別勇敢”,“總是需要一段時間來權衡風險”。

  

  謹慎的個性引導她走向自然科學,選擇入讀萊比錫大學物理學系,之後在原民主德國科學院物理化學中心研究所工作,並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柏林牆”倒塌改變了她的職業生涯,但也並沒有改變她的個性,相對於社民黨和綠黨,她選擇了相對保守的基民黨,從此踏上了從政生涯。

  女人、東德人,這樣的標簽後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不斷伴隨著默克爾,媒體將她視作“異類”,也不斷試圖從她的過去中挖掘材料,比如曾宣傳和鼓動“共產主義”,在莫斯科上過大學,在大學期間提交過“馬列主義報告”等等。直到總理任上,這樣的解讀也未結束,比如默克爾曾經就育兒經費問題認同說:在東德,女性都要工作。結果招致輿論批評,說默克爾美化東德政權。

  

  這樣的攻擊讓默克爾有種“身體被擠壓的感覺”,但也幫助她強化了一些特質:在該沉默的時候沉默,以身為“異類”的眼光平等地去看待“異類”。

  這種特質,在她作為環境部長主持1995年柏林氣候峰會時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發展。

  當時,約有160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與會,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就碳排放責任分配問題劍拔弩張。默克爾作為主席,必須在不同陣營之間穿梭調停,學到了很多東西:“心靈上,(發展中國家)在許多地方比較有彈性、比較樂觀,不像工業化國家那麼僵化。我們德國人習慣提高對所有事物的標准。”後來,默克爾一直把柏林峰會視為她當時“最大的成就”。

  默克爾的傳記作者總結,默克爾有一個有意思的特質:講求實效,只要能達成一致,就可以考慮相對的妥協,不知教條主義為何物,只要結果,不必要的決策打動不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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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默克爾任內最後一次訪華。

  行前,中國旅德大熊貓夢夢在柏林動物園內順利產下一對雙胞胎。一些德國媒體立即將大熊貓生雙胞胎做成政治解讀,與默克爾訪華聯系起來。

  德國《每日鏡報》邀請讀者提議給雙胞胎起名。結果投票最多的意見是分別起名為“香”和“港”。

  還有人建議拿亂港分子“黃之鋒”和“周庭”給熊貓起名字。

  默克爾卸任前,“大西洋派”對她主要的批評也集中在對華政策,他們認為,“討好中國”是默克爾外交最大的“盲點”,中國是德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但不是德國最大的貨物目的地,中國有求於德國大於德國有求於中國,更何況不能因為經濟利益犧牲價值觀。而默克爾對歐洲未來持悲觀展望,“想在美國與中國間走中間道路,避免與北京發生沖突,來最大限度地得到喘息空間”,想在大國間采取一種如同瑞士般“中立”的路線。

  

  這些人批評得很“好”,打引號的好,正好反映出默克爾的清醒與德國的尷尬。

  若想成為歐洲的霸主,德國太小了;若想成為均衡力量,德國又太大了。也就是說,若要融入歐洲的解構,德國過於強大;若要把自認為正確的政策強加給其他國家,德國又太弱了。這就是所謂的“俾斯麥困境”,歷史學家把這種情況稱為“半霸權”。

  二戰結束79年,美國仍在德國駐有約1.2萬名軍人。特朗普要挾撤走駐軍,首先反對的是德國人。僅僅在2020年,美國安全部門就幫助德國化解了潛在兩場大規模的恐怖襲擊。即便自己的手機被監聽,默克爾依然不敢跟美國撕破臉。

  作為西方世界的一員,德國也享受到了美國霸權體系的好處,但它不是深度依附美國霸權實現地區霸權,獲得遠超實力的利益的國家,因此能夠保持一定程度的理性。

  

  但另一方面,作為一個政治安全與軍事安全高度依賴它國的“大國”,這種理性是有限而艱難的。這就是“俾斯麥困境”的今天。

  在中美俄大三角中,歐洲的地位同樣如此,它只能算“半級”,到不了“一級”。默克爾說:“我們不能自欺欺人,德國和歐洲今日的地位已非唾手可得。”

  在“東升西降”的大變局面前,默克爾保持了自科爾和施羅德以來德國政壇對華的相對務實理性風格。但務實畢竟只是一種風格,並非哲學。沒有對德國的未來提出一種哲學,這是默克爾的遺憾。

  默克爾說,在過去的16年裡,她幾乎沒有時間放松,退休後“也許會讀一會兒書,再閉上眼睛,如果累了就睡上一會兒”。無論如何,這位德國“媽媽”、歐洲“保姆”已經不能再保駕護航,德歐要自己駛向未知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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