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克爾德國 那夜洗桑拿浴的那女人
日期： 2021-09-26
新聞主題： 俄羅斯,英國,美國,越南,菲律賓,日本,韓國,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泰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墨西哥,巴西,伊拉克
來源: 轉角國際
“太初有桑拿浴...”
梅克爾的時代即將在今年德國大選後落幕，對其漫長16年總理任期的回顧評論，或許可以回溯到32年前的一段故事，用”太初有桑拿浴”這句話來開始。
1989年11月9日，崩潰前夕的東德政權已無力控制局面，反抗集會遍地開花、越來越多民眾突破鐵幕出逃。前此不久，關於黨中央政治局將效法中國天安門血腥鎮壓的風聲仍甚囂塵上，但就在當天晚間7點左右，官方無預兆地在回答外國記者提問時，附帶提到：即刻起開放東德民眾自由申請前往西德。
言下之意即是：柏林圍牆已完全敞開。這不但令現場媒體大為驚愕、也隨即震撼了世界——世人皆知東德即將發生巨變，但很少人料到竟會以這樣雪崩般幹脆的態勢朝向解體、朝向被西德統一。
在此一撼動歷史的時刻，35歲的安格拉．梅克爾在位於東柏林、離進入西柏林的波恩侯姆橋（Bornholmer Brücke）步行僅約10分鍾的家中看完新聞，打了一通電話給住在附近小鎮的媽媽：
“我們可以去阿德龍大酒店（位於西柏林）吃生蠔了。”
然後繼續收拾浴巾等用具，走出家門，到附近的公共游泳池洗桑拿浴——無論如何，這天都還是星期四，而每周的星期四對她而言，是固定要洗三溫暖的日子。
當她稍晚從泳池回到家門口時，梅克爾才意識到此刻世界已發生巨變：家門旁的波恩侯姆大街正被人車潮所淹沒，大家興高采烈地往西柏林的方向蜂湧而去。
梅克爾手上還拿著浴巾，就這樣跟隨人群穿過圍牆、走進西柏林。她第一時間想打電話給住在漢堡的姨媽，便和一群東柏林人找到一戶人家借電話。打完電話後，興奮的眾人要繼續動身前往西柏林繁華的選帝侯大道（Kurfürstendamm），去體驗資本主義的燈紅酒綠——然後梅克爾說，這攤她先不跟了，明天一早還得上班，接著便獨自往回走。
隔天，這位東柏林科學院的物理學者一如往常地進研究所，埋首量子化學的問題。只是，所有同事都激動地去迎接新時代了，整個單位就只剩梅克爾一人。兩德翻天覆地的歷史變局，對這位低調過日常、缺乏政治激情的物理學者而言，彷佛只是下班洗浴之余順便去看個熱鬧打個卡的小小個人冒險。
直到不久後，她驚訝地確認了東德並入西德已是大勢所趨，出於對東德可能成為西德人之政治實驗場的疑慮、也出於對東德社會主義勢力可能在統一後借屍還魂的擔憂，這才跟上同儕的腳步，投身百花齊放而又混亂紛雜的政治巨浪中。
此時，代表著各種意識型態的政黨蓬勃運作，梅克爾在左右光譜間考慮了一輪之後，最終加入了一個政治意識型態淡薄、傾向處理時局現實問題的小黨”民主啟程”（Demokratischer Aufbruch）。
梅克爾雖然無政治激情，但立場卻不含糊：她反對繼續社會主義路線、並支持盡速與西德統一。她認為東德失敗的主因是經濟，而西德的經濟體制才是更有效的；東德若要實現政治自由，則必須擁抱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經濟才是政治自由的保障。
換言之，在梅克爾看來，讓柏林圍牆倒下的關鍵因素，既非人民對抽象民主價值的渴望、也非和平禱告會上牧師們對自由人權的鼓吹，而是吃不到生蠔、沒有象樣的優格、買不了福斯金龜車的郁悶。此一務實且另外帶有英國撒切爾那種自由主義式的、新教倫理色彩的經濟優先論，也是她政治基調的原點。
梅克爾的政治生涯始於擔任”民主啟程”柏林黨部的發言人，期間以不問意識型態之爭、沉著務實而獲信任。該黨在當年東德解體前最後一場人民議會大選中與東德基民盟（Ost-CDU）結盟，選後隨即泡沫化。
在此進程中，梅克爾先是被東德過渡內閣總理德邁齊爾（Lothar de Maizière）延攬為政府的代理發言人。同年10月3日，兩德統一，民主啟程正式並入基民盟，梅克爾乃於12月代表基民盟參選統一後的首屆國會議員，當選後即被總理柯爾（Helmut Kohl）任命為聯邦婦女兒少部長。
短短一年內，梅克爾從政治同儕對其幾乎沒有印象的”洗桑拿浴出來的女人”，令眾人錯愕地攀升為聯邦部長，其緣由無非是當時執政者妝點門面、象征團結與平等的需要：德邁齊爾的東德內閣需要小黨與女性、柯爾的聯邦內閣則需要東德人與女性，而沒有派系背景的梅克爾恰好是天賜的最佳花瓶。
當時德邁齊爾曾向柯爾推薦梅克爾：
“她是個理智的女人（eine gescheite Frau）。”
柯爾聞言不禁訕笑——”理智”和”女人”這兩個詞的組合，以及這個組合被用來形容那位曾被他喚作”小姑娘”（M?dchen）的梅克爾，顯然都讓他感到滑稽。
然而這位飽受西德傳統男性政治菁英輕蔑的東德女性政治素人，卻開始展露其獨特的政治韌性，並在之後逐一撂倒對手——也包括柯爾本人。梅克爾在柯爾內閣歷任婦女兒少部、環境核安部的首長後，成為基民盟首位女性秘書長；隨後於2000年當上黨魁，並在2005年勝選出任總理。
從此她連續16年橫掃德國政壇，並且始終都能獲得不同黨派選民的高度信任，是聯邦德國有史以來唯一能連選不敗、做好做滿之外還能善保晚節的總理。
梅克爾在政壇上的成功，部分原因當然能歸於其個人風格，例如務實低調、無雄心抱負、不堅持意識型態、習慣妥協避免爭端......等異於其它政壇領袖、甚至與傳統領袖魅力互相抵觸的反向特質。然而這些特質還是必須具體放到時代的脈絡下來看，才顯得有意義。套用梅克爾與基民盟的老對手、綠黨（die Grünen）籍的現任巴符邦邦長克雷屈曼（Winfried Kretschmann）的話來說：
鑒於21世紀德國政治文化轉型的需求、以及層出不窮的跨國危機，兩方面都恰好造就了像梅克爾這樣的非典型領導者。
我們先從德國本身的政治挑戰談起。
90年代後期，兩德統一所帶來的經濟紅利已耗盡，聯邦德國開始直面社會轉型白熱化的陣痛：隨著經濟重心從傳統制造業轉移到知識經濟產業，原本以技術勞工與傳統白領、小企業主為主的穩定中產社會，也面臨階級洗牌重組——擁有高等學歷的知識經濟中產新貴取代了傳統老中產，成為中流砥柱，社會主流價值也由傳統、保守、階序的社群共識，轉向多元、流動、開放、平等、環保等全球化價值。
新老階級洗牌、族群多元分化的結果，讓聯邦德國藍領工會色彩的老左派社民黨（SPD）、以及保守中產家庭價值的老右派基民盟，都開始面臨選民基礎逐漸萎縮的問題。兩者過去隨便都能囊括三、四成以上的選票，但在此刻這種”全民政黨”的地位已岌岌可危。
在某個意義上，1998到2005年社民黨與綠黨的紅綠聯合執政，率先響應了知識經濟新時代選民板塊碎片化的問題，而往新興的全球化價值靠攏。綠黨天生的全球化基因自不必多說，社民黨則犧牲了藍領基層鐵票倉的利益旨趣，往知識經濟新中產的世界觀靠攏，轉型為全球化價值的政黨。
2003年起，紅綠聯合內閣在社民黨籍總理施若德（Gerhard Schr?der）的力推之下，為了響應當時德國深陷經濟停滯、社福重擔不堪負荷的窘境，開啟了所謂《議程2010》（Agenda 2010）的激進改革：減稅、大砍失業救濟金、刪減健保給付，並且一方面降低企業人事支出、松綁解雇限制，另一方面則彈性化勞動法規、創造出大量兼差派遣性質的迷你工作。
頓時，傳統以勞權與社福自豪的德國社會開始豬羊變色，派遣工作成為職場常態，財富的分配也更趨極端化。這不但讓社民黨的鐵票選民大感被黨所背叛，也引發民眾普遍怨怒，激進改革的黑歷史乃成為社民黨往後每次大選時沉重的原罪。
相對於社民黨，世紀之交的基民盟不僅要面對選民板塊碎片化的問題，同時也受柯爾執政晚期的負評與丑聞所累，與這位掌權25年之黨主席的政治遺產切割、徹底改弦更張以適應社經新局勢的需求，也就更加急迫。年輕、女性、出身東德、沒有傳統派系負累的梅克爾，就此被柯爾的後繼者、時任黨主席兼國會黨團總召的蕭伯樂（Wolfgang Sch?uble）拉拔出線，接任基民盟秘書長，進入黨的權力核心。
柯爾對基民盟帶來的危機、以及紅綠執政所引發的民怨，梅克爾都從中看到了自己的機會。在秘書長的就職演講上，梅克爾以黨內改革者的姿態登場，以一句”寧冒風險、不願錯誤的安定”（Risiko statt falscher Sicherheit）公然與提拔自己進入聯邦政壇的柯爾對標（後者最後一次競選口號為”要安定、不要風險”），意圖將黨的政策方向帶往經濟自由化與社會開放化，以便能與社民黨競爭。
1999年11月，已卸任總理的柯爾被踢爆政治獻金丑聞，這場政壇的大火波及基民盟黨內不少中樞政要，與柯爾關系曖昧的蕭伯樂亦不能幸免。梅克爾隨即在聖誕假期的前夕，果斷繞過蕭伯樂，徑自投書媒體，要求黨與柯爾割席斷義。此一高舉義旗的閃電突襲，讓梅克爾廣獲黨內青壯改革派的支持，也使蕭伯樂陷入尷尬窘境。盡管梅克爾意在為蕭伯樂競選總理之路掃除障礙，但後者仍在次年2月黯然辭去黨魁與黨團總召。
毫無懸念地，梅克爾隨後接下了黨魁，然而作為總理候選人跳板的黨團總召關鍵位置，則由同是黨內青壯改革派新星、在反柯爾陣在線與梅克爾親密結盟、但立場則更加保守的梅茲（Friedrich Merz）拿下。
作為改革派的黨主席，梅克爾既無地方派系實力、又無法掌握聯邦議會黨團，可謂雙重架空。同時她還必須面對黨內”安地斯聯盟”（Andenpakt）的強勢挑戰：
這是一群後68世代的青壯實力派，在一次到南美進行政治培訓的返程飛機上所結成類似兄弟會的同盟（因此仿效南美國協安地斯共同體的為名）。他們清一色都是男性，政治意識型態為傳統天主教的家父長式保守主義，響應時局問題的關鍵態度有三：家庭、核能、反移民。成員們早已彼此約定好共同接班後柯爾時代的政局，不料卻從東邊的天上突然掉下來一個梅克爾。
此外，基民盟的姊妹黨基社盟（CSU）黨魁史托伊伯（Edmund Stoiber）亦虎視眈眈。在爭奪基民／基社盟黨團提名2002年總理候選人的過程中，安地斯聯盟與史托伊伯結盟，支持後者出馬競選，對梅克爾造成極大壓力。梅克爾自知不敵，乃繞過盟友梅茲，與史托伊伯交換條件：支持後者競選總理，換來後者承諾在選後支持梅克爾排除梅茲、兼任黨團總召。
《時代周報》副主編烏利希（Bernd Ulrich）多年後回憶：2002年大選前夕，他與梅克爾一同出席在柏林郊區舉辦的基民盟催票健行活動。健行過程中，梅克爾冷靜地向烏利希分析自己當下的處境：她認為自己還沒把握，所以讓位給史托伊伯，等後者一敗選，自己就有資格接手黨團總召了；並且她也不能把總召之位繼續讓梅茲坐，否則她黨主席之位遲早不保——她並不針對梅茲，但梅茲必須走人（梅茲選後辭掉總召，並從2004年起淡出政壇10余年，至梅克爾執政晚期才回鍋”復仇”，兩度競選黨主席皆失利）。
這位基民盟黨主席面對媒體記者如此坦然的姿態，給了烏利希極不尋常的印象：梅克爾不帶情緒、也毫不遮掩，就像處理科學問題那樣，向他條分縷析權斗各方的利害關系，以及她的解決方案。而解決政治對手，彷佛就像解決科學問題一樣，也沒什麼好隱諱的。
同樣的性格，在多年後又讓烏利希訝異了一回：2015年2月，他與梅克爾一同在餐廳吃飯，當時德國剛就烏克蘭問題與俄羅斯完成初步協議，但普丁（Vladimir Putin）卻單方面打破承諾，突然進軍烏克蘭。梅克爾第一時間從手機訊息得知消息，臉色不改，伸出手指在餐桌上比劃、向這位同桌的記者詳細解釋普丁的進軍路線、戰略目標、政治企圖等等。最後淡定地說：
“這只鳥好奇怪。”（Was für ein seltsamer Vogel，意指普丁是個怪咖）
然後繼續吃飯聊原先的話題。
這兩個例子都反映了貫穿梅克爾政治生涯最突出的特質——”非權謀的權謀”：政治意味著公開理性、不帶情緒的利害分析，以及合理務實的解決方案。
梅克爾的權謀風格，因而同時展現出矛盾的兩面。首先，梅克爾是個正派的”好人”：她開誠布公、不搞黑箱、不受挑釁、不爭強斗狠也不報復、凡事對事不對人（事實上，根據許多記者、名人們的描述，梅克爾私下也確實是個暖心的好人）。但在另一面，她清除升遷障礙時快狠准的手段，卻也屢屢展現出科學理性的冷酷決絕。
在成功擊敗黨內的保守勢力後，讓梅克爾繼而能實現基民盟現代化轉型的重要關鍵，則是與德國社民黨先後12年聯合組閣（2005~2009、以及2013~2021）、既競爭又合作之一言難盡的關系。
2005年大選初次對陣社民黨時，梅克爾一方面揪住後者經濟與社福政策失敗的痛點不放，並放話當選後絕不和社民黨合作組閣。
但另一方面，她卻主打在紅綠內閣《議程2010》的基礎上加碼改革：透過減稅、降低失業保險費率、將勞保部分項目轉為私保、刪減生活津貼等措施，讓社會支出回歸市場機制；同時大幅增加勞動市場流動化與薪資彈性化的空間，減輕資方負擔，寄望活絡投資。此外亦縮減再生能源補助、擱置廢核共識等。
此一操作在當時即被對手指控為冷血的新自由主義，也讓梅克爾幾乎丟掉大選——面對紅綠執政晚期聲勢糜爛的社民黨，本該躺贏的她，最終只以35%比34%險勝。梅克爾只能摸摸鼻子回頭找社民黨合作，並讓社民黨主宰了內閣人事，彷佛後者才是真正的勝選者。
但社民黨的氣運至此也走到盡頭了。
選後的梅克爾迅速結束這場差點走到跌下懸崖的”新自由主義的遠足”（der neoliberale Ausflug），在執政的舞台上不再扮演激進改革者的角色，往中間修正的同時，也開始亦步亦趨地復制社民黨（以及綠黨）社福路線，例如引入家長津貼與育兒年資、廣設托兒所等。
梅克爾在此展現了其政治風格的第二項關鍵特質：聞風向、識時務，能在關鍵時刻做出發夾彎的高度彈性。作為總理，她一改原本積極進攻的基調，轉為後發制人、先回轉後超車的模式；每一回與社民黨（及綠黨）政策競爭上的劣勢，都成為她路線發夾彎的轉機，最後笑著收割的也總是她。
最典型的案例即是廢核：就在日本福島核災前不久，梅克爾才反復重申反對核電廠過早退役的立場，但2011年3月11日一過，輿論風向一轉，她也果斷轉彎，廢核時程立即出台，頓時成了世界舞台上的反核旗手。
另如引入基本工資、裁軍、廢除義務役、乃至於氣候政策，亦皆為梅克爾或吸收對手立場、或妥協轉彎的結果。至於同婚議題，也被以類似手腕來因應：梅克爾公開的立場始終不贊成同婚，但見絕大多數民意支持勢不可擋後，於是松手讓法案在國會表決，於內任實現了同婚。
這種把”你做什麼，我也做什麼”磨到爐火純青之極致的策略，在柏林政壇上被稱為”非對稱的反動員”（die asymmetrische Demobilisierung）：藉由復制對手的政策路線，讓對手的選民打消出門投票動機——給梅克爾繼續執政也不錯啊。此策略雖然可恥但極其有效：黑（基民／基社盟）紅聯合執政下，本該是社民黨主打的政績，最後多半變成”社民黨在船艙機房流汗幹臓活，基民盟在船頭台面上微笑收割”的結果。
這種策略讓梅克爾在尋求連任的選戰中，都可以回避與對手直接進行政策激辯，在2013年電視辯論會上，梅克爾甚至只需對選民主打一句 ：
“您認得我”（Sie kennen mich）
——她只要亮相刷臉就能贏了。
相反地，社民黨則淪為梅克爾長年的政治提款機：梅克爾一面復制社民黨的政策與自由價值，使社民黨難以找到著力點與其交鋒；但她另一方面卻又時時不忘哪壺不開提哪壺地贊美《議程2010》的成就——這對她作為”新自由主義者”而言是很合邏輯的，而且反正痛的又不是她。有苦難言的社民黨在與梅克爾合作或競爭的漫長過程中，得票率一路從3字頭崩跌到急需高喊保2字頭的低谷，並且導致先後耗損了6位黨主席失敗倒台。
社民黨既無法回避梅克爾、又無法與之決裂，這對該黨許多與梅克爾周旋的政治領袖都造成了創傷，用2017年與梅克爾競逐總理之位的舒爾茲（Martin Schulz）的話說：”副總理的墳場已插滿了十字架。”（德國大選後皆由組閣第二大黨的總理候選人擔任副總理。）
連續於4屆大選敗於梅克爾後，社民黨於是決定”打不過她，就加入她”——2021年大選社民黨提名蕭茲（Olaf Scholz）競選後梅克爾時代的總理，過去一向平穩務實的蕭茲主打的正是”男梅克爾”（der Merkel）的形象，甚至刻意擺出”梅克爾菱形手勢”給媒體拍沙龍照。本文截稿當下，這位男梅克爾的民調高居第一（近5成支持），大幅領先原版梅克爾的繼任者拉謝特（Armin Laschet，支持率約2成）。
就在與社民黨成功競合的過程中，梅克爾也大抵將基民盟由家父長式的保守政黨，推上全球化時代下自由開放與綠色價值的軌道上。該黨甚至一度以梅克爾、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曾任梅克爾閣員、現任歐盟執委會主席）、克朗普－凱倫包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曾繼梅克爾任黨魁、現任聯邦國防部長）三位女性為權力核心，儼然展現了”母權”政黨的態勢。
梅克爾路線成為基民盟的主流，自然也招致黨內基要保守派的批判。他們指控梅克爾的”社民黨化”是對黨的背叛、是對該黨”家庭、核能、軍備”之三位一體價值的摧毀。而她大幅往中間靠攏的操作，也打破了該黨傳統上”不該存在比基民盟更右的合法政黨”（更右的不合法政黨即新納粹）的策略，為一股新興的反對勢力騰出了光譜上更右翼的位置。
被邊緣化的老保守派對梅克爾的嚴重反感，很快就在歐債危機上找到了集結的著力點：2013年，以反對梅克爾的歐元紓困政策及其所代表的歐洲價值為由，一群基民黨老派的學者教授們脫黨組建”德國替代選擇黨”（AfD，目前中文多將”替代”翻譯為”另類”，但譯作”替代”更貼近德國政治脈絡），黨名直接與梅克爾稱其歐元政策為”無可替代的”（alternativlos）互別苗頭，主張德國退出歐元區。
該黨初次投入大選未有斬獲，作為單一議題的政黨，亦隨著歐債議題的冷卻而瀕臨泡沫化，但接著又恰好遇上2015年的歐洲難民危機、梅克爾開放邊境之政策所帶來的社會沖擊。德國替代選擇黨再次找到反對梅克爾的切入點，隨即改變路線，與反移民極右民粹勢力的”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Pegida）合流。
此一轉型終而讓極右民粹勢力在黨內壓過創黨元老的學者派路線，與英國脫歐、美國川普主義等民粹政潮遙相呼應，在德國激起了所謂”突然右擺”。如今該黨在某些德東地區的聲勢之大，幾乎能與基民盟分庭抗禮。從某個角度來看，該黨的崛起，亦可說是建立在仇恨梅克爾的共識基礎上。（作者在此溫馨為台灣川友們提供一劑預防針：根據智庫MERICS對今年德國大選各黨對中政策的比較分析，AfD是最不抗中的政黨；抗中立場最明確且唯二清楚表態挺台的是”左膠”的綠黨與”自由派”的自民黨。加碼第二劑：MERICS是歐洲最大對中政策智庫，在今年3月被中國列入制裁名單。）
總而言之，若要用一個詞來歸納這位聯邦總理在內政方面的風格，那就應該是”去政治的政治”：
她務實且擅長妥協轉彎、復制對手政策，並且既不堅持意識型態、也避免政策辯論，以這種”不對稱反動員”的方式，讓選民不再需要過多的政治思考，並且把民主政治的選擇簡化成對好人的選擇——梅克爾就像個正派能幹、有求必應的好媽咪，能幫所有人搞定一切，就算是票沒投她的別人家小孩也有糖吃。
從正面角度來看，梅克爾的執政風格非常契合德式聯邦多黨民主制的運作：該體制並不適合強勢領導，而需要老練的協調能力與彈性，來整合聯邦與地方政府、以及多黨之間的合作。此外又鑒於所謂”後事實時代”政治立場多元分化、社會共識漸趨不可能的局面，梅克爾這種帶著部分保守取向、但又務實開放、不落意識型態的”去政治的政治”，或許亦不失為一種”保守主義2.0”的答案。
在這個意義上，身為綠黨大老的克雷屈曼，將梅克爾這種不帶意識型態的保守主義，視為民主運作不可或缺的一環。此外，他更引用鄂蘭（Hannah Arendt）的”政治的意義即自由”（Der Sinn von Politik ist Freiheit）這句話來總評這位總理的執政：其務實的政治使新時代的多元民主得以維持運作，而這正是對自由的最佳保障。
然而，從反面的角度來看，克雷屈曼的評價則顯得過於溢美。事實上，梅克爾風格也對德國民主帶來了副作用：”不對稱的反動員”本質上就像商業傾銷（dumping），靠著討好各方選民的策略，來癱瘓政黨之間辯論交鋒的良性競爭，也讓德國選民的投票率降到歷史新低點。
換言之，梅克爾的成功亦為德國政治投下了某種陰影：民主的媽咪照顧一群不必再積極參與民主的媽寶，而民主政治也從此不再敢於去挑戰、去要求選民做出改變——這對於遭遇諸如疫情危機與氣候危機的當下，顯然不是件好事。
如果”政治的意義即自由”（Der Sinn von Politik ist Freiheit）這句話可以用來評價梅克爾，那麼它同樣能改成：
“政治的意義即不要求”
（Der Sinn von Politik ist Zumutungsfreiheit）
有鑒於此，舒爾茲在2017年對上梅克爾的選戰中，便痛批後者的政治手腕是”對民主的謀殺”（ein Anschlag auf die Demokratie）——更准確來說或許應是：”對民主的安樂死”。梅克爾的務實主義很吊詭地類似其極端反面的民粹主義，都為選民簡化了政治思考、從而減損了民主社會的動能。畢竟，務實主義與為掌權而掌權的市儈之間，有時也只隔一層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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