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按摩店裡的亞裔女工 艱難生存
日期： 2021-04-21
新聞主題： 華盛頓,紐約,舊金山,洛杉磯,西雅圖,拉斯維加斯,黃石,鹽湖城,底特律,費城,波特蘭,奧巴馬,希拉裡
來源: 樹暄
在美國主流媒體的筆下，亞裔按摩女工通常被描繪成跨國犯罪集團性販賣的受害者。她們當中的許多人來自韓國、越南，過去十年，從中國來的移民也多了起來。
當我向Lily提起這個刻板印象時，在西雅圖唐人街做按摩女工的她一下子跳起來。“狗屁不通！他們根本什麼都不懂。還以為我們華人都活在清朝呢！”
當地時間3月16日，美國東南部佐治亞州亞特蘭大地區的三家按摩店先後發生槍擊案，八名遇害者中有六名亞裔。槍聲震動了整個在美亞太裔社區，全美各地爆發了大規模的反亞裔歧視游行，被視為新冠疫情以來對亞裔仇恨的一個標志性事件。
按摩店——中年女性赴美的避風港
單親媽媽Lily曾是國內的一名白領，在財務崗位上工作了二十余年後，她發現自己十幾年不變的收入根本趕不上二線城市飛漲的房價和物價。於是，她在獨生子高中畢業的那個夏天，持旅游簽證赴美“淘金”，為兒子賺學費、攢房子首付。
她現在是西雅圖一家按摩店的工人。赴美六年間，Lily在美國西海岸華人聚居的華盛頓州與加州間徘徊謀生。在大西雅圖地區，至少有四五百名中國人像她一樣，懷著不同目的、通過各種渠道來到美國，在華人老板經營的按摩店裡打工。
蕭蕭則是帶著女兒一起來美國的，留老公一人在國內。女兒讀語言班為報考大學作准備，她自己就在華人圈子中尋找工作機會。像Lily一樣，在面試了不同的行業之後，蕭蕭發現不會說英語，連在華人餐館和超市都無法立足。何況餐館和超市的工作極其忙碌，隨時都在老板的監視之下，而且薪資微薄。
來自老板與客人的冷言冷語頻繁而細碎，讓人如被紙張劃傷一樣，傷口小卻很疼。這樣的工作模式讓這些女性無所適從，畢竟她們都曾在專業技能崗位上工作了數十載，容不得他人對自己的價值和能力的輕視。
2010年之後，美國華人經營的按摩店逐漸取代了韓國和越南同行，成為了亞裔按摩店的主流。比較再三，Lily她們都選擇去華人經營且有漢語授課的按摩學校接受為期500小時的培訓，只要通過考試就能領證上崗。
因為與客人的語言交流內容單一，要找一個按摩店的工作並不難。於是，按摩店成為了這些中年赴美、卻又無心力再重拾一門語言的華人女性的避風港。
按摩店的工作時長不短，從早上十點到晚上十點，一周工作六天。但是，畢竟只需要在有客人的時候打起精神工作，其他時候可以捧著iPad和手機看連續劇，或者與國內的朋友家人視頻，也算悠閒自在。而且，大部分的按摩店老板不守店，讓這些女工們又擁有了多一重的自由。
然而，這種自由的另一面卻是人身安全方面的風險。
安全問題背後，是對亞裔女工的刻板印象
華人按摩店一直是搶劫偷襲的重災區。
疫情期間，因為生意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大部分的按摩老板選擇了裁員，很多店裡只剩下一個工人守店。這種情況導致有預謀的犯罪發生得更加頻繁。偶爾，按摩店老板或者工人還會試著報警，但大多數時候，他們都選擇默默承受。
常姐從東北的一個大型國企下崗，一個中年女性在就業市場上只有被“鄙視”的份兒，曾為小領導的她心高氣傲，摸爬滾打多年後決定遠赴美國，想闖出一番天地。
“美國警察一點兒屁用沒有，向他們報警就像對牛彈琴。”50多歲的常姐操著濃重的東北口音抱怨道，她所在的按摩店有幾次東西被偷，但找警察一點用也沒有，每次都要多受一次氣。
無獨有偶，我認識的不少按摩店的員工也並不信任警察，常常感覺被警察看不起。他們認為，在美國警察的眼裡，華人按摩店員工都是人口販賣的受害者、無證移民、違法的性工作者，以及不會英語的愚蠢亞裔。
一些按摩店女工確實會提供性服務，從身體撫摸到手活以及性交，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會這樣做。更何況，無論是否提供性服務，工人們都是通過自己的勞動來換取生活所需。無論是否提供性服務，免遭暴力與不公正待遇是每一個人的生存的權利。
2018年，時任美國總統的特朗普簽署了《打擊線上性交易法案》（Fight Online Sex Trafficking Act）。2019年初，在KPI（關鍵績效指標）的“激勵”之下，紐約州、加州、弗羅裡達州、華盛頓州等地的警察掃蕩了所有主要中華城的按摩店，逮捕了二百多名華裔。用他們的話來說，這是一場“解救”行動。
當地媒體報道，西雅圖警方當時就搗毀了11家按摩店，從所謂的“性販賣鏈”中“解救”了26名華人女性。
但如果報道該事件的記者對此案追查到底的話，就會發現沒有人是所謂的“人販子”性販賣者。按摩店老板們只以“協助並組織賣淫或洗錢”而非人口販賣被判緩行與罰款。而被“解救”的女工們失去的不只是謀生手段，她們還失去了自己的住所——因為許多人就租住在按摩店老板提供的房子裡。她們很多人的現金和個人物品也在逮捕時被沒收了，就如同她們個人的生存痕跡就這樣被輕易抹去了。
按摩女工在單一視角下的艱難生存
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主流媒體與美國警方一起不斷地重述這種單一的故事，他們是建構亞裔按摩女工污名化、妖魔化以及受害者化的主要參與者。而美國的刑事司法制度就是用這種單一的故事，來佐證對所謂“性工作者”刑罰的正當性的。
這種單一的故事給按摩店女工們帶來的，不僅是敘事、名聲層面的傷害，更是直接導致她們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更多暴力傷害的原因。她們更需要依賴雇主來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因而更無力去反抗勞動剝削，而在經歷了當地警方的“解救”之後，她們失去工作、居所與存款，還無法為自己發聲、說出實情。
正是一個個這樣的故事，讓亞裔按摩女工屢次淪為個體暴力和社會結構暴力的受害者。而在這張社會編織的暴力網絡下，白人殺手羅伯特·亞倫·朗（Robert Aaron Long）有預謀地槍襲了三家亞裔按摩店，奪走了八條生命。
槍擊案發生的第二天，我們按摩工人互助小組的八名志願者一起走訪了西雅圖中華城的12家按摩店（2019年警方突襲前，按摩店的總數是24家）。
“害怕”、“沒有辦法”、“晚上早點關門”是我們聽到的最多的話。
在一個牆上掛著中國水墨畫的按摩店房間裡，Lily戴著口罩、坐在按摩床上，用二十分鍾時間給我們上了一堂“針對亞裔的暴力”的社會成因的小課。
她講到來美國六年對“美國夢”和“美國民主”的失望；坦言對那些一跨進中上層階級就“反過身踢泥沼裡的人（無證移民、工人階級等）”的亞裔的憤怒；她勾勒出這個國家政治經濟的架構——“白人至上主義和國家政府政策是共謀”，一起壓迫著少數族裔中為生存奔波的勞動者們。
我想要把她的智慧分享給呐喊著“停止仇恨亞太裔”（“stopanti-AAPI hate”）的人們。造成亞特蘭大悲劇的不僅僅是那個充滿種族偏見的殺人犯，還是長期以來存在於社會結構中、制度中的歧視與不公。我們口中的“仇恨犯罪”，可能會將結構性、制度性的不公簡化為個人層面上的種族仇恨。
當很多亞裔仍在努力強調“我們是合法、守法的公民，應當得到法律保護、免受他人種族仇恨”的同時，是否也應該詢問，這些法律、制度、執法行為本身是非歧視的、是公平的嗎？將法律和刑罰仍然視為唯一的解決方式，呼吁增加警力，真的能解決問題嗎？對於被亞裔社群邊緣化的按摩女工、性工作者、無證移民等，這些問題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我們所要面對的暴力，並不僅僅是疫情中衍生出來的個人化的種族仇恨。因為，白人至上主義下、由國家司法系統建構出的針對亞裔的暴力長期以來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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