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廣州非法黑人的最後一年(圖)

日期: 2021-04-13
新聞主題: 北京,上海,天津,重慶,習近平,胡錦濤,江澤民,鄧小平,毛澤東,薄熙來,周永康

來源: 藍字計劃

  不出意外,今年是廣州政府最後一次為黑人問題頭疼。

  傳說中廣州有30萬黑人,而如今只剩不到5000人。

  曾經承載著他們暴富夢想的“巧克力城”,已經到了土崩瓦解的時候。

  1 巧克力城變鬼城

  疫情究竟讓多少非洲人離開“巧克力城”?即便是專門研究移民問題的學者也難以給出確切數字。

  但長期混跡在越秀區小北路一帶的人,都能非常直觀地感受到人數萎縮帶來的變化。

  曾經人氣最旺的商貿大廈,如今空如鬼城,開門營業的店鋪寥寥無幾。

  

  整層樓的商家幾乎都關門歇業via.藍字

  無人光顧的大段空白裡,煙店老板阿吉懨懨地窩在沙發裡,握著水煙管吞雲吐霧,好像下一秒就要睡著。

  一畢業就投身外貿行業的阿吉,在小北商圈最繁茂的時期,經常忙到“喝盞茶功夫都沒有”。而現在,他每天都有大把時間不知如何消磨。開店的心態日趨佛系,知道沒幾個錢賺,但不開又實在找不到事幹。

  阿吉所在的大廈已經降租50%,可很多商戶依然沒能熬過去,緊鎖的卷簾門上大多貼著轉租的告示,斷手模特孤寂地矗立在門外。

  無法拓展新客源的這一年裡,服裝店老板lisa逐漸把生意轉移到線上,靠以前積攢下來的熟客維持,但“啃老本”依然擋不住利潤大幅下滑。

  做外貿生意的她仿佛成了股市被套牢的散戶,不知如何抽身。只能時刻關注國際新聞,為自己找一個熬下去的理由,比如明年的世界杯。她的店主要經營運動類款式,或許能借此翻盤。

  

  巴魯是她為數不多還能在線下交涉的非洲客戶。

  和許多尼日利亞青年一樣,巴魯的童年回憶和那些來自中國的小玩意緊密相連,有關這個東方古老國度的種種傳說也構成了人生最初的向往。很多當初和他境況差不多的人,闖蕩幾年後返鄉就成了商人富賈,帶領全家實現階層躍升。

  他們說,在廣州,以小北路為中心,半徑約5公裡的地帶,廉價貨品宛如金礦,發財機會多如牛毛 ,成千上萬黑皮膚的人大量聚集於此,所以它又被稱為“巧克力城” 。

  過完25歲生日沒多久,帶著一家人的期望,和東拼西湊的幾千美元,巴魯踏上了尋夢之旅。在付完機票錢和簽證費之後,巴魯身上剩下的錢已經不多了,但他仍然很興奮。

  在廣州,高樓大廈和商貿市場隨處可見,有持續的供電,幹淨的自來水,公共汽車上竟然還有空調……看著這一切,他感覺自己好像從洞穴中爬了出來。

  可惜造化弄人,就在他摩拳擦掌准備要大幹一番時,新冠疫情爆發了。

  航班數量受限制、供應鏈受阻、以及入境後的隔離政策都讓貿易成本直線上升。好些扛不住的同胞搭乘撤僑航班悻悻離去,但巴魯不甘心空手而歸,因為那樣“會很丟臉”。

  他知道兄弟姐妹還有親戚朋友都在等著他發家致富以後回去給大家發紅包,給他們找工作,蓋新房子……所以他怎麼能把做生意的本錢都花在往返機票上呢?

  巴魯曾經聽人描述過寶漢直街鼎盛時期的景象。街頭巷尾擠滿非洲面孔,像一片天外而來的非洲飛地。

  商人肩扛手提被塞得滿滿的黑色超大塑料袋,在一個個商貿城之間穿梭往來。成群結隊的男男女女操著豪薩語、斯瓦西裡語等各種非洲部族語言高聲交談,濃烈的香水味四處彌漫……整條街在夜晚的霓虹中沸騰起來,喧囂直至凌晨才會散去。

  

  繁盛時期的寶漢直街

  夜晚本來是廣漂非裔最活躍的時間段,但如今卻絲毫不見人頭攢動的熱鬧場面。即便酒吧也生意蕭條,零星幾個客人靜靜待在座位上獨酌,過於冷寂的空氣只能靠狂躁的音樂來驅趕。

  置身其中的巴魯並不能確定,“巧克力城”的變化是因為元氣大傷尚未恢復,還是屬於非洲淘金客的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

  入場太晚的他,注定只能吃些殘羹冷炙。

  2 遍地黃金的時代

  和巴魯的後知後覺不同,2003年就進入中國的Felly,是搶占先發優勢的淘金者。

  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亞洲四小龍全線崩潰,在中非友好關系的帶動下,跑生意的非洲人自然而然向著逆勢生長的中國“戰略轉移”。

  廣州作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對外貿易城市之一,周邊地區遍布勞動密集型輕工業,各類物品齊全且價格低廉。

  

  廣州逐漸成為“低端全球化”的中心

  那一年Felly的父親來廣州參加廣交會,回國後對他說,“廣州以後會很好。”

  從此,Felly記住了這個地方。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珠三角作為“世界工廠”的馬達,全力開動,中國制造業進入十年黃金期,外貿進出口規模從五千億美元連級跳到超過三萬億。

  兩年後,20歲出頭的Felly獨自到中國闖蕩。那是一趟輾轉的旅途:從金沙薩起飛,經肯尼亞中轉,之後到香港,再坐火車來廣州,全程用時2天。

  “小北——小非洲,看到的第一眼我就決定不走了。”

  Felly的生意經歷了“遍地黃金”的時代,也見證了在穗非洲人口的急速增長。

  事業的上升階段,他每天忙著在廣東各地找貨,也會根據客戶的要求去外省采購貨物。

  非洲大多數國家缺乏工業,物資匱乏,當地市場嚴重依賴進口。通過倒貨掙差價,幾乎是所有非洲商人共同的模式。

  由於市場需求旺盛,那時候100元的貨品有機會以翻倍的價格賣出。他形容生意好到一次掙的錢,“可以在國外買一套房,買一輛車。”

  2006年,Felly拿到一家重慶摩托廠在剛果的獨家銷售權,每個月發兩三個貨櫃,一個貨櫃裝80-100輛摩托車,當時進價約400美金,回剛果能賣800美金,除去貨運和關稅等成本,一輛至少淨賺200美金,相當於1600元人民幣。光靠倒賣摩托車,月收入就能達到30萬。

  這樣的成功學故事在非洲大陸不斷流傳,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遠道而來。

  廣漂非裔以經商為主,他們大部分都是“國際倒爺”

  莫利的父母看到家族裡的哥哥在廣州打拼七年多發了大財,於是傾盡全家財力,湊了1600美金,拜托這位哥哥帶莫利來廣州淘金。

  他們似乎覺得廣州遍地是機會,賺錢就跟上樹摘果子一樣容易。

  小北坐享老城區的地利,同時物價低廉,又正好位於廣州火車站和環市東路商圈的連接線上,對急於尋找委身之所和生財之道的非洲人而言極具誘惑力,久而久之就發展成為亞洲最大的非洲人聚集區。

  一條鐵路將環市中和寶漢直街隔開:一側是摩肩接踵的車流,另一側是充滿著異域風情的寶漢直街。穿過橋洞,呼嘯聲還未遠去,川流聲在背後奔湧,眼前仿佛是另一個世界。

  莫利在寶漢直街的城中村租了一間12平米左右的房子,租金1200元,不包括水電、通訊等費用。

  

  莫利在出租屋裡

  為了他來廣州這樣的國際化大都市,家裡人還傾盡心力給他縫制了一件精美的駝毛絨長袍。

  來到這邊才發現,天氣太熱根本沒法穿。但為了給家裡人一個交代,他還是穿上請人拍了張照片。

  接下來的日子,莫利白天奔波在各個批發市場,晚上就會泡在寶漢直街和環市路交界的蘇丹餐廳裡,和朋友交流信息以及收獲。

  在廣州,黑皮膚的非洲人經常被視為一個同質的群體,然而在非洲人自己看來,他們是由非常多元的群體組成,相互之間存在巨大的文化差異,但又被同樣的一種東西,吸引到了一起。

  在一個語言、文化、生活環境都完全不同的國家,沒有制度護航,只能單打獨斗的國際商人,全靠抱團聚居,維系一點最後的安全感。

  因此廣漂非裔通常以國家為單位聚集形成社區,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民間大使,對內負責處理糾紛,分享經驗,幫助新來的同胞;對外負責與當地政府溝通,有時還要在商業糾紛中充當仲裁。

  會講英語、法語、中文,甚至懂粵語的Felly,憑借良好的跨文化素質,在六名候選人中以83%的票當選“大使”。

  

  Felly擔任一家國際貿易貨運公司的中國首席代表

  在小北混了這麼多年,他對周圍的一切似乎比本地人更熟絡。知道哪裡有更專業的市場,知道買服裝去火車站或三元裡,買手機去大沙頭或南方大道,買家具去佛山順德,如果想買更低價的小商品,就坐兩小時飛去義烏。他還認識很多工廠,可以跳過中間商,直接從工廠進貨。

  老鄉想買什麼,他都能快速找到合適的店鋪。通常他帶去檔口的客人,都會得到更優惠的價格。“而且,我不需要付定金。”這個“特殊待遇”足以讓Felly感到驕傲。

  也因此,Felly陪同逛街、介紹商家賣貨是要收服務費的,這是他公司眾多服務之一。

  六年前,有一個非常熟的朋友生病,沒有去醫院看,在某天早上一睡不醒,“突然沒了”,留下妻子和五個小孩。Felly心裡很難受,發動同胞湊了十幾萬,把屍體運了回去。非洲沒有火化的習俗,他們不喜歡火化。

  得益於“入世”的推動和廣交會的聚集效應,2003年以來,在廣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40%的速度遞增。據中山大學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執行主任梁玉成教授調查,在穗非洲人數量在2010年前後達到了最高峰 。

  遠道而來的非洲人日復一日消化著“中國制造”,而商業嗅覺靈敏的中國人又從各地聚攏到廣州,做起非洲人的生意。

  以小北、三元裡的大型商貿城為源頭,附近區域形成了一條面向非裔群體的完整服務鏈,如貨運代理、機票代售、國際長途、賓館、餐廳、發廊,就連拉貨師傅都賺得缽滿盆滿。

  3 貓鼠游戲

  在中國這樣一個非移民國家,生物辨識度極高的非裔大量聚集,部落文化交織衍生治安問題,很難不成為媒體圍剿的獵物。

  2007年《廣州日報》發布了一篇名為《廣州黑人部落全記錄》的報道,著重抨擊了黑人商販經營低劣的紡織品和二手電子產品、黑人“打工仔”帶來的治安隱患等等。

  這是廣東媒體第一篇深度揭批廣州小北黑人區的文章,也是官方大規模整治黑人社區的開始。

  在夾縫中謀生的三非黑人,大多來自西非高失業率的國家,如尼日利亞、岡比亞等等。他們之前沒有從商經驗,注定只能從貿易生態鏈裡的下游環節起步,持旅游簽證或者短期貿易簽證入境,簽證期限只有15-30天。

  

  入境黑人大部分拿的是短期簽證

  而能夠取得6個月——1年長期工作簽證的,大多是自己開設貿易公司,或者任所在國家、迪拜、香港等第三國家/地區貿易公司在華辦事處的首席代表。顯然,他們在黑人群體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

  對普通黑人而言,續簽所需要的時間和金錢成本都太過高昂。作為個體商戶又找不到中國雇主、大學或者海外公司替他們做擔保,為了繼續撈金只能非法居留。隨著三非隊伍不斷壯大,一些渾水摸魚的經驗之談也在黑人內部之間流傳開來,比如一出機場立馬把護照和簽證撕了,從此消失得無影無蹤,即使被找到也無法確定國籍,難以遣返。

  也因此,管理黑人族群的難度遠超大眾想象。這是一個龐雜的系統工程,有關部門大多沒有涉外管理經驗,也沒有相對應的外語人才。管理機構信息溝通不良,導致很多黑人入境後蹤跡難尋。

  媒體的報道帶來巨大的輿論壓力。執法機關開始加裝登記軟件,並推行黑人“集中居住管理”的策略。

  2008年的奧運會,2010年的亞運會,每場全球大型賽事開始之前,都會出現一輪簽證嚴查,整個廣州更是對非裔進入重點關注狀態。

  在這期間,兩名來自尼日利亞的紡織品零售商試圖逃脫簽證檢查。其中一名不慎從18米的高樓摔下,後經查實兩人簽證都已經過期。

  事件發酵後,超過百名尼日利亞人聚集,一度造成廣園西路交通阻塞。

  為了尋求新的生存空間,非洲移民逐漸向廣州的城市外圍區域轉移。

  根據跨文化研究學者Michal Lyons的調查,2010年,26.7%的非洲商人搬去了移民管制寬松,且生活成本更低的佛山市。

  搬到佛山的非洲人大部分都像Emma一樣,就住在與廣州隔江對望的黃岐,每天幾個人拼的士跨城通勤——相比公交地鐵更不容易被政府追蹤到,來小北、三元裡一帶掃貨。

  然而亞運會過後,佛山響應廣州號召,也開始加強清查力度,並對非洲移民所在的小區進行頻繁搜查。

  為了避開檢查,Emma和他的室友只能去更隱秘的城中村尋找監管死角。

  中山大學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執行主任梁玉成發現,有相當數量的非法移民,來中國的前兩三年是有合法身份的。

  2013年,中國通過了新《出入境管理法》,許多非洲商人希望通過它從無限循環的短期簽證中解放,但事實相反,新法律使得簽證續簽的程序更加復雜。過去外籍人士尚可在香港或澳門申請續簽,但現在必須回到自己的國家才能申請。

  另外外籍人士在中國生活,除了護照和簽證外,還要隨身攜帶居住證明以供查驗。

  根據新法施行後廣州政府公布的數據來看,在穗的非洲人數量似乎確實在減少,2010年,梁玉成曾經估計在穗常住黑人約5萬,到2014年,這個數字降到了1.6萬。

  續簽的成本大大上升,短期簽證又根本無法滿足倒貨所需的時間,利益權衡之下,大量黑人選擇逾期滯留。

  被中間商用二手貨糊弄過的艾倫,就是其中之一。如果提前回去,在協商船運的過程中,廣州沒有可信賴的物流中介或中間人,“我很可能會損失所有資金。”所以即便滯留一兩年甚至五年,他也一定要等到商品完工,親自守著它們運出去之後再走。

  2013年 8 月中旬開始,小北街道每天都有警察突襲行動,被逮捕的逾期滯留者需要繳納高額罰款,甚至鋃鐺入獄,並且此後五年內都不得進入中國。

  對淘金者而言,這無疑是毀滅式的打擊。於是檢查和逃脫檢查的貓鼠游戲,每天都不間斷地在這座城市上演。

  “警察甚至會截停公交車出租車和私人車輛,他們會在所有地方設置路障。我見過公交車在晚間被截停,警察上車檢查護照和簽證。窗戶是密閉的,你逃不出去,只能束手就擒。”

  艾倫時常覺得自己仿佛是探索頻道節目中在河邊飲水的羚羊,時刻可能被水中的鱷魚偷襲。

  為了躲避鱷魚,他晝伏夜出,主要靠電話遙控生意,盡量避免離開寓所到街上活動。

  他的朋友奧利還沒打下穩定的關系網,凡事都得親力親為。因為擔心猝不及防被逮捕,他去哪都隨身帶著自己的行李包。

  房東知道他的簽證有問題,經常威脅說要向警方舉報他,以此索取更多錢財。奧利沒辦法,只能乖乖掏錢。

  “她還要求我每次回家前給她 10元人民幣。如果我不給錢 ,她就會斷電 …… 不知道為何,她認為我理應遭到這種待遇。可我明明也是人啊!”

  即使執法力度如此強硬,但三非問題依然難以解決。

  簽證數量被控制,甚至滋生出法律之外的灰色簽證產業鏈。找到地下中介,花一萬可以續簽兩個月,渠道來自深圳、廈門、義烏、香港、澳門等地,但只有營業額相當樂觀的非洲商人才出得起這個錢。

  普通商人大多像奧利一樣,利潤只夠維系拮據的生活,即便哪天想要回歸故裡,也沒錢交罰款和買機票。

  比起輿論聲討,以及政策風向,真正從根源上解決“三非”問題的,是一個更宏觀的背景:低端制造業產業轉移。

  自2010年以來,隨著中國的經濟轉型,制造業成本不斷上升,曾經吸引非洲黑人的服貿、小家電等產業追逐著更廉價的人力,更年輕的市場,更優惠的營商政策,發生遷移。

  許多曾經撐起珠三角制造業輝煌的本地企業,開始從廣州遷往佛山,有一些企業幹脆跨越國境,前往越南、印尼、柬埔寨等地。

  

  許多非洲人跟著產業的轉移而轉移

  “這座金礦似乎要挖到底了。”

  Felly的生意從2015年急轉直下,4名中國員工走到只剩一個。

  看著身邊的非洲同胞一個個離開,有些人回國了,有些人帶著妻兒去了歐洲。他時而也會糾結去留。

  4 想象中的30萬黑人

  就像九十年代那樣,“戰略轉移”的歷史時刻又到了。

  在漫長的貓鼠游戲之後,新冠疫情,成為壓倒離開者的最後一根稻草。

  “要說我在疫情期間經歷了什麼,我只能說,太難了。”

  去年三月底從幾內亞老家飛回中國以後,留學生D的麻煩就開始了。他被隔離了整整三次,不能出門,全方位無死角的攝像頭正對他的門口,他覺得自己像被監控的罪犯一樣。從前戴著耳機深夜漫步廣州街頭的畫面,美好得像是從未存在過一樣。

  那陣子,中國國內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但境外輸入病例導致廣東地區疫情呈反彈趨勢。這其中,來自非洲的輸入病例備受關注

  聲稱廣州非洲人社區疫情“暴雷”以至於瑤台村被“封村”的文章在朋友圈瘋傳,而4月初“尼日利亞確診病例咬傷廣州女護士”的新聞,這原始與野蠻,進一步激發了國人對非洲人的恐懼與排斥。

  

  非洲人在社交媒體上吐槽疫情期間的遭遇

  當矛盾積攢到最高點時,巴魯一度淪落到無家可歸的地步。因為同族群中有人確診,房東把他也視為病毒傳播者,非要他搬出去不可。他辯解說自己過去十四天從未去過高風險地區,但對方仍舊不依不饒。

  被趕到街上以後,他希望找一家旅店落腳。但他的臉上仿佛刻著“病毒傳播者”幾個大字,幾乎每家旅店都以同樣的理由拒絕了他。

  非洲人在中國的種種遭遇,放到國際舞台上被輕易扣上種族歧視的帽子,引發了一系列的外交風波,肯尼亞有議員甚至提出要立刻驅逐肯尼亞境內的全部中國人。

  而國內大批民眾,聯想到此前的外國人永居條例,依然堅信黑人在國內享受著超國民待遇,因而有恃無恐,無惡不作。

  在“黑禍論”的描述中,廣州已成第三世界首都,30萬黑人作奸犯科,與中國人爭奪資源。在所有資源中,最容易點燃民眾情緒的是性資源。

  中國男性脫單困難,中國女孩卻被黑人毒販騙去走私毒品,跨國愛情往往以鐵窗淚結局。華夏血脈難以延續,民族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刻……大劑量的仇恨情緒四處散播,現實世界與輿論環境的割裂,逐漸以難以彌合的姿態呈現出來。

  首先是數據上的誇大。2010年前後,有專家統計在穗非洲人數量約為2.5萬人(合法居留)。在梁玉成看來,這個數字成為後來大家誤解在穗非洲人數量的主要依據。因為按照發達國家社會學統計的算法,總移民數等於合法移民數乘以8。所以當年有研究者用2.5萬乘以8,得出在穗非洲人總共有20萬人,也對媒體說了這個數字。

  “但是這種統計方法計算,忽略了中國的國情。因為中國的警察相較於西方警察,執法權更大。比如,美國的非法移民走在街頭,如果沒有犯事一般警察不可以查他,但是在中國是可以的,所以中國的情況絕對不能乘以8。”梁玉成說。

  十年過去,在穗非洲人數量不斷減少,而在大眾口中,數字卻由20萬漲到了30萬。

  此外,與大眾印象中黑人犯罪率高不同,根據警方公布的資料,廣州黑人的犯罪率與廣州的其他外國人相當(1.68%),並無特別突出之處。在廣州,中國女性與非洲男性交往的比例也要遠遠低於歐洲、拉美、亞洲等地區的男性。

  事實上,不少對非洲人持負面評價的中國人,大多並沒有真正接觸過這個群體,他們只是困在自己的信息繭房裡,任由媒體和營銷號塑造自己對陌生種族的印象。

  “真正打過交道,他對非洲人的印象通常會變成非正非負,沒有特定立場。一旦認真接觸下來,還是正面印象居多。”梁玉成從多年的調研中得出結論。

  

  一名普通非洲人來中國的費用,包括簽證費1000元左右、來回機票費10000元左右、一個月時間在華食宿費用3000元左右,因此在來中國之前就至少要准備15000元以上才能確保成行。

  能湊夠路費的,在本國至少屬於中產階級,而且大多也接受過高等教育。和中國人刻板印象中“貧窮、愚昧、臓亂”相去甚遠。

  《南中國的世界城》裡,人類學家麥高登和也通過大量調查澄清了這一迷思。

  訪談期間,麥高登曾經在小北碰到一個來自東非的女商人正在跟店主吵架,因為後者聲稱這位非洲商人欠了她80塊錢,他到場的時候雙方爭執已經進入白熱化,店主認為女人很窮,給不起錢。

  結果這位非洲商人憤怒地打開包,抽出一沓美金,問:“我有美金,你能找開嗎?”

  5 終究是過客

  寶漢直街,靠近巷口的位置,一個非洲女人停在了路邊的女包攤位前。

  她指著一個包看著攤主,攤主不說話,立刻用計算器打出數字並將計算器遞給她,非洲女人用中文講“很多”(意思是我要買很多),攤主用不標准的中文說“沒有,就兩個”。

  非洲女人能聽懂“沒有”,但是聽不懂“就兩個”,於是攤主不得不舉起兩個包示意,除此之外,再不言其他。

  中山大學社會與人類學院的牛冬,經常在田野工作中觀察到這樣的商品交易場景。

  芝加哥社會學派理論認為外來移民需經歷接觸、沖突、適應和同化等四步才能實現對主流社會的融入,這個過程是不需要外力作用自然發生的。然而,廣州非洲人除了經商之外和本地人極度缺乏交流,這幾乎是學者們的共識。

  

  非洲客戶訂做的T恤via.藍字

  據登峰街社區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觀察,來參加中文課程的非洲人人數很不穩定。因為他們壓根沒打算跟中國人交朋友,學點皮毛能夠應付生意足矣。

  作為弱勢文化族裔,感覺到來自弱勢文化群體的排斥,廣漂非裔們主動融入的意願也變得很低。

  巴魯不止一次抱怨,“明明我們跟中國老百姓一樣賺著辛苦錢,我們攔出租車的成功幾率卻是中國人的三分之一,很多黑人被拒載,被敲詐。有時候,我們要在司機面前做出要飛機滑翔的手勢,才被允許上車。當然,我們不是真的要去機場,可能只是起步價,但這是被逼的。”

  還有租房,如果不是中國人領著去,能成功租到的概率也很低。而且很多房東都會對非洲人收取更高的租金,因為“鬼佬塊頭太大”,家電和家具的磨損率都會更高。甚至有些人來自原始部落,不會開鎖、使用空調、煤氣灶等電器。

  萍姐的理發店在小北開了十幾年,但她從不做黑人的生意。她對黑人談不上什麼成見,單純不喜歡他們身上散發的氣味。每次碰上都故意抬高價格,或者謊稱藥水沒了,反正總有辦法勸退。

  這種下意識的隔閡和疏遠,梁玉成理解為國內民眾缺乏正確的種族觀念。

  80年代,梁玉成的父親在北方某國有單位上班,單位裡有幾個非洲留學生。當時,單位裡洗澡的大池子不讓黑人進去,後來有一次,一個黑人撲通一聲跳進池子,泡在裡面的中國人馬上條件反射似地離開,只剩黑人尷尬地杵在裡面。

  “這是對跟我們不一樣的種族,動物本能式的排斥,要通過後天的教育才能扭轉,可惜我們從來沒有這方面的教育。”

  與美國的非裔族群對比,廣漂非裔被法律和文化限制,缺乏融入社會的動力,內部也不存在一個健全的社會網絡和強大的動員機制。廣州,注定只能是一個短暫撈金的地方。

  

  非裔的交際圈往往限定在族群內部via.藍字

  即便看起來如魚得水的Felly,也無法真正擺脫異鄉人的困境。

  他談過兩個中國女友,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都因對方父母不同意而失敗告終。這對他的打擊很大,面對媒體至今不願多談一句。

  “有些東西很難改變,不管今年還是明年,我現在都想把自己的耳朵關了,別人罵我黑鬼也無所謂,反正我知道我是一個人,不是一個鬼。”

  曾在小北生活多年的馬達加斯加人阿杜,因為岳父突然去世的消息,而不得不結束在中國游蕩的日子返回故鄉。

  臨走前,他在中國買下全套家具船運回國,往自家土地上蓋了間兩層高的白色樓房,仿佛中國南方農村裡,一個城市打工者回老家蓋的新洋房。

  岳父下葬後的第二天,阿杜被邀請參加朋友的彈唱會,大家和著旋律,唱起了他們最愛的歌———M ahaleo的《馬達加斯加》:

  “馬達加斯加人啊,如果去國外,請不要忘記我們的島國,以後一定要回去你的故鄉,因為死的時候我們要葬在那裡......”(作者 啊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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