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勇敢尤其體現在飲食方面

2015-03-06 | 來源: 洪燭的博客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中國人的勇敢尤其體現在飲食方面。這是一個幾乎什麼都敢吃的民族。災荒時期吃樹皮、野菜乃至觀音土自然還可以算作迫不得已(包括長征路上的紅軍解下牛皮帶燉湯喝)，和平的年代，他們也照樣熱衷於吃各種稀奇古怪的食物。吃蛇(在西方的《聖經》裡那是魔鬼的化身)也罷了，在古時嶺南一帶，還曾將其易名為“茅鱔”，有點附庸風雅或掩耳盜鈴的架式。還吃蠍子。我在北京安定門外某餐館出席酒宴，高潮處便是圓桌中央擺上了滿滿一大盤炸得黃燦燦的蠍子。那一瞬間我不禁聯想：中國人的嘴巴真夠“毒”的——才敢於如此“以毒攻毒”?當然，被傳為佳話的是吃劇毒的河豚，“拼死吃河豚”這句江南古諺頗像烈士的絕命詩。所以我自小即有這樣的印像：能夠將生死置之度外的，第一是革命者，其次則當數美食家了。

　　不知西方社會，在政治家、思想家、藝術家、軍事家等等之外，是否還產生過美食家的頭銜?在中國，美食家幾乎是一種傳統。雖然它一直近似於“閒職”，卻也是頗讓人羨慕的。歐洲文明裡，美食家一度缺席，正如它所推崇的探險家，對於中國而言，則是近代以後舶來的詞匯。但我私下裡以為：美食家也算是一種足不出戶的探險家——“父母在，不遠游” ，中國人只好陶醉於另一種意義的探險，那就是對山珍海味的獵奇。美食家用菜譜來代替地圖，用杯盞來代替羅盤，用筷子來代替槳櫓，航行在自己的味覺裡，同樣也領略了無限風光。這種冒險心理在河豚的問題上發揮到極致。河豚相當於中國飲食文化裡的“禁果”——一種致命的誘惑，它的鮮美因為神秘與危險而被誇張了。美食家們不僅沒有望而卻步，反而趨之若鶩。這份勇氣，恐怕連瀆職的亞當、夏娃都會自歎弗如。

　　神農氏(即炎帝)堪稱史前的美食家。“神農嘗百草”，不僅僅為了果腹，也為了辨識植物的種類、滋味、營養價值(包括藥用價值)。他大大地豐富了後人的“菜籃子工程”。在我想像中，中國人的祖宗是個挖野菜的，其裝束、表情有點類似於後來編撰《本草綱目》的老中醫李時珍：穿著草鞋，挎著竹簍，扛著一把小鋤頭。湖北有座神農架，據說就是他的露天 “食堂”。沒有敢為天下先的神農，我們的口福將大打折扣。

　　甚至春秋時期的老學究孔子，也提倡“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他本人在辦私塾時，不愛收現金，更樂意接受弟子們孝敬的一束束幹肉，以充抵學費。可見食物是最古老的“硬通貨”。孔子，在方方面面都稱得上是我們民族的教師爺呀。他同樣也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精益求精的美食家，使飲食發展為文化，登上大雅之堂。中國的菜譜(從線裝的手抄本到鉛字印刷品)若堆砌起來，絕對比四書五經要厚重許多。在美食家眼中，是可以當詩來讀的。譬如蘇軾講解燒豬肉(後被命名為“東坡肉”)的秘訣：“多著火，少著水。”多麼精煉呀。至於袁枚，既寫了《隨園詩話》，又寫《隨園食單》——左右開弓，拿筷子時像耍筆杆一樣虔誠，耍筆杆時又像拿筷子一樣奔放……當然，詩人的吃相畢竟比較文雅，《隨園食單》僅可用來管窺中國人的食物。還有許多奢侈的吃或野蠻的吃，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譬如民間流傳的所謂“活吃猴腦”(系將活猴用木枷鎖定，敲開頭蓋骨，以麥管吸其腦汁)，絕對是太殘酷了。它反射出人性的黑暗。中國人的飲食裡，也有一些反文化的東西，不是沒有可批判之處。魯迅先生說過：“飲食問題，不僅可以反映社會的物質文明程度，也可以反映出一定社會的社會狀況以及暴露種種社會痼疾。”

　　路易斯·辛普森寫過一道《美國詩歌》：“不論它是什麼，都必須有/一個胃，能夠消化/橡皮、煤、鈾、月亮、詩。/就像鯊魚，肚裡盛只鞋子。/它必須游過茫茫的沙漠，/一路發出近似人聲的吼叫。”想起古老的中國，我就仿佛看見一只巨大的胃：除了五谷雜糧，裡面還填充著燕窩、魚翅、熊掌、海參、虎骨等等，甚至還有愚昧年代裡的金丹、胞衣、人血饅頭呀什麼的……這是一只消化能力驚人的胃，整整蠕動了幾千年。它的胃酸簡直能腐蝕石頭抑或金屬。中國人的胃口真是太大了，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