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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寧: 楊振寧百歲晚年生活翁帆功不可沒

2022-10-01 | 來源: 澎湃新聞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牆內黨媒澎湃新聞網報道：2022年10月1日，是共和國的73歲生日。巧的是，這個舉國歡慶的日子，也是中國科學院院士、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名譽院長、教授楊振寧的百歲生日。

2017年，楊振寧在清華園。攝影高遠

今年8月間，物理學家、中科院院士葛墨林撰寫的《我知道的楊振寧》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面世。書中序言，葛墨林寫道：“我有幸認識楊先生40余年。彈指一揮，我也是年過八旬的老人了。每當想起楊先生對我的關懷、幫助，心中總是有一種沖動，想把我了解的他的做人做事的點滴記下來，與朋友分享。以我很窄的接觸面，寫的都是小事情，希望大家可以從小事中感受到巨人的風范。”

據介紹，葛墨林自20世紀70年代末結識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1980年代多次赴美跟隨楊振寧開展研究，後來在楊振寧的直接領導下參與南開大學數學所理論物理研究室的創建和教學科研，並在楊振寧創建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初期作為兼職教授短期參與教研工作。該書以時間為線，記述了他對與楊振寧近半個世紀交往的回憶，其中很多內容和照片都是首次發布，具有相當的史料文獻價值。

近日，身在天津家中的葛墨林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電話專訪。在數度的電話交流中，這位84歲的老人一點一滴回憶起近半個世紀當中同“楊先生”的交往。一次他主動打來電話，向記者致歉，“年齡大了，差點忘記了重要事。近來有朋友傳給我，有網站發消息說楊振寧有物理與佛學的論述，這純系謠言。楊先生從來沒有這事。如有人研究物理與佛學的關系，那可能是別人的學術探討，我們無權過問。但網站造謠到楊先生頭上，這不能容忍。這一點，可否作為你電話訪問開頭我的聲明？”

與訪問理論物理研究室的法捷耶夫的三位學生斯米爾諾夫（Smirnov）、阿雷夫伊娃（Aref ’eva）、塔克塔金以及日本物理學家和達三樹（從左至右）合影

與訪問理論物理研究室的外斯（Wess）夫婦、索爾巴（Solba）夫婦

以下將此次采訪的內容做一整合，以口述形式呈現。應受訪者“突出楊先生，少寫我自己”的再三要求，文章有所刪節。

葛墨林當選院士後，楊振寧請他和愛人秦世芬吃飯慶祝。

【口述】

“給楊先生百歲獻禮，我要做三件事”

關於楊先生的百歲生日怎麼過？我目前也沒有什麼新聞。楊先生近年來一直住在清華的家裡，疫情原因不怎麼見客。他的百歲生日馬上就要到了，聽說為了不給大家添麻煩，國慶期間都在醫院休養。

中國人的生日習慣是“過9不過10”，去年99歲壽辰，清華大學為他舉行了非常隆重的慶壽儀式，會後出了一本很厚的祝壽文集，600頁的樣子，很多人都寫了文章，我看了以後很受感動。文集是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文集“A”是大家寫的關於楊先生的往事，文集“B”則是學術方面的作品，還沒出版。

那次我沒能去清華慶祝，正好那段時間疫情特別嚴重。我和楊先生倒是經常打電話，他有一個耳朵聽力不強，但眼睛特別好，以前我們是每周通一次電話，有時候電話裡聽得不是很清楚，我們就發e-mail。還有一次他在電話裡跟我說，他在想一個物理問題，想著想著就頭疼了，覺得自己快100歲了，不能再做物理了。我還提醒他一定要注意休息。我真是佩服楊先生，100歲了，e-mail從來寫得很清楚，有時候電話中說起哪個人名，什麼事情、年份？我卡住了，他還能夠更正我，老爺子的記憶力是頂好的。

今年關於慶祝，我能夠做的就是三件事：第一，這本《我知道的楊振寧》，已經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寫楊先生傳記的各種文章太多了，我寫的都是自己親歷的小故事。寫的時候我沒有跟楊先生通氣，文責自負。我個人也沒有寫日記的習慣，但跟楊先生交往的事情我都記得特別清楚。這本書裡我跟楊先生溝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他兩年前在301醫院住院期間工作的情況，那張照片他說可以用。

《我知道的楊振寧》書封商務印書館

楊振寧在301醫院住院期間，仍通過床榻上安放的Pad工作。

歐洲非常有名的科技類出版社Springer，他們准備要出一本慶祝楊先生100歲壽辰的書，我估計10月份不一定能出得來，歐洲那邊出書程序太復雜。書是我跟英國的一位華人朋友合編的，題目叫做《物理和數學的對話》（Dialogue betwee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at CN Yang 100）。書中將收錄四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的文章，還有很多著名數學家的文章。國內也有三位頂級科學家為此撰文：中國高溫超導的最高獎獲得者趙忠賢先生；在量子通信、量子技術方面讓中國領先世界的潘建偉先生，潘先生跟楊先生也有過很多交流；最後就是薛其坤先生，他帶領的“量子反常霍爾效應夢之隊”在國際上是非常有名的。

兩年前，我就開始准備楊先生的100歲獻禮。楊先生是國際大師，我們一定要請國際權威人士（來撰稿）。這裡面也有遺憾，當初英國皇家學會前任會長阿蒂亞爵士，俄羅斯科學院院士法捷耶夫（曾任國際數學聯盟主席），還有著名的物理學家戴森，在國際理論物理學界提起戴森，無人不曉。這三位過去經常來南開大學數學所（現陳省身數學所）開會，我跟他們很熟，他們是楊先生的好朋友，都答應了要寫文章。結果到了去年，紛紛過世了……後來就把他們的相片放在了書的後面。這是第二件事，Springer要出的書。

第三件事，孫昌璞院士是楊先生和我在中國合招的博士生，30年前他完成了一個書稿，《經典楊-米爾斯場理論》，是他在做博士時做的，全部算了一遍，谷超豪先生曾審閱過書稿，認為應該出版。當年要出的時候，我們覺得還應該要補充一些內容，後來就放下了。現在作為給楊先生的一份獻禮，高教出版社來出這本書。楊先生也要去書稿，親自過了一遍，並寫了一則很短的序，大意是說葛墨林、孫昌璞雖然不是自己的學生，但研究風格和他很接近，此書可以作為研究生一年級的教材。坦率地說，現在真正懂“楊-米爾斯場”，又全部算過一遍的人沒有幾個，孫昌璞的工作是很有意義的。而且他為了慎重起見，又請自己的學生重新算了一遍。

《經典楊-米爾斯場理論》高等教育出版社

我只能做這三件事了，主要是我也84歲了，右眼不行，黃斑變性。有時候也是羨慕楊先生的身體，他100歲了，還能夠拄著拐杖在清華園裡行走，自己能夠行動，這對老人而言是很難得的。而且他所有的講話，從來不需要別人起草，全部是自己寫。他講話的特點是講出來就是一篇文章，不用改，一氣呵成。他95歲的時候，天津市政府為他舉辦了歡迎晚會，他即席講話，完全不打磕絆。

與楊振寧先生合影

他的到來，像一股春風吹遍物理學界

咱們做采訪，我想確定一個原則，不要談我什麼。（針對記者采訪提綱）關於書中提到咱們軍隊的“40火”（69式40毫米火箭筒），我可以簡單聊兩句，也可以見得咱們當年的發展是多麼得不容易。

楊振寧與女航天員聚餐 50歲的聲音

楊振寧翁帆慶“瓷婚” 家中簡樸掛范曾名畫(圖)

陪伴楊振寧19年，翁帆活成替代品？

1969年，我接到通知調回蘭州大學，跟隨我的導師段一士先生承擔了改進火箭彈的技術革新工作。當年的改進工作，現在想來是挺危險的。在蘭州大學4樓的那個教室裡面，靠著一面牆全是炸藥，最危險是焊雷管的時候。有段時間，段先生沒日沒夜地幹，有一天實在是太累了，在教室裡抽了支煙。那時候亂，我們物理樓也沒人看門，誰想來誰來，趕巧程開甲先生推門就進來了。程先生在南京大學的時候是段先生的老師，可以說也是我的師爺。程先生一見之下，一屁股坐在了炸藥箱子上，“趕緊給我出去（把煙）掐了！”

那年月，人們的勁頭高啊。我也是白天做軍工研究，還得參加勞動，晚上就研究規范場，生生是把眼睛搞壞了。現在想來，1971年楊振寧先生第一次回國，他也是美籍知名學者訪問新中國的第一人，在我們學校作報告，就是在物理樓一樓的大教室，那時炸藥還在呢！回想起來真是後怕，要是炸了，一棟樓都沒了。

1977年，楊先生再次回國（他之前已經多次回國），但這次不僅是對我個人，對整個中國物理學界都是一次巨大的影響——“文革”剛剛結束，他的到來，就像一股春風吹遍了物理學界。他以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的遠見卓識向黨中央建議要重視基礎物理研究，也重新打開了中國物理學界通向世界的大門。

在那之後不久，時任中科院副院長錢三強就提出了中國科學界應該加強同美國科學界的交流合作。他提出中美首次學術交流的領域選擇高能物理。為什麼呢？這就見得錢先生的先見之明，用錢先生自己的話說，“中美學術交流既是一個學術任務，也是一項政治任務。”高能物理沒有太多實際應用價值——如果我們一上來就跟美國科學家討論半導體，這件事恐怕就很難辦成了。

1980年，我第一次赴美學習就是楊先生推薦的。出去的時候是國家委培出錢，考慮到我當時去的是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楊先生在那的研究所簡稱ITP（物理理論研究所英文簡稱）。國家考慮到我所在的是紐約市區，當時一個月的補助是420美金，有些和我一同赴美的學者，由於是在別的州，補助還不到400美金。

1980年代，咱們的國家還是比較困難的，能夠拿出這麼些外匯讓我們出去——我現在不是唱高調，心裡真的是非常地感動。當年下放農村，我在甘肅農村真切地見過當地農民的生活狀態，太苦了。窮困到那個程度，還要上繳農業稅、上交公糧。專業課的考試是在蘭州大學，我記得這些學生裡面至少多一半，都是家庭很貧困的。有一位學生從延安來，9月份還穿著棉褲，連一個夾褲都沒有，他就考得非常好。

那時候出國很不容易，需要政審，還要考專業課，還要考英語。我是學俄語的，當時在蘭州大學有一位教外語的老師，吳冰，是冰心先生的女兒，她在倫敦待過很長時間，一口漂亮的倫敦音。幸虧有她的悉心指點，那時候我們看專業書都是啞巴英語。

當時國內也有一些不同的聲音，有人寫信給中央，說這些學生（學者）去了美國，學完不回來怎麼辦？是李政道先生，他寫了一封反駁質疑的信，聯名海外四十多位華裔學者給鄧小平上書，當時正好有一位新華社的記者要從紐約回國，就把這封信帶回了國內，呈交給中央。有人去問楊先生的意見——這事兒是楊先生回到石溪後告訴我的，他說不方便說什麼話，因為自己解放前考取公費赴美留學，以後沒有回國。他當時只是回復，“我們的年齡逐漸大了，要在美國培養楊振寧、李政道的接班人。”

楊先生後來多次演講，希望赴美留學的中國學生學成後要回到自己的祖國。楊先生的性格就是如此，有時候是比較耿直的。2015年，他放棄了自己的美國國籍，重新加入了中國國籍。

當然，就我所知，公派出國的確有人後來沒有回來，有的人混得是不錯，也有的人後來在美國餐館打工，後來也就做個賬房先生，這樣的人還不是一個兩個。再到後來，特別是到了90年代以後，兩國交流就太多了。在我的認知裡，一直到川普上台以後，中美的學術交流環境才有所改變，這個變化是我們誰也不願意見到的。

在美國南加州與楊振寧先生合影

“我在西南聯大讀書時，中國正遭受日本侵略”

那個時候，世界對中國人也感覺十分好奇和新鮮。我並不是第一批出國的，第一批出國是谷超豪先生那一撥，1979年出去的。我是1980年，第二批。當年走出國門完全沒有經驗，老伴兒怕我在美國做飯沒有菜刀，就偷偷在我的背包裡塞了一把，我也沒注意，一直背著。到了巴黎戴高樂機場轉機飛紐約的時候，我才發現，就主動同機場安檢人員說。法國人非常友好，看我們是中國人，就把安檢的開關關了，讓我順利通過。

後來和楊先生、杜致禮師母熟悉了，有一次他們開車帶我兜風。老兩口可有意思了，當時是師母開車，楊先生就催她開快點。師母一撇嘴，“我的開車經驗比你多，不要你來教我。”楊先生聽了也覺得師母說話在理。還有一次，也是我們一起開車出去，路上聊到美國文化，我就斗膽問了一句，是不是美國人都比較隨便？師母告訴我並不都是這樣，很多美國家庭篤信宗教，在生活上也是很嚴謹的。

楊先生和師母都熱愛自己的祖國。我再舉個自己親身經歷的事，1980年聖誕節，學校搞慶祝活動，要求每個團隊都得出個節目，這可難壞了我們這幫理工男。大家商量半天，決定來一首《黃河大合唱》，真到排練了，除了第一句“風在吼，馬在叫。”大家這才發現原來歌詞都背不囫圇。這時楊先生隨手拿起一張餐巾紙，默寫下了全部的歌詞。我們當時都驚呆了，他不緊不慢地解釋說，“我比你們大十幾歲，記性肯定不如你們好。但這首歌，是我在西南聯大讀書的時候，中國正遭受日本的侵略，環境的困苦和惡劣讓我終生難忘。”

在石溪與楊振寧先生在辦公室合影

愛國是底線，無論出於什麼原因都不能觸碰

1984年元旦，我在紐約寓所摔了一跤，肋骨斷了，而且扎到了肺。送到長島地區的急診醫院，醫院就在我們石溪分校邊上，幸虧救治及時沒有太大問題。出院的時候，我對主治醫生表示感謝，他是長島乃至紐約都非常有名的胸外科大夫。大夫在得知我是來這裡做理論物理研究後，脫口而出“Frank Yang（楊振寧的英文名字）！”我哈哈大笑，告訴他楊先生是我們的大老板。他連聲道，“Yang， wonderful！”這點就可以見得，楊先生在石溪，特別是在美國人當中是非常有聲望的。

正是有了他在那裡，尤其是後來他又創立了CEEC(中國訪問學者項目)獎金，前後資助了80多名國內學者去美國做研究，包括陳佳洱、楊福泉、王文等等都來過，涉及數理化、生物醫藥、航空、交通、醫學，甚至還包括文科。上海的陳中偉醫生也曾來過，他是國內斷肢再植的第一人。

在石溪，有一家中餐館叫“滿庭芳”，無論中國人到訪還是來了外國朋友，楊先生總願意在那兒請客，讓到訪的中國人吃出家的味道，讓外國朋友了解中國的新變化，願意到中國去走走看看。對楊先生而言，那裡不像一個餐廳，更像一個服務中國、展示中國的窗口和舞台。

坦白講，那個時候美國學術界骨子裡面還是看不起中國人的，當時我們的確也比人家落後。但美國學術界、科技界一個最大的優點，正如楊先生對我們說的，美國人崇尚強者，只要他們覺得你在某一方面比他們強，他們就會尊重你。只要你能夠做出成績，他就服你，一切憑實力說話。

這一點我很有感觸，我們中國學者到了那裡，就是要埋頭苦幹，做出成績，至少要證明自己並不比他們差，他們在參會的時候就會把你當朋友，甚至主動來和你交流。80年代，楊先生在石溪就是一尊真正的“大佛”，沒有人敢直白地說中國不好，因為有楊先生在。我在石溪期間遇到的很多有諾貝爾獎提名權的權威科學家都表示過，因為楊—米爾斯規范場理論要第二次提名楊先生諾貝爾物理學獎。

1990年，有一次楊先生和幾位關系要好的歐洲科學家吃飯閒聊，范圍比較小，屬於私密聚會，我也在旁邊。當時就有人閒談說，如果楊先生能在公開場合表態，比如否定一下中國的一些做法，肯定會對第二次獲得諾貝爾獎非常有利。因為他們英語說得比較快，又有一些北歐口音，我聽得不是太真切，但大概意思不會錯。

楊先生的態度很明確，他當場說，獲得諾貝爾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自己不能為了獲獎就去說一些、做一些自己不願意的事。我聽了非常感動，同時覺得楊先生是非常有原則的人，愛中國就是他的底線，無論出於什麼原因都不能觸碰。

晚年生活，翁帆功不可沒

坦率地講，談楊先生的學術思想，我不是一個合適的人選。楊先生有很多學術造詣極深的朋友，還有一批非常優秀的學生，他們來談更合適。我只是以自己接觸楊先生的幾個領域為基礎，從很窄的角度說一說自己的體會。

楊先生物理研究的思想基礎是自然界的對稱性。他認為，對稱性決定了事物間的相互作用，對稱性支配自然，使自然有了規律。他的很多研究都和對稱性有關。同時，他又指出，我們觀察到的自然很有可能是被破壞了對稱性的，這樣的問題同樣值得研究和關注，比如宇稱。

楊先生的物理研究理念，對我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他一直強調，做研究要在物理自身發展的推動下進行，物理走到這一步，那麼就非做這個不可，非這麼做不可，而不是自己想當然地去做。物理發展推動著你去做就不會錯，自己想當然就很容易出問題。這樣的學術理念要求楊先生對物理乃至數學領域有比較全面的認識，這也造就了楊先生開闊的研究視野和深厚的研究功底，我認為這是楊先生取得成功的重要根基。

楊先生晚年的生活可以平安順遂，這裡面翁帆女士絕對功不可沒。有一次楊先生得病細菌感染，高燒40度。是翁帆一直守在先生身邊，寸步不移。先生後來自己回憶，他當時感覺到生命將盡，是翁帆在喊他：“達令！達令！”自己的魂好像被愛人叫住了，又慢慢下降，回到身體裡。

我覺得翁帆真的特別像年輕時候的楊師母，也是一個有個性的人。這方面我推薦大家去讀商務印書館去年推出的《晨曦集》（楊振寧、翁帆合著）。裡面有翁帆寫的楊先生怎麼教她開車。我是知道的，楊先生喜歡自己開車，直到85歲才讓翁帆開車，自己坐車。那篇文章裡講述了很多他們夫婦兩人的生活點滴，讀來別有趣味。

當年他們兩人結婚的時候，招致了一些社會上的非議，好像師母剛過世一年多，楊先生便迎娶了翁帆，如何如之何。這點上，我在書中也談了自己的親身經歷，實際上在師母過世前兩年，有一次她就對我說過，自己的身體不行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振寧。她親口告訴過我，如果自己不在了，振寧要是沒法自己生活的話，“他就應該再婚，再找一位合適的伴侶。”這點上，師母的妹妹杜致廉女士後來幾次表達過自己對翁帆的感謝。她也認為是翁帆給了楊先生一個幸福的晚年，這是其他任何人無法替代的，“作為親人，只有感謝。”

近幾年來，楊先生和翁帆基本都在國內生活，就住在北京清華園內。大家有時候也相約去看演出和展覽，我對藝術的鑒賞能力實在不太好，經常看到楊先生和翁帆討論得津津有味，有時候兩人說著說著，幹脆直接用英文交流。有次在國家大劇院看外國歌劇，可能是情節稍微有些冗長，有些觀眾沒看完就走了。我聽到翁帆對先生說，這麼好的劇，怎麼很多人不看就走了，多可惜呀。先生說，我們看完，沒問題。在回來的路上，他們兩個人還在討論劇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