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没绝望中国还能再往哪儿坏

2022-09-07 | 来源: RFA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今天观点节目的嘉宾，还是旅居柏林的华裔作家严歌苓。严歌苓的父亲萧马是中国大陆的著名作家，祖父严恩椿是留美博士、翻译家，也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中男主角陆焉识的原型之一。从1980年代相继出版的《女兵三部曲》开始，三十多年来严歌苓创作了近三十部长篇小说。根据她小说改编的电影更是在世界各地的电影节上获奖无数。这么多年来，什么是严歌苓笔耕不辍的创作源泉? 被中国当局全面封杀后，不再有写作禁锢的她，又将面临怎样全新的创作局面?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作家严歌苓的观点。

记者：我知道您和作家王安忆曾经有过一次讨论，王安忆说作家是三分靠天赋，七分靠努力，而您觉得正好是相反，天赋应该是占到七分。您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写作天分的呢？

严歌苓：就是我二十一二岁的时候吧，我觉得我也没学过写小说也没学过写电影剧本，反正写出来大家都觉得还挺像，挺像那么回事儿。就那个时候。因为我觉得几代的基因不可能不影响我做什么。我爸爸是一个作家，我的爷爷也是个作家，现在很多人在发掘我爷爷的这个历史，越来越多的佐证，我为什么会成为我现在的这个样子，其实跟谁是我的爷爷是很有关联的。

记者：您曾经是部队文工团的一名舞蹈演员。军旅生涯对您的个性的形成，以及日后的写作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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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部队的生活因为占据我全部的少年和青年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是一个孩子到一个年轻人，他的意识形态他的世界观形成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部队给我最好的东西就是坚强，就是隐忍自我的纪律。我觉得没有这些东西，作为一个作家来讲是很难的，因为作家没有人给你压力，自己不压自己的话，自己不让自己守纪律的话，是没有任何人来让你守纪律的。而一个不自律的作家，是不可能实现他自己的这种文学上的一些抱负的。

记者：您从80年代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写长篇小说。我们知道写长篇不仅需要天才，还需要惊人的毅力跟体力。这么多年您是如何保有这种创作力和激情的呢？

严歌苓：我觉得任何一种职业从事它的人，特别是很艰苦的寂寞的职业，如果得不到乐趣他不会去从事它的。我觉得一定是有苦中作乐的部分。对我来讲写小说是一个，让我越来越感到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你根本不知道，你会把一个人的行为怎么去写，但是你写出来了。然后呢？写出来以后，有很多时候会反过来让你自己惊讶，这是艺术创作者最最理想的一种境地。很多时候我在写的时候，这种艰难困苦也好，巨大的耐力在跟它死磕也好，但我知道会有这样的时候，会有这样的非常非常让人惊喜的时刻会来临的。所以我想这就是未知，这是艺术创作者和他的艺术品当中的一些必然的，但也不是肯定老能出现的一种关系。这就是让我感觉到所有的苦中作乐都是值得的。

记者：我看到您最近在和诗人杨炼的对谈中，谈到您是六四之后决定离开中国去国外读书的。六四当晚您在北京，当时您觉得太惊讶气愤了。有不少在海外的华裔学者他们虽然没有亲历六四，但是在看到六四镇压之后，就决定再也不回去和这个政府合作。这么多年您是用什么心态和国内的出版界、影视界合作的呢？

严歌苓：怎么说呢就是要把一个伦理概念搞清楚，什么是state什么是祖国什么是民族，我觉得这些如果混在一起谈的话，就是辱华啦我们中国人什么什么，这些就是从伦理上没有搞清楚，概念是非常混淆的。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为中国人、中国读者和读中国文字的人写作的。那么如果我写出来的作品恰好被电影导演喜欢，他们来拍这些电影，那当然我是非常非常支持的。文学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小众化的一种艺术形式，如果有了电影的这种推动的话，对于我的小说来讲呢，有一大批的观影者会变成读者，这是我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再加上我本身呢也是一个影迷，我也是奥斯卡评委对吧。所以电影对我来说是我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看电影写电影做电影，我觉得我都是非常有兴趣有激情去参与的。在哪里能找到读者在哪里能够有观众无所谓，哪里能看懂我的小说，哪里能看懂根据我小说改编的电影，哪里就是我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