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拿好牌偏不打中国名校现蹲族

2022-08-15 | 来源: 文化纵横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换言之，文化资本传递涉及家庭、学校和职场三个场域。在探究文化资本“失灵”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基于文化再生产的理论逻辑展开论述，同时为避免文化资本的实体化倾向，故而将其置于“惯习”和“场域”的关系中动态地加以理解。其中，文化资本又可分为身体化(态度、生活方式等)、客体化(藏书、艺术品等)和制度化(文凭、证书等)三种。值得注意的是，“惯习作为行动者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历史内在化的生存心态，属于身体化文化资本”范畴。

（一）惯习作用的忽视：家庭中单一的角色期待

家庭与家长扮演着子女内在思维体系或惯习主要代理机构和代理者的角色。家庭作为社会化的重要场域，在“蹲族”的形成中具有重要影响，体现为对制度化文化资本的过度追逐，而忽略惯习的培养。在伯恩斯坦看来，家庭的不同参与类型影响了学生的不同反应，品格训练(或称为“表意性秩序”)和形式性学习(或称为“工具性秩序”)会决定学生对朋友、家庭和整体社会的思考和感知方式，进而影响学业和更大范围内的行为表现。子女本应在家庭提供的文化刺激情境中内化父母的内在思维体系或惯习，实现身体化文化资本的传递，但现实维持阶层地位甚至希望实现阶层跃升的期望以及伴随而来的教育焦虑将中产阶层父母教育期望异化为工具理性和单一的角色期待——让子女考上重点大学。

“我的父母是公务员，他们俩最大的希望就是把我送到重点大学。”(D)

“500块一个小时的补习班，他们却抢着给我报名，眼睛都不眨一下。”(I)

“现在想想，我放假的时间往往都在补习班里度过。”(P2)

这一过程中，父母主动构建具有规训和教育功能的学习环境，使下一代接触数量可观的文化刺激素材，围绕“上重点大学”的角色期待，父母以经理人的身份规划子女自择校到辅导班的每一步，此时家庭的社会化功能和文化资本的传递缩减为以学习为核心的工具性秩序，中产阶层对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在学术上得到国家合法保障的、认可的文化资本，表现为行动者拥有的学术头衔和学术资格的追逐，忽略了子女人际交往、品质道德和心理健康等表意性秩序的培养，弱化了子女的道德养成和人格塑造，也削弱了子代在代际文化资本传递中对身体化文化资本的继承。

父母单一的角色期待和对子女生活的包办，使子女从“无限的具体生活”简化为“有限的知识学习”，从“自由选择”简化为“统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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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小学到高中都是规划好的人生，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高考，考个好大学，因此大部分人心中都是心无杂念，一心苦读，期待成功。”(D)

“18岁以前，我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人，我努力在生活里扮演别人喜欢的模样，但从来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这么做。”(D)

“父母权威在我这很早就消解了，我在家爱干嘛干嘛，我妈妈总是说我很会说，歪理一大堆。”(D)

这为内心空虚、没有兴趣、充满孤独和无意义的“空心病”埋下种子。与学业上的单一期待和严格管控不同，中产阶层家庭的其他方面表现得较为民主、自由、宽容甚至纵容，父母与子女间较少有传统的等级秩序要求。中产阶层家庭背景优渥，但也容易对子女骄纵和溺爱，影响青年自立。“沉甸甸的爱”使他们丧失奋斗动力，缺少艰苦奋斗信念和持之以恒的信心。

（二）惯习传递的断裂：校园里难以驾驭的自由

中产阶层家庭在文化资本传递中的顾此失彼，使身体化文化资本(体现在身体的动作、姿态、讲话口气、行动气质以及习惯中)传递出现断裂，在大学中表现为难以驾驭自由。当把入“蹲”归因为没有“开窍”，那就有必要明晰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他们“开窍”。

其一，学生的专业选择并非单纯个人行为，而受社会因素的广泛影响，优势阶层家庭父母熟知制度化文化资本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倾向于为子女选择“前景好、声望高的热门专业”。中产阶层家庭对制度化文化资本的过度追逐，使其子女对“自我”和“规则”的体认以“上大学”为想象界限，缺乏对“高考后”乃至整个人生的思考规划，其子女在专业选择中缺乏个人志趣和积极探索动机，就读的专业未必是自己喜欢的。如布迪厄所说，这些人因社会原因被“强迫”接受高等教育，但缺乏积极的动机，只好选择这些至少表面上给他们以社会声望的专业，缺乏专业认同让他们开始“逃离”。

“高考后，短短一个月就要选定自己的专业，这个选择可能关乎未来几十年的人生，而大部分人根本就没有头绪，跟风的跟风，听父母的听父母，反正大学是好的就行，专业什么的，无所谓。”(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