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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潤到泰國 最後的稻草是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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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襖袖管很長,崔穎從袖口縮起一只手,掰開母親捂在自己眼睛上的手,“眼睛一睜開我就發現,眼前的景象實在是荒謬。”崔穎抹了抹眼淚,“後來我學到了一點:出了事別說話,也別圍觀,趕緊逃離現場。”說完她拍拍兒子的肩,“我希望你也這樣。”




2016年10月28日,北京中國婦女訓練成為合格的保姆,桌子上放著塑料嬰兒。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你怎麼這麼懶?入黨有什麼不好?

崔穎的母親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和一個蘇州人、也就是崔穎的父親結婚後,兩人被分配到了南方的N市工作。

1964年起,中央決定在三線地區(中國西北、西南地區)大規模興建國防、科技、工業、電力、交通等基礎設施,數百萬人在“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的號召下加入建設。湖南、廣東、江西、福建、安徽、廣西等省開始各自建一批省屬的“小三線地方軍工企業”。後來,人們把這次遷徙潮稱為“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的“小三線建設”(三線建設的背景包括越南戰爭的升級、美國中國東南沿海的軍事攻勢以及中蘇交惡等)。

崔穎的父母,當年就從上海遷到N市支援“小三線建設”。他們在N市結婚、生育、定居,崔穎是他們最小的女兒。從小,生在上海的母親就告訴崔穎,上海灘多氣派,黃浦江多浩蕩,法租界多時髦。每年夏天,母親都會帶崔穎回上海住上幾個月,“我從小就羨慕那些洋氣的衣服、帽子,向往梧桐樹下喝咖啡的生活。要有機會,我還想去國外看看。”崔穎說。


所有和時髦、洋氣有關的記憶,都屬於兒時“經常回去”的上海,而那些和痛苦相關的回憶,則大多發生在N市,比如文革。目睹父親“戴高帽游街”時,崔穎9歲。她告訴端傳媒,9歲起她就“不相信任何人了”。“你沒法相信,因為那時候真的人人自危。每個人看上去都正常,但在很多極端情況下,都會變得很不正常。”

所以她教育郜幹從小就“不要管別人的事”。“管那麼多事幹嘛?就圖別人給你發個獎狀?都沒意義,保護好自己才最重要。”郜幹還記得,2006年“彭宇案”後,“扶不扶”、“救不救”、“到底應不應該做好事”的話題成了公眾熱議的焦點,而崔穎告訴自己,“在路上一定要盡量避開老年人,如果可以,盡量不要去扶老人家,免得自己陷進去。”

彭宇案


2006年11月20日,南京市民彭宇陪同一名在路上跌倒的徐壽蘭老太太前往醫院檢查,檢查結果表明徐壽蘭股骨骨折,需進行人造股骨頭置換手術。徐壽蘭隨即向彭宇索賠醫療費,彭宇自稱是樂於助人,拒絕了老人的要求。後在各種調解失敗後,於2007年1月4日在鼓樓區法院提出民事訴訟。

多年後郜幹回憶起媽媽當年的告誡,“我可以理解她是不想讓我有受傷害的風險”。他用“精致的利己主義”來形容母親,“這麼說或許有點重,但一些事情也證明這個說法沒錯。”

比如一件讓崔穎和郜幹“幾近決裂”的事:入黨。崔穎和郜陽都是超過30年的老黨員,郜幹讀高中時,兩人就鼓勵唯一的兒子入黨,老房子的客廳成了夫妻倆向兒子灌輸主流價值觀的“主戰場”,但郜幹當時覺得入黨“太麻煩”,總以耽誤學習為由,倉皇逃進房間。有時夫妻倆會追到房間,在散發暗黃光的台燈下,對著郜幹一通“布道講述”:“你以後就知道爸媽說的都是對的”。郜陽總是拿習題、練習冊作為擋箭牌,“那讓我以後再入黨吧,別打擾我了。”

後來郜幹去北京讀大學,新生入學日,夫妻倆把郜幹送到學生宿舍後開始給兒子“吹風”:“你就寫一下申請書,好簡單的,找個模板抄一抄,花不了幾分鍾的,對你以後加學分、找工作肯定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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