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烊千玺入国家话剧院事业编惹毛谁

　　疫情期间，人们的心态逐渐发生变化（《瀑布》剧照）

　　可是，疫情“在场”就意味着不确定，你甚至无法再有一场曾经以为理所当然的“说走就走的旅行”。更重要的是，它不可避免的会影响整体经济，创业失败、小生意关门、因被裁员而失业……个体深刻感受着社会的朝夕变化对生活的重创、对人生的拦腰一击。

　　许多人失去对人生轨迹的“可控感”，曾经用以推测未来的经验失去效用，人们对未来难以形成确定的蓝图。为了增加对生活的控制感，减缓焦虑、获得内心安宁，便更加渴望被保障、被承诺。

　　疫情还带来深远的心理影响，正如《后疫情时代：大重构》一书中所说：“传染病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引发恐惧、焦虑和大规模歇斯底里的情绪，并挑战社会凝聚力及人们共同管理危机的能力。”

　　

　　疫情也影响着人们的心理（《流感》剧照）

　　重庆社会科学院教授孙元明也曾撰文说，疫情会在某种程度引起社会恐慌，也就是社会大部分人的极度不安，这种不安与“恐惧”不同，心理学层面将“恐惧”界定为“企图摆脱某种情境而又无能为力时所产生的情绪”，恐慌是社会成员的整体应激反应。

　　心理学认为，在紧张状态下，我们的意志力、乐观性、安全感会不同程度受损。我们对变化更加敏感和不耐受，心态更加焦灼、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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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于是就成为庇护我们的焦灼、恐惧和渴望的屋檐。我们的紧张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1920年的《超越唯乐原则》一文中指出，个体身上存在生死这两对矛盾的本能。所谓“生本能”是指个体身上向往生存、发展、快乐、爱欲的力量，而“死本能”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冲动，试图摧毁秩序、回到前生命状态。这两种本能作为人类前行的动力，都同时或交替产生着作用。

　　与之相对应，“生本能”作为动力时，人类更加乐观；“死本能”作为动力时，人类更趋悲观。乐观时，我们被“希望”引领着行动和选择；悲观时，我们被“恐惧”引领着行动和选择。“希望”让我们勇于探索、大胆前行，“恐惧”让我们停住脚步、寻求安全。

　　那么，什么情境下个体会心存希望，又是什么让个体心怀恐惧？

　　美国心理学家安斯沃思和威特1969年进行的陌生情境实验是心理依恋理论最重要的实验之一，据此安斯沃思提出了安全型依恋、回避型依恋和反抗型依恋等几种类型。其中，安全型依恋是心理最健康的依恋类型，他们的特点是：并不总是依偎在母亲身旁，只是需要看到母亲在场，偶尔回来接近一下母亲，大部分时候都是自己在一旁安心的探索环境。但是一旦母亲离开，婴儿明显苦恼、烦躁、不安，不再敢于探索环境，更不再有好奇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