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了知識人的准則李稻葵們被罵

2022-05-16 | 來源: 冰川思享號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5月14日，2022年第三屆清華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開幕。

　　席上大腕雲集，群賢畢至，有全球的資本偶像雷·達利歐，有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耶魯大學博士後林毅夫，有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余永定，當然，還有清華大學經濟學教授、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李稻葵。

　　李教授在整個會議中講了很多東西，但引發軒然大波的主要有兩個觀點：

　　其一，“假如中國沒有做好防疫工作，過去兩年會有400萬生命的損失。從平均壽命來看，相當於為每一個百姓的平均壽命延長了10天，平均每年5天。”

　　其二，保經濟。“怎麼保？能否集中工人，一邊生產，一邊隔離。”

　　01

　　我數學不太好，不過李教授，李博士的算數我看著都覺得有問題。

　　美國死了100萬人，他把美國和中國的人口倍數做了個除法，然後就得到了中國要死400萬人的數據。我不知道流行病學家是否能夠承認這樣的數據。因為兩國之間的抗疫模式從一開始就有很大的不同。

　　我們都知道特朗普當政時期從一開始，就拒絕戴口罩，不鼓勵社交隔離，甚至繼續大規模聚集。這些情況從來不曾在中國發生，怎麼能夠做一個如此簡單的數字疊加？

　　退一萬步講，我們就算承認是400萬，那麼這10天又是怎麼算出來的？這幾個數字的前提一個比一個不靠譜。

　　他是哈佛博士，所以他說的就對？

　　一個國家人均壽命的延長，依靠的是許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包括食物的增加、營養的優化、醫學的昌明，幸福程度的提升，勞動強度的降低，健康運動的保持……有無數多的元素貢獻於這個簡單的壽命數據。

　　因為一個流行病的控制，全民的壽命就得到了增加，李教授侮辱的是中國人的智商，還是侮辱我們國家40多年來篳路藍縷，無數人貢獻了智慧、努力和血淚的市場經濟與社會福利事業？

　　至於一邊生產，一邊隔離這種言論，也不知道李教授在美麗溫柔的新英格蘭劍橋的哈佛大學，是怎樣的培養皿能夠孕育出如此惡毒的精神病毒?

　　刻薄的自媒體人已經給了李稻葵一個恰如其分的描述：集中贏。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搜索，我就不展開了。

　　翻閱李稻葵的簡歷，可謂光彩奪目。他曾經是清華大學“我最喜愛的老師獎”獲得者，央視的年度經濟人物，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全球青年領導人，入選中國改革開放海歸(专题)40年40人榜單。

　　有人為他辯護說，他是反話正說。

　　我倒是不這麼看。這個論壇上，所有的人都在談經濟發展，談金融政策，談綠色經濟，甚至談碳達峰，李稻葵自己也談保供應鏈，所以這就是李稻葵真實的認知和認同，與所謂的言論邊界，毫無關系。

　　實際上，類似這種論調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

　　

　　圖/微博

　　如近日北大(专题)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李玲得出了一個結論，控制疫情的擴散，減少生命的損失，維持社會正常運轉，通過疫情防控，得到的隱形收益，至少67萬億。“這些隱形GDP也給中國人帶來了信心，幸福感和安全感。”

　　後來也有一種說法，這個數字是李玲2020年11月算出來的，不是最新的。她的先生，許定波教授在5月8日的回應中，卻再次認同了這個數字，並給予了清晰的解釋：“這個數字並不是今天很多人斷章取義的GDP的增長，而是中國大陸成功避免全國性的停產所減少的經濟損失和避免大規模人口死亡的生命價值之和。”

　　許教授說，我的直覺是這個數字並不是太離譜。按照這個邏輯，今年的數字應該大得多了。

　　

　　圖/網絡

　　看了一下許教授的簡歷，一樣金光閃閃。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會計學博士，中歐國際商學院教授。

　　這些精英，這些簡歷都閃閃發光的知識分子，都怎麼回事？

　　在這樣一場信息極度混亂的年代中，一再地違背常識，發表違背專業知識的言論，是出於怎樣的心靈？

　　知識分子，守住良心與職責，真的有那麼難嗎？

　　02

　　流亡於美國的巴勒斯坦人愛德華·薩義德是最著名的“異議分子”之一，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他的家鄉巴勒斯坦都是。

　　他幾乎是所有地方的敵人。他的成名作，是抨擊西方中心主義的《東方學》，並且他是堅定的巴勒斯坦建國主義者。

　　然而，他首先抨擊的對象是他的家鄉巴勒斯坦。領導巴勒斯坦解放事業的那些人，貪婪、腐敗、充滿惡意和懷疑主義。

　　其次，他抨擊以色列，他們殘暴、血腥而好戰。

對加國雜貨行為准則 Costco這麼說

老員工炮轟背叛員工硅谷陷裁員潮！

她一婚被騙二婚遭萬梓良背叛如今

　　然後，是他寄居的美國，虛偽、偏頗而毫無誠意。

　　薩義德是所有人厭惡的存在，因為他只尊重事實，只尊重自己的內心。

　　

　　▲愛德華·薩義德（圖/網絡）

　　對於紛繁復雜的中東事務，中國人也許並不、也沒有足夠的知識進行判斷和關心。但是薩義德一本極其短小的著作——《知識分子論》，卻可以成為映照中國知識分子良心與心靈的照妖鏡。

　　他在開篇就問道：“知識分子究竟為數眾多，或只是一群極少數的精英？”

　　他其實最終也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在他看來，所謂的知識分子，最重要的並不是數量，而是知識分子的本質屬性。

　　“知識分子既不是調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識者，而是這樣一個人：他或她全身投注於批評意識，不願接受簡單的處方、現成的陳腔濫調，或迎合討好、與人方便地肯定權勢者或傳統者的說法或做法。不只是被動地不願意，而是主動地願意在公眾場合這麼說。”

　　這大約和我們所認知的知識分子定義有很大的差異。在我們中國大眾的眼中，那些受過優秀的，包括耶魯、哈佛等等這些名校教育的、有著令人眼花繚亂的專門知識的人，就是所謂的知識分子。

　　但是薩義德要告知我們的是，知識分子並不是用來稱謂一種職業，或者是一門專業的名詞，而是一個人的精神狀態，和他的社會責任意識。

　　這種精神狀態和社會責任，按照我們中國人的話說，叫作知識分子的良心和職責。

　　03

　　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並沒有知識分子這樣的一個稱謂，而只有“士人”，甚至更窄，士大夫。

　　士大夫是官僚。但並不是所有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從屬於官僚體系。士大夫和士人的身份經常是轉換的。這種人在明末之後尤其顯得突出。張岱、王夫之、顧炎武，起初都是士大夫，後來都變成了沒有官僚身份的士人。

　　但是無論是士大夫還是士人，他們都常常有一種被人稱道的精神力量。

　　林則徐寫過一句詩：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個傳統可以追溯到史官傳統。在《春秋左傳》裡有一則故事，齊國的權臣崔抒殺死了和自己妻子通奸的國王齊莊王。當時的史官太史記載：崔抒弑其君。

　　一個人做了壞事，被寫到歷史裡，是很難看的。所以崔抒很生氣，後果很嚴重。他把太史殺了。然後把他弟弟太史仲叫來。太史仲寫了同樣的五個字。崔抒又殺。又叫了下一個弟弟，太史叔，還是這五個字。又殺，再叫，太史季。還是這五個字。

　　崔抒手軟了，放走了太史季。他剛剛走到門口，另外一個史官南史氏迎頭就撞到了。他以為崔抒還要殺太史季，准備來當下一個被殺的人。

　　尊重事實是知識分子最基本的操守。事實是知識分子能給一個國家最大的福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专题)軍方決意占領中國，並且把它改造成日本的一個部分。他們委托日本京都大學的史學大師宮崎市定做一個研究：研究雍正。他們希望宮崎市定得出一個結論，如果中國人能夠屈從於滿清異族的統治，那麼也就能夠屈從於另外一個外來民族——大和民族的統治。

　　宮崎市定交了稿。他得出的結論是：滿清的統治者後來都被中華民族同化了。試圖征服中華民族的種族，最後都會被中華民族強大文化基因所同化。

　　軍方勃然大怒，但他們知道，**作為知識分子的宮崎市定，給出的是一個真實的結論。**

　　如果日本軍國主義接受了宮崎市定的勸告，他們所付出的代價，也許要比原子彈摧毀了廣島和長崎的代價，小得多。

　　04

　　陳寅恪先生的名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大約是中國知識分子概括自己這個群體最好的表達。

　　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中，有更加現代化的表達。他認為知識分子應當是一個社會永遠的邊緣人，既不屈從與權勢，也不討好於大眾。

　　因為只有這樣，他才能真正地保有自己，發出真實的聲音。

　　

　　▲陳寅恪墓（圖/冰川思享號）

　　至於李稻葵、李玲、許定波，在這個意義上，當他們發出這些言論的時候，他們統統都失去了作為知識分子的資格。

　　因為無論按照西方的知識分子的定義，還是按照中國人的士人傳統，他們的行為都背叛了知識人的基本行為准則。

　　他們不過是一群缺乏良心與職責的隨波逐流者，以及錢理群老師所定義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發表那些言論的目標，都不過是以這些言論，來換取屬於他們自己的更大的安全、利益和上升通道。

　　與國家利益無關，與人民幸福無關，與公眾安全無關，只與自己有關。他們連古代人都不如。古代人害怕史家把自己寫到歷史裡去，他們不怕。

　　薩義德的一個發問極其沉重，發人深省。“知識分子如何向權威發言：是作為專業性的懇求者，還是作為不受獎賞的、業余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