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女性施暴风气是如何被培养起来

2021-11-26 | 来源: 社会创新家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其实性侵犯者，很多时候是熟人，无论生人熟人，他们找的就是那些看起来好下手、能控制的人。与其教育女生怎么穿衣走路等自我设限，还不如教育女生怎么有满满的气场和不可侵犯的架势。

　　关键其实是要教育男性，从小教育男生懂得尊重女性。国外曾经做过一个社会实验，里面有一个小女孩，周围有几个小男孩，一个成年男人让男孩们打一下小女孩。几个男孩都没有打，但原因各有不同。第一个小男孩认为小女孩很可爱，所以不能打。第二个小男孩认为小女孩没犯错，所以不能打。第三个小男孩认为好男不打女，所以不能打。第四个小男孩认为自己没有权利打她，所以不能打。

　　虽然从结果看貌似都一样，每个男孩都没有对女孩施暴，但做出这个选择的理由不同，这可以启发我们对男孩的教育该怎么做，该如何看自己和女性的权利。教育的责任不仅是家庭，还有教育机构、社会和媒体的共同责任。如果一个男性伤害一名女性，也不只是他个人的问题，社会也有推脱不了的责任。

　　就像预防小偷一样，女性在成长过程中一直被教导自我保护，这几乎是常识。关键还是，不要把女性的安全问题看成是她个人的问题。如果只是个人的问题，那可能张三或者李四出事，怎么会有那么多女性受到伤害？因为整个社会里面有对女性不友善的地方。

　　《社会创新家》：是，比如女性受侵害后，向社会寻求帮助，经常会遭遇二次伤害。

　　冯媛：当女性报告自己遭遇性骚扰、性侵犯时，经常被怀疑是不是夸大，是不是反悔，是不是诬陷，社会对女性总是掺杂很多不信任的因素。事实是，很多隐秘的伤害发生时，本身就不会有太多现成的、直接的、所谓客观的证据，而很多间接证据却不被当作证据。

　　这类案子举证难的背后，其实是文化观念问题。很多时候不是举证难，而是证据本身没有被当作、被认定为证据。我们的立法、司法机构假如能改变一些传统观念，改变对性犯罪案件的双重标准，立案难、破案难、起诉难、定罪难也许会有所缓解。

　　《社会创新家》：在女性有所申诉，或表达不满时，无论是文学、影视作品，还是社会新闻里，经常会将女性与非理性联系到一起，构建出“疯女人”的形象，这个现象您有注意到吗？

　　冯媛：说人是疯子，这是一个常用的方式，尤其当应对一个社会不喜欢或无法处理的人时。有一本比较经典的书，叫《阁楼上的疯女人》，分析了文学作品中疯女人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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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疯女人”都是打破社会对女性成规的人，所以社会将她们视为“疯女人”，这样就可以将她们关起来、对她们置之不理，假装看不见，消解她们所说的一切的真实性和合理性，自然也就不必探究“疯女人”背后的社会根源。“疯女人”三个字就把所有都掩盖和打发了，还可以进一步强化女人的非理性的刻板印象。

　　《社会创新家》：另一个经常被热议的是，很多人觉得伤害女性的违法成本太低了。很多侵害女性的案件最后量刑低得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担心如此会让有意向施暴的人更无所忌惮。

　　冯媛：这牵涉一个很复杂的法律问题。我想说的是，维护受伤害女性的权利，不是简单的重刑。受伤害女性要的不只是一个复仇或一个解恨解气的惩罚，要的是公正，是更安全的环境和空间，是遭受的伤害被弥补，是创伤后新生活的重建。

　　对侵害人给予应当的惩罚，很重要。但除此之外，我想更需要其他的制度设计，让权利受损的女性得到相应的补偿和援助、支持。就像受灾的灾民往往能得到国家帮助或救济一样，那些因社会性别暴力而在生存上，特别是健康、经济、住房上有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的女性，为何不能在刑事司法、即惩戒犯罪者之外，得到经济的、精神的、物质的补偿和援助？为何不能改善对父母一方抢孩子的判决和执行？为何不能增加对她们的社会支持和社会服务的力度?

　　比如司法救助金的发放，庇护所的位置和管理、入住时间的适度延长、廉租房的申请、户口迁移和落户、为了安全的改名和孩子入学方面给予一定方便等，总体上帮助她们从创伤中恢复，帮助她们和她们的孩子在未来摆脱性别暴力的阴影。

　　对这些后续支持的问题的讨论和推动，是更有建设性的，比一味地强调重刑严判对受害女性更有实际的帮助，更有利于建设平等公正的社会。

　　《社会创新家》：除了政府有关部门，用人单位在屡见不鲜的职场性骚扰中可以做点什么？

　　冯媛：其实家庭暴力也对职场有影响。从法律上来说，中国的反家暴法和民法典中就性骚扰都对用人单位有所规定。用人单位要对性别暴力零容忍，不能假装看不见，而是要根据情节严重程度采取相应的措施，包括改变工作环境、解除合同、报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