嫖娼人员是否应该被通报?于法无据

2021-10-23 | 来源: 司法兰亭会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首届四川省十大优秀中青年法学专家，四川省十大法治人物，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首届四川省行政立法专家。

　　出版《检察官客观义务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等学术专着 6 部、合着 6 部，在《法学研究》《法学家》《法商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 7 项，其中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 刑诉法实施后律师辩护问题实证研究 " 结项获得 " 良好 " 鉴定，获得 " 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 " 等省部级以上奖励 6 项。

　　近日，有 " 钢琴王子 " 之称的李云迪因涉嫌嫖娼一事被 " 平安北京朝阳 " 的官方微博向社会通报，" 一石激起千层浪 "，此事一时间成为公众关心的热点话题。

　　除了大众感受中的 " 震惊 "" 想不到 " 之外，人们不禁思考，官方是否应该向社会通报此行政违法事件？

　　一、官方通报于法无据，涉嫌行政违法

　　公权力行使的基本原则是 " 法无授权不得为 "。然而，遍查《治安处罚法》，无一处规定公安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有权向社会进行通报。不仅如此，该法第 6 条明确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 第 112 条规定：" 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应当依法、公正、严格、高效办理治安案件，文明执法，不得徇私舞弊 "。第 5 条第 2 款规定：" 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应当公开、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

　　请问，这种惯常的 " 通报 " 做法究竟依的是何法？如果向社会通报，其家人必然知悉，有可能导致家庭破裂，家庭不和谐，能 " 增进社会和谐 " 吗？立法的意旨又如何能实现？所谓的 " 公开 "，应当是执法程序的公开，并非是与案件调查、处理无关的向社会的公开。

　　《民法典》第 990 条在 " 人格权编 " 中规定：" 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除前款规定的人格权外，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 第 991 条规定：" 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 李云迪虽涉嫌行政违法被处罚，但其作为公民的人格权并没有被剥夺，依然享有隐私权、名誉权等人格尊严。

　　在刑事诉讼中，有一项举世公认的原则，即 " 无罪推定 " 原则，也就是涉嫌犯罪的被追诉人在罪行最终被法院确定有罪之前，在法律上被假定为或者被视为无罪，目的是给涉嫌犯罪的人以人道待遇，保障其不因被追诉而被当成犯罪人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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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云迪嫖娼一事若有确凿证据证实，也只是行政违法，其社会危害性明显小于刑事犯罪。

　　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在遭到行政处罚后，其还享有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救济权。这意味着行政处罚决定并非终局决定。一旦李云迪提起行政诉讼，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行为会受到司法审查，完全有推翻原决定的可能。

　　如果对一项尚未确定的处罚决定进行公开通报，不仅不符合类似 " 无罪推定原则 "，而且不利于树立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力，行政权独大的现状难以受到控制。

　　二、官方通报不符合宪法原则和 " 比例原则 "，损害公民各项基本权利

　　我国《宪法》第 33 条第 3 款规定："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所谓 " 人权 "，就是 " 人之所以为人 " 的权利，不论行政违法人员还是犯罪人，概莫能外。在现代风险社会，隐私权是人格权或曰人格尊严的基础，理应成为人权的核心内容之一。

　　根据法理学的基本原理，权力的实现也同时伴有义务的履行。由此决定了人权保障理应成为公权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对行政违法行为的通报显然不符合人权保障的精神，损害了公民的人格尊严。

　　比例原则被称为公法上的 " 帝王条款 "，也就是 " 必要性原则 " 或者 " 最小侵害原则 "。行政处罚作为一种 " 不得已的恶 "，不应过度行使，且对违法人员造成的损害应当与违法行为相称。

　　一个性质并不严重的违法行为却要使行为人付出惨痛代价：家庭可能破裂、社会评价降低、被行业联合 " 封杀 "。并且这些不利后果很大程度上是公开 " 通报 " 导致的。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实践中流行的通报制度的弊害。

　　在全球有包括德国、荷兰等国在内的 88 个国家已经承认卖淫嫖娼行为合法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有无必要对嫖娼人员给予如此严厉的处罚，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