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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接受捐精生女兒去世都不知道...

2021-09-27 | 來源: 英國那些事兒 | 轉到微信 | 有2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40年來，凱瑟琳·辛普森（Catherine Simpson）對自己的出身毫無懷疑。

　　她的臉長得像母親莎拉，性格像父親喬治，冷靜、溫和，做事不慌不忙。

　　從容的性格讓她勝任護士一職，她照顧孩子們時，也有父親溫柔的影子。

　　

　　但在父親去世後，凱瑟琳的認知崩塌了……

　　母親打電話告訴她，其實喬治不是她的父親，他早年做過輸精管切除術，凱瑟琳和她哥哥都是兩人用匿名男性的精子生出來的。

　　“一瞬間，哥哥變成了同母異父的兄弟，我奶奶也不是我奶奶，父親那邊的親戚，全都和我沒有血緣關系。”

　　

　　（哈雷街上的診所）

　　凱瑟琳有些崩潰，她詢問母親自己的親生父親到底是誰，莎拉說自己也不知道，她只記得她是在哈雷街做的手術，醫生告訴她捐獻者是倫敦聖巴多羅買醫院的醫學生。

　　而凱瑟琳的哥哥，莎拉說她是在婦產科醫生瑪麗·巴頓（Mary Barton）經營的診所裡受孕的，捐獻者也是個醫學生。

　　

　　（瑪麗·巴頓曾工作過的醫院）

　　之後10年，凱瑟琳常想自己的親生父親是誰，到2020年9月，50歲的她決定自己找出真相。

　　一個契機是，她看到南非女子菲奧娜·達羅克（Fiona Darroch）的新聞。

　　

　　（年幼時的菲奧娜·達羅克和她的母親）

　　菲奧娜知道母親用匿名捐獻者提供的精子生下自己，但她成年後發現，精子提供者竟然是當年做受孕手術的醫生，他用這種方式偷偷生下100多個孩子。

　　看到這個新聞，她回想起哥哥是在瑪麗·巴頓醫生的診所生出來的。

　　巴頓是英國早期推動人工授精技術的醫生，被視為行業先驅，但幾年前，媒體發現巴頓在很多手術中，用了她丈夫的精子，導致他在病人們不知道的情況下有了600多個孩子。

　　

　　（巴頓的丈夫Bertold Wiesner）

　　凱瑟琳的哥哥做過DNA檢測，確認他不是巴頓丈夫的兒子，可這個行業是如此的混亂，說不定，凱瑟琳自己也是某個醫生的孩子？

　　凱瑟琳當起網絡偵探，她搜索哈雷街上所有生育診所的信息，一個名字不斷跳出來：

　　雷諾·博伊德（Reynold Boyd）。

　　

　　(雷諾·博伊德醫生）

　　博伊德是來自新西蘭的醫生，原本專攻生殖泌尿外科手術，發現人工授精更賺錢後，開始主治不孕症。

　　他創建的診所位於哈雷街52號，和巴頓的診所只隔著幾棟房子，在上世紀，兩人在不孕症領域都享有大名。

　　

　　（博伊德的診所，現在已經變成牙科醫院）

　　有時候，前來求診的病人太多了，巴頓會把自己的病人介紹到博伊德那裡。

　　凱瑟琳的母親記得，自己當年確實是被巴頓介紹到第二家診所，看著博伊德診所的照片，她記起來，確實是在這裡受孕的。

　　

　　（博伊德診所內部）

　　當面詢問博伊德是做不到的，他早在1991年就死了。

　　凱瑟琳查到他的訃告，發現他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就給他的女兒打電話。

　　

　　（博伊德的訃告）

　　對方拒絕透露捐精者的個人信息。雖然英國在2005年更改法律，要求捐精者不能匿名，但當年凱瑟琳母親做手術時，法律是要求匿名的，她希望維護這一點。

　　凱瑟琳不死心，她看著自己的長相，越看越能找到和博伊德像的地方。

　　她做了DNA測試，把結果傳到家譜網站Ancestry上，希望能找到生父那邊的遠方親戚。

　　

　　過了10周後，凱瑟琳找到了答案，一個她完全沒想過的答案：

　　她的親生父親，既不是聖巴多羅買醫院的醫學生，也不是博伊德醫生，

　　而是保羅·瓦茨（Paul Watts），埃塞克斯郡的搬運工人，一生都沒捐過精。

　　

　　發現保羅的DNA和她完美匹配後，凱瑟琳馬上找到對方的電話，老人以為自己遇到騙子。

　　“你什麼意思，你說你是我女兒？”保羅問道。

　　“我媽媽去了生育診所，接受了捐獻精子，是你的。”凱瑟琳說。

　　“哦，等一下。”這個83歲的老人有些想起來了，“我和我的妻子確實去過生育診所，但那是因為我們有生育問題，我們是去做檢查的。”

　　

　　博伊德醫生用病人的精子，去讓另一個病人受孕？

　　無意中，兩人的交流把上世紀的精子盜竊案拼湊出來了。

　　保羅和妻子簡在1962年結婚，兩人很想要孩子，但一直生不出。

　　他們攢了7年的錢，終於能夠負擔起萬斯特德診所的費用，醫生把他們介紹到哈雷街做測試，那裡是全英國不孕夫妻的治療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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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提供了自己的精液做檢測，他清楚地記得，這管精液只是用來檢查自己是否不孕，絕對沒有同意過把它用在其他人身上。

　　醫生後來發現，導致不孕的是簡，她患有子宮內膜異位症。她獲得了所需的治療，五年後，兩人生下一個女兒，因為快40歲了，他們就沒有再要更多孩子。

　　在知道凱瑟琳的存在後，保羅的妻子和女兒都非常高興，覺得她們多了一個親人。

　　保羅也沒有生診所的氣，他說自己年紀大了，氣不起來了。

　　

　　但凱瑟琳非常憤怒，她告訴《衛報》：“這些醫生是拿所有人的命開玩笑！我被騙了，我的親生父親被騙了，我的父母被騙了。”

　　“人們從全世界各地跑到哈雷街找雷諾·博伊德看病，結果去過診所的人都多了他們自己都不知道的孩子。這可能影響數千人，他們怎麼敢這麼做？”

　　發現真相後，凱瑟琳趕緊回家把消息告訴母親，但一進門，發現莎拉逝世了。

　　老太太到死都不知道醫生的騙局。

　　

　　凱瑟琳算幸運的，至少她沒有從保羅那裡遺傳到任何疾病，

　　同樣靠哈雷街診所生出來的麗莎·特納（Lisa Turner），患上了遺傳性的糖尿病。

　　在28歲時，麗莎被確診患有1a型糖尿病，這是一個復雜的遺傳疾病，醫生詢問她的家族病史。

　　但麗莎詢問父母時，只得到“尷尬的沉默”，他們都沒有糖尿病史，整個家族都沒有。

　　

　　在父母去世後，麗莎找到母親在哈雷街做生育檢查的文件，還是博伊德醫生寫的，她當時沒懷疑什麼。

　　等到十年後，她看了一步關於精子捐獻者的紀錄片，想起這份文件，然後查到自己的生父另有其人。

　　通過DNA檢測，麗莎在去年9月和一名80多歲的老人達成親子匹配，她聯系上老人，對方說自己從沒當過捐精者。

　　

　　老人告訴她，在1972年，他的妻子流產了，之後他被要求做精子檢查。

　　他記得很清楚，精液樣本是在哈雷街收集的，但他不知道醫生會拿它讓女性受孕。

　　“如果精液以任何方式被使用，那都是未經過我同意的，我完全不知情。”老人說。

　　哪怕是在上世紀，捐精者提供精子前，都需要戒酒、檢查身體健康，但偷取病人的精子則完全不需要。

　　

　　麗莎的生父患有糖尿病，如果他想按照正規途徑成為捐精者，都是有困難的。

　　和博伊德醫生合作多年的醫學生邁克爾·比尼（Michael Beeney）說，他對這些事一點也不驚訝，博伊德大概率是故意的。

　　比尼就是博伊德向患者們承諾過的“捐精的醫學生”，從1969年到1975年，他每周捐兩次精，每次能拿到3到5英鎊。

　　

　　比尼說，凱瑟琳和麗莎的生父的精液，基本不可能被誤用。

　　“他們每天都要檢查精液樣品的數量，每天檢查好幾次，捐精和病人的精液樣本不是混在一起的。”

　　“博伊德就是個商人，非常無情，也相當務實。如果他需要給不孕者提供精液，而他手邊恰好有個能懷孕的精液，他不會管那麼多，直接用就是。”

　　

　　博伊德已死多年，他的兒子告訴《衛報》，他對此類事件一無所知。

　　偷竊患者精液的診所絕不止博伊德一家。

　　在德文郡，有人在捐精者死後，發現他是他的親生父親。他聯系捐精者的女兒，希望能和她成為親人，但她說自己的父親不可能捐精，因為他有導致終身健康問題的遺傳病。

　　他們一調查，發現捐精者曾在當地診所做生育治療，猜測是他提供的精液樣本被盜了。

　　

　　“診所總是用盡手段去賺錢，他們根本不管會不會出問題，患者的子女是否會查到。“DNA偵探弗萊迪·豪威爾（Freddie Howell）說。

　　他幫助捐精者的子女們找到他們的親身父親，其中，被盜用的精液案不少見。

　　“我們就是醫學界肮臓的小秘密，而政府是同謀。他們只希望我們安靜地坐在角落裡，接受事實。”

　　

　　目前，英國法律要求精子捐獻者不得匿名，診所也需要提供關於他的基本信息。

　　這多虧了喬娜·羅斯（Joanna Rose）做的貢獻，她在2002年打官司，認為捐精者的子女有權利知道親生父親是誰，於是法院在三年後更改了法律。

　　

　　（喬娜·羅斯）

　　但喬娜認為，目前給捐精者子女的幫助還是不多，一方面是精子盜竊案仍然發生，精液來源不安全，另一方面，是社會認為子女不需要知道親生父親的身份。

　　“這個社會認為，‘只要孩子們不知道，就不會傷害到他們’。哪怕孩子成年了，都不會告訴他們，這已經很陰險了。”

　　“雖然捐精者子女的權利近年變多了，但這種心態仍然存在。沒有合適的機構幫助我們，沒有人承擔責任，到現在，還有很多記錄被不斷銷毀。”

　　

　　（喬娜·羅斯）

　　對凱瑟琳和麗莎來說，找到親生父親給了她們心理上的安慰，讓她們知道自己從何而來。

　　麗莎的生父在疫情期間去世，兩人沒有線下見過面，這讓麗莎很傷心。

　　凱瑟琳和她的生父見過面，帶著雙方的家人們一起，在酒吧吃飯聊天。

　　“知道這些就夠了。”凱瑟琳看著生父年輕時的照片，哭著說，“我沒必要知道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