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地张献忠社会戾气如何培育出来

　　鲁迅先生对这种现象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这段话的大意是，底层人民的残酷，并不是他们自己生发出来的。因为他们平时讨生活还来不及，没有时间琢磨酷刑。琢磨酷刑的一定是暴君和酷吏，他们利用酷刑来镇压人民，维护自己的幸福生活。底层人受了酷刑，也就知道对别人使用酷刑。正所谓“奴隶们受惯了猪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无异于猪狗”。

　　明末农民战争和明清易代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以残暴和嗜杀出名的时代，不唯是张献忠这样的农民军领袖，明军将领、清军及投清明军将领也都以大规模杀戮和酷刑为其突出特征。然而，“张献忠”们并不是凭空出现的。

　　在残酷的战争爆发前，明朝已经有了一个充满戾气和暴力的社会。

　　晚明大家刘宗周对明末社会的乱象有一段总结性描述，即“格斗出于妇女，官评出于市井，讹言横于道路。”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全社会都是一言不合即殴斗，即使妇女也不例外，人们根本不相信朝堂上的官吏评价，反而相信市井之间的官声，全社会到处都是小道谣言，一有异动，随即群情汹汹。

　　这是一个暴戾、紧张和不安的社会。

　　按照曾经流落中国的朝鲜人描述，即使是在社会还算平稳的明中期，平静的水面下也暗含着汹涌的恶流。到处都能遇到劫持人质、搜刮金银的强盗，尤其是海边的海盗更是多如牛毛。明朝的军兵除了言语粗暴之外，还动手抢劫朝鲜人仅存的一点财物。皇帝则是因为一点小过随意贬谪官员，有的官员头一天还在押解这些朝鲜人，第二天就接到了贬谪的诏书。

　　到了明末情况自然更加恶劣。社会上流行着一言不合即动手行凶的风气，就连素来以道德文章自诩的士大夫阶层也被此风气所感染。

　　以儒学新思想留名后世的明末三大思想家中，即有两人身负命案。其中顾炎武是由于家仆串通豪强阴谋诬告自己，一怒之下将仆人溺死。黄宗羲则因父亲反对魏忠贤死于诏狱，愤而刺杀了阉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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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犯案虽各有缘由，也可见即使是以涵养着称的儒家大族也已经被社会的戾气所感染。绝大多数的士人或官僚都被卷入了阉党和东林党人之间的生死对抗上，万历、崇祯两代可以说的上是戾气盈朝。

　　同样是三大儒之一的王夫之就此评论说，明代士人突出的缺点有三个，“躁竞”“气矜”和“气激”。士人一旦斗气起来，皇朝就不会稳固，汉以士人“躁竞”而亡国，宋以士人“气嚣”而亡国，而明末更甚，士大夫之间结党成团，对政敌生死相斗，不管他们之间谁胜谁负，最后都难免落到“死与辱及其身”的下场。

　　明末着名的士人钱谦益则说士子之间的斗争：“拈草木为刀兵，驱骨肉为仇敌，虫以二口自噬，鸟以二首相争”，彼此之间的撕裂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为什么连士大夫之间的撕杀都变得如此凶暴？

　　王夫之认为主要有两个外界原因：一是人君的昏庸暴虐激起了士大夫的反抗，二是市民社会上无赖的横行霸道对士大夫阶层的影响。

　　明朝历代君主的确有一种“暴虐”的情节。元末乱世里的大规模杀戮和朱元璋在天下安定后对功臣集团的大肆诛杀都是这种王朝暴力特质的表现。朱元璋滥用酷刑、大搞特务政治和文字狱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官僚集团本身的抗争和暴戾。

　　到了朱棣时代，随着对建文帝旧臣的报复性杀戮，将这种暴戾风气推高到了一个新的地步。到英宗时期土木堡之变发生后，留守北京的朝廷因为战和一事发生冲突，进而发展到当庭群殴，将三个官员现场打死，就是政治风气变得极端和暴力化的证据之一。

　　而明朝市民社会的暴力化和流氓化则是朝堂暴力在社会上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