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抛弃在文明巷里的那些家庭百态

　　2020年底，新塘街道发布了一连串“拆违”公告，我家老宅所在的“文明巷”也是重点“拆违”的片区之一。

　　文明巷总长不过百来米，两边都是千禧年后新建的七层落地房，刚好将一片老房子夹在正中间。因为缺乏管理，巷子里到处都是居民扩建的墙根、简易棚，过道十分狭窄，算上排水沟也过不了两辆车，最窄的地方甚至挤不进一个胖子。街坊都说，文明巷是全街道最冷僻的角落，谁都想不到这儿居然还住着几户人家。

　　早在前几年，新塘街道辖区就被上级纳入城镇土地规划，附近商品房的价格已经超过2万，可谓寸土寸金。辖区内的那些未经改造的败落老片区，一下子就成了敏感话题。

　　朋友小深是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他在微信上告诉我，这个“百日攻坚”的“拆违”计划酝酿已久，如今疫情态势逐渐平稳，街道办就将它重新提上了日程。

　　“怎么，终于要拆自家的房子了？”我发了个坏笑的表情。小深也曾是文明巷的住户，父母留给他的那栋二层小楼，这些年一直租给外省务工人员住，他已经搬出去十多年了。

　　小深很快回复：“那倒不至于，现在要拆的是‘三类房’。”

　　新塘辖区的违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90年代之前的违章建筑，属于土地确权之前的历史遗留问题，既不会被强行拆除，将来征收时也会得到补偿；第二类是90年代兴建的违章建筑，属于可拆可不拆的变量；第三类，则是近些年偷偷新盖的。

　　过了一会儿，小深发来一张图片，是即将要贴出去的通告书：“你瞧，街道先定了两个目标，巷头和巷尾。”

　　我看了一眼通告书，眼皮不觉地跳动了一下，向他再三确认：“你们要拆老金家的棚子？”

　　小深说“是”，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

　　住在文明巷巷尾的老金，是个先天性智力落后者。

扶梯靠右站，成了被嫌弃的“社畜文明”(图)

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捍卫了西方文明”

华人老板夫妇日本被害还遭焚尸抛弃(图)

　　他出生于50年代，从小就跟别的孩子不同。同龄的孩子长到三四岁已经可以蹦蹦跳跳到处疯跑了，他却刚刚学会站立，喉咙里还发不出一个完整的音节。再大几岁，别的孩子可以干点农活了，老金连家门都没迈出过几趟，仍跟着母亲金婆婆“咿呀咿呀”地学说话。

　　他的父亲金大爷当过生产队的会计，人很精明，把家里的日子过得很兴旺。在有了老金之后，他和妻子又添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很健康。老金虽是长子，却是被弟妹们带大的。

　　因为有家里人的帮持，老金的生活倒也舒坦，身上干干净净，无需工作，终日在街上晃悠，饿了就吃，困了便睡，无忧无虑。就这样年复一年，眨眼老金就30多岁了，他皮肤白净，个子高，头发带点自来卷，眉目里有些少数民族的味道，心性却还像个没长大的孩子。

　　金大爷本来没打算给大儿子娶亲，毕竟智力落后者不是普通病人，一傻就是一辈子，哪敢祸害人家姑娘。可是，他们终究耐不住别人说和——当时，邻村有个叫阿玲的女孩，也是先天性智力落后者，和老金年纪相当。阿玲家里很困难，父母种了几亩田勉强维持温饱，实在没有余钱养她一辈子——如果成了家，她也许能给老金留下点血脉。

　　于是，老金的婚事就这么定了下来。阿玲（后来我们这些孩子都叫她玲婶）长得不太好看，身材矮小，头发枯黄，与高大的老金很不般配。老金哪懂“结婚”是什么，只是在父母的安排下，和同龄人一样有了妻子，有了家庭。

　　婚后不久，老金的儿子小金呱呱坠地。有时，夫妻俩带着小金在家门口玩耍，玩腻了转身回家，独留下小金一个娃娃。幸好金婆婆身体不错，一边照顾孩童般的儿子媳妇，一边亲手教养孙子，还能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

　　那些年，老金的日子过得不坏。

　　2

　　随着小金慢慢长大，他智商发育迟缓的问题也渐渐显露出来。上了小学后，小金愈发呆板孤僻，连最基本的加减乘除都弄不懂。这似乎是一场早已注定的悲剧，给了金大爷老两口沉重的打击。

　　几年后，金大爷病故，紧接着金婆婆也中风了。那时，金家老二已经定居外地，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老三与家里关系不好，面对大哥一家如此大的负担，避之不及；唯一的女儿嫁得远，经济条件也很有限，有心无力。

　　这下，金婆婆的医药费、一家人吃的米面粮油以及日常生活开支，林林总总全压在了老金身上。亲友们觉得他可怜，去街道办为他争取了附近几条村道的保洁工作——老金活了40年，头一回有了正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