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買房，就像參與了一場賭博

2021-05-18 | 來源: 何顏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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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來上海，是因為中學的一次春游。當時，我並沒有看到張愛玲筆下的老上海，也沒有看到白先勇筆下的百樂門，歡迎我們的是高架旁鳥籠似的灰色高樓。一行人跟著老師走到金茂大廈樓下，有個同學不小心踩了一位上海阿姨的腳，那場謾罵持續了很久，阿姨的朱唇一張一合，也讓我記住了“小赤佬”這個詞。

　　自那以後，在我眼裡，上海一直是灰色的，盡管這裡有一座高過一座的地標建築，一排高過一排的寫字樓，有最知名的企業、最現代的商場、最前沿的展覽和美術館……也依然改變不了這種印象。

　　可是，人生就是這樣的難以預料。大學畢業後，因為設計專業的就業選擇性較窄，我回國後不得不到上海工作。短短幾年，兜兜轉轉，我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同行和朋友，他們選擇離開的原因各有不同：有的是承擔不起上海的生活開支；有的是離職後找不到合適的下家；有的是在鋼鐵都市裡尋覓不到愛情；還有的是無法在此落戶、買房……

　　面對一次次的分別，我從開始的戀戀不舍，到後來逐漸麻木。作為這個城市裡外來的千百萬“沙礫”中的一顆，我深知自己無窮渺小。國內名校畢業也好，海歸精英也罷，在上海單是提起“定居”二字，就已非易事。

　　為了落戶經歷的一層層的“篩選”，不禁讓我想起當初在國外留學、找工作、辦綠卡的種種艱難。原以為回國就可以逃離這些繁瑣的手續，不用再擔心自己的居民身份，卻沒料到上海的外地人之間的競爭已然白熱化。

射程可達上海美軍冷戰後首次部署一殺手鑭(圖)

上海馬桶房現江湖全網炸鍋(圖)

突然爆紅的上海100.9萬元/m2的房子，長什麼樣？(圖)

　　那時候，我和男友像是最後留下來的一對戰友。我曾以為我們會一直走下去，最終還是被現實打敗了——最後一次見面，他胡子拉碴、面頰凹陷，說自己的公司不順利，說自己沒有上海的購房資格，只能先在周邊買。他不停地說錢、說房，眼裡充滿了算計——那個曾在帕勞放海龜、和土著一起喝酒跳舞的少年，永遠地消失了。

　　我靜靜看著他，沒有插話。我不怪他，每日為了生存奔波，他哪有時間多愁善感、對我的情緒體貼入微呢？等他抱怨完，我們便相對無言，他坐在那邊一動不動，等著我買單。

　　我始終沒有告訴他，我那時已經有上海的購房資格了，也備好了首付——他是個非訟律師，不知是不是接了太多的離婚案子的緣故，平日張口閉口就是“財產分割”、“房產分割”。聚少離多使我們關系越來越遠，越來越陌生，若是在這當口說了，我不知道這段感情是否還能維持下去，即使可以，以後還能分出其中有多少是愛情、有多少是利益嗎？

　　上海是現實的，是物質的，我沒有能力免俗。

　　2020年的疫情成了我們分手的“背景板”，之後，我按照公司的要求在上海居家隔離。這期間，我不社交、不面對那些喜歡和不喜歡我的人，也不想清醒地去面對每一天。好友高暢很擔心我，每日都打電話來囑咐我拉開窗簾，看看外面的陽光。我們曾一起出國，又先後回國。波士頓也好，上海也罷，每當我沮喪的時候，都有她陪。

　　那段日子，外賣是不敢點的，我守著一個沒有廚房的出租屋，每天靠著些食品存貨折騰各種“電飯煲美食”。因為是合租，路由器是幾家共用的，每次公司會議我都得舉著電腦在房間的各個位置尋找信號。

　　兩周後，公司通知上班日期順延，隔離期變得更加漫長。疫情使人思緒紛亂，分手又加重了我對生活的焦慮——我的年紀已經使我成了很多人口中的“剩女”了，從親戚們的眼神裡，我察覺到了不友善，又自然想象出自己老年的光景：無兒無女，亦無歸所……我開始在房間裡對著一只滴答的時鍾，或對著鏡子自言自語。

　　高暢知道後勸我：“日子總還是要好好過的，不管一個人還是兩個人，自己的居所還是要有的。留滬的這一道道關卡，你接下來就是買房這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