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前时尚圈中国不如欧洲勤劳

　　清末广州汉族贵妇与婢女

　　在这里，政治与社会“秩序”的恢复，可能也使人较无意通过愈来愈频繁的购买、抛弃物品的行为来界定自己的身份地位。但凡是这类论点，我们都必须视为没什么凭据的揣测，因为我们对精英在各种场合的衣着（更别提对家户预算）所知太少，无法在这方面有更进一步的阐发。若要得到更多线索，我们得把欧洲时尚超乎寻常的加快现象视为待厘清的问题，而这问题所需要的解释，至少和中国、日本在品味上“未能”如此频频改变一事所需的解释一样多。

　　诚如许多作者所说，不管是哪种解释，肯定都有一部分着墨于心态的普遍改变。在18世纪西欧，随着个人在他人眼中（从配偶到职业生涯，再到宗教信仰的种种事物上）具有的自主选择权被视为彰显自己身份地位和个人尊严的重要依据，消费上的自主选择权很可能也因此同样被视为表达自我想法的重要工具，从而对欧洲日益壮大的“时尚体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些学者在差不多同时代的中国精英身上，看到更加看重个人自主选择的现象（例如在择偶上），但这些学者也把事情看得够清楚，最终未把这些趋势说成和西欧一样显着，且指出它们并非代表那种把作为选择主体的“个人”摆在第一位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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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从欧洲进口的东西惊人的单调，与其从东南亚的进口截然不同

　　让我们稍稍转个角度来探讨此事。限制大家族的自主发展空间（例如立法禁止家族间的世仇报复和扩大法律的一体适用范围），乃是16世纪至18世纪欧洲诸国壮大的推手（电视剧）之一。在这过程中，诸国几可肯定削弱了大家族在界定个人身份上的重要性，于是我们也可以说，这推进了通过与买来之商品的新关系（而非通过亲族与不能让渡的遗产）来标示个人身份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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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的，江户幕府和清朝则通过与地方制度结成伙伴关系来恢复秩序，并把许多日常治理工作交给地方制度负责；大家族在这些制度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以在中国为然，而中央政府提升地方大家族的权力和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远比着手抑制它们更为常见。或许，在这类制度和身份仍占上风的地方，人们较无意于通过选择商品和展现商品选择来不断界定自己的身份地位，从而较不需要汰换仍堪用的物品。

　　

　　《本多平八郎姿绘屏风》，日本江户时代

　　但个人自主选择和群体成员身份两者被认定的价值，在不同社会里可能会被许多不同的方式改变；可能在某些领域里受到鼓励，在别的领域里又受到抑制。因此，若我们想为一个较具体的现象寻找解释，就有必要在一个较具体的层面上寻找。于是，我们必须更仔细地探索，欧洲在“时尚体系”加速成长的过程中，究竟涉及哪几类物品，以及那些影响它们在全球各地的生产和分配的因素。

　　如果说欧洲人的品味真的比中国、日本境内的品味变得快，这一差异似乎可部分归因于舶来品（尤其是异国制造品）在本国受到推崇的程度差异。毕竟，印度(专题)和中国的纺织品、中国瓷器等东西，都变成欧洲很重要的时尚，甚至在相当低层次的时尚亦然；而在东亚，西方的舶来品没有一样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的确，17世纪中国的艺术鉴赏指南，曾把几样外国制品列为值得收藏的名物，且在这时期还有其他几部中国、日本的着作，也显示了对西方产品的兴趣。西方的眼镜和其他穿戴在身上的饰物，在明末清初令某些中国人感兴趣；“西洋衣”（以非常昂贵的布料制成，仿以某位来华的意大利人为明朝皇帝行宫所建宝塔上的图案），风行甚久，在17世纪为中国宫廷妇女所采用，18世纪更为长江下游时髦女子所采用。同样在18世纪，异国皮裘（先是俄国皮裘，后来是美国皮裘）开始大受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