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前时尚圈中国不如欧洲勤劳

　　不过，品味指南方面的新出版品减少，很可能意味着新商品和新式样成为有心跻身社会更高层者所必需之物的速度变慢。沈从文的那本中国服饰史巨着，也显示这样的可能：尽管晚明衣着、首饰式样上的许多创新，在清初继续从社会顶层往下散播，且清朝同时下令大改官员的衣着式样，但清代平民百姓衣着式样的改变，似乎比明朝时少了许多，也比18世纪晚期欧洲少了许多。

　　另一方面，欧洲时尚改变的脚步愈来愈快，尤以衣着方面为然。对欧洲（与北美）遗产目录的研究，几乎个个表明消费品在遗产总价值里所占的比重随着时日推移而下跌；而在许多研究里，就连这类物品的绝对价值也是下跌的。确凿的证据显示，16世纪至18世纪欧洲消费需求渐增且人们所拥有的物品更为多样，而若要使前述研究结果与这些铁证并行不悖，似乎就只能推断，有许多种类的消费品正以相当快的速度被当时的人抛弃。因此，一个人能在一生中购买更多的东西，未必意味着其在人生的哪个时刻就拥有较多的物品（例如在遗产目录里列出的品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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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品的寿命为何会变短？有些物品，例如织物，变得（相对较）便宜，使它们更易遭替换。就其他类物品来说，新物可能比旧物更不耐用（例如玻璃和瓷器大概比锡镴、锡或木质餐具更常破掉），或许也是原因之一。但时人对时尚更加在意的心态，似乎也起了某种作用。毕竟，中断战事以让“木头小姐”（wooden mademoiselle）安然通过这样的事，就发生在18世纪。（“木头小姐”是穿着下一季巴黎时装，从圣彼得堡到波士顿(专题)等地巡回展出的人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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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尚更加风靡的这个现象，很可能意味着欧洲每年的奢侈性商品的需求比中国或日本的需求增长更快，尽管我们暂时假设这些物品的目录（和对它们的态度）以非常相似的方式在改变。

　　这意味着比较欧洲、东亚两地在拥有物上的支出水平之后，可能会发现两地此类水平的差距比拥有物本身的差距来得大；而那反过来局限了我们所能做的推断。为了达成我们当下的目标，也就是探索欧洲人是否可能每年购买较多物品，从而使欧洲的“勤劳革命”比其他地方走得更远，我们根据购买速度做比较就是可取之举；但要说这样的模式表明“较高的生活水平”，并说明为何此说成立，就难上许多。

　　比较能通过这样模式来说明的，反倒是品味上或可取得的物质上的差异。我们既已就糖、茶叶和织物做了比较，就该谨记我们并不确定欧洲每年在非必需品的花费上，是不是真的比较多。但倘若欧洲人真的和中国人或日本人一样穷，且在这方面的花费也的确比较多，那就值得思考这一由社会因素导致的“贬值”，是否就是使欧洲消费在历经经济周期、相对价格和政治稳定等方面的改变后，仍异常强劲成长的因素。

　　为什么在仍堪用的物品遭遗弃（或遭闲置）这件事情上会有快与慢的差异？比较社会史提供了一些线索。对中国、日本和西欧来说，17世纪都是政治和社会动荡不安的多事之秋，但17世纪中叶分别在中国、日本掌权的清朝、德川政权，却能在18世纪时让当地社会享受到大部分西欧所不能及的稳定。当然，欧洲的重要地区，特别是新消费主义最为鲜明的英国，在18世纪也享有相对较安定的（国内）局势，但政府未像清朝或江户幕府那样用心保存与重振传统角色和身份地位。

　　可想而知的是，清朝或江户幕府的做法可能使“通过时尚来界定自己身份地位并与人互比高下”之事变得较不重要；于是，在18世纪中国、日本的“繁荣时代”里，人们虽然也会有某种形式的物品积累和富裕，但却比较不是为了汰旧换新的理由而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