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前時尚圈中國不如歐洲勤勞

2021-05-11 | 來源: 理想國imaginist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英劇《唐頓莊園》

　　我們的日常穿著、實用品、賞玩品，可歸之為“時尚”。

　　就所見歷史，如果一個國家高度集權化、政治化，平民的衣服穿著、表情，隨之變得單一。反過來，如果時尚消費豐富多樣，又與權力的關系如何呢？

　　可以說，政府權力集中度、文化保守度與時尚消費之間的關系，非常復雜。這是讀《大分流》帶來的其中一個思考。

　　今天分享三四百年前的“時尚圈”，內容來自暢銷20年的經典力作《大分流》（全新譯本）。這本書的作者彭慕蘭，是兩屆費正清獎得主、經濟史大家。

　　在他筆下，“時尚消費”的鮮活，與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發展的關系，可以如此“親密又復雜”。

　　清代平民百姓衣著式樣的改變，似乎比明朝時少了許多，也比18世紀晚期歐洲少了許多。

　　清朝上流文化的道德主義鼓勵這些女人比明朝時更加不拋頭露面，鼓勵她們與城市風月女子更加劃清界限。

　　對許多史學家來說，乾隆這個心態被認為與好奇、貪婪和充滿活力的“西方心態”背道而馳。

　　很難不去把中國的白銀需求，視為和西方對瓷器、茶葉等物的需求一樣，是“主動”打造全球經濟的強大力量。

　　舶來品與時尚的速度

　　選自《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

　　01

　　清朝的時尚與重振中央政府權力

　　但即使西歐人、中國人和日本(專題)人在積累實物上非常類似，卻也有一些耐人尋味的差異之處。歐洲消費的成長和轉型，似乎在實際所得增長和下滑時期都未停下腳步，更在18世紀中期加快腳步。比較中國、日本境內的趨勢，都未發現這種方興未艾的加速現象。

　　例如，柯律格指出新興的清朝一旦底定天下（約1683年）且開始招引天下精英出任明末許多精英所不願出任的公職時，以奢侈性消費為題的新出版品隨即劇減。他表示，由於較古老的等級、身份確立方式重獲認可，“對東西的談論變得多余”，“消費社會”的發展還未及取得“臨界質量”即戛然而止。

　　

　　柯律格

　　18世紀中國文獻對奢侈的抱怨，至少和16、17世紀中國文獻的抱怨一樣多，但小說則讓我們看到更為多樣的廉價小玩意兒。有人認為，如果我們手上有過去人所擁有物品的目錄，18世紀目錄所列的品項，平均來講會比16世紀或17世紀目錄所列的品項來得多（而誠如先前已提過的，歐洲的情況並非必然如此）。

　　不過，品味指南方面的新出版品減少，很可能意味著新商品和新式樣成為有心躋身社會更高層者所必需之物的速度變慢。沈從文的那本中國服飾史巨著，也顯示這樣的可能：盡管晚明衣著、首飾式樣上的許多創新，在清初繼續從社會頂層往下散播，且清朝同時下令大改官員的衣著式樣，但清代平民百姓衣著式樣的改變，似乎比明朝時少了許多，也比18世紀晚期歐洲少了許多。

　　另一方面，歐洲時尚改變的腳步愈來愈快，尤以衣著方面為然。對歐洲（與北美）遺產目錄的研究，幾乎個個表明消費品在遺產總價值裡所占的比重隨著時日推移而下跌；而在許多研究裡，就連這類物品的絕對價值也是下跌的。確鑿的證據顯示，16世紀至18世紀歐洲消費需求漸增且人們所擁有的物品更為多樣，而若要使前述研究結果與這些鐵證並行不悖，似乎就只能推斷，有許多種類的消費品正以相當快的速度被當時的人拋棄。因此，一個人能在一生中購買更多的東西，未必意味著其在人生的哪個時刻就擁有較多的物品（例如在遺產目錄裡列出的品項）。

　　

　　英劇《名姝》

　　物品的壽命為何會變短？有些物品，例如織物，變得（相對較）便宜，使它們更易遭替換。就其他類物品來說，新物可能比舊物更不耐用（例如玻璃和瓷器大概比錫镴、錫或木質餐具更常破掉），或許也是原因之一。但時人對時尚更加在意的心態，似乎也起了某種作用。畢竟，中斷戰事以讓“木頭小姐”（wooden mademoiselle）安然通過這樣的事，就發生在18世紀。（“木頭小姐”是穿著下一季巴黎時裝，從聖彼得堡到波士頓(專題)等地巡回展出的人體模型）。

　　時尚更加風靡的這個現象，很可能意味著歐洲每年的奢侈性商品的需求比中國或日本的需求增長更快，盡管我們暫時假設這些物品的目錄（和對它們的態度）以非常相似的方式在改變。

　　這意味著比較歐洲、東亞兩地在擁有物上的支出水平之後，可能會發現兩地此類水平的差距比擁有物本身的差距來得大；而那反過來局限了我們所能做的推斷。為了達成我們當下的目標，也就是探索歐洲人是否可能每年購買較多物品，從而使歐洲的“勤勞革命”比其他地方走得更遠，我們根據購買速度做比較就是可取之舉；但要說這樣的模式表明“較高的生活水平”，並說明為何此說成立，就難上許多。

　　比較能通過這樣模式來說明的，反倒是品味上或可取得的物質上的差異。我們既已就糖、茶葉和織物做了比較，就該謹記我們並不確定歐洲每年在非必需品的花費上，是不是真的比較多。但倘若歐洲人真的和中國人或日本人一樣窮，且在這方面的花費也的確比較多，那就值得思考這一由社會因素導致的“貶值”，是否就是使歐洲消費在歷經經濟周期、相對價格和政治穩定等方面的改變後，仍異常強勁成長的因素。

　　為什麼在仍堪用的物品遭遺棄（或遭閒置）這件事情上會有快與慢的差異？比較社會史提供了一些線索。對中國、日本和西歐來說，17世紀都是政治和社會動蕩不安的多事之秋，但17世紀中葉分別在中國、日本掌權的清朝、德川政權，卻能在18世紀時讓當地社會享受到大部分西歐所不能及的穩定。當然，歐洲的重要地區，特別是新消費主義最為鮮明的英國，在18世紀也享有相對較安定的（國內）局勢，但政府未像清朝或江戶幕府那樣用心保存與重振傳統角色和身份地位。

　　可想而知的是，清朝或江戶幕府的做法可能使“通過時尚來界定自己身份地位並與人互比高下”之事變得較不重要；於是，在18世紀中國、日本的“繁榮時代”裡，人們雖然也會有某種形式的物品積累和富裕，但卻比較不是為了汰舊換新的理由而這麼做。

　　至少，在中國有個值得細思的問題是，時尚的興起在那裡是屬於某個非常漫長、緩慢且絕非線性的過程；而在那個過程裡，精英階級的競比高下和自我認同，與做官、官階的關聯愈來愈淺。16世紀晚期和17世紀初期是這一趨勢裡的一個重要時期，當時官場生涯的日益不穩和失意，似乎助長精英追尋其他人生志業和（至少暗地裡）追尋不那麼直接倚賴官方科舉制度來確立自己社會地位的方法。精英們的這一追求，加上私人財富日增，不只有助於助長先前已討論過的時尚、炫耀式消費的興起，還助長了其他活動，例如精英更多地贊助佛寺、更加看重私人組織的文獻考據事業等。

　　

　　穿襖裙、衣褲的清末纏足漢族婦人

　　清朝不只在1644年後成功重建秩序，還局部恢復了公益服務（包括當官和投身朝廷所鼓勵但未主導的慈善事業）作為人生理想和身份地位標志的光環。而從前述的角度來看，清朝的這一成就，很可能阻止了時尚的成長，就如同這一成就也抑制了精英對佛寺的贊助一般。凡是主張出仕重獲重視一事產生了拖慢時尚成長的廣泛心理效應的論點，都必然流於猜測，但從中至少顯示了一個相當直接的關聯。

　　清朝時嚴格的官服規定，可視為某種禁奢令的施行。清廷通過讓官場以外的人有權利穿上原本只限官員可穿的各式服飾（官帽上的頂珠、官帽等），高調獎賞那些在賑災、築路等種種公共工程上援助有功的商人、地主和文人。而穿戴這類服飾者，肯定不想看到它們貶值，或不想看到未有類似貢獻者也能穿戴。

　　從這個意義上說，清朝重振中央政府權力一事，雖然並不是像某些學者所曾以為的那樣，掐斷了“資本主義萌芽”在更廣大經濟土壤上的生機，但可能還是足以把“特許體系”重振到稍稍拖慢“時尚體系”成長的程度。

　　清朝時精英階層的女人無緣當官，但清朝的法令還是對她們起了同樣重要的作用。明朝時，詩詞唱和就是精英階層女人表達自我想法、感受和進行社會競爭的極重要工具，至少在長江下游是如此。

　　而在中國“漫長的18世紀”裡，詩詞唱和更加盛行，反映了當時的繁榮、（在沒有世襲貴族的國度裡）高度競爭的婚姻市場，以及（伴隨考據之風鼎盛而來的）強調賦寫詩文為有教養之人的必備條件的現象（而且對此的看重可能更甚於以往）。這種競爭與表達自我的方式所需要的購買行為，不像歐洲所需要的那麼多。在較落後地區，包括新近納入統治的地區，女人的詩集甚至使她們有機會，間接參與清帝國的建造和滿漢兩族的“文明開化使命”。這種支配邊疆地區的做法，大不同於借由消費該地異國產品來支配邊疆地區的做法。

　　與此同時，清朝上流文化的道德主義鼓勵這些女人比明朝時更加不拋頭露面，鼓勵她們與城市風月女子更加劃清界限。精英階層已婚婦女和交際花社交、詩詞唱和，在晚明的長江下游相當常見，但在清代就少了許多，而隨著這兩類人不再打成一片，商業化且在意時尚的娛樂圈，對人數更多、更富裕和更重要的精英階層已婚婦女群的影響，大概也就因此減少了許多。

　　

　　清末廣州漢族貴婦與婢女

　　在這裡，政治與社會“秩序”的恢復，可能也使人較無意通過愈來愈頻繁的購買、拋棄物品的行為來界定自己的身份地位。但凡是這類論點，我們都必須視為沒什麼憑據的揣測，因為我們對精英在各種場合的衣著（更別提對家戶預算）所知太少，無法在這方面有更進一步的闡發。若要得到更多線索，我們得把歐洲時尚超乎尋常的加快現象視為待厘清的問題，而這問題所需要的解釋，至少和中國、日本在品味上“未能”如此頻頻改變一事所需的解釋一樣多。

　　誠如許多作者所說，不管是哪種解釋，肯定都有一部分著墨於心態的普遍改變。在18世紀西歐，隨著個人在他人眼中（從配偶到職業生涯，再到宗教信仰的種種事物上）具有的自主選擇權被視為彰顯自己身份地位和個人尊嚴的重要依據，消費上的自主選擇權很可能也因此同樣被視為表達自我想法的重要工具，從而對歐洲日益壯大的“時尚體系”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有些學者在差不多同時代的中國精英身上，看到更加看重個人自主選擇的現象（例如在擇偶上），但這些學者也把事情看得夠清楚，最終未把這些趨勢說成和西歐一樣顯著，且指出它們並非代表那種把作為選擇主體的“個人”擺在第一位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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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中國從歐洲進口的東西驚人的單調，與其從東南亞的進口截然不同

　　讓我們稍稍轉個角度來探討此事。限制大家族的自主發展空間（例如立法禁止家族間的世仇報復和擴大法律的一體適用范圍），乃是16世紀至18世紀歐洲諸國壯大的推手（電視劇）之一。在這過程中，諸國幾可肯定削弱了大家族在界定個人身份上的重要性，於是我們也可以說，這推進了通過與買來之商品的新關系（而非通過親族與不能讓渡的遺產）來標示個人身份的趨勢。

　　相對的，江戶幕府和清朝則通過與地方制度結成伙伴關系來恢復秩序，並把許多日常治理工作交給地方制度負責；大家族在這些制度裡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尤以在中國為然，而中央政府提升地方大家族的權力和在意識形態上的主導地位，遠比著手抑制它們更為常見。或許，在這類制度和身份仍占上風的地方，人們較無意於通過選擇商品和展現商品選擇來不斷界定自己的身份地位，從而較不需要汰換仍堪用的物品。

　　

　　《本多平八郎姿繪屏風》，日本江戶時代

　　但個人自主選擇和群體成員身份兩者被認定的價值，在不同社會裡可能會被許多不同的方式改變；可能在某些領域裡受到鼓勵，在別的領域裡又受到抑制。因此，若我們想為一個較具體的現象尋找解釋，就有必要在一個較具體的層面上尋找。於是，我們必須更仔細地探索，歐洲在“時尚體系”加速成長的過程中，究竟涉及哪幾類物品，以及那些影響它們在全球各地的生產和分配的因素。

　　如果說歐洲人的品味真的比中國、日本境內的品味變得快，這一差異似乎可部分歸因於舶來品（尤其是異國制造品）在本國受到推崇的程度差異。畢竟，印度(專題)和中國的紡織品、中國瓷器等東西，都變成歐洲很重要的時尚，甚至在相當低層次的時尚亦然；而在東亞，西方的舶來品沒有一樣占有同樣重要的地位。

　　的確，17世紀中國的藝術鑒賞指南，曾把幾樣外國制品列為值得收藏的名物，且在這時期還有其他幾部中國、日本的著作，也顯示了對西方產品的興趣。西方的眼鏡和其他穿戴在身上的飾物，在明末清初令某些中國人感興趣；“西洋衣”（以非常昂貴的布料制成，仿以某位來華的意大利人為明朝皇帝行宮所建寶塔上的圖案），風行甚久，在17世紀為中國宮廷婦女所采用，18世紀更為長江下游時髦女子所采用。同樣在18世紀，異國皮裘（先是俄國皮裘，後來是美國皮裘）開始大受喜愛。

　　但即使如此，當來自亞洲的物品（例如紡織品）影響了歐洲的式樣與消費模式時，為什麼來自中、日境外的物品，卻無一對中、日的式樣和消費模式產生同樣的影響？

　　西方論及東亞（尤其是中國）的學術著作，普遍認為中、日兩國人民對外國物品不感興趣，乃是因為他們深信自己的文明較有優勢。這一說法的確獲得了一些文獻的支持，像是乾隆皇帝的一段話，大概是反映這一心態的最著名陳述。他在1793年告訴來華的英國使節，中國所需的東西全可自制，對西方所能拿出的精巧玩物完全不感興趣；因此他認為沒理由擴大貿易關系。對許多史學家來說，這段話典型地反映了“中國人”長久以來的心態，這個心態被認為與好奇、貪婪和充滿活力的“西方心態”背道而馳。

　　

　　電視劇《戲說乾隆》

　　即使是思維較縝密的學術著作，雖然注意到了中華帝國的心態並非始終如一，因為中華帝國有時擁抱異國事物（以彰顯普天之下皆我臣民的皇帝心態），有時又把異國事物拒於門外（以申明中華文化的優越），卻還是常把這些皇帝的心態等同於所有“中國人”對外國物品的心態。

　　於是，從這一角度來看，歐洲對外國時尚較感興趣，也就絕非偶然。這一說法意味著歐洲走上不同的道路，肇因於心態上的根本差異，而這一差異或許與歐洲人整體上更願意冒險和創新有關。

　　但是，只要我們不再以清朝皇帝代表中國，那麼就可以想到簡單許多的解釋，解釋中國較不願意進口大量舶來品的原因。畢竟，中國進口的物品和出口物一樣多（由於當時的對外貿易體制，這是勢所必然），而且，尤其是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充斥著異國的初級產品：供老饕享用的魚翅、燕窩（以及許多較不那麼異國的黑胡椒），制首飾用的珍珠，從中東和數個太平洋島嶼輾轉運來的香，還有珍稀木材。對這些進口物的需求，在18世紀和19世紀初期劇增。把許多這類物品從馬來群島運到廣州的英國商人，發現他們要克服的問題不是供過於求，而是確保供貨充足。

　　這些舶來品輸入中國的數量，雖然個個都未像煙草、茶葉和糖輸入英國那樣急速增長，但它們的進口量原本就不可能急速增長。舉檀香的例子來說，這類舶來品在中國奇貨可居，商人因此四處搜羅這些物品，從而使一些太平洋島嶼的生態嚴重受創。

　　很諷刺的是，直到駛往中國的船只開始滿載鴉片，這些島嶼才從這場浩劫中獲救。此外，除了胡椒，這些舶來品幾乎都是通過采集而來，而非由人種出來的。光是這一點，就使這些物品的生產不可能像新世界（電視劇）的種植園那樣，因為有著大量奴隸在嚴密殘酷監督下密集工作而得以集約化，從而不可能使單位價格下跌。人可以開墾更多土地來生產糖，卻無法養殖更多鯊魚或為生產燕窩的鳥打造更多叢林棲地。曾經有人試圖借由擄人為奴來增加采集工的數量（尤其是在蘇祿王國，位於今日的菲律賓南部），但采集工作本身的分散性，意味著連奴隸都保有頗大的討價還價權力；加勒比海種植園那套營運方式在此完全不可能。

　　糖和煙草的消費的確暴增，但（誠如前面已提過的）它們大多產於中國境內，且由自由農生產出來。這意味著它們不但與土地的其他用途競爭，還與生產者利用時間（包括閒暇）的其他可能方式競爭。在這些模式裡，不易看到中國人對異國奢侈品不感興趣的證據。比較可能的情況似乎是，他們所買的舶來品，大部分不易轉換為便宜的“日常”奢侈品（就歐洲人欲在東南亞取得的丁香和香料來說，當然亦是如此；糖和煙草也是不在此列的歐洲進口舶來品）。

　　凡是主張中國人對舶來品相對較不感興趣的論點，都必然會指出進口制造品的稀少。但即使在這點上，誠如柯律格所指出的，中國的藝術鑒賞家所珍藏的物品裡，的確包括數樣外國物品。乾隆皇帝或許對歐洲的制造物沒什麼興趣，但廣東、福建等沿海省份的精英卻不盡如此，其中有些人的確收藏了鍾和其他西方的奇珍異品。

　　不過，毋庸置疑，中國人均進口制造品極少一事，對關於得體衣著和家居裝飾的觀念影響甚微。此外，歐洲除了制造品外，別無其他東西可兜售，因此中國從歐洲進口的東西驚人的單調，與其從東南亞進口的東西截然不同。鴉片貿易勃興前，中國從歐洲和歐洲人的殖民地進口的東西，約九成是白銀，史學家就據此認為整個中國（而非只是宮廷）對外國事物不感興趣。但針對白銀在西方運往中國的貨物裡為何占如此大的比重，有個好上許多的解釋：那個解釋在萬志英（Richard von Glahn）、丹尼斯·弗林（Dennis Flynn）、阿圖羅·希拉爾德斯（Arturo Giraldez）與安德烈·貢德·弗蘭克諸人的晚近著作裡明顯可見。

　　03

　　歐洲的“勤勞革命”，比中國還要顯著？

　　從約1400年起，中國著手為其經濟重新制定法償幣。這是由於先前一連串失敗的紙幣實驗和元朝（1279-1368）嚴重管理不當的銅幣政策，已使中國沒有廣被接受的貨幣媒介。在這一重新貨幣化的過程中，白銀漸漸成為價值儲藏（store of the value）工具、大型交易的記賬貨幣（和往往也是實際交易媒介），以及這一龐大且高度商業化之經濟體的官方支付媒介。這創造出對白銀的龐大需求，使白銀在中國的價值（相對於黃金和其他大部分物品），遠高於世上任何地方；而且中國本身銀礦不多。於是，在西方船只抵達亞洲的百年前，中國已在進口大量白銀（大部分來自日本，部分來自印度和東南亞）。

　　西方人帶著從歷來最豐富的銀礦開采的白銀（1500年至1800年拉丁美洲所產的白銀占全世界所產白銀約85％）來到亞洲時，發現把白銀送到中國（不管是直接送去還是透過中間人送去），可產生龐大且非常可靠的套利。

　　而且由於獲利極大，追求最大獲利的商人也就沒什麼理由送去別的東西［為了解“中國人的”心態，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分析了赴京朝貢團，發現這些朝貢團並未受此逐利心態影響，因為他們所進行的活動是國君與國君在人為操縱的價格下所進行的，且基本上屬象征性的交換活動。在這些交換中，逐利往往不是首要考量，盡管進行朝貢時通常伴隨著逐利性質的“私人”貿易］。

　　

　　馬歇爾·薩林斯

　　多位西方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希望把白銀留在國內（以備不時之需，例如支付戰爭開銷），因此不斷主張應改送別的東西到亞洲。他們的抗議在文獻裡占據顯要位置，往往使後人以為“西方”拼命想要“亞洲人”買別種外國物品，而中國人則根本瞧不起西方人（或西方工匠工藝太差），致使西方人無法如願。

　　但把焦點擺在這些論點的攻防上，就是誤把某些政治領袖的意見當成整個社會的心態，一如把焦點擺在中國皇帝對朝貢貿易的正確形態和限制所發出的言論，失之偏頗。在這兩種情況裡，真正決定要做何種買賣者，乃是在市場裡打滾多年的商人。

　　這種把中國的進口偏好看成文化保守心態的傾向，往往又因為把白銀視為現代“貨幣”（即把白銀視為殘余的抽象價值儲藏物，經轉換後構成歐洲的“貿易赤字”）而更為強化。

　　事實上，我們得把白銀本身視為物品，一種以礦物為基底且經過精煉的產品，極適於發揮某種重要功用，而且西方能以比亞洲任何地方（在某些時期日本不在此列）還低上許多的成本生產它；先天的地質條件使中國幾乎完全產不了銀。

　　此外，西方只有在少數幾項制造品上，不只在原物料供應上占優勢，也在更精良的生產技術上占優勢（歐洲的鑄幣技術生產出比亞洲境內任何流通的錢幣還更好、更難仿冒的錢幣），而白銀就是其中一項。中國人使用的白銀呈綻狀，因此這一鑄幣上的優勢，對中國人來說無關緊要，但對南亞等地（往往是歐洲白銀頭一個購買者）的白銀使用者來說就至關緊要。這些白銀使用者買了歐洲白銀後，透過本身的貿易網絡，把許多白銀送到中國。

　　將白銀視為現代意義下的“貨幣”，認為它們被送去東亞換取物品，而不把白銀視為被中國人拿來充當貨幣媒介的一種物品，未免失之武斷，而且這一武斷性在這個議題一提出來時就清楚地呈現了。畢竟，許多象征社會聲望的商品（絲織品、胡椒、鴉片和可可豆）在某些地方被視為物品，但也能充當貨幣。此外，許多白銀有時充當貨幣，有時又充當飾物（例如首飾被拿去典當或熔掉時）。

　　因此，把白銀視為一項較特殊的物品，而非現代的鈔票，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何在白銀流入中國那段時期裡，也有大量黃金從中國流到歐洲和印度。最後，由於西方學界長期以來把西方視為主動（且有心）將世界結合為一體的力量，這個說法強化了把白銀視為送到中國購買消費品的殘余價值儲藏物的傾向。

　　

　　光緒年間湖北官錢局造銀錠

　　但中國這個經濟體可能占這時期的世界經濟高達四成（若把也正在“白銀化”的中國藩屬一並納入的話），其更改貨幣基礎一事所產生的力量不容小覷。一旦我們把這股力量納入思考，就很難不去把中國的白銀需求，視為和西方對瓷器、茶葉等物的需求一樣，是“主動”打造全球經濟的強大力量。

　　我們會在第六章更全面探討新世界的白銀。在此，重要的是一個較具體的觀點：西方在白銀出口上的巨大優勢，使來自亞洲且能決定時尚走向的象征社會聲望的商品大量流入歐洲。這有助於解釋為何有那麼多其他的舶來品湧入歐洲，因為它們是歐洲人用白銀買來的，使時尚的轉變在這裡比在其他地方都快（第四章會探討這一大量輸入現象的其他原因）。

　　這一觀點認為，這一獨一無二的大量輸入現象，源於涵蓋歐亞美三洲的經濟形勢，而非源於歐洲獨有的某個“物質主義”或“好奇心”。歐洲取得和經營美洲銀礦的方式提醒我們，歐洲在海外強取豪奪的行徑對其獲得經濟優勢有多麼重要（技術上的進步也是重要因素，但如果沒占有礦場並強逼人勞動，那也是無濟於事）。

　　就這個例子來說，歐洲對海外強取豪奪所產生的成果，加快了時尚改變的腳步，從而使歐洲境內以市場為基礎的合意性貿易更快出現；因而，從這方面來說，歐洲在海外脅迫的成果可能相當重要。但至關緊要的是，這個案例說明了歐洲在海外殖民地的高壓統治，致使歐洲內部產生了斯密式市場動態般的額外推力（後來又轉移到進口替代式的工業化），而不是因為歐洲內部較有效率的市場營銷、工業生產，才促成對海外的壓迫。

　　最後我們還得記住，即使有白銀所導致的奢侈品進口，為時尚機制提供了額外的推力，那些認為歐洲對“非必需品”的需求比中國或日本的需求強勁許多，因而得以在經濟上造成差異的說法，仍然只是個假設，絕非如松巴特、布羅代爾等人所認為的已是定論。

　　誠如前面已提過的，不管社會頂層對奢侈性商品的需求有何變化，我們仍然沒有什麼道理認為，歐洲的“勤勞革命”和大眾參與斯密式市場動態的現象，比中國（或大概日本）的這類現象還要顯著。新的奢侈性需求有時候會被賦予第二個意涵，也就是認為這一需求促成成功商人與工匠進行新的資本積累，使較大型的經營者具有新的優勢，從而催出生雇用無產階級化工人的資本主義商行；但這種做法仍有待思考。本章最後一節將轉而探討這些論點；至於下一章則會探討金融制度和“資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