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到女商販:出門闖蕩的這些年

2021-05-11 | 來源: 三聯生活周刊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出門闖蕩的這些年，我過得很辛苦，有很大的局限性，也遇到過許多不公，但我從來沒有生出長久的恐慌感。我總覺得，無論世道如何變化，我總能找到一口飯吃。”

　　鄧芬的故事，是中國第一代農民工的一個縮影，她從重慶大山走出來到上海打工，再回到重慶市區安家。不同的是，吃苦耐勞之外，鄧芬的眼界和頭腦，使她跨了多種行業的人生，始終有一層自信的底色。

　　口述 | 鄧芬（化名）

　　主筆 | 王海燕

　　闖蕩和留守

　　我是重慶雲陽人，我第一次出門打工，是為了賺錢退婚。當時是1988年，我18歲，已經訂婚了，對方家裡出了500元禮金。我跟未婚夫其實不熟，沒過多久就不想嫁了，但退婚得還禮金，而禮金已經被我哥哥娶媳婦用掉了。

　　我打工的地方在湖北仙桃，這個地方現在做口罩很出名，那時主要是建房子，男的去做建築小工，女的在磚廠壘磚，一天能掙2元錢。我在仙桃只做了3個月，還禮金是不夠的，但那一年仙桃總下雨，沒法幹活，村裡人都要回家，不許我一個人留在外面。我就只好回家去結婚了。

　　這門婚事不算美滿，但有一點我倒很滿意，就是我丈夫家住在公路邊，交通方便。因我娘家住在山上，我小時上學，來回要走兩個多小時山路，如果家裡賣糧，我們幾個孩子就要用背簍背到公路邊才行，累得愁眉苦臉。所以我從小就想，如果有一天能住在公路邊上，那該是什麼神仙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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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第40天時夭折了，我受了一些打擊，但還能承受。那時農村孩子夭折得多，比如我妯娌有個孩子，已經懷了好幾個月，結果是個死胎，只能引產；我丈夫二姐有個孩子，養到3歲，在水缸裡不小心淹死了；我丈夫大姐有個孩子，養到初中，被同學捅死了。孩子沒了，女人們就繼續生。

　　我的第二個孩子是1991年出生的，女兒，她出生後不到兩個月，我丈夫就出門去打工了，跟村裡所有的男人一樣，去上海進拆遷隊或建築隊。要麼在浦西拆廠房民居，要麼去浦東蓋大樓。後來兩個孩子來上海玩，路過一些著名的高樓，他常常會說：“我在這個工地上幹過活兒。”不過可惜，建好後，他再沒進去過。

　　

　　圖源：視覺中國

　　我丈夫去了上海，我在家也沒閒著，借錢買了磨豆漿的機器，開始做豆腐。豆腐營養好，又比豬肉便宜，在那個年代的農村，算輕奢食品。做豆腐很賺錢，有50%的利潤，剩下的豆腐渣還能養豬。並且我的生意做得靈活，農民如果沒錢，用黃豆換也可以，我的生意不錯，一天能掙100多元，而我丈夫當時在上海，一天工錢只有30元左右。

　　所以後來我丈夫就回家了。1993年，我又生了一個孩子，家裡繼續做豆腐，還開了一家小賣店，養了十幾頭豬，建了新房子，真是忙得不可開交。眼看著日子就紅火起來，但忙碌使人心煩，我和丈夫原本和和氣氣，那時開始吵架，甚至打架。

　　其實歸根結底，還是我倆價值觀不一樣：我丈夫勤快老實，謹小慎微，信奉靠力氣吃飯；我卻靈活大膽，自有主張，最看不慣因循守舊、不動腦子，兩個人的矛盾也就在所難免。我丈夫比我高近20厘米，但打架我從不認慫，起碼嘴上氣勢從沒輸過，結局自然是常常吃虧，但我丈夫也沒討到什麼好，心情難以平復，所以兩人也就只能繼續大戰下去。

　　到1996年，我感到實在過不下去，准備離婚了，甚至帶著孩子去娘家住了好幾個月，但最後還是沒下定決心，個中原因很難一句兩句說清楚。主要是怕離婚後，孩子跟著後爸後媽受苦。不過，家庭氛圍搞成這樣，對孩子更不好，那時我倆一打架，孩子就跟著哆嗦。思來想去，我決定也去上海打工，但得讓孩子知道，爸爸媽媽總還是要回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