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忆往事感慨我庆幸弱智救了我

2021-05-09 | 来源: 清北选文 | 转到微信 | 有2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文/张成起

　　历史像个促狭老人。程维高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大秘书李真东窗事发后，专案组决定成立审计组，而奉命担任审计组长的竟然就是我这个河北省审计厅厅长。

　　01、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

　　河北省委正式决定调整我的工作，是在1997年12月2日下午。尽管我预知调整我工作的事情已经提上省委书记程维高的议事日程，但我仍没想到他下手这么快。

　　第二天赶到石家庄已近九点。我直奔省委大楼。组织部部长和一位副部长已在房间内等候多时了。

　　谈话直奔主题：“省委常委会昨天下午研究决定，你不再担任廊坊市委书记，调省审计厅任厅党组书记。厅长一职的任免，须履行法定程序。你看还有什么意见？”

　　我保持着最大限度的克制，淡淡地问了一句：“谈完了？”

　　“完了。”

　　“这是与我谈话呢，还是向我发通知呢？”

　　“谈话也就等于通知吧。”

　　“如果仅仅是通知，还有必要非让我起个大早跑三百多公里的路吗？电话里直接告诉我一声不就行了吗？即使我的时间已毫无价值，为公家省点汽油和高速公路通行费不好吗？”

　　“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说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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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谈话的口气和方式，我还有说的必要吗？我只想问，调整我职务的理由难道不应该向我交待几句吗？我已在市委书记岗位上工作近六年，对我的工作不应该有个什么评价么？即使组织上给我留点面子，对我存在的问题乃至错误不想直截了当地批评，可不可以指出我今后在哪些方面应注意点什么？审计厅的门口在哪我都不知道，组织上不应该向我介绍点审计厅的情况吗？难道这就是组织对一个已经任职多年的领导干部应有的态度吗？”

　　接下来是一阵可怕的沉默，两位部长一言不发。我十分佩服他们这种多年修炼的“冷静”，同时，心里对这种不近人情的冷酷厌恶到了极点。

　　六目对视良久，我捺不住拍案而起：“你们平时总是口口声声说组织部是干部的娘家，我今天回娘家来了，一肚子酸甜苦辣要向娘家人倾诉，但看来我是自作多情！”

　　又是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

　　沉默中，我终于又慢慢地恢复了理智。我冷冷地说：“算了吧，不为难你们了。我作为一个三十年党龄的党员，在这个问题上知道应该如何去办。最后表个态：服从组织决定。只要还给我留哪怕仅有三尺的舞台，我也会千方百计把戏唱好。不过，我提个小小的要求，请你们转告程维高，我要与他面谈！一个六年的市委书记，在卸任时要求与省委书记见一个面，谈一次话，总不是无理取闹吧？”

　　“我们可以转达。”

　　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事过之后，一些好心的朋友责怪我不识时务，骂我愚蠢和迂腐，与自己顶头上司的关系都没能搞好。对此，我不想做任何徒劳的辩解。我既不可能愚蠢和迂腐到这种程度，也极清楚与能否搞好关系紧密相联的是不同的后果，但我更珍惜做人应有的最起码的良知。

　　02、六个月前，省委书记要找我谈话

　　就在调整我工作的1997年这一年之间，河北省委破天荒地对廊坊市委领导班子连续做了三次正式考察。至今，我仍非常感谢真诚而又重情重义的廊坊人，尽管考察组在与他们的个别谈话中反复启发他们要多讲张成起的缺点和问题，而他们却没说一句昧良心的话，三次民主测评，我几乎都以全优票通过。

　　1997年6月10日，我接到省委组织部长亲自打给我的电话，要我第二天上午九点到石家庄，省委书记要找我谈话。第二天，我准时赶到程维高的办公室。进门一看，等我谈话的人，不仅有省委书记程维高，还有纪检书记和组织部长两位省委常委。谈话一开始，纪检书记便拖起阴阳怪气的腔调，首先罗列了我的两大问题：一是香河县发生了两名副县长到北京嫖娼的案子，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袒护香河县委书记，不讲原则；二是廊坊出现了六起农民到北京上访的事件，影响了稳定，作为一名市委书记是有重大责任的。

　　看来他们为把今天的话与我谈“好”，很可能已做了一套周密方案或预演操练。于是，我不等第二人开口，立即做了软中有硬的回击：“作为市委书记，一个市发生的所有问题我都应该承担责任是毫无疑义的。不过，凡事不仅要讲原则，而且要讲原则下的公平。对香河的两名党员副县长嫖娼一案，市委已按照党的纪律，主动对二人做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理。但我认为非要再给县委书记一个什么处分，理由不充分。几乎与此同时，我省×市（系省纪委书记曾任过市委书记的市）的两名县级干部在贵州也发生了嫖娼问题，而且是在省委党校学习、赴贵州考察期间发生的，其影响也极坏，请问省纪委是如何处理的？两个嫖娼人员都以‘酒醉不清醒’为由减轻或免于处分，怎么偏偏香河同类的案子就必须要追究县委书记的责任？况且，香河这次嫖娼的两位副县长中最年轻的一位，曾是省某领导的秘书，是前不久才由省委组织部找到我，下达指令刚刚调到香河任职的。我估计省委组织部是会主动对用人失察承担部分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