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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博弈: 珍珠港再現?如何防中美陷直接戰爭

2021-04-10 | 來源: 蕭功秦論評 | 轉到微信 | 有18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為什麼中美關系近年來會走向持續惡化？在雙方博弈過程中，處於相對守勢方的中國，應該采取什麼合理對策？近期，上海師范大學教授蕭功秦發表了萬字長文，表達了自己的理解和建議之道。蕭功秦是新權威主義的倡導者，以下為全文，僅供參考。

　　01 上篇

　　中美已進入持續沖突階段

　　自2019年9月美國國會以414票對0票之比，通過《台灣(专题)保護法案》與《與台灣關系法》以來，在美國許多人心目中，中國已經被錯誤地理解為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本(专题)。

　　人們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二戰時的日本是侵略中國並南下侵犯越南的法西斯國家，由此而威脅了美國利益，這才引起美國的反擊，現在中國並沒有侵略其他國家，中國所做的一切都是維護自己的主權，美國有什麼理由這樣打壓中國？

　　在我看來，三大因素引起了美國對中國的對立。

　　首先，是中國的崛起，引起了美國對自己的世界霸權地位受到挑戰的擔憂，許多研究者都持這種看法。這確實是一個因素，但這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為十四億中國人有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權利，沒有人有正當理由反對中國經濟與國力的發展。中國的崛起可能會引起美國某些人的潛意識不安，尤其是那些極端反華的保守派，但不可能是眾多美國人把中國視為敵人的正當理由。

　　第二個因素，是中國在東海、南海、香港(专题)、台灣及非洲問題上的強勢行動，克裡米亞事件以後，中國對處於封鎖困境的俄國的大力經濟支持，2700億美元的石油大訂單對於俄國是雪中送炭，本是中國近鄰的友善的行動，卻被西方理解為“邪惡軸心”的出現。此外，中國與被美國認為具有“核彈嫌疑”的伊朗的商務關系，中國對美國所敵視的津巴布韋、委內瑞拉等國的合作，中國促成南美洲的薩爾瓦多與台灣斷交，並在作為美國後院的該國，租借了被誤認為可以用於軍事目的的港口（美國對此作出了過度反應，居然撤回了美國大使）。

　　這些事迭加在一起（电视剧），讓美國人錯誤地以為，中國正在對外進行全面的擴張，總是在有意地挑戰美國，從而認為，中國已經在全球領域取代了俄國，成為美國的頭號挑戰者，這個理由比第一個理由更為重要。

　　第三原因，也就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國認為中國不但在強勢崛起，而且是以現代科技武裝起來的雄厚實力、以“紅色帝國”的姿態，以破壞國際現行秩序的方式強勢崛起。

　　在美國的意識形態政治中，中國近年來一系列維護主權的行動，例如建立東海識別區，在南海建島，加快台灣回歸祖國的進程、進一步整治香港動亂等種種維護主權的行動與努力，也被美國理解為“紅色帝國”的共產主義向外擴張的行動，從而認定，中國對周邊民主地區與以美國為首的世界文明秩序，構成了威脅。

　　

　　永興島航拍圖

　　在美國政客的煽動下，保守派成功地把這種錯誤判斷，變成主流社會共識。美國兩黨雖然在許多問題上分歧很大，甚至發生嚴重的社會撕裂，但在對中國的這一認知上，現在卻保持高度一致。

　　我們不少國人總是誤認為，美國是資本家社會，是唯利是圖的民族，美國人想到的只是做生意賺大錢，其實，這是對美國具有強烈基督教傳統文化的誤解。美國人在逐利的同時，又是一個具有強烈意識形態傾向的民族，只不過他們的利益考量，與意識形態考量，一旦重迭在一起時，他們才會采取直接敵對的行動選擇。

　　鄧小平當年盡可能地避免美國人以這種方式來判斷中國。他總是說，“中國不當頭，這個頭我們當不起”，他還說要“韜光養晦”，他還總是強調“不問姓社姓資”，從而避免激起美國對中國進行意識形態化的政治解讀。這樣就在相當一個時期內，在合作共贏過程中成功地增加了中國的國力，又避免了中國的發展可能帶來的中美矛盾與沖突。

　　隨著中國的經濟巨大飛躍，國內高調的民族主義情緒逐漸提升。近年來為了提升國內政治凝聚力，為了清理權力腐敗，中國在國內加強紅色基因與共產主義信仰的宣傳教育，對十月革命的隆重紀念等等，在美國卻被普遍誤解為中國政治向“文革(专题)極權主義時代”回歸。

　　中國官方近年來提出的兩個“不忘初心”，雖然已經有了十九大國家領導人發表的的權威解釋，那就是“不忘為中國人民謀幸福，不忘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但仍然被美國方面錯誤地、望文生義地誤解為中國共產黨人要堅持退回到“暴力革命”、“消滅私有制”上去的革命初心。

　　此外，中國前些年來為了加強政府與企業聯系，為企業提供更好的服務與溝通渠道，在一些外資企業與民營企業建立起了中共黨組織，也被誤解為“黨控一切”的“極權主義”制度的復辟。凡此種種，就使美國公眾與政府，在對中國發展產生各種疑慮的同時，增加了對中國“紅色帝國化”的誤解。

　　一年多以前，川普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已經公開宣稱，“社會主義就意味著貧窮，落後，停滯與專制”，他號召全世界“共同抵制以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這已經是一個重大的信號，表明連過去只講務實經商，不講政治的美國保守派，也開始講美國式的意識形態“政治正確”了。

　　最近，在2020年7月23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的對華政策講演中，更明確地提出，“共產主義中國已經在我們國境之內，如果自由世界不改變共產主義中國，共產主義中國就會改變我們”。

　　這也確實表明，美國保守決策精英層，從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政治正確”立場，對中國的“紅色帝國”的錯誤定位已經成型。美國的當權者已經把中國視為勢不兩立的敵人。不幸的是，這種態勢又在美國得到相當一部分民意的支持。

　　更為嚴峻的現實是，前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室主任斯金納，曾經在去年四月的一場電視中發表談話，她公然認為，中國作為黃種人，無法接受白種人才具有的人權自由觀，而俄國人卻是可以接受這一觀念的白種人。

　　她發出的一個明確政治信號是，美國當政者應該發動包括俄國在內的白種人，共同應對中國這樣的“專制黃種人”的文化戰爭。美國政客公開號召俄國人，當年中國與美國聯手起來，對付你們這個世界老二，現在，該輪到你們與美國聯手起來。共同對付中國這個新的世界老二了。

　　這樣，聯手俄國共同對抗中國，不但有了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與“美國利益至上論”的理由，而且加上了更嚴重的種族主義的色彩。

　　雖然這種極端種族主義的觀點，在美國也受到許多有識之士的質疑，但從長遠來看，如果中美關系持續惡化，將有可能成為未來美國聯俄反華戰略的重要選項。

　　中國與美國之間現在已經進入意識形態沖突的高峰期了。在這種美國意識形態解讀下，美國與中國的對立，被認為是“正義國”與“邪惡國”的較量，這就使兩國關系進入一個充滿更大風險的階段。

　　高調民族主義加劇了美國對中國的誤解

　　美國當前的共和黨與民主黨，都已經明確地把中國看作是繼蘇俄之後的美國“頭號敵人”，美國精英層正在想盡一切辦法，在中國還沒有真正強大起來以前，讓中國重新回歸“閉關鎖國”，進入他們所希望的孤島狀態，以此來阻止中國對已經陷入困境的美國的挑戰。

　　雪上加霜的是，近年來，中國國內高調民族主義思潮正在進一步膨脹，從若幹年以前主張“持劍經商”的《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到“厲害了我的國”，可以看到這一思潮逐漸膨脹的軌跡。

　　中國某些高調民族主義人士，重新回歸“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反帝意識形態話語，與民間的民族主義思潮與情緒之間，交相呼應，相互強化。中國高調派在輿論傳播上的優勢地位，讓美國對此產生嚴重警惕。

　　這些網絡大V們，不斷在強化“中國將在不久將來取代美國”，“美國與中國必有一戰”之類的高調：

　　——十年以前已經有人在鼓吹，如果美國幹預台灣事務，中國就要把西安以東的地區，劃為核戰場，與美國決一死戰。

　　——某公眾人物最近說，美國若膽敢公然闖入被非法劃給越南菲律賓的南海海域，中國將不惜一戰，中國哪怕死十億人，仍然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國。

　　——在中國輿論界頗有影響的某學者公然提出，未來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一個是中國，一個是外國。所謂雙贏，就是中國贏兩次，所謂的合作，就是合計把美國做掉。

　　——不久前，有一位高調鷹派學者提出，一旦中美發生沖突，美國人最怕死人，炸沉美國兩個航母，炸死他一萬人，看美國人怕不怕。

　　——為了表明中國的強硬立場，某位高調派人士公開宣稱，由於台灣絕大多數人支持台獨，不接受“一國兩制”，所以90% 以上的台灣人都是我們的敵人。

　　——在最近中美關系日益嚴峻的情況下，有人還向社會呼吁，要趕快造出1000個原子彈，與美國對著幹，中國的發展將把美國“逼回到農業國”去。

　　

　　中國國內這種高調派的言論，在社會上卻擁有為數巨大的支持者，普通國人在信息與國際知識方面，畢竟是弱勢群體，很容易受到煽情與影響。這反過來又成為這些勇猛人士自信的資本，通過不斷大言高論，來擴大自己在粉絲中的影響力，隨著他們的影響力的擴大，在客觀上為美國反華派不斷提供攻擊中國“紅色帝國擴張”的“炮彈”。

　　另一方面，美國的極端反華勢力，為了孤立中國，並從而建立起反華的“神聖同盟”，又把中國妖魔化為“新法西斯主義”與“紅色帝國”的結合物。

　　這樣，在中美之間，在強強互動的惡性循環中，彼此推波助瀾，水漲船高。眾所周知，歷史上許多戰爭沖突，往往就是在這種文化誤判與利益爭端的惡性互動中不經意地發生的。

　　雖然這些人都是以個人身份在發言，並不代表中國政府的立場，但由於中美之間的誤解與猜忌本來已經很深，美國方面會作出這樣的錯誤判斷：能進行這樣高調發言的人，在中國國內如魚得水，可以通行無阻，那麼他們肯定代表中國官方某種沒有言明的意向。因而他們由此進一步認定，中國已經變為“要直接與美國為敵”的第二個德國與日本。不幸的是，近年來，這種對中國的誤解已經在美國普通人中變得十分廣泛而深入。

　　美中之間正在形成強勢互動

　　為什麼中國在國力有所發展以後，會出現強勢的高調民族主義思潮？其實，並不難解釋，高調的“厲害國”民族主義的產生，並在國力稍有發展時，就迅速極度膨脹，是有其深刻的歷史與文化原因的。

　　中華民族幅員廣大，文化悠久，在歷史上備受屈辱，承受了深重的苦難，而又在較短的時期內迅速強大起來了，這就會在相當一部分國民中，產生一種想通過高亢激昂的方式，把長期壓抑的屈辱感予以發抒的群體無意識，這樣，就會在社會上形成一種高調、張揚、亢奮的民族主義。二十世紀歷史上，其他一些國家也有過類似的經歷。凡是大國，受過欺辱，突然而迅速強大起來，就會有這種悲情後的膨脹心態。

　　

　　其實，在幾年以前，在國內先後出版的《中國不高興》、《中國可以說不》就代表了這種虛驕的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中國不高興》鼓吹中國要在世界上“持劍經商”，“我們要在世界上管理比現在大得多的資源，經濟上進行管理，政治上進行指導，我們要領導這個世界”、“未來的資源分配：誰厲害誰說了算”等等。該書在短時期內發行了數百萬冊，受到相當一部分讀者的追捧。

　　虛驕高調的民族主義者認為，由於中國人百年來受列強欺侮。一直憋著一股氣，既沒有辦法維護國家尊嚴，也沒有辦法宣泄不平之氣，這股氣已經積壓了一百年了。現在中國崛起了，中國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自由地充分自由地表達我們百年來壓抑的情感了，這種社會心態，在這些民族主義看來，處於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生存法則，不是和諧相處，而是“有你無我”，“你死我活”。它把和諧社會，和平共處，均看作是“書生之談”與“誤國之論”，書中強調的是“你流氓我也流氓”式的馬基維雅裡主義，為達到主體自以為“崇高”目標，可以采取不擇手段的一切辦法。

　　美國反華的極端保守勢力，他們以自我為中心的價值觀，與中國的高調派相比，其實高度同構的，他們的反華敵對情緒，與中國國內虛驕派之間，正好形成彼此強化的惡性互動。

　　從古老智慧中獲啟示：

　　毋大而肆，毋富而驕，毋眾而囂

　　中國經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已經形成讓世界矚目的巨大國力，古老的民族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經濟活力，但必須坦率承認，現實的中國如同一個剛剛發育，長了肌肉，充滿活力但卻在國際交往經驗與知識方面仍然不足的少年，在如何融入世界這個問題上，中國還處於不斷學習的階段。

　　說實在話，在中國兩千年的郡縣制文明中，在近代中國應對西方挑戰的方略中，以及在中國的革命文化中，都缺少與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文化經驗。

　　無論是傳統中國人心目中的“朝貢體制”與“天下秩序”，還是革命時代以來浪漫的“世界革命論”，或從西方國家舶來的、對外擴張主義的“海權論”，都不能作為中國人現成的認知與處理與世界關系的文化框架。

　　自秦漢以來，在大一統中央帝國中生活了幾十代的中國人，沒有與世界打交道的經驗？這一論斷許多人聽上去很不能接受。但這決不是沒有根據的。

　　這是因為，自秦漢大一統以後，中國就是自認為是天下中心，中國的天下觀念中，沒有競爭的國際意識。在中國人的理解中，只有處於天下中心的華夏與天下邊緣的夷狄的區分，在這樣一種文化習慣思維中，中國人是無法培養起在國際社會中處理復雜利益關系的集體經驗與能力的。

　　

　　馬戛爾尼跪在乾隆皇帝面前呈送“貢品”的諷刺畫。（ COURTESY OF THE LEWIS WALPOLE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近代以來的中國人，在面對新的外部挑戰，只能用“陰謀論思維”與“洋人唯利益論”思維來判斷對方，這只能體現出一個缺乏對外經驗的民族的精英們的思維力的貧乏。一旦發生矛盾，用中華的優越文化資源來戰而勝之，或者用吾人的更優質“陰謀論”即“三十六計”來與之周旋，自近代以來，受挫折後的中國人從來就是這樣思考國際問題的。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建立起來的清代總理衙門的官員的思維方式就是如此，當代某些國人的思維方式與一百多年以前並無太大區別。

　　不久前，一位名嘴是這樣談論某個外國的：“這麼一個小國家，資源不賣給中國，都過不下去了，還跟著別的國家對中國不好，該給點顏色了。”從這段話裡，我們可以看到這位中國學者不自覺的天下觀念，與鴉片戰爭以前的道光皇帝幾乎沒有區別。

　　一年多以前，作者參觀了河北平山縣中山王陵遺址，展廳中陳列的考古出土的一座銅鼎中，銘刻著的幾句話。讓作者印象深刻，這是中山國王臨終前留給太子的遺言：

　　“毋大而肆，毋富而驕，毋眾而囂。”

　　臨終的中山國王告訴太子，國家大了，就會不顧一切地任意而行；國家富了，就會驕橫自滿；國家人口眾多了，就會喧囂張狂，失去謙和的態度。

　　我常常在想，為什麼春秋戰國時代的這位古代國王，反而能比此後郡縣制中央帝國的古人，更能總結出讓我們這些處於國際社會的後人受益的深刻的警言？

　　這是因為，在春秋戰國時代，國家多元林立，這是一個眾多國家同時並存的、競爭性的環境，相當於古代世界的國際社會，外部諸國並存的多元壓力，不斷地讓競爭危機中的人們激發出警醒意識，這12個字就是理性的警懼意識的表現。

　　然而到了大一統的郡縣制時代，在只有天下，而沒有諸國並存的封閉環境中，普天之下，已是王土，率土之濱，盡是王臣，國際之間的對抗與競爭已經不再存在，在大一統的封閉世界裡，大必肆，富必驕，眾必囂，就會成為王朝精英與百姓共同的普遍思維習慣與文化心態。這就是高調的“厲害國”民族主義的心理基礎與文化基因。

　　中山國王的臨終遺言，他說的十二個字，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仍然是金玉良言。

　　02 中篇

　　美國如何選擇敵人：

　　實利主義與“理想主義”的價值迭加

　　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對雙邊關系，當中國人不得不進入與美國人對峙的博弈大格局之中，就必須對美國的戰略文化有所認識。

　　所謂一個國家的戰略文化，就是當一個國家一旦把對手視為戰略博弈對象，這個國家為應對這個對手而顯示出來的的思維方式與反應方式。這種戰略文化，是在長期歷史過程中逐步形成的，是相對穩定的。特定的戰略文化，就會不自覺地支配著這個國家的政治精英與社會大眾，影響著他們所作出的重要歷史性判斷與選擇。

　　根據我的研究與觀察，美國人的戰略文化具有以下兩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美國確定戰略敵人的標准，是實利主義價值與“理想主義”價值的迭加。更具體地說，只要一個國家具備了美國認定的兩個條件，就會被美國視為戰略上的敵對國家。

　　第一個條件是，美國認為自己的霸權地位與核心利益受到了對方的挑戰。

　　第二個條件是，美國人認為對方在意識形態上是所謂的“違反人權”、“專制主義”、“法西斯”、“反人類的暴君”之類的“邪惡者”。面對這樣的敵人，美國就要“替天行道”，行使上帝的使命。美國人有強烈的傳教士式的“道德理想主義”，這是因為，美國是新教移民(专题)組成的國家，他們的宗教化的理想主義，遠比我們想像得強烈得多。

　　二十多年前的1998年，我訪問過美國民主黨競選總部，記得一位女工作人員曾激動地指著世界地圖對我說，“上帝對美國太好了，我們不能單獨享受上帝的恩惠，我們一定要把上帝的恩惠帶給全世界苦難中的人民。”她說的這些話，就是受這種“傳教士理想主義”的驅使。

　　概括地說，美國人在選擇敵人時，會是實利主義動機與與“傳教士式的理想主義”動機的迭加。只要美國人把對方國家看作是挑戰了美國的根本利益，並在道德上被判定為“邪惡者”時，它就在被美國視為戰略敵人。

　　一般而言，共和黨的保守派更多地是強調第一條件，民主黨與左派更多地強調第二條件。一個美國不喜歡的國家，並不一定就成為它的敵人；要成為它的敵人，必須具有上述的“雙條件性”。即使如此，對方還必須有足夠的體量，體量太小，戰略影響力不大，即使美國看不順眼，美國也不會認真對待，例如愛沙尼亞，黑山共和國，都被認為“配不上”成為美國的戰略敵人。

　　從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與日本的互動過程來看，美國正是認定日本符合了這兩個條件，所以就把日本視為必須打垮的敵人。

　　1940年7月以前，美國雖然抗議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但當時的日本只符合美國人認為的道義上的侵略者這一條件，美日經濟關系仍然基本良好，美國仍然每年以大量廢鋼鐵賣給日本，並把日本所需要的海外石油的90% 源源不斷地供給日本。

　　然而，日本在此後犯了兩個戰略錯誤，第一個錯誤是加入了德意同盟，成為邪惡軸心的一員。日本的第二個錯誤是，日本海軍在1941年年中進駐了越南金蘭灣，客觀上對美國殖民地菲律賓構成威脅，日本的這兩個舉動，被美國認定是自己的核心利益受到挑戰，於是把日本視為直接的敵人。

　　一旦兩種價值重迭在一起，就會進一步引發這兩個動機之間的彼此強化效應，更具體地說，明明是美國利益至上而產生的敵對，被附麗上“人道主義”的理想主義的道德光環。後者掩蓋了前者的自私動機，美國在打擊對方時，自己看上去也成了人道主義的“衛士”與“英雄”，新教傳教士般的替天行道的使命感，與美國人自我中心的利益至上主義，兩相結合，從而可以在美國國內形成廣泛的政治動員力與同仇敵愾的號召力。

　　這兩種價值迭加在一起，以至於連美國人自己到後來也搞不清楚，自己發動一場戰爭，到底是為了自己的私利，還是出於它的“自由理想主義”的使命感。美伊戰爭就是一個例子。

　　為什麼美國出手沒有分寸感

　　美國戰略文化的第二個特點是，當美國把某國視為敵國，美國一旦出手，往往十分凶猛，且沒有我們所理解的日常理性應有的分寸感。

　　例如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美國總統羅斯福一旦准備對日本下手，就會向對方提出很高的要價，1941年11月，美國發出了《赫爾備忘錄》作為最後通牒：如果日本不滿足美國提出來的從中國全境撤軍的要求，美國將對日本進行石油禁運。日本在美國巨大的施壓下，發動了妄圖死中求生的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戰爭由此爆發。

　　其實，當美國總統下達極端施壓的最後通牒時，美國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出手實在太重，遠遠超過談判對手日本的承受力，更何況當時的美國全國都又並沒有做好對日戰爭的准備。當時日本可以動員近五百萬軍隊，而美國只有二、三十萬從來沒有打過仗、甚至從來沒有整師演習過的的軍隊，美國軍人數量在世界上的排名只是第十九位。現有的歷史檔案資料證明，羅斯福事先完全意料不到日本會發動珍珠港偷襲。

　　

　　1941.12.7日本偷襲珍珠港

　　美國為什麼要麼不出手，一旦出手往往出手太猛，沒有分寸感？甚至在沒有做好戰爭准備的情況下，就對日本極限施壓？這與美國戰略文化中的一些特殊因素有關。

　　首先，美國決策層總是習慣於認為，自己作出任何選擇，都有著強大的國力支撐。眾所周知，太平洋戰爭以前，美國國力與軍工生產力是日本的十三倍以上。這就是美國決策層自認為的底氣。國力強大，使美國人認為不必為任何失策付出代價。

　　其次，美國認為自己對付挑戰者時，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失敗過，自美國建國以來到現在，他們先後打敗了西班牙、英國、德國、日本與蘇聯這五大挑戰者，他們自認為有充分自信，也並不擔心由此會產生的後果與代價。

　　第三，美國強勢的外交文化，與美國的基督教倫理有關，一旦把對方視為自己的“邪惡對手”，認定自己是受“上帝拯救苦難生靈的神聖使命”所召喚。本國的實利主義、自由民主理想主義、宗教意識形態使命意識的迭加，會讓這個民族在國力的支持下，使他們的精英，完全可以不考慮由於對外部實情了解的缺失所造成的決策疏忽。

　　他們後來取得勝利之後，他們也很少去反思以往分寸感缺失產生的經驗教訓。美國大眾對外部世界的了解，遠不如其他國家對美國的了解，也造成美國決策思維的背景知識缺陷。

　　美國兩黨已經把中國視為

　　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本

　　三年以前，一位對華友好的美國歷史學教授，就深懷憂慮地對我說，美國對華友好的情緒正在發生逆轉，一旦轉過去，就基本上不可能轉變過來了。

　　雪上加霜的是，由於疫情的全球蔓延，由於美國政府應對疫情的種種低級錯誤還在不斷發生，美國已經有數百萬新冠病人。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社會上一種怪罪中國的非理性的情緒也民眾中蔓延。美國民粹主義政客向中國“甩鍋”，把責任推向中國，就會極大地迎合美國民間對華的非理性情緒。從而獲得選票。

　　川普因疫情處理不力，對其選情極為不利，出於對2020年11月大選前的特殊政治需要，使這位具有冒險性格的另類總統認定，那怕冒一點風險，強化中美之間的敵對關系，對他的選情是有利的。美國太需要一個敵人了。即使爆發一場有限的戰爭，趁機宣布中美之間進入戰時狀態，都是可以考慮的政策選項。

　　千萬不要小視一個民族非理性心態在特定條件下對歷史選擇的影響力，新冠疫情在美國引起社會人群對中國不滿情緒，包含著許多無法言明的非理性因素。它將在一定的情況下，極度膨脹發酵，一定要防止這種“負能量”心態被美國反華派利用，引發的仇華心理在美國社會的蔓延。

　　眾所周知，羅斯福連任四任總統，不都是每次大選選出來的，而是由於憲法賦予總統在戰爭時期有自然連任的特權。中美關系不但已經進入多事之秋，中美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正由於美國國內的政治原因而正在急劇增加。

　　自今年以來，中美關系正在進入1941年9月太平洋戰爭以前幾個月那種狀態。令人憂慮的是，目前還看不出有任何強大的因素，在扭轉這種趨勢。

　　就在最近，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在夏威夷珍珠港的密蘇裡軍艦上發表演說，稱“美國對世界的承諾如同1941年，美國將隨時准備與任何敵人作戰。並扞衛任何朋友。”“當今需要以實力求和平，”“自由國家不能坐視法西斯奪權”。

　　美國當權者的這些高調言論，強烈的暗示著美國那邊已經把中國視為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本。

　　美國國防部並於2020年9月1日公布中國軍力報告，美國副助理防長表示，美軍隨時做好准備，聽命美國總統指揮。擺出了一副馬上要與對手打仗的樣子。

　　按照中美關系中的這種惡性循環的發展速度，有人說，中美之間的戰爭什麼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流血事件了，一旦出現流血沖突，中美之間出現斷交也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在雙方高度不信任條件下

　　要防止陷入兩國直接戰爭

　　自從美國宣布關閉中國駐休斯敦使館以來，當下美國保守的當政者已經處於主動找事的進攻階段。

　　一般人都認為，中美直接戰爭的可能性很小，這確實是按照常理來判斷，然而我要指出的是，人類的決策理性經常會犯不自覺的錯誤，而在雙方高度敵對的條件下，這種決策理性錯誤還會因對方反應的過度而進一步迭加，最後在誰也控制不了的情況下雙方被迫進入戰爭。

　　歷史上大部分戰爭，都是在雙方都原以為戰爭打不起來，但卻由於雙方決策過程中出現的惡性互動而意外地發生的。

　　在中美之間，在美國已經把中國定位為“威脅美國利益與安全”的“紅色帝國化”的危險國家的前提下，由於雙方控制不當，而從局部沖突爆發為全面戰爭的可能性，千萬不能低估。

　　這裡特別要強調的是，從美國掌權精英的背景來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國務次卿布拉托，國務院參謀參贊布雷克布，國防部長埃斯珀，幾乎都是青一色的“西點軍校派”出身。美國最重要的國務院與國防系統，已經都換上了超級大鷹派人物的情況下，中美之間爆發戰爭的概率正在進一步增加。這一點一定要引起嚴重關注與警惕。

　　恰恰正是這幾年，國內“戰狼式”的公共話語變本加厲，大行其道。中國那些高調派名嘴，並不是洞悉國際復雜問題的戰略家，他們只是同仇敵愾的宣傳家，鼓動家。稍有知識的人都可以看出，這些高調派名嘴對時局的判斷是十分淺薄的，有是非常可笑的。

　　然而，高調派在美國保守派最需要與中國決裂的時候，為後者源源不斷地提供授人以柄的“炮彈”。美國反華保守派可以更堅決地認為，把中國看作自己的“頭號敵人”是做對了。

　　另一方面，美國保守派由此做出的強烈反彈，對中國的不斷幹擾與施壓，又會不斷在中國民間大眾中，激發起受迫害的歷史悲情，普通樸素的老百姓畢竟信息與知識有限，紛紛成為高調派的鐵杆支持者，而受廣大“民意”支持的優勢，又不斷被高調派用來證明自己的政治立場，是何等鮮明正確。為獲得更多的粉絲，甚至置國家政策於不顧，煽動民粹情緒，讓中美對立水漲船高。

　　高調派正在做的事，正是美國致力於中美“脫鉤”的保守派希望中國做的。美國保守派的漫天要價與打壓，又進一步讓高調派在民間如魚如水。明智理性溫和的的聲音，都在國內被視為“親美派”而被邊緣化。中美之間在近年來已經陷入如此惡性循環。這種雙方強強互動，溫和理性派被邊緣化的情況，與太平洋戰爭前的日美兩國互動的情況已經相當接近。

　　對於中美關系來說，最危險的，還不是台灣問題，而是南海問題。如果應對不慎，在局勢發生進一步突然惡化的條件下，美國有可能會就南海問題向中國進一步發起挑釁。

　　要警惕美國極端鷹派可能在美國大選前采取一些極端舉措。例如，美國直接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限期”要求中國從南海島礁上撤離所有的軍事設備，否則對其進行清除。他們可以振振有詞地以海牙法庭的“仲裁”為依據。並以此拉攏南海周邊國家共同對付中國。

　　一旦美國悍然炸毀我們擴建的南海島礁，中國可不可以通過以牙還牙的強勢反應，來解決問題？中國人是否可以用自己的“極限施壓”來反制美國的“極限施壓”？

　　不久前，作者在影響很大的某視頻上，就看到一位頗具權威的軍事學教授公開表示，如果美國悍然轟炸我南海新建島，我們可以直接轟炸關島美國軍事基地，作為對等性報復。

　　如果這真的成為中國的選擇，那麼，讓我們通沙盤推演來看看會發生什麼。

　　中國一旦轟炸關島，那就是中美之間直接進入戰爭狀態，這正是美國正在執政的反華保守派求之不得的。可以肯定的是，在目前中美處於敵對狀態的情況下，轟炸關島基地，必將刺激整個美國民意，美國政府就會像當年珍珠港事件後一樣，或者像小布什當年攻打伊拉克那樣，輕而易舉地得到國會高票通過對華戰爭授權。

耶倫訪華帶警訊中美最佳狀態對立

中美防長1年多來首通話，美軍機飛越台海(圖)

拜習通話定調中美關系傳遞信號

　　由於如前所分析的，美國人一旦把某個國家視為敵國，它所作出的反應，從來就是沒有分寸感的，他如何出手，決不能根據我們一般的“對等反應”的常識推論來判斷。正因為如此，下一步，美國極有可能不顧代價地把中國現有的航空母艦與主力戰艦直接作為攻擊對象。並妄圖一舉把中國海軍力量在短時期裡打垮。

　　如果美國這樣做的話，這勢必激發中國人百年以來的民族主義的悲情與義憤，中國必須作出最強烈的反應，才能滿足社會大眾在民族危機時代對政治合法性的要求。中國的國力也能在相當一個時期內支持這種民族心理。中國此後作出的任何強烈反應都是可以想像的。

　　如果美國進一步攻擊我們，我們該怎麼辦？這位視頻上的軍事學教授在視頻裡表示，我們將趁此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去准備武統台灣。一舉實現中國的大一統。

　　如果我們開始全面准備武統台灣這一步，美國極有可能采取以下極端措施：趁機撕毀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與台灣直接建立外交關系。甚至故意煽動台灣獨立，刺激中國進一步對台灣動武。

　　如果我軍進入台灣島，下一步的可能性是什麼？美國方面會出兵與中國直接打仗嗎？

　　在這種情況發生時，美國最大的可能是，它本身並不參戰，但卻利用美圖的高科技優勢，有限封鎖中東的霍爾木茲海峽、印度(专题)洋、馬六甲海峽，用無人機控制的水雷，阻斷中國與中東地區的石油通道。以迫使已經登陸的我軍退出台灣。

　　眾所周知，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70% 左右的石油必須從中東輸入，一旦供給中斷，後果堪憂。根據美國現在的科技能力，美軍無人機完全具有自動識別中國油輪的能力，用自動識別器制導的水雷攻擊中國商船與油輪，不炸其他國家通行船只，在技術上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

　　中國在被迫無奈的情況下，為了生存，是否可以用原子彈去炸美國本土？中國有600枚呢。然而現實情況是，美國至少有6000枚。比中國多十倍。

　　再下一步呢？可以調侃說，再下一步就是雙方需要用石頭和木棍了。不過是可能在50萬年以後。

　　這種賭國運的前景

　　沒有任何人願意看到

　　這位軍事學專家不知是不是想到過這些問題。但願這位專家僅僅代表他個人不成熟的意見。

　　有人說，美國連朝鮮(专题)這樣的有核小國家都不敢碰，他們怎麼可能與中國發生戰爭呢，其實這又是錯誤的判斷。過去幾年裡一些高調派正是以此為立論基礎的。

　　實際情況是，朝鮮國力太弱，根本不可能像中國那樣，對美國的自認為的霸權地位與實際利益構成真正意義的挑戰。

　　其實，美國對於朝鮮的存在，實際上是無感的。正如一個哪怕疲憊的大象，對於有刺的蜜蜂，也不會有多大興趣一樣。

　　中國則不同，中國被認為是一個 “剛斷奶的戰狼”，卻不自覺地喚醒了一只“沉睡的老虎”，在美國看來，中國有在未來取代美國成為新的“世界霸主”的野心，威脅現行世界秩序，雖然這只“老虎”早已經沒有過去的年輕態。正因為如此，在美國看來，在真正強大起來以前的中國，才是它必須對付的敵人。

　　還有人認為，美國是一個多元社會，從這次疫情來看，美國社會內部分裂得很嚴重，一旦與中國開戰，美國社會內就會分成主戰派與主和派，像美國這樣一個分裂的多元社會，是無法形成統一的戰爭意志的。

　　這又是對美國戰略文化的不了解，珍珠港事變後的美國就是明證，一旦美國國內已經形成“中國是挑戰美國核心利益的紅色帝國”這樣一種社會偏見，一旦進入中美戰爭狀態，美國所具有的內部聚結力與戰爭動員力也會異常發揮，這是值得警惕的。

　　正如當年“珍珠港事變”以後的美日太平洋戰爭一樣。美國戰爭鼓動者正需要一場戰爭來重振美國經濟，正如1929年經濟危機後，認為太平洋戰爭重振了一次大戰以後的美國經濟一樣。

　　柔性冷戰也並非好的選擇

　　直接軍事對抗對於雙方來說，都充滿風險與巨大的成本代價，大型戰爭對抗的概率，如果有意識地控制，畢竟較低，那麼，輕度的軟對抗將會如何？

　　這種冷戰式的軟對抗，將在軍備競賽中極大地消耗中國的財力與物力，蘇聯就是在冷戰時代的長期軟對抗過程中被拖垮的。

　　這種戰略最有利於美國實施讓中國與世界“脫鉤”的目的。也恰恰正是美國反華保守派通過低成本遏制中國發展所希望的。

　　另外，美國還可以在“軟對抗”過程中借刀殺人，例如鼓動印度充當馬前卒，與中國進行邊境上的的局部戰爭或軍事沖突。印度是大國，其國力在近十年來已經有了很大的提升，中國與印度之間一旦爆發戰爭與沖突，由於雙方都有巨大的戰略縱深、資源與人口，雙方都具有極其強烈的民族主義，那種戰爭將是持續許多年的，甚至沒完沒了的。中印戰爭是美國人心目中最理想的代理人戰爭。

　　美國甚至可以通過中印之間持續多年的消耗國力的戰爭，來不斷削弱中國力量，印度一旦在中印邊境戰爭中吃虧，由於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海軍優勢，美國還有可能鼓動印度對中東地區的霍爾姆茲海峽到印度洋的中國石油船只進行封鎖與威脅，美國將由此漁翁得利。

　　美國還有可能利用它的資源，利用周邊國家與中國曾經有過的矛盾，形成對中國的全面包圍。除了印度以外，俄羅斯、朝鮮、蒙古、越南、日本都有可能成為美國對華戰略中的拉攏對象。實際上現在美國已經開始有所動作了。

　　成熟的中國面對挑戰

　　要有足夠的定力

　　在上篇中，作者分析了中美惡性互動的各種原因，本文是中篇，作者旨在於對美國的戰略文化的特點進行解析，目的是為了更深入地理解這個博弈對象的特點與反應方式，在本文裡，作者還指出，直接發生中美硬碰硬戰爭與全面冷戰，都不是合理的選擇。

　　所有這些分析，都是為下篇中提供的建議，作一些分析准備，在下篇中，作者將對如何處理中美關系，提出一些個人建議。

　　歲寒而知松柏之後凋。中國是一個久經苦難並堅忍不拔的民族，我們愛好和平，珍惜二百年來好不容易才獲得的這四十年來的長足發展的國運，四十年來的發展，也讓中國不再是一個弱國，我們完全有理由保持充分的自信與足夠的定力，來迎接未來的挑戰。

　　03 下篇

　　理性地對待美強中弱的客觀態勢

　　在審視中美博弈大格局時，要先立其大。也就是要從力量對比的大局出發來看問題，這個先立其大，包括兩個要點，第一個要點是，美強中弱。第二個要點是，美國不是鐵塊一塊。

　　我們必須承認，中國在四十年以前，還是一個人均收入僅300美元的、幾乎處於完全閉關鎖國狀態的後發展國家，中國的起步基礎就是很薄弱的，雖然在40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取得很大的歷史性進步，中國與作為世界霸主的美國在國力上的差距已經縮短，但在中美博弈中，無論從基本國力，高科技力，文化力（話語力）、資源動員能力、軍事力、國際統籌力等諸多方面，對方都是強勢方，我們是弱勢方。

　　對這種強弱對比的認識，應該是我們考慮問題的基礎。任何有點常識的人，只要不被亢奮的浪漫激情所支配，而是尊重客觀事實的，都應該承認這一點。萬不可讓虛驕民族主義與“厲害了國”的淺薄的大言高論，來模糊了這一基本認識。這應該是我們考慮問題的基本點。

　　第二個要點是，應該看到，美國內部並不是鐵塊一塊的。這就讓中國在審時度勢的前提下，有相當的空間來發揮自己的優勢。

　　從高層層面來看，美國雖然有極端反華的超級鷹派，並且現在正執掌了一些關鍵部門的權力，有著看上去十分強大的話語權與影響力，但是，另一方面，美國總統與極端強硬派之間，並不是完全一致的。川普對於極端保守派軍方，仍然有意識地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就在不久前（2020年9月），川普就在白宮公開發表言論說，“五角大樓的領導人可能並不喜歡我，軍隊高官只想發動戰爭，讓軍火商謀利”。“他們滿腦子只想打仗，讓那此制造炸彈飛機的公司都保持快樂。”

　　川普說這些話決非偶然，因為川普並不希望被軍方的好戰派綁架，他作為一個務實的商人政治家，與固執於保守意識形態的軍方並不完全一致，他也多少意識到中美極端惡性互動與兩敗具傷，會對美國經濟帶來嚴重的負面後果。只是他在極端施壓時，不願意讓對方知道這一點。

　　其次，雖然美國反華派確實想孤立並斗垮中國，但美國是一個多元社會，美中在四十年合作中，由於經濟發展階段與各自的比較優勢的不同，具有極大的經濟合作的互補效應。雙方在經濟合作中已經變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因為如此，在美國社會的各個領域，美國有著為數眾多的由高科技精英、中產階級、企業家階層構成的對華理性溫和派。

　　就以美國芯片產業而論，中國是美國芯片業的最大的買家，如果失去了中國這樣的大用戶，以高投入為特點的芯片產業就得不到高回報，這一產業就難以有可持續性的發展，美國高科技產業與中國的相互依賴度是很高的。

　　另一方面，中美經濟的彼此嵌入程度也很高，四十多年來，中美貿易增加了250多倍，支撐了美國260萬個就業機會。7萬多家美國企業在中國投資興業，絕大多數都在贏利。中美經濟不可分的密切利益與互補關系，這是美國對華溫和派希望與中國關系得以良性發展的基礎。這些都是支撐中美關系良性發展的積極因素。

　　雖然，在目前的情勢下，在美國現在的反華氣氛中，這些理性溫和派不便站出來發表有關中國問題的客觀理性的言論，因為他們感到麥卡錫主義的威脅。二年前，我參加一個中美雙方學者都參加的討論會，一位美國朋友當時就告訴我，本來美國有許多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都答應參加這次會議的，但後來都取消了行程，原因是，他們擔心會在美國被視為親中國的“美奸”。這種現象表明中美關系惡化的程度。

　　然而，只要中國持之以恒地保持理性的克制態度，隨著時局的變化，一旦中美關系有緩和的氣氛，經過一段時期的良性互動，他們就有出來講話的意願。並能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從而有效地制衡極端保守的反華派。

　　美國社會內部存在著希望中美友好的廣泛階層，這是中國在博弈中的一個有利條件，但這個有利條件必須在中國不被認為是“紅色帝國”的前提下，在雙方並非劍拔弩張的氣氛，並保持足夠緩和的狀態時，才有可能發揮作用。

　　相反，一旦在意識形態上雙方進入硬碰硬惡性互動，在美國“政治正確”的壓力下，就會使美國內部的務實溫和派，不得不受到極端派壓制，這種有利於中美良性關系的美國多元性的制衡力量就會失去其影響力。

　　基於同樣的道理，美國總統川普是一個商人政治家，在意識形態政治淡出的情況下，會按商人的邏輯，在商言商，就事論事地與中國進行利益交換與協商，解決彼此的矛盾分歧，正如幾年前那樣，他甚至會超越美國意識形態的“政治正確”，稱贊中國與中國領導人。但在意識形態沖突強化的條件下，他會搖身一變，扮演成反對“紅色帝國”的美國“英雄”，兩年前他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已經表明他具有這樣的兩重性格。

　　中國在四十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隨著中美經濟與文化、社會合作的加深，美中兩國都有著巨大受益群體，中美之間具有結構性的矛盾一面，也有結構性的融合的一面，正確的做法，是促進、鼓勵、加強結構性的融合，以此來緩和中美關系的緊張。

　　以柔克則，以靜制動

　　發揮＂水＂的柔性智慧

　　基於對中美博弈大局中，美強中弱與美國多元性的判斷，中國方面合理的對策，只能是以柔克剛，以靜制動，理性內斂，而不是以牙還牙的硬碰硬對決。

　　從博弈論的角度來說，在強弱雙方的對峙處於白熱化的危機狀態下，弱勢方以柔克剛的好處是，在保護本民族利益的同時，避免過度刺激對方，引起強勢對方作出缺乏分寸感的過度反應。

　　原因很簡單，強者一旦作出強烈反彈，由於它掌握更強大的資源與動員能量，足以利用其優勢，產生對弱勢方不利的效果。重則傷國本，輕則不得不被對方拖著走，中了對方讓中國與世界“脫鉤”的圈套。

　　在這種情勢下，弱勢方的中國，尤其是要避免擦槍走火的流血事件，因為這會為對方反華派提供強烈的、無分寸的反彈的借口。

　　當然，以柔克剛，決不是放棄斗爭，而是在有理、有利、有節的基礎上，堅持原則，堅定地維護民族利益。關於這一點，本文後面還會談到。

　　所謂以靜制動，就是要忍辱負重，知其雄，守其雌，低調穩健，據理力爭，對於對方的挑釁，不必事事作出對等性反彈。

　　因為對等性反彈，反而會落入對方強迫中國與世界“脫鉤”的陷阱。“養鋒銳以和平，戢囂張於堅定”，爭取在時機成熟時，來促使局勢峰回路轉。

　　從目前大趨勢來看，川普連任的可能性很大，一旦川普繼續連任，選票因素不再存在，通過制造緊張局勢，通過刺激美國國內“愛國主義”的方式，來掙取選票的政治手腕就不再有用，而通過與中國合作來振興美國經濟，對於第二任期的川普來說，仍然具有相當的吸引力。中美關系仍然有著轉圜的機會。但關鍵條件是，此前沒有發生重大的、不可逆轉惡性事件。

　　在美國大選以前的這段時間內，是中美關系充滿危機的時期，一定要用我們的理性與智慧，以博大堅毅的襟懷，防止高度不可預測事件的發生。

　　淡化意識形態對峙

　　就事論事，用常識說話

　　正如上篇與中篇所分析的，中美惡性互動的根本原因，是從奧巴馬後期到川普執政期，美國對“中國紅色帝國化”的誤判，觸動了美國利益至上的實利主義，形成這兩大動機之間的相互強化效應。

　　正因為如此，解決矛盾的一個關鍵是，我們中國人在處理與美國關系時，不要把中美矛盾簡單地上綱到“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的你死我活的意識形態對峙與沖突。要就事論事，“在商言商”，用常識說話，避免用高調的意識形態思維，來處理復雜錯綜的具體矛盾。不可讓對方借此強化“中國是紅色帝國”的刻板印象，不要用“革命”意識形態來對抗“反革命”意識形態。

　　其次，用傳統的國際階級斗爭的意識形態理論，來解釋中美沖突，從邏輯上說，那就一定會讓一些人順理成章地要在國內找“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找國內的“第五縱隊”與“親美派”。

　　文革時代的極左民粹主義，就會在社會上被重新激活，四十年來中國改革開放中的企業家、知識分子、華僑、留學生(专题)，有海外親屬者，都會成為被打擊對象與“親美嫌疑”，由此產生的路徑依賴與連鎖反應，將會導致全社會政治生態失序與社會失控（电视剧），反改革開放的極左民粹主義思潮，就會乘勢如虎添翼地惡性膨脹。中國就有可能出現文革式的的歷史倒退。

　　如果我們沿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老套路，來解讀中美博弈，美國則會認定中國是在動員全世界的共產黨，聯合起來對付“國際帝國主義”，這樣的雙方惡性互動，會變得“非正即邪”，你死我活。美國保守反華派則如魚得水，會以此來“證明”中國是“復活了的紅色帝國。”

　　即使從博弈論的從成本與效益核算出發，這樣做的“性價比”也實在太低，是很不值得的。

　　正因為如此，處理中美關系的方法原則，就只能是尊重多元，尊重常識，如果雙方都能用常識理性來處理彼此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就能在常識領域，找到彼此的同類項與公約數，就會發現通過彼此的妥協，實現合作共贏，才是最有利的選擇。

　　只有曉之以情，喻之以理，在面對分歧時，雙方都要盡量避免使用罵街式的、惡化彼此情緒的攻擊性語言。中國人只有堅持原則，據理力爭，才能化解畛域，爭取到廣大美國人民的理解與同情。

　　此外，特別重要的是，在中美博弈過程中，處於相對弱勢的中國，要警惕在受到比較大的壓力時，本能地陷入“刺蝟式的自我退縮性的反應”。

　　所謂“自我退縮性反應”，就是在外部強大壓力下，弱勢一方本能地因緊張而退縮，如刺蝟一樣，進入封閉的狀態，以此來獲得自我安全感。

　　更具體地說，就是在美國的對抗壓力下，中國采取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各個方面重新全面自我封閉，並強化左的階級斗爭的意識形態宣傳，以此來作為自我防御的手段與對策。

　　“自我退縮性的防御反應”所導致的自我封閉，以及由此造成在中國的全面“脫鉤”，正好是美國反華保守派所希望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領導層對此都有明確的清醒的認識，中國決策層提出，“要用高層次的開放，來促進深層次的改革。”中國領導層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以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培育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這是十分正確與有遠見的智慧之舉。只有高屋建瓴，闊視遠想，才能擊敗反華派迫使中國世界脫鉤的圖謀。

　　用新的政治話語來消解

　　西方“紅色帝國論”的誤解

　　向世界展示中國博大寬容與開明的形象

　　中美關系惡化的關鍵，是美國從意識形態角度來認定中國正在走向“紅色帝國化”，要消除西方對中國是“紅色帝國”的誤解，可以通過使用西方人能理解的新的政治話語。

　　這種政治話語，一方面，要表達中國與世界文明相互融合，中國並不是西方某些人想像的世界文明的“異類”，中國與世界各國追求並共享人類共同的美好價值，另一方面，要強調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對於本民族追求現代化與人民幸福目標的重要性。

　　應該明確指出，中國決不是西方人誤以為的“紅色帝國”，所謂的紅色帝國，在西方人的語境中，指的是這樣一種體制，即通過世界革命、通過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統制經濟的方式，以暴力革命方式，實現世界共產主義目標的革命體制。

　　然而，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的中國，通過建立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現對外開放，以市場經濟的積極參與者的姿態，積極參與並擁抱全球化，在意識形態上，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論”取代了過時的教條主義。在與世界各國的合作共贏中，創造未來，中國根本不是某些西方人心目中的冷戰時代的“紅色帝國”了。

　　

　　中國決非西方人誤解的“紅色帝國”，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中共領導人的重大理論表述中看到。在2018年5月“紀念馬克思誕辰二百周年大會”上，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专题)在這篇由政治局全體委員出席的隆重大會講話中，系統全面地闡述了中國執政黨人對世界的看法。

　　這篇講話充滿了新時代的精神，在整篇講話中，超越了“階級斗爭論”、”無產階級專政論”，超越了“唯暴力革命論”與浪漫的“世界革命論”。

　　講話中還有“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論述，還論述了中國與世界融合的大趨勢不可阻擋，提出“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人類交往的世界性，各國彼此依存比過去任何時代都更頻繁，更緊密”，“一體化的世界就在那裡，誰拒絕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也會拒絕他”。

　　這是何等鮮明的新時代精神，中國共產黨人的這些新表述，都充分表達了中國人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決心與意志。

　　我們應該根據這一講話精神，處理意識形態與外交與國際事務的關系，化解國外對中國正在以“紅色帝國的方式”崛起”的誤解與擔憂，為重塑中美關系，提供指導思路。

　　西方人最大的誤解是，把中國的一黨領導下的體制，視為“極權體制”（Totalitarian regime），這個概念把列寧主義、斯大林、法西斯主義，都用“一黨政治”來概括，並將它們混同為同一類體制，從世界政治學領域來看，西方保守派人士的知識譜系中，具有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一黨領導體制，都被理解為“極權體制”。這種觀念在西方政治學與意識形態中是一種主流觀念。必須對此有中國人的回應。

　　如何化解西方人對中國現行體制的誤解？可以向全世界說明，自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從改革以前的舊體制，轉變為一種“發展型體制”。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這一時期需要政府具有強大的權威，以保證轉變時代的政治穩定與經濟進步，中國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正是鄧小平以來，通過執政黨的鐵腕，通過解決八九風波與鄧小平南方講話，先後讓體制內的極左派與社會上的極端自由派思潮，在中國政治生活中被邊緣化，並迎來了經濟改革的一波又一波浪潮。

　　中國的成功，正是這種“發展型體制”的成功，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這種體制是中國人改革開放鮮活實踐的產物，卻在國際政治學中，尚沒有予以充分研究。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會一步一步在自己的經驗摸索中，找到符合本民族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發展道路。

　　中國將通過自己的實踐，探索自己的民主道路，將來的中國也決不會變得和西方一樣，中國這樣一個如此體量的、有著厚重的本國文明的超大型發展中國家，它的社會主義民主形態，當然有著本國的特色。其中也包含著革命時代積澱下來的新文化特質。

　　至於未來中國民主采取什麼形態，這是中國人在探索過程中集體經驗的結晶，這一切還在探索過程中，我們還無法對其進行具體的描述，但肯定包含著人類的共同經驗與本國經驗的結合。

　　更具體地說，四十年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現行體制，就是一種在中國人的集體經驗中摸索出來的、尊重社會經濟文化思想多元的、用常識理性為基礎的“發展型體制”。（在中國民間，也有學者包括作者本人，稱之為新權威主義。）

　　當中國人用“發展型體制”的話語，而不是用革命意識形態的傳統話語，來應對西方挑戰，並處理中美關系時，就會有幾個顯著的優勢。

　　——首先，它強調政府保持強大集中性權威，是為了超大型國家經濟整合與社會發展穩定的需要，而不是為了浪漫的“世界革命”的組織需要。這種權威是一種後發展國家現代化過程中旨在於引導與整合資源的權威。

　　這種話語思路比較能夠得到西方社會大眾的理解，讓他們擺脫反華保守派意識形態的煽動。幾年前，一位西方記者在電話采訪作者本人時，作者提到新權威主義的這一優勢，這位記者說，你這樣說，我們美國人就能聽懂了。這表明這種論述，在西方社會是可以被理解與可接受的。

　　—— 其次，它保持了具有本國特色的民主治理的方向感，而這種民主方向，並不以西方式的民主為歸依，從現在的情況來看，西方簡單的一人一票大選式的民主，很難避免廣場民粹主義，中國的民主，是一種旨在於集思益中形成的集體經驗。

　　這樣，中國就不是世界是的異類，而是人類文明殊途同歸的兄弟。中國民主的發展也將為世界處於西方民主困境中的人們，提供一種可資借鑒的參照物。

　　—— 第三，這樣的表述，淡化了意識形態對峙。對消除西方人的“紅色帝國”的迷思（Myth），具有積極意義。

　　這種中國特色的發展型體制，強調了民主、自由，法治、公平的精神是中國與世界各民族共同追求的目標，同時，又強調了集中統一領導在在實現民族富強的現代化目標這一階段的歷史必要性，這就一方面賦予中國“發展型體制”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在保持本國政治的特色的同時，又滿足了全世界對中國未來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期待。中國將被世界更好的理解。

　　中國決不是世界政治的孤島，中國將被全世界更加友善的理解，它所造成的雙方理解，也會以成為中美重塑新關系的橋梁。

　　要強調中國是現行國際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也是真心維護者，中美之間沒有根本的不可解決的矛盾，中美之間應該是朋友，而不是敵人。通過坦誠謙和的方式，而不是彼此罵街式的對抗，與美國與世界各國對話，持之以理，感以至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能夠化解軫域，別開生面。重塑中美之間的新關系。

　　退而言之，這樣的話語表述，並不意味著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利益沖突會由此消失，但至少這種利益沖突不再與意識形態沖突迭加在一起，而火上加油。這種對立的劇烈性將大為減弱。

　　柔中有剛，保持定力

　　在處理中美關系問題上，既不能高調，也不應自我妄自菲薄。首先，中國已經不是上世紀三十年代日本侵華以前的那個老大弱國，中國已經有足夠的國力與社會凝聚力，來應對外來挑戰。中國入選全球500強的公司數量已經超過美國，這一事實的重要性，並不在於中國國力已經可以與美國相比，而在於，中國持續穩定增長的趨勢沒有發生改變。

　　只要中國不要因戰爭而中斷自己的進步趨勢，中國的比較優勢將持續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時間在中國一邊。

　　據世界銀行預測，中國是今年全球唯一一個有望實現經濟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中國具有世界上唯一齊全的產業門類，中國經濟實力，中國的社會動員力量，政府的組織力量與軍事力量，都在應對新冠疫情過程中，讓世界印象深刻。這些都是中國的綜合國力的體現。

　　其次，如果已經成為敵對方。一旦向美國示弱，一味退讓，反而會讓美國人自以為是，狂妄自大，反華派也會更沒有分寸感。這將與事無補。

　　第三，美國本身也有其嚴重的內部矛盾與困境。美國的民主也確實陷入到保守的民粹主義與激進的平等主義之間的嚴重價值沖突危機之中，美國社會的撕裂狀態，是前幾十年所沒有的。

　　其次，大選前的美國正面臨一場憲政危機，川普的私人律師說，川普一旦敗選後，將會拒絕交權，拜登(专题)則表示如果發生這種情況，他將運用軍隊把川普送出白宮。雖然這種情況發生的概率有多高是個未知數，但美國本身的危機也使這個國家並不如我們看上去那麼強大。這與當年羅斯福總統應對日本帝國時的美國內部團結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

　　第四，美國的極端反華派竭力想與中國脫鉤，但在中美利益相互嵌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格局下，脫鉤主義是兩敗俱傷之舉，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美國所需要的工業品大部分來自中國，美國的農產品與高科技產品也無法賣給中國，高科技的高投入性質得不到高回報，也無法支撐。這些不利因素也是致命的。

　　正是基於以上分析，中國必須必須有足夠的自信，沉著應對，柔中有剛，不主動刺激對方，又在對方主動出擊時，表現出自信與勇氣。

　　西方有一句俗語，“刺刀碰到石頭，也會縮一縮”。在雙方博弈中，處於暫時的弱勢方，也應具有這樣的態度。

　　以柔克剛，體現的是水的智慧，水的智慧並不在其柔弱，而在於水滴石穿中體現的持續的“時間優勢”。

　　以柔克剛，與柔中有剛，如何剛柔並濟，兩者如何統一，需要的是政治智慧。

　　寫在書寫歷史的時刻：

　　保持信心，走向美好的未來

　　有朋友問我，中國應該走什麼樣的道路，我的回答是，總結兩千年帝制文明史，兩百年近代中西文明碰撞史，與四十年改革開放史，中國應該走低調的、務實的、開明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導向的發展之路。更具體地說，那就是尊重社會多元，尊重常識理性，擺脫陳舊意識形態幹擾，超越文革式的極左老路，超越西式極右的邯鄲學步之路，超越高調的、好大喜功的虛驕的民族主義。通過中道理性，出走中國富強之路。

　　這樣的路，相信能夠凝聚中國社會最廣大的社會共識，避免社會分造成的意識形態分歧為基礎的社會撕裂。

　　尊重常識，尊重多元，理性中道，超越極端，在尊重中國歷史連續性的基礎上，逐漸融入世界文明的大海。

　　毋大而肆，毋富而驕，毋眾而囂，應該是我們銘記在心的古老的中國智慧。

　　中國作為一個超級規模的後進大國，在爆發性的經濟增長之後，如何處理自己與世界的關系，如何融合世界，確實還處於漫長的學習階段。

　　中國人愛好和平，勤勞刻苦，通情達理，有足夠智慧的民族，我們要有信心克服困難，在世界各文明的合作共生中，合作共贏。用中國人的智慧與勇氣，走向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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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18 人參與評論 (其它新聞評論)

評論3	游客 [義.冬.唐.篆]	2021-04-10 19:01
90% 大官的家屬在別人國土上，你硬不起來吧贊 3 踩回復 0

評論2	游客 [曰.何.為.七]	2021-04-10 15:00
都以為自己是 Kong,對方是 Godzilla 贊踩回復 0

評論1	游客 [馬.昔.承.篇]	2021-04-10 13:30
中國自認為擁有最優質的武器, 陸軍和戰艦最多的數量。現代戰爭不依靠數量，而是依靠質量，英勇，團結，真實的戰爭經驗和各種戰爭策略，除了戰略和陸戰之外，中國沒有這些條件，武器質量與美國和歐洲相比仍然較低。並且太腐敗，很分裂，不團結, 總是鉤心斗角，不夠勇敢. 八國聯盟已經在那裡這麼久了, 中國不敢射出一顆子彈, 只敢欺負和控制自己的人民。贊 3 踩 9 回復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