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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创伤记忆与雪耻型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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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为重要的是,骄傲与创伤的双重性反差会产生一种激增性的循环反馈:对雪耻的诉求越强烈,就越容易被外来的冲击所挫伤,而越发深重的屈辱感将会唤起更为迫切的复兴渴望。因此,雪耻型民族主义具有一种持续的内在紧张,宛如一个允诺已久却迟迟未临的狂欢高潮,令人焦虑不安。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种集体性的焦虑之中。无论是拒绝还是坚持,民族主义是特定历史的造物,也是我们共同的地平线。虽然民族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但安德森所说的“想象”并不意味着虚构。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也从不否认民族认同的重要意义。当这种认同不能被充分达成的时候,焦虑是无可避免的。即便那些民族主义的极端反对者,或“民族虚无主义者”也是如此。那些诸如“宁愿再被殖民三百年”或者“解散中国”的鼓吹,正是试图以一种自虐性的狂热(齐泽克所谓的“反升华压抑”)一劳永逸地解脱这种焦虑。如果我们无法摆脱民族主义,真实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对待民族主义。


  

  雪耻焦虑与复仇主义



  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论研究呈现出相当复杂的线索。思想史家曾辨别了“文化的”、“政治的”和“尚武的”等不同形态的民族主义,分析它们各自的不同特征以及形成与转化的条件。也有论者批判了那种对“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文化与政治的天真幻想,着眼于开掘民族主义的积极意义——对现代国家诞生的必要性、在历史上对自由与民主事业的促进以及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许多审慎的作者试图通过区别“好的”与“坏的”的民族主义类型来避免其可能的危险。例如,在民族主义之前冠之以“开放的”、“理性的”,“稳健的”和“温和的”等限定词,以区别于“狭隘的”、“狂热的”、“侵略性的”与“极端的”民族主义。在纷乱的理论丛林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两个共识性的见解。首先,民族主义的具体形态取决于民族自身的历史特征、外部环境的条件以及国家话语导向等因素。其次,某种特定类型的民族主义是格外危险的,与侵略与战争具有紧密的亲缘性。


  “复仇主义”(Revanchism)或许是最值得警惕的一种危险形态。这一名称源自于法语“revanche”,在1870年代的法国开始流行使用(其背景是1871年普法战争中法国失去阿尔萨思与洛林),用来描述一种旨在夺回战争中丧失领土的政治运动。复仇主义诉诸于一种集体性的欲望:征服敌人来恢复民族的尊严、重获地缘政治的统治地位或者经济优势。极端的复仇主义者主张战争是唯一有效的手段来实现民族的抱负。但是,最深刻的危险不仅仅在于它对战争的狂热或者说反人道主义的立场,而在于它极大地封闭了民族的政治想象与智慧的空间,最终成为一种自我颠覆的运动,将民族引向更为深重的灾难与自我毁灭。虽然,从近百年的历史经验——包括两次世界大战、长达半个世纪的巴以冲突以及巴尔干半岛的民族争端——来看,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复仇主义主导的民族运动实现了其声称的抱负,但复仇主义仍然具有极大的蛊惑力与煽动性。

  美国在911事件之后的反恐话语与战争策略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复仇主义倾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警策的例证。美国由于缺乏单一民族国家那种以共同血缘、人种和语言为基础的民族认同,在流行的见解中被视为最少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家。但实际上美国具有一种特殊形态的“理念型民族主义”。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在论述“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名着中指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建筑于“信条”(creed)的国家,这包括自由、平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和放任经济等一套美国价值。其民族认同依赖于这套理念,而不是德国式的“血缘与土地”。因此“成为一个美国人”不是出生的问题,而是对理念的承诺。亨廷顿也认为,美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理念型的,它并不宣称美国人民比其他人民更优越,而是通过宣称美国的理想比其他理想更伟大来证明自己。这种特殊类型的民族主义时常会显示出悖论性质。华裔学者裵闵欣不久前发表文章指出,强烈的爱国情绪甚至能够认可“焚烧国旗”的行动。这种损毁国家象征符号的“反美”行为,却因为其本身作为“自由表达”的行动而肯认了美国的核心价值理念,甚至得以转变为“爱国的”行动。然而,理念型民族主义并不天然地豁免于转向复仇主义。当911事件使这个幸运的国家第一次蒙受巨大的创伤,当布什的国家话语将这种创伤反复阐释为“美国自由价值”遭遇的毁灭,“伟大的美国理想”与“被毁灭的美国价值”,建构了类似的双重性叙事,同样会激发集体性的雪耻冲动。在某种意义上,“解放伊拉克”可以被看作一种理念型的复仇主义行动,让美国的价值理念重新获得其普世主义的尊严。然而,即便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一旦放弃可能的政治途径而转向以战争解决问题的复仇主义,同样会陷入自我颠覆的命运——美国价值的优越性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普遍的怀疑与攻击。就此而言,无论今后反恐战争的局势将如何发展,作为雪耻行动本身已经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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