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创伤记忆与雪耻型民族主义

　　当今中国的公共论述中，“民族主义”语词不断敲打着时代精神的敏感神经。无论是对具体事件的直觉反应，还是在理念层面上的立场言说，与此相关的争论都呈现出激烈的分歧甚至攻击，公众意识在此出现了两极化的对垒。在分裂谱系的一端，民族主义被写在信念的旗帜上，发出悲壮的召唤；而在另一端，民族主义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象征着蒙昧与灾难。我们似乎被置于一种强制性的审问：是放弃还是坚持民族主义立场？而答案似乎是如此至关重要。对一方来说，这是检验“爱国”与“卖国”、“忠诚”与“背叛”、“英雄”与“败类”的试金石；而对于另一方，这意味着对“开放”还是“封闭”、“文明”还是“野蛮”、“和平”还是“暴力”的抉择。民族主义正在成为一种令人焦虑的话语力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对于民族主义的论述都将遭遇极度的困难。这不只因为民族主义本身具有格外复杂多样的理论内涵与历史实践形态，也因为每个论者都无可避免地要面对自身的焦虑。因此，任何论述都至多是一种尝试性的辨析与探讨。而那种企图弥合分歧、化解义愤的努力虽然不无必要，都可能是一种不自量力的自负。

　　

　　图 | 友朋会导师，刘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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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伤记忆的复活

　　以赛亚·伯林说，民族主义“常常是创伤的产物”，并特别指出，如果俄国人没有被西方视为野蛮的大众，中国人没有在鸦片战争或更普遍的剥削中受屈辱，他们不会轻易接受极端的观念。但是，历史记忆具有特定的选择性，只有在当下的语境中重新建构之后才能构成一种有力的叙事。设想一下，对于一个正统的汉民族主义者来说，最为深重的历史创伤是千百万“汉人”曾在长达270年的时间里沦为满人的“亡国奴”，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奇耻大辱更令人沉痛的历史记忆吗？实际上，从“反清复明”的先驱义士到孙中山的革命同盟，一直坚持着激昂的“排满”诉求，这种民族主义的斗争叙事持续了几百年，并直接促成了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然而，如今电视剧中那些连篇累牍的关于大清皇帝们丰功伟绩的故事，却丝毫不会激发我们的民族主义激情。因为历史变迁了，“满人”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排满主义的义愤已经被化解、被超越而最终被遗忘了。

　　历史的“创伤记忆”只有在新鲜伤口的刺激下才会重新复活。今天的民族主义义愤主要指向西方（尤其是美国）与日本。从中国大使馆被美军轰炸、到南海的飞机相撞、到日本公司职员在珠海的集体嫖娼等一系列事件，中国人感受到直接的、当下的耻辱体验。这种新的屈辱感选择性地激活了另一种创伤性的记忆——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直到日本侵华战争所遗留的历史伤口，而作为这一历史记忆的中心象征——火烧圆明园以及南京大屠杀等事件——散发着格外血腥的气息。于是，“新仇”接续“旧恨”构成了悲愤性的民族历史叙事。但是，创伤记忆还只是民族主义勃兴的一个源头。与此平行的是另一种民族记忆，那是以“强汉盛唐”的辉煌传说为代表的历史叙事，它唤起我们对往昔的强盛、骄傲与尊严的深切缅怀，并激发出对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烈想象。创伤记忆与复兴想象，这两种叙事共同建构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气质形态，可称之为“雪耻型民族主义”——以重返远古时代曾经的辉煌来彻底洗刷近代以来的屈辱。

　　民族主义话语不只是一种集体宣言，同时也为日常经验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认知框架。在这种叙事所支持的阐释图景中，所有个人的遭遇只要涉及异族外邦就不再是个孤立的、意外的和偶然的，都与文化、政治、军事与经济的结构性压迫相联系。来自外企上司的傲慢言辞，被拒绝的签证，在海关遭遇的“特别问询”，甚至目睹那些出入高级宾馆的异族男人身边伴随着迷人的中国女人等等最轻微的不良感受，都会激发悲愤的民族情绪，可以毫不迟疑地与奥运会申办的落选、与大使馆被炸、与中国公民在国外被警察殴打等等“整合”起来，生成逻辑一致的整体性耻辱感。我们在20世纪初郁达夫的私性小说《沉沦》中已经看到了这种阐释的原型。小说中那位苦闷的青年主人公在日本妓院遭受冷遇之后，发出了强劲的民族呐喊：“中国呀中国！你怎么还不强大起来！”，“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借助于民族主义的解释逻辑，个体的不幸遭遇将得以与民族的苦难命运有机地合为一体，由此超越了个人的卑微感，上升为一种悲壮体验。而日常经验与抽象理念互为增援，不断地加固了民族主义宏大叙事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