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糖醋排骨，是捆绑我的枷锁

　　初二那年，我数学破天荒考了满分，年级第一。数学老师高兴坏了，拽着我到每个教师办公室展览：“之前我们严重低估了这位张同学，真咧。我就觉得她是个可造之材，好生培养一把，肯定能冲北大清华！”他夸我夸得很激动，唾沫星子飞溅到我脸上，点点滴滴都是认可。

　　老师说“北大清华”时是那样斩钉截铁，但彼时的我对这两所顶级高校全无兴趣，只惦记着立刻飞奔回家，吃到父亲承诺的那盘糖醋排骨。小时家里条件差，我没吃过什么好东西，长大了便馋一切浓油赤酱的食物，其中糖醋排骨最得我心。

　　可是哪怕家里开了一家小饭馆，糖醋排骨也不是经常能吃到的。生意忙，父母给我的吃食都是客人点了菜，顺便多炒一份，等食客散去，他俩早已疲乏不堪，也不能指望还给我单独做一道工序复杂的菜了。

　　那天我回到店里，食客满座，父亲和母亲正在厨房里忙碌，热气从两个铁锅蓬蓬往外冒。听说我考了满分，父亲一向严肃刻板的脸上浮出笑容：“好，好，这回争气了……”见我撸起袖子准备洗盘子，他立即摇头轰我出去：“别洗了，上课也怪累的，过去吃个水果休息会儿，看老汉儿（爸爸）来给你整个糖醋排骨。”

　　他三两下将一丛腰花码进白瓷盘里，转身从肉篮子里取出一扇精瘦的排骨。母亲歪着身子伸手过来端走盘子，锅里干辣椒在热油里滋滋作响，她将腰花丢下锅，一阵带着油花的白雾立即扑了上来。

　　“火大点，多翻两下！”油雾里，父亲眯着眼冲她吼。

　　母亲没好气地回：“老娘还要你指挥？”

　　父亲嘿嘿笑了两声，扭身过去，案板上开始响起“笃笃”的剁肉声。

　　其实，父亲并不喜欢做饭，大约是觉得一个男人围着灶台转不太好看。即便为生计开饭馆，他开始也只肯买菜、帮厨，不愿意掌勺，直到看见母亲颠锅吃力，他才不情不愿接过了铁勺，但还象征性地坚持不领取“厨师”的身份——无论母亲怎么骂他“装疯日白的”，他都不肯围上那条印着“金宫鸡精”的围裙，只在腰上系了条旧衬衫。天长日久，衬衫上积累了经年的油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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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分钟后，排骨被父亲剁成两指节大小的肉块，扔进沸水里，再丢进几块姜片和一勺料酒去腥。排骨焯好，下到油锅里煎至表皮焦脆，父亲再重新起锅，倒油和白糖，小火炒出糖色。待排骨在锅里滚上两圈，就全部裹上酱红的糖色，倒水用文火焖上半小时，倒入醋和其余的调料，转大火收汁，撒上粒粒分明的白芝麻，一道糖醋排骨便在瓷盘里偎依着，如同晨曦里积了雪的群山了。

　　我端着一碗大米饭候在一旁，排骨刚出锅，也顾不上烫嘴，迫不及待夹了块扔进嘴里，只觉得好吃得舌头都要融化了。等我吃完，店里的客人也差不多走光了，母亲又开始准备她和父亲的晚饭。父亲拧了拧腰，搬了把木椅到店门口那盏灯下坐下，朝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我知道，这是又要给我掏耳朵了。

　　父亲对给我掏耳朵这事儿是有执念的。

　　8岁那年，他曾带着我在街边采耳，采耳师傅一边掏一边发出“遭遇了职业生涯最大挑战”的啧啧声，最后掏出来黄豆那么大一块耳结，吓呆众人。父亲有他的朴素逻辑，他认为这块耳结就是我小时候脑子不太好使的罪魁祸首：“它把你脑壳堵到起了，晓得吧？”

　　最初我以为他在开玩笑，谁知隔天他就拉着我去医院挂了个耳鼻喉科。当他指着我问“耳屎多了会不会把她脑壳堵住”时，医生愣住了，挠着头小心翼翼地问：“你俩到底谁看病？”

　　尽管从医生那儿得到了否定回答，父亲还是很固执，坚持认为耳朵和脑子挨这么近，多掏掏总没有坏处。而这次我考了满分，他仿佛得到了证据支撑，更得意了，认为是他长期替我疏通脑子起了效果。

　　我拉了条矮凳在父亲面前坐下，乖乖把头搁他膝盖上。他拿出在地摊上精挑细选的掏耳勺，凝神屏气，开始仔细地扒我耳朵。这时候，我俩都是不说话的，我歪着头，看到他穿的皮外套上有层润泽的湿气——父亲知道我有鼻炎，闻不得烟味，每次给我掏耳朵前先会漱漱口，再拿湿毛巾擦擦衣服，尽量减轻多年吸烟留下的味道。

　　傍晚天光渐渐在西边收拢，母亲在厨房忙着炒菜，隔壁饭馆的鼎沸人声拌着面食香气飘了过来，我昏昏沉沉，几乎要睡过去了。

　　这是我们父女俩极少的亲近时刻。多数时候，他留给我的只有早起的、远去的背影，即使闲下来在一张桌上吃饭，我们也总是沉默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