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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對日本 有種說不出自大和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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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周刊》2018年第2期,原文標題《日本明治維新150年:並非值得中國人羨慕的現代化轉型方式》


文/劉周岩 “中國人對日本有一種說不出的自大和自卑。中國人常常覺得我們有幾千年的文明,是宗主國,日本文明發展得很晚,不過是近代占了便宜。好像日本很光鮮亮麗地就變成了一個發達國家,覺得都是明治維新帶來的。但是歷史的事實其實並不是這樣。我們身在其外,無法感受戰爭給他們帶來的內在創傷。”




日本思想史學者孫歌

明治維新改變的不僅是日本,更深刻波及近代中國。先人一步現代化了的日本成為古老中國向西方學習過程中的榜樣和中介,也成為近代中國無盡災難的源頭之一。如何在中日現代化轉型比較的視野下看待明治維新?什麼是明治維新留給我們的啟發與教訓?本刊專訪了著名日本思想史學者孫歌。孫歌是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日語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日本東京都立大學法學部政治學博士,代表著作有《主體彌散的空間》《竹內好的悖論》《我們為什麼要談東亞》《思想史中的日本中國》。


三聯生活周刊:日本中國學研究者溝口雄三曾有如下論斷:“中國的近代和日本的近代並不是辛亥革命和明治維新的產物,相反,是中國的近代成就了辛亥革命,日本的近代成就了明治維新。”中國近代成就辛亥革命很好理解,因為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間經歷了漫長的動蕩與艱難轉型。不過日本近代成就明治維新該如何理解?1853年發生黑船事件,美國以炮艦威逼日本第一次打開國門,1868年就開始了明治維新。與中國相比,日本在應對西方挑戰時,似乎一下子就反應過來了,他們的轉型過程更少“彎路”嗎?

孫歌:我認同溝口先生的判斷。他的意思是說,不是哪一個具體的事件——比如辛亥革命或明治維新,導致了現代化,而是說外來的刺激使歷史發生了變動,變動的結果最終呈現為這樣的事件。這是與從現代化命題出發看歷史不太一樣的出發點。今天我們關於日本明治維新的印象是,好像黑船事件敲開日本國門後,日本國內只在短時間內有過尊王攘夷的排外運動,然後很快達成共識形成民族國家,實現了現代化。這其實是過濾了歷史裡邊那些復雜而且是關鍵性的環節之後的抽象說法。


從濃度來講,日本明治維新一點也不比中國從鴉片戰爭經歷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再到辛亥革命的濃度低,而且也不是那麼順利的轉型。明治維新建立的明治政府也不是鐵板一塊,它是一個藩閥政府,主要由長州藩和薩摩藩的精英人物構成其核心集團。這個核心集團又在19世紀70年代因為征韓論看法的對立而分裂了,隨即在日本國內發生了西南戰爭。廣義上的明治維新持續了幾十年,其間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內在緊張,絕不亞於清末民初轉型期的內在緊張。福澤諭吉有一個很有名的說法,他說明治維新時期的人是“一身二世”,你在明治維新時期等於活了兩輩子。這是充滿內亂和各種歷史可能性的時期。

當然,從規模與構成方式上看,日本是個小國,中國是個大國,中國日本遠為復雜。它需要同時解決多民族政治體的重建與次殖民狀態的問題,而且面臨著割據還是統一的選擇,日本的侵華戰爭又加劇了這種選擇的緊迫性,中國的轉型過程必然要更艱難。相比之下似乎日本的轉型看似容易得多,不過,很難說日本“一下子”就轉到了現代國家軌道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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